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黃慕蘭證實了向忠發叛變？不，他才是！一代才子翻譯家'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黨員，著名紀實作家，原人民畫報社長，總編輯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紀實作家穆欣依據當年特科成員李強、陳養山、劉鼎、柯麟等口頭提供的回憶資料，撰文認為，中央特科是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歐陽新就是負責與鮑文蔚單線聯繫的“李胖子”。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從始至終的元老，參與了特科絕大多數的祕密行動及人事關係聯絡。期間用過很多化名，如王子春，老劉等），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對此有更權威詳細準確表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祕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瞭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祕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黨員，著名紀實作家，原人民畫報社長，總編輯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紀實作家穆欣依據當年特科成員李強、陳養山、劉鼎、柯麟等口頭提供的回憶資料，撰文認為，中央特科是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歐陽新就是負責與鮑文蔚單線聯繫的“李胖子”。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從始至終的元老，參與了特科絕大多數的祕密行動及人事關係聯絡。期間用過很多化名，如王子春，老劉等），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對此有更權威詳細準確表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祕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瞭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祕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1981年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一次曾參加過特科工作的老幹部座談會，會議名稱叫“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與會老幹部20餘人，發言的主要有陳雲、陳養山、李強、李一氓、劉鼎、李士英等。會議中，陳雲要求與會老幹部每人寫一篇關於參加特科工作的回憶文章，寫好後交陳雲辦公室。《陳雲傳》撰稿人在闡述上述內容時，是在研究綜合了“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上這十餘人的發言和回憶文章後，得出結論的。
從上述回憶及文獻推斷，可以確認鮑文蔚在獲取向忠發供詞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麼，向忠發被確認為叛徒的時間，便是鮑文蔚所述1932年5月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算起，在向忠發被捕死亡約一年後。
而這個“一年後”，與現在不嚴謹的戲說“很快”或“此後不久”（包括黃慕蘭自傳中為自己的功勞表述）就證實向忠發叛變，在時間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解釋了前敘中，中共及共產國際文件中，在那一年裡時間裡，還認定向忠發為‘同志’是吻合的。由此，也對時下有些對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提出異議，做出了結論。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黨員，著名紀實作家，原人民畫報社長，總編輯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紀實作家穆欣依據當年特科成員李強、陳養山、劉鼎、柯麟等口頭提供的回憶資料，撰文認為，中央特科是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歐陽新就是負責與鮑文蔚單線聯繫的“李胖子”。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從始至終的元老，參與了特科絕大多數的祕密行動及人事關係聯絡。期間用過很多化名，如王子春，老劉等），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對此有更權威詳細準確表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祕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瞭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祕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1981年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一次曾參加過特科工作的老幹部座談會，會議名稱叫“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與會老幹部20餘人，發言的主要有陳雲、陳養山、李強、李一氓、劉鼎、李士英等。會議中，陳雲要求與會老幹部每人寫一篇關於參加特科工作的回憶文章，寫好後交陳雲辦公室。《陳雲傳》撰稿人在闡述上述內容時，是在研究綜合了“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上這十餘人的發言和回憶文章後，得出結論的。
從上述回憶及文獻推斷，可以確認鮑文蔚在獲取向忠發供詞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麼，向忠發被確認為叛徒的時間，便是鮑文蔚所述1932年5月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算起，在向忠發被捕死亡約一年後。
而這個“一年後”，與現在不嚴謹的戲說“很快”或“此後不久”（包括黃慕蘭自傳中為自己的功勞表述）就證實向忠發叛變，在時間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解釋了前敘中，中共及共產國際文件中，在那一年裡時間裡，還認定向忠發為‘同志’是吻合的。由此，也對時下有些對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提出異議，做出了結論。
