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6月15日 11 ：朝花週刊/綜合·廣告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羅銀勝
因為寫作《顧準傳》，通過顧準胞弟、學者陳敏之先生介紹，我認識了顧準的許多老戰友、老同事和老部下，王元化先生也在其中。與王元化先生接觸當中，我深感他有著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
早在上海“孤島”時期，當時年僅20歲的王元化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上海文委領導。其時，文委書記是孫冶方，顧準是副書記，王元化曾說過這樣的話：“我是吸取地下黨文委的奶汁長大的。”在進行顧準研究時，我曾經多次向王先生請教，印象中先生對顧準感情篤厚，對顧準的解讀直達人心。他在評述顧準的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時直陳：“我要說這是我近年來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令人為之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並檢驗由於習慣惰性一直紮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談到顧準為獲得這些思想學術成果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不幸早逝，王元化語氣沉重地說，顧準“這個在困難中迎著壓力而不屈服的硬漢子，卻具有一副富於人性的柔腸”。他十分關心拙作《顧準評傳》和拙編《顧準再思錄》《顧準文集（增訂本）》的出版，還不顧年邁體弱援筆書贈了一款條幅，內容是：“顧準對於從1917年到1967年半個世紀的歷史，包括理論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問題的出現，都作了思索，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知的獨立精神。”
因為寫作傳記，需要積累素材、豐富史料，我得便時就陪王元化先生聊天，聽他講人生經歷。上海文藝出版社前身是新文藝出版社，1951年王元化先生受命組建了新文藝出版社並出任總編輯兼副社長，由於社長劉雪葦兼任華東文化局領導，所以出版社的日常工作其實是由王元化先生主持的。有一次，與王元化先生談到當時十分熱門的“紅色經典”話題，他談笑風生地說起自己與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的淵源。
《鐵道游擊隊》作者劉知俠是工人出身的作家，1941年夏天，在山東濱海根據地召開了山東戰鬥英模大會，鐵道游擊隊的那些傳奇英雄和驚心動魄的戰鬥故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決心以此寫本書。經多年實地採訪，他獲取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山東省文聯請了一年長假，集中精力寫《鐵道游擊隊》。作品完成後交給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卻引起兩種不同看法。有人說，這不是文藝作品，只是堆積了一些戰爭的素材；另一種觀點卻說這是一部好作品，應該立即出版。作為出版社總編輯，王元化先生對充滿時代氣息的《鐵道游擊隊》青眼有加，促成作品出版。在先生看來，這部作品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作者以滿腔熱忱和質樸的表現方法謳歌了鐵道游擊隊，他們戰鬥在敵人據點林立、重兵據守的鐵路線上，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戰鬥故事讓人讀得津津有味。
劉知俠對鐵道游擊隊太瞭解和熟悉了，所以在表現他們的鬥爭事蹟時就面臨著藝術上的取捨。對藝術有著敏銳感覺的王元化多次與劉知俠交流，探討作品的修改。談到寫作的表現力問題，他打比方說，寫作要講究技巧，木工還有粗細活之分，把人物寫活了，作品就成功了。王元化先生還為《鐵道游擊隊》落實了責任編輯，請劉金（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學報》總編輯）擔任。後來通過加工處理，那些過於繁瑣重複的人物和戰鬥情節，有的被刪去，有的被合併，餘下的則有所加強。《鐵道游擊隊》 於1954年元月出版，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新書上櫃不久便告罄，當年即再版。《鐵道游擊隊》使劉知俠一舉成名，作品後被譯成多國文字版並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等。
元化先生曾對我回憶，為了給上海的作家、學者逐步提供某些創作及研究工作的條件，以推動和促進上海文學事業發展，1991年2月21日，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應運而生，基金會是由巴金、於伶和他共同發起創建的，並由巴金親任會長，於伶和他任副會長。巴金在日本獲得的“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獎金200萬日元，是基金會得到的第一批捐款。巴金先生因身體不允，沒有出席基金會成立儀式，委託王元化先生髮言。王元化先生說：“我們要建設一個高度文明、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要完成這個目標，文化事業是不可缺少的。基金會的成立，不是為了粉飾門面，而是為了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繁榮和發展，為一些作家、學者提供某些創作及研究工作的條件，為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學新人。”誠如元化先生代表巴金所言，多年來，基金會為文化的發展做著力所能及的奉獻。
復旦大學已故教授章培恆先生與王元化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龍》的同行，兩人友誼深厚，王元化一直關心作為晚輩的章培恆。記得有次我陪王元化先生一起吃飯，飯桌上談起我在復旦讀書時的老師章培恆，王元化說起了當年他們率團出訪日本的情形，他一再勸嗜酒的章先生少喝點酒，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後來，當我把王元化先生的回憶告訴章先生時，儘管已時過境遷，章先生仍然很感動，且有些哽咽。他還說起一件事，“自從我患病以後，元化先生就一直施以援手。記得有一年中秋節，他住在衡山飯店，我去看他。寒暄談完事情，他叫我再坐會兒，說等一下還有一位市委領導也要來，一起見見他。我一向怕與領導打交道，但既然元化先生說了，那我就等等吧。”其實，元化先生是要那位領導同志幫助過問章先生的病情。培恆先生說，後來，自己雖然並沒有為此去麻煩兩位領導，但對他們的關懷，總是心存感激。
每次到王元化先生寓所或他晚年蟄居的慶餘別墅，我總會看到他不是在與人談話就是伏案讀書。即使在晚年視力非常不好的情況下，他還是手不釋卷。每每坐在元化先生身旁聽他縱論天下、臧否人物、探究學問，那是何等愜意！有時先生也關心我的學習與工作，並善意提醒我做學問的訣竅和學會觀察社會、如何待人處世等等。現在回想起來，在與先生的交往中，他淵博的學識和清晰的思維令我難忘。我驚歎王元化先生的超凡記憶而問其緣故，元化先生說，他的記憶力這麼好可能得益於母親——儘管她沒受過什麼教育，但對一些元曲卻能一字不錯地背誦。他小時候經常聽母親給他講述歷史故事，所以即使在先生晚年，他對經歷的人和事仍然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