這篇文章共有 7000 字
關於自我、意識、洗腦和元認知
誠意之作，敬請食用
大眾對心理學最大的誤解之一，大概就是「學了心理學，我就能知道你在想什麼」。在這種誤解之下，一大堆諸如微表情、讀心術、冷讀術等「實用心理術」應運而生，甚至走上電視熒幕。
它們不能說沒有根據，但充其量只是一些極其淺顯的表層規律，離心理學的內核還差得遠。
但現在，假如我告訴你：心理學，真的可以讀心。你相信嗎？
神經科學家 Benjamin Libet，在上世紀 80 年代做過一個實驗，得出了令人驚訝的結論。
他設計了一套計時系統，讓參與者們一旦覺察到自己想彎曲手腕的衝動，就立刻報告。另一方面，他用電極來監測參與者的大腦活動和肌肉電信號。
結果發現：
1）參與者報告的時間，比肌肉電信號產生的時間（亦即大腦向手腕發出指令），平均早 0.2 秒；
2）監測到參與者大腦活動產生的時間，比肌肉電信號產生的時間，平均早 0.5 秒。
兩者相減，得到 0.3 秒。
這說明什麼呢？當我們「意識到」某個決定的時候，大腦早已經發出了信號 —— 就在我們作出決定之前的 0.3 秒。
也就是說：理論上來說，如果我能夠監測你的大腦活動，我就能夠預知你接下來的行為。如果我把你的決定寫下來，等你作出決定之後再給你看，你會驚訝地發現，我寫的跟你所做的，分毫不差。
Libet 據此認為：我們所謂的自由意志，其實是一種幻覺。
我們看似是自己作出了種種決策，但實際上，這些決策都是大腦依據某些因素「自己」作出的，然後我們才「意識」到它。
大腦就像一臺機器，依據已有的信息，對外界的刺激產生反應，然後傳達到我們的「意識」中，讓我們以為「這就是我的想法」。
我們以為自己能掌控大腦，其實只不過是大腦讓我們產生了「我在掌控」的幻覺。
這是一個震驚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界的觀點。
當然，進入了 21 世紀後，回過頭看，這個實驗實在過於粗糙，不能排除實驗誤差的影響。
所以，包括 Libet 在內，許多認知科學家紛紛做了實驗，企圖驗證或推翻這個假說。
比如，2008 年，韓國科學家 Chin Siong Soon 做了一個實驗。他們利用 fMRI（一種現代常見的腦成像技術）檢測參與者的大腦活動，並讓參與者自主按下面前的 2 個按鈕。結果發現：
通過大腦活動的監測，研究人員可以確切預測：參與者將於何時按下哪個按鈕。
也就是說：早在參與者「決定按下按鈕」的若干秒前，其大腦就已經發出了相關的信號。與其說參與者是自己按下按鈕，不如說是被這個信號支配，按下按鈕。
另一個實驗是 Fried 於 2011 年改進的 Libet 式實驗。他通過使用更先進的技術，將預測成功率提高到了 80% 以上，並將預測的提前量，進一步精確到了 0.7 秒。
這些實驗共同佐證瞭如下結論：
我們採取的有意識行動，很可能並非出自「我們的意識」。
簡單來說：如果把「按下按鈕」的行為稱為 B，把「我要按下按鈕」的念頭稱為 A，很多人會認為：A 是 B 的原因。
但實際上，這些實驗觀測到：在 B 之前，我們的大腦會產生一個明確的信號，叫做 X。一方面，X 總是先於 A；另一方面，X 可以準確地預測 B，無需 A 的參與。
故而，認知科學家們認為：這說明，X 才是 B 真正的原因，而 A 只不過是大腦給意識的一個傳達而已。
打個比方：我們的意識，就像一個皇帝。看似他在風光地發號施令，但實際上，在他背後還有一個影子內閣，所有的決策都是他們作出的，經由皇帝之手發佈出去，皇帝只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傳聲筒。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聲稱自己擁有「自由意志」嗎？
那麼，在我們意識背後進行思考和決策的，究竟是什麼呢？
我很喜歡的一位認知科學家和哲學家 Daniel Dennett（對，就是《直覺泵》的作者，之前的書單推薦過），提出了一個「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 Model）。
他認為：我們的大腦中，分佈著許許多多個局部網絡，每時每刻都在潛意識中進行著高速的併發式計算，得出一個又一個的結果 —— Dennett 將它們稱為「草稿」。
這些草稿會自發地進行「競爭」，絕大部分在競爭中會落敗，無聲無息消失；只有極少部分的「勝利者」，會突破潛意識與意識的邊界，湧現進我們的意識裡，被我們「意識」到。
這些先後湧現出來的片段意識，連接起來，就構成了我們的「自我」。