《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第78卷“向忠發”條也據此明確認定：“一年以後，黨中央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看到了全部審訊向忠發的記錄檔案，才斷定向忠發的叛變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這裡所說的“內線”，就是時任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戴戟少校祕書的鮑文蔚。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黨員，著名紀實作家，原人民畫報社長，總編輯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紀實作家穆欣依據當年特科成員李強、陳養山、劉鼎、柯麟等口頭提供的回憶資料，撰文認為，中央特科是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歐陽新就是負責與鮑文蔚單線聯繫的“李胖子”。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從始至終的元老，參與了特科絕大多數的祕密行動及人事關係聯絡。期間用過很多化名，如王子春，老劉等），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對此有更權威詳細準確表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祕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瞭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祕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1981年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一次曾參加過特科工作的老幹部座談會，會議名稱叫“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與會老幹部20餘人，發言的主要有陳雲、陳養山、李強、李一氓、劉鼎、李士英等。會議中，陳雲要求與會老幹部每人寫一篇關於參加特科工作的回憶文章，寫好後交陳雲辦公室。《陳雲傳》撰稿人在闡述上述內容時，是在研究綜合了“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上這十餘人的發言和回憶文章後，得出結論的。
從上述回憶及文獻推斷，可以確認鮑文蔚在獲取向忠發供詞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麼，向忠發被確認為叛徒的時間，便是鮑文蔚所述1932年5月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算起，在向忠發被捕死亡約一年後。
而這個“一年後”，與現在不嚴謹的戲說“很快”或“此後不久”（包括黃慕蘭自傳中為自己的功勞表述）就證實向忠發叛變，在時間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解釋了前敘中，中共及共產國際文件中，在那一年裡時間裡，還認定向忠發為‘同志’是吻合的。由此，也對時下有些對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提出異議，做出了結論。
《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第78卷“向忠發”條也據此明確認定：“一年以後，黨中央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看到了全部審訊向忠發的記錄檔案，才斷定向忠發的叛變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這裡所說的“內線”，就是時任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戴戟少校祕書的鮑文蔚。
戴戟在上海一二八紀念碑前
戴戟，原系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愛國將領，參與領導了一二八淞滬抗戰、福建事變。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迎接解放。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安徽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合肥病逝。
鮑文蔚還獲取過淞滬警備司令部軍事密電碼、江西南昌軍用地圖，以及參與營救廖承志等特情任務，每個任務都可謂驚心動魄，其真實的艱難遠超今日之絕部分所謂‘諜戰劇’情節。
1934年，潘漢年從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暫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鮑文蔚。鮑文蔚向潘漢年提出到中央蘇區工作的願望。潘漢年深知以鮑文蔚的性格和特長，並不適合到那裡去工作。出於朋友情誼，他語重心長地對鮑文蔚說：“蘇區不適合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你還是去教書吧。”潘與鮑相知甚深，這番勸告可謂推心置腹。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黨員，著名紀實作家，原人民畫報社長，總編輯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紀實作家穆欣依據當年特科成員李強、陳養山、劉鼎、柯麟等口頭提供的回憶資料，撰文認為，中央特科是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歐陽新就是負責與鮑文蔚單線聯繫的“李胖子”。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從始至終的元老，參與了特科絕大多數的祕密行動及人事關係聯絡。期間用過很多化名，如王子春，老劉等），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對此有更權威詳細準確表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祕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瞭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祕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1981年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一次曾參加過特科工作的老幹部座談會，會議名稱叫“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與會老幹部20餘人，發言的主要有陳雲、陳養山、李強、李一氓、劉鼎、李士英等。會議中，陳雲要求與會老幹部每人寫一篇關於參加特科工作的回憶文章，寫好後交陳雲辦公室。《陳雲傳》撰稿人在闡述上述內容時，是在研究綜合了“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上這十餘人的發言和回憶文章後，得出結論的。
從上述回憶及文獻推斷，可以確認鮑文蔚在獲取向忠發供詞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麼，向忠發被確認為叛徒的時間，便是鮑文蔚所述1932年5月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算起，在向忠發被捕死亡約一年後。
而這個“一年後”，與現在不嚴謹的戲說“很快”或“此後不久”（包括黃慕蘭自傳中為自己的功勞表述）就證實向忠發叛變，在時間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解釋了前敘中，中共及共產國際文件中，在那一年裡時間裡，還認定向忠發為‘同志’是吻合的。由此，也對時下有些對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提出異議，做出了結論。
