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四川
路易斯·塞普爾維達形容他的人生“總被不可預知的風”推著走。1973年，皮諾切特軍事政變猶如一場不期而至的風暴橫掃智利全境。之前，他是阿連德的擁護者；之後，他成了階下囚，被處以30年監禁。1977年，又是一股突如其來的風給了他有限的“自由”，條件是速速收拾行裝，離開智利，遠走他鄉。從此，他像候鳥一樣來往遷徙，從亞馬孫雨林到撒哈拉深處，從極北的苦寒之地到南美大陸最南端，這個星球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他實實在在地踩在了腳下。
怎麼樣去解讀《邊緣故事集》？這是一本很難歸類的書。說它是遊記，書中的的確確寫滿旅途見聞，但我們很難找出半點遊山玩水的愉悅與滿足，更不用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成功哲學。作者放棄了一切教化世人、感動世界的良機，因為他要教化的只有他自己。就像標題一樣，塞普爾維達和他的《邊緣故事集》都帶有令人無法直視的“邊緣”氣質。可是，別急著下判斷，也別望文生義，因為他寫的不是俄亥俄州溫斯堡鎮的奇人怪事。《邊緣故事集》既不是虛構，也不是故事，哪怕它被作者別有用心地命名為“故事集”。
在長達25年的流亡中，塞普爾維達遊走四方，見慣諸般自然生態，也對自然界的神奇有了切身體會。自然的神奇在於多樣性。萬物生長，絕沒有一家獨大；奼紫嫣紅，必定有綠葉陪襯。好比雨林，它強盛的生命力著實令人咋舌，“巨大的意志決定著最微小的空間裡也不能沒有生命”。那麼，生活又何嘗不是如此。生命好比一場盛宴，主宰盛宴的不是曾經創下豐功偉績、肩負改寫歷史重任的大人物。它可以是微小的、簡單的，“僅用三行字寫就的簡短故事”。或者不妨說，卑賤的靈魂也有耀眼的火花。
那麼，來看看塞普爾維達是如何用三行字來寫就故事的吧。他坦承寫作是“一張遺失物品的清單”。《邊緣故事集》就是這樣一份清單，密密地記錄著太多無名者的小傳。這裡的“無名者”，無非是那些被歷史掩埋、在遺忘和無名雙重摺磨下歸於沉寂的人們。比如《邊緣故事集》一篇，寫的是塞普爾維達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遺址的見聞。為了尋訪安妮·弗蘭克的沉睡之所，他來到此地，幾番遊走之下竟有了另一番體驗。他當然不會忘記集中營角落裡刻著的一行句子，“我曾存在於此，無人會講述我的故事”。當然，沒有人知道這句話出自何人之口，更沒人在意當年那個可憐人最終的去向。
塞普爾維達猜想作者會有怎樣“獨一無二的英雄履歷”。或者，他什麼都不是，終其一生默默無聞，“揹負著所有未能出現在新聞報道中、無人為其樹碑立傳、在生命的街道中匆匆走過”。同樣，《阿塔卡馬的玫瑰》複寫了《邊緣故事集》的質疑。塞普爾維達回憶智利政變前與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友人弗雷迪·塔維爾納同遊阿塔卡馬沙漠尋找沙漠玫瑰的情形。兩人進到沙漠腹地，途經若干空無一人的城鎮，眼見得學校黑板空空，似乎是在“靜待著誰來寫下那段歷史，把硝石開採的猝死解釋清楚”。很明顯，最終寫下歷史的不是弗雷迪，雖然他一路上手拿筆記，不停記錄。但不幸的是，沒過多久，他就被投入監獄。只是，弗雷迪遠沒有朋友那麼幸運，沒能夠活著走出監獄大門。
時隔多年，弗雷迪已和許許多多無名者一樣，被歷史的塵沙掩埋。然而，就像沙漠裡一年盛開一次的玫瑰一樣，哪怕正午的陽光將之“鍛成灰粉”，也無法抹殺他存在的價值。塞普爾維達知道，芸芸眾生中有太多與他有著同樣際遇，甚至比他經受過更多傷害的人。這是他的同路人，共同的流亡讓他們四散飄零，又將他們緊緊擰成一股繩：無論走到哪裡，都掩不住從頭到腳、由內而外散發的氣味。這是流亡的氣味，也是反抗的氣味。比如《雙子杜亞爾特》裡的孿生兄弟。在弟弟被當作游擊隊員帶走多年以後，漂泊異鄉的哥哥仍在呼喚弟弟的名字。又或者《斯大林格勒的白色玫瑰》的女技師依娜。二戰時期參加蘇軍女飛行中隊，“將最美好的青春獻給了與黑色巨獸的鬥爭”，如今年事已高，只能孤零零地在街頭販賣曾經的回憶。
同樣，身為倖存者的塞普爾維達有一個心願，想要走遍地圖的每一個角落，去認識每一位受難者，為所有被遺忘的可憐之人塑像，講述他們的一生，傳遞他們不為人知的故事。在寫於1998年的《乾杯，加爾維斯老師！》裡，他回憶那場改變了他一生的血腥政變。雖然已過去25年，他仍然能清楚地記得當年的慘烈。多年以後回到故鄉，有人會到獨裁者的墳頭狠狠唾棄，更多的人有心無力，只能用餘生的力量懷念“被斬斷的美夢”。
顯然，懷念與追憶並不屬於塞普爾維達，他甚至無意去唾棄。很多時候，他寧可把仇恨