也就是說：傳統觀念認為，「自我」意識是大腦的主人，是他在指揮大腦思考；但實際上，所謂的「自我」，只不過是大腦思考的副產品，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舉個例子，我們的大腦就像一家去中心化的公司，每個部門、每個成員有條不紊地工作著，源源不斷地把原材料轉化成產品。這些產品就是我們的意識（勝利者），而這家「大腦公司」，就是我們所體驗到的「自我」。
但實際上，存在「大腦公司」這個實體嗎？並沒有。它只是一個「對這些人所組成的一個系統」的名字，方便對外進行溝通、交流和識別，僅此而已。
本質上，它只是一個符號。
可能有人會問：那麼，是什麼力量來選擇這些草稿，判定哪些被拋棄、哪些可以進入意識呢？是否存在著這麼一個「決策者」，擔任「大腦公司」的 CEO？
Dennett 的回答是：沒有。這家公司是去中心化的，並沒有一個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決策者。所有的產品之間遵循的是一種「自由競爭」機制，那些質量更好的、權重更高的、更適合環境的，就更容易勝出。
更細思極恐的是，多重草稿模型實質是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批判。
笛卡爾說：我們可以懷疑一切，但只要有懷疑，就是在思考；既然有思考，那一定存在一個懷疑和思考的主體，所以「我」必然存在。
但 Dennett 說：所謂的「思考」無需主體也能自發進行，所以「我」完全可以是虛假的、不存在的。
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說，一個觀點，並不意味著它就是真的 —— 畢竟，「什麼是意識」，依然是認知科學的最大謎團，也是無數科學家前赴後繼研究和探索的大哉問。
那麼，如果我們接受 Dennett 的模型，那麼，我們如何理解「思考」呢？
或者說，當我說「我在思考」時，我指的是什麼？
我的理解是，這裡大致可以細分成三種功能：
1）監測：通過調整「意識」的閥門，對進入意識的想法作監測，排除掉錯誤的，留下正確、有用的。
2）拓展：拓展我們的注意域，讓其他腦海深處的知識節點和概念節點能夠被調用，被回憶和提取。
3）規範：通過調整環境刺激的權重，為「自由競爭」設定規則，告訴局部網絡：應該關注哪些東西，什麼樣的想法更容易勝出。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所說的思考，以及「思維方式」「思維模型」，所指的，都是這三種功能的搭配和組合。
良好的思考方式，能夠敏銳地「篩出」那些有效的、關鍵的要點，能夠將信息儘可能地連成更大的網絡，以及用一套經過檢驗的方法論，高效地「規範」局部網絡並行計算的方式 —— 就像是給它們裝上了一個個「庫」和計算模塊。
這也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與不善思考的人的差距所在。
我們繼續回到自由意志。
1999 年起，認知科學家 Daniel Wegner 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試圖探索人為什麼會產生「自我意志感」。
他的實驗較為複雜，這裡不詳細表述。簡單來說，結論就是：當物體的運動跟參與者的預期一致，並且發生在意向念頭產生後的極短時間內，參與者就會產生一種「自由意志感」。
哪怕實際上物體是由別人操縱的，參與者也會覺得「是我讓它移動的」。
藉此，Wegner 提出了一個理論。他認為，一旦滿足三個條件，「自由意志感」就會產生。哪三個條件呢？優先性，一致性，排他性。
優先性：行動發生在思想之後。
一致性：行動跟思想相一致。
排他性：在發生行動的時刻，個體沒有體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存在。
也就是說：只要 A 在 B 的前面，A 跟 B 一致，沒有發現潛在的第三者，我們就會把 A 認為是「造成 B 的原因」。
注意：在這個理論中，並沒有任何「因果性」。我們所觀察到的，只是兩個事件先後發生，僅此而已，我們並沒有看到「A 如何造成 B」這種實實在在的因果性。
結合前面講過的實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如果某些草稿（X），導致了我們的行為（B），並同時給大腦發送一個信號（A），那麼，只要信號跟行為一致，我們是沒辦法知道X的存在的。我們只會覺得，是我們的意願讓行為發生。