《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第78卷“向忠發”條也據此明確認定：“一年以後，黨中央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看到了全部審訊向忠發的記錄檔案，才斷定向忠發的叛變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這裡所說的“內線”，就是時任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戴戟少校祕書的鮑文蔚。
戴戟在上海一二八紀念碑前
戴戟，原系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愛國將領，參與領導了一二八淞滬抗戰、福建事變。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迎接解放。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安徽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合肥病逝。
鮑文蔚還獲取過淞滬警備司令部軍事密電碼、江西南昌軍用地圖，以及參與營救廖承志等特情任務，每個任務都可謂驚心動魄，其真實的艱難遠超今日之絕部分所謂‘諜戰劇’情節。
1934年，潘漢年從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暫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鮑文蔚。鮑文蔚向潘漢年提出到中央蘇區工作的願望。潘漢年深知以鮑文蔚的性格和特長，並不適合到那裡去工作。出於朋友情誼，他語重心長地對鮑文蔚說：“蘇區不適合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你還是去教書吧。”潘與鮑相知甚深，這番勸告可謂推心置腹。
法國文學巨匠拉伯雷著作《巨人傳》，第一，二卷首譯者，鮑文蔚
1934年9月，鮑文蔚離開上海赴北平中法大學教書，從此脫離特科，也遠離了諜海生涯，開始了其一生治學、翻譯，教學生涯。
1931年6月22日，原中共最高領導人向忠發在顧順章追蹤下於上海法租界被捕。
向忠發
1931年6月24日，蔣介石在南昌下令，將向忠發就地（上海）槍決。歷史就此有了迷霧，一是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二是何時證實了向忠發叛變。
在《民國人物過眼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鬆教授著）一書中寫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仍有人撰文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這些人認為向忠發沒有叛變的根據是，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裡，“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江蘇省委的祕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地址，均只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云云)。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幹事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使得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這都給‘向忠發案’攏上了一層令人費解的迷霧。
而現在，很多公開材料上關於中共確認向忠發叛變的傳統說法，長期以來主要依據的是原中共另一個獨立運作的情報系統（吳德峰創建的交通系統）成員，曾任交通員，又暫時被潘漢年借調特科工作的黃慕蘭回憶。
其回憶的線路是，1931年6月22日，黃慕蘭在和戀愛中的陳志皋（後來的第四任丈夫）在咖啡館偶遇租界法語翻譯曹柄生，從曹嘴裡聽說向忠發被捕叛變的消息後，立即向潘漢年報告。潘漢年趕緊將此事向康生作了彙報。然後康生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聞訊後立即安排中央有關領導轉移。此外，康生還派人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寄宿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觀察動靜，發現向忠發領著租界巡捕闖入周恩來家搜捕，證實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通過內線很快就搞到了向忠發的口供，進一步証實了向忠發確已叛變。
《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中，基本仍持此種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如果悉心翻閱黨史材料和共產國際有關文獻，我們發現，其實證實向忠發叛變，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中央特科）花費了幾近一年的時間。
193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告民眾書》，表明此時中共並未確認向忠發已經叛變。
《紅旗週報》舊報紙掃描版，非第27期
1931年12月10日，中華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張國燾、項英於簽發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其中寫道：“不幸中共總書記向忠發同志即在他這一佈置中被捕遇難，成為顧順章叛變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貢獻。”“通緝令”稱向忠發為“同志”，將其死亡定性為“遇難”，可知距向忠發被殺近半年時間，中共不但未將向忠發視為叛徒，依舊定性為‘同志’。此通緝令全文發表在彼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週報》第27期上。
這套書得有十幾冊，這是其中幾冊
再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200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譯的部分蘇聯檔案）中披露：鑑於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給中共造成的嚴重危害和重大損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於1932年6月3日就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祕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專門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報告中寫道：“機關某些環節的暴露、黨中央書記向忠發同志的被捕和被殺害、無線電學校學員的被殺害等等，都是顧(順章)出賣的結果，這成了黨在反間諜反奸細鬥爭中的轉折點。”彼時，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對向忠發的死亡定性做出的結論，這份報告與《紅旗週報》第27期基本一致。
此時，距離向忠發被殺已近一年，無論中共方面還是共產國際都仍認定向忠發為殉難烈士。