"這篇文章共有 7000 字
關於自我、意識、洗腦和元認知
誠意之作，敬請食用
大眾對心理學最大的誤解之一，大概就是「學了心理學，我就能知道你在想什麼」。在這種誤解之下，一大堆諸如微表情、讀心術、冷讀術等「實用心理術」應運而生，甚至走上電視熒幕。
它們不能說沒有根據，但充其量只是一些極其淺顯的表層規律，離心理學的內核還差得遠。
但現在，假如我告訴你：心理學，真的可以讀心。你相信嗎？
神經科學家 Benjamin Libet，在上世紀 80 年代做過一個實驗，得出了令人驚訝的結論。
他設計了一套計時系統，讓參與者們一旦覺察到自己想彎曲手腕的衝動，就立刻報告。另一方面，他用電極來監測參與者的大腦活動和肌肉電信號。
結果發現：
1）參與者報告的時間，比肌肉電信號產生的時間（亦即大腦向手腕發出指令），平均早 0.2 秒；
2）監測到參與者大腦活動產生的時間，比肌肉電信號產生的時間，平均早 0.5 秒。
兩者相減，得到 0.3 秒。
這說明什麼呢？當我們「意識到」某個決定的時候，大腦早已經發出了信號 —— 就在我們作出決定之前的 0.3 秒。
也就是說：理論上來說，如果我能夠監測你的大腦活動，我就能夠預知你接下來的行為。如果我把你的決定寫下來，等你作出決定之後再給你看，你會驚訝地發現，我寫的跟你所做的，分毫不差。
Libet 據此認為：我們所謂的自由意志，其實是一種幻覺。
我們看似是自己作出了種種決策，但實際上，這些決策都是大腦依據某些因素「自己」作出的，然後我們才「意識」到它。
大腦就像一臺機器，依據已有的信息，對外界的刺激產生反應，然後傳達到我們的「意識」中，讓我們以為「這就是我的想法」。
我們以為自己能掌控大腦，其實只不過是大腦讓我們產生了「我在掌控」的幻覺。
這是一個震驚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界的觀點。
當然，進入了 21 世紀後，回過頭看，這個實驗實在過於粗糙，不能排除實驗誤差的影響。
所以，包括 Libet 在內，許多認知科學家紛紛做了實驗，企圖驗證或推翻這個假說。
比如，2008 年，韓國科學家 Chin Siong Soon 做了一個實驗。他們利用 fMRI（一種現代常見的腦成像技術）檢測參與者的大腦活動，並讓參與者自主按下面前的 2 個按鈕。結果發現：
通過大腦活動的監測，研究人員可以確切預測：參與者將於何時按下哪個按鈕。
也就是說：早在參與者「決定按下按鈕」的若干秒前，其大腦就已經發出了相關的信號。與其說參與者是自己按下按鈕，不如說是被這個信號支配，按下按鈕。
另一個實驗是 Fried 於 2011 年改進的 Libet 式實驗。他通過使用更先進的技術，將預測成功率提高到了 80% 以上，並將預測的提前量，進一步精確到了 0.7 秒。
這些實驗共同佐證瞭如下結論：
我們採取的有意識行動，很可能並非出自「我們的意識」。
簡單來說：如果把「按下按鈕」的行為稱為 B，把「我要按下按鈕」的念頭稱為 A，很多人會認為：A 是 B 的原因。
但實際上，這些實驗觀測到：在 B 之前，我們的大腦會產生一個明確的信號，叫做 X。一方面，X 總是先於 A；另一方面，X 可以準確地預測 B，無需 A 的參與。
故而，認知科學家們認為：這說明，X 才是 B 真正的原因，而 A 只不過是大腦給意識的一個傳達而已。
打個比方：我們的意識，就像一個皇帝。看似他在風光地發號施令，但實際上，在他背後還有一個影子內閣，所有的決策都是他們作出的，經由皇帝之手發佈出去，皇帝只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傳聲筒。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能聲稱自己擁有「自由意志」嗎？
那麼，在我們意識背後進行思考和決策的，究竟是什麼呢？
我很喜歡的一位認知科學家和哲學家 Daniel Dennett（對，就是《直覺泵》的作者，之前的書單推薦過），提出了一個「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 Model）。
他認為：我們的大腦中，分佈著許許多多個局部網絡，每時每刻都在潛意識中進行著高速的併發式計算，得出一個又一個的結果 —— Dennett 將它們稱為「草稿」。
這些草稿會自發地進行「競爭」，絕大部分在競爭中會落敗，無聲無息消失；只有極少部分的「勝利者」，會突破潛意識與意識的邊界，湧現進我們的意識裡，被我們「意識」到。
這些先後湧現出來的片段意識，連接起來，就構成了我們的「自我」。
也就是說：傳統觀念認為，「自我」意識是大腦的主人，是他在指揮大腦思考；但實際上，所謂的「自我」，只不過是大腦思考的副產品，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舉個例子，我們的大腦就像一家去中心化的公司，每個部門、每個成員有條不紊地工作著，源源不斷地把原材料轉化成產品。這些產品就是我們的意識（勝利者），而這家「大腦公司」，就是我們所體驗到的「自我」。
但實際上，存在「大腦公司」這個實體嗎？並沒有。它只是一個「對這些人所組成的一個系統」的名字，方便對外進行溝通、交流和識別，僅此而已。
本質上，它只是一個符號。
可能有人會問：那麼，是什麼力量來選擇這些草稿，判定哪些被拋棄、哪些可以進入意識呢？是否存在著這麼一個「決策者」，擔任「大腦公司」的 CEO？
Dennett 的回答是：沒有。這家公司是去中心化的，並沒有一個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決策者。所有的產品之間遵循的是一種「自由競爭」機制，那些質量更好的、權重更高的、更適合環境的，就更容易勝出。
更細思極恐的是，多重草稿模型實質是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批判。
笛卡爾說：我們可以懷疑一切，但只要有懷疑，就是在思考；既然有思考，那一定存在一個懷疑和思考的主體，所以「我」必然存在。
但 Dennett 說：所謂的「思考」無需主體也能自發進行，所以「我」完全可以是虛假的、不存在的。
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說，一個觀點，並不意味著它就是真的 —— 畢竟，「什麼是意識」，依然是認知科學的最大謎團，也是無數科學家前赴後繼研究和探索的大哉問。
那麼，如果我們接受 Dennett 的模型，那麼，我們如何理解「思考」呢？
或者說，當我說「我在思考」時，我指的是什麼？
我的理解是，這裡大致可以細分成三種功能：
1）監測：通過調整「意識」的閥門，對進入意識的想法作監測，排除掉錯誤的，留下正確、有用的。
2）拓展：拓展我們的注意域，讓其他腦海深處的知識節點和概念節點能夠被調用，被回憶和提取。
3）規範：通過調整環境刺激的權重，為「自由競爭」設定規則，告訴局部網絡：應該關注哪些東西，什麼樣的想法更容易勝出。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所說的思考，以及「思維方式」「思維模型」，所指的，都是這三種功能的搭配和組合。
良好的思考方式，能夠敏銳地「篩出」那些有效的、關鍵的要點，能夠將信息儘可能地連成更大的網絡，以及用一套經過檢驗的方法論，高效地「規範」局部網絡並行計算的方式 —— 就像是給它們裝上了一個個「庫」和計算模塊。
這也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與不善思考的人的差距所在。
我們繼續回到自由意志。
1999 年起，認知科學家 Daniel Wegner 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試圖探索人為什麼會產生「自我意志感」。
他的實驗較為複雜，這裡不詳細表述。簡單來說，結論就是：當物體的運動跟參與者的預期一致，並且發生在意向念頭產生後的極短時間內，參與者就會產生一種「自由意志感」。
哪怕實際上物體是由別人操縱的，參與者也會覺得「是我讓它移動的」。
藉此，Wegner 提出了一個理論。他認為，一旦滿足三個條件，「自由意志感」就會產生。哪三個條件呢？優先性，一致性，排他性。
優先性：行動發生在思想之後。
一致性：行動跟思想相一致。
排他性：在發生行動的時刻，個體沒有體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存在。
也就是說：只要 A 在 B 的前面，A 跟 B 一致，沒有發現潛在的第三者，我們就會把 A 認為是「造成 B 的原因」。
注意：在這個理論中，並沒有任何「因果性」。我們所觀察到的，只是兩個事件先後發生，僅此而已，我們並沒有看到「A 如何造成 B」這種實實在在的因果性。
結合前面講過的實驗，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如果某些草稿（X），導致了我們的行為（B），並同時給大腦發送一個信號（A），那麼，只要信號跟行為一致，我們是沒辦法知道X的存在的。我們只會覺得，是我們的意願讓行為發生。