以上已經和黃慕蘭口述回憶錄中，證實向忠發叛變時間點有了完全不同的文獻證明。
鮑文蔚先生
而其實，在最後證實向忠發叛變，並拿到真憑實據口供原證詞的，其實是後來的中國法語翻譯大家，曾是特科成員的鮑文蔚。
鮑文蔚，中國法語大家，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先後在先後在山東大學、解放軍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法文教授。
鮑文蔚先生翻譯的作品之一
鮑家在常州開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鮑文蔚四歲入鮑氏家族祠塾接受啟蒙，在學童中年紀最小，卻以聰慧最得老師讚賞。他的老師盧啟愚在鮑氏長輩面前稱讚鮑文蔚“讀書有天賦千字文和古詩讀三遍就能背誦。有子建之才日後當大有出息！”九歲時鮑文蔚讀完《中庸》，在學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長為此特意打開平日關閉的祠堂大門請出各房長輩設宴慶賀。鮑文蔚由此被譽為“白宕鮑門第一子”
1920年，18歲的鮑文蔚在北京
鮑文蔚青少年時期，即因參加江蘇宜興地區反對貪汙腐敗的教育局局長的‘倒周’運動，和潘漢年兄弟熟識，成為好友。
1932年3月，鮑文蔚與詩人艾青同船由法國歸國。剛回宜興，鮑文蔚就接到潘漢年來信，邀他赴上海面談。兩人見面後，鮑文蔚說，他本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學從事教書和研究工作。潘漢年勸道：“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吧。”鮑文蔚當即同意。
潘漢年
潘漢年時剛剛接任‘中央特科’的二科科長（情報科），在經歷了彼時中共隱蔽戰線最高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慘痛教訓後，急需重建在對手陣營中的臥底力量。經過陳雲、康生，潘漢年的共同審查，鮑文蔚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並被吸收進‘中央特科’，歸屬潘漢年領導。
1985年10月，鮑文蔚委託其子鮑勁源筆錄，口述了《鮑文蔚參加地下對敵鬥爭簡況》(簡稱《簡況》)，其中談到這次會見：“我們在一個祕密地點會面，他問我回國後的打算，我說應留法同窗之約，打算到他們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學教書和研究的地方供職。潘說你留在上海，跟我們一起幹革命，我同意了。”
鮑文蔚先生與其夫人，子女
鮑文蔚曾對女兒這樣解釋當年參加特科的原因：“當時自己三十出頭正年輕，充滿激情和勇氣，加上和潘漢年是朋友，認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麼考慮危險。”
據《簡況》記載：“他(即潘漢年)當即指令一位姓李的胖子(名不詳)為我找了住處，等待命令。大約5月份，潘通過關係將我安插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做外文祕書，當時的司令是十九路軍的戴戟，我的主要職責是將法文報刊的有關資料譯成中文後供戴參閱。。。我的辦公桌即設在祕書室中。之後，黨即通過李胖子佈置革命活動。他與我單線聯繫，偶爾也見到潘。這樣，從1932年5月到1934年9月，我以這個身份為掩護，為黨工作了二年半。”
1937年黨員，著名紀實作家，原人民畫報社長，總編輯穆欣先生
2003年，著名紀實作家穆欣依據當年特科成員李強、陳養山、劉鼎、柯麟等口頭提供的回憶資料，撰文認為，中央特科是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鮑文蔚和歐陽新（歐陽新就是負責與鮑文蔚單線聯繫的“李胖子”。歐陽新作為‘中央特科’從始至終的元老，參與了特科絕大多數的祕密行動及人事關係聯絡。期間用過很多化名，如王子春，老劉等），將向忠發的全部口供偷錄出來的。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雲傳》對此有更權威詳細準確表述：“國民黨當局這時正準備接待歐洲某國的一位王子，要找會講法語的人當翻譯。陳雲和潘漢年便利用這一機會，派遣鮑文蔚去當法文祕書，由此結識同警備司令部有些聯繫的人士，進而又同警備司令部軍法處一個錄事建立聯繫，這一關係在瞭解向忠發被捕後確已叛變並被祕密處決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
1981年11月，陳雲主持召開了一次曾參加過特科工作的老幹部座談會，會議名稱叫“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與會老幹部20餘人，發言的主要有陳雲、陳養山、李強、李一氓、劉鼎、李士英等。會議中，陳雲要求與會老幹部每人寫一篇關於參加特科工作的回憶文章，寫好後交陳雲辦公室。《陳雲傳》撰稿人在闡述上述內容時，是在研究綜合了“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上這十餘人的發言和回憶文章後，得出結論的。
從上述回憶及文獻推斷，可以確認鮑文蔚在獲取向忠發供詞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麼，向忠發被確認為叛徒的時間，便是鮑文蔚所述1932年5月進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算起，在向忠發被捕死亡約一年後。
而這個“一年後”，與現在不嚴謹的戲說“很快”或“此後不久”（包括黃慕蘭自傳中為自己的功勞表述）就證實向忠發叛變，在時間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這也就解釋了前敘中，中共及共產國際文件中，在那一年裡時間裡，還認定向忠發為‘同志’是吻合的。由此，也對時下有些對向忠發究竟有沒有叛變提出異議，做出了結論。
《中共黨史人物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第78卷“向忠發”條也據此明確認定：“一年以後，黨中央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看到了全部審訊向忠發的記錄檔案，才斷定向忠發的叛變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這裡所說的“內線”，就是時任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戴戟少校祕書的鮑文蔚。
戴戟在上海一二八紀念碑前
戴戟，原系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愛國將領，參與領導了一二八淞滬抗戰、福建事變。1949年5月27日，在上海迎接解放。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安徽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安徽省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73年在合肥病逝。
鮑文蔚還獲取過淞滬警備司令部軍事密電碼、江西南昌軍用地圖，以及參與營救廖承志等特情任務，每個任務都可謂驚心動魄，其真實的艱難遠超今日之絕部分所謂‘諜戰劇’情節。
1934年，潘漢年從福建返回江西瑞金途中在上海短暫停留，特地去看望老友鮑文蔚。鮑文蔚向潘漢年提出到中央蘇區工作的願望。潘漢年深知以鮑文蔚的性格和特長，並不適合到那裡去工作。出於朋友情誼，他語重心長地對鮑文蔚說：“蘇區不適合你這樣的知識分子，你還是去教書吧。”潘與鮑相知甚深，這番勸告可謂推心置腹。
法國文學巨匠拉伯雷著作《巨人傳》，第一，二卷首譯者，鮑文蔚
1934年9月，鮑文蔚離開上海赴北平中法大學教書，從此脫離特科，也遠離了諜海生涯，開始了其一生治學、翻譯，教學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