進一步思考，你會發現，這其實就是我們非常容易犯的錯誤。
我們總是會把「時間序列相關」的兩個事件，錯誤地理解為，它們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舉個例子：某公司發生了一起醜聞，隨後股價下跌了，那麼下跌是醜聞導致的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我們要思考的是，這起醜聞對公司的業績、成長和市場的預期起到了什麼樣的影響，有沒有別的任何因素同樣影響了市場預期，市場的預期又如何反應到股價上面 —— 這才是更正確的思維路徑。
再比如：小王調到了某個部門當領導，隨後該部門就發生了負面事件，這是不是說明小王比前任沒本事？
這樣的論斷顯然是極其粗糙的，但生活中遇到實際情況，很多人卻難以逃脫這種窠臼。
這種思維，更正面和常見的一個例子，是用在電影裡面。
對電影稍微瞭解的人，一定知道「蒙太奇」：兩個鏡頭只要連接在一起，哪怕它們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拍攝的，觀眾也會覺得，它們是緊密相連的 —— 大腦會自動腦補出這種「因果性」。
這也是電影敘事的奧祕所在。
舉個例子：上一個鏡頭，有人敲門；下一個鏡頭，門開了。那麼觀眾就會形成一種「有人敲門，所以這扇門開了」的認知 —— 哪怕這兩個鏡頭裡的門，或許根本不是同一扇門。
順便一說：這個小技巧 —— 兩個鏡頭看似相連，其實是兩個不同時空的事件，亦即對蒙太奇的反向運用 —— 就被廣泛用在許多懸疑片裡面，用來打破觀眾的預期，製造緊張氣氛和懸疑感。
總而言之，當我們思考事物之間聯繫的時候，務必分清這四種概念：
連續性：兩個事件在時序上緊接著發生。
相似性：兩個事件具備某些相同的特點和共性。
相關性：兩個事件具備一致的發展趨勢。
因果性：事件一導致了事件二的發生。
這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理清思維，更加清晰地分析問題。
但是，這些觀點，就可以肯定地推出「自由意志只是一種幻覺」嗎？
恐怕也未必。
持「幻覺論」的人，大多有一種假設：存在著一個叫做「自我」的東西，它優先於大腦，大腦是它發揮功能的一種工具、一個場合。
在這種語境下，的確，這個「自我」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把大腦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承認大腦和神經元網絡可以先於「自我意識」—— 其實，也並非多麼難以接受的事情。
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說的「自我」，指的就不是某一個絕對的實體，而是指「大腦公司」在某種規範、約束的運轉下，源源不斷對外輸出的「形象」。
這就像我們說「大腦公司是一家勤奮的公司」—— 實際上，勤奮的是大腦公司嗎？不是，是每一名大腦公司的員工。但嚴格來說，它並不妨礙我們的理解和認知。
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講，去探索背後的運作機制，為這個「自我」設定好規則，讓它更高效地運轉，避免外部的干預、操縱和「洗腦」，或許是更有意義的。
心理學家 Solomon Eliot Asch 做過一個非常經典的「從眾實驗」。他讓參與者分成 7 人一組，輪流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哪條直線和第一條直線一樣長？
在每一組中，前 6 人實際上都是實驗助手，只有第 7 人是真正的參與者。助手們故意給出了同一個錯誤答案，以此來觀察第 7 個人的反應。
結果是：有 37% 的參與者會給出跟助手們一致的錯誤答案，而放棄自己的正確選擇。在多次實驗中，有 75% 的人，至少出現過 1 次從眾。
更有趣的是什麼呢？在某些場合下，參與者堅信「助手們給出的答案才是正確的，我自己看錯了」。也就是說，他的認知，被從眾的力量扭曲了。
這揭示了什麼呢？群體對個體，很多時候存在著不可置疑的力量。
這還是在個體「有意識」層面的情況下。試想一想，我們每一天會接收到多少信息，這裡面，有多少是來自群體對我們的告誡，勸說，規訓，規範，要求，以及灌輸？
再比如品牌。品牌的本質，就是四個字「佔領心智」。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洗腦」。
一切的品牌營銷，無非都是在想盡辦法，給你「洗腦」而已。
另一個例子：Facebook 做過一個情緒實驗。他們把 70 萬名用戶分為三組，對照組按照正常的算法推送內容，積極組只推送積極、正面的信息，消極組則只推送負面、消極的事物。
實驗發現，在經受過大量情緒性內容的「狂轟濫炸」之後，讀者的情緒呈現出了相同的趨勢：積極組發表動態的情緒整體上升了，而消極組的情緒整體下降了 —— 他們的發言中出現了更多的負面詞彙。
這個實驗於 2014 年被曝光之後引起了軒然大波，Facebook 很快出來致歉。但它所揭示的後果，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很多東西，究竟是「我想要」，還是「別人讓你認為你需要」？
很多要求，究竟是「我要遵循」，還是「別人要求你必須遵循」？
很多觀點，究竟是「我相信」，還是「別人讓你看不到別的可能性」？
很多事實，究竟是「我看到」，還是「別人主動挑出來讓你看到」？
我們所賴以思考的，究竟是「我的觀點」，還是「別人灌輸給你的觀點」？
你的大腦公司，是在自發地、以達成整體和諧和目標而運作著，還是被外界以看不見的形式，操縱著運作？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元認知的重要性。
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我們的元認知能力呢？
分享一套我常用的 POTO 鍛鍊法，來幫助你提高對「自我」的反思和控制能力。
1. Protect：保護純淨性
為了保護「大腦公司」的高效，一個小建議就是：儘量屏蔽掉一切劣質、無聊的垃圾信息，避免它們影響你的大腦。
什麼是垃圾信息呢？膚淺的，不可靠的，低信息量的，聳人聽聞的，瑣碎無聊的……這些，都可能潛移默化地「增加」大腦的負擔。
別忘記，我們所攝入的一切信息，都可能成為思考的原材料。
所以，這些信息對我來說，就是「噪音」。（見：這套法則，治好你的信息焦慮）
建立一套自己的「噪音過濾系統」，是管理好大腦的首要條件。
2. Opposite：尋找對立性
試著養成一個習慣：
每當接收到一個來自別人的觀點，都去思考：這個觀點的對立面是什麼？能不能接受？我如何綜合該觀點和其對立面，得出自己的結論？
當然也包括這篇文章，這些觀點，以及我所有告訴你的一切。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反人性的 —— 但也正是如此，才能不斷磨礪大腦的下意識和直覺，讓它變得更鋒利、更深刻。
好的心智，一定能夠容納兩種對立的觀點。
3. Test：檢驗真實性
當你得出一個結論，下一個斷言，或是需要作出一個決策時，不妨先退一步，問自己：它們真的成立嗎？
大多數你賴以思考和作為依據的框架，往往都是外界所給你的，未必真的可靠。
不妨去測試一下它們的真實性，或是尋找相應的證據，來強化它們的可信度。
一個簡單的做法是量化 —— 問自己，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和認同它？
也許，許多衝突和矛盾，壓根就不存在。
4. Open：接納可能性
在前面三點的基礎上，不要侷限於自己眼前的領域，不斷去接觸新的事物，讓心智經受挑戰，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
這是「認知升級」的基礎，也是讓自己全面提升的關鍵點。
和大家共勉。
最後，分享一些延伸閱讀的材料。
如果想進一步探究 Libet 實驗和自由意志的內容，可以讀一本由哲學教授 Alfred Mele 撰寫的電子書：Free: Why Science Hasn't Disproved Free Will。
（從名字也能看出，他是自由意志的擁護者）
如果想學習 Daniel Dennett 的思想，可以讀他的《意識的解釋》。
如果想了解算法、數據對未來人類和自由意志的改造，可以讀《未來簡史》。
（以觀點和洞察為主，作者對技術的理解尚存爭議）
至於原初的問題：人究竟有沒有自由意志？也許用 Alfred Mele 的回答會很合適：The jury is still out（我們還不知道）。
但這種未知，以及對未知的探索，才是思維最動人的地方，不是嗎？: )
THE END
- 晚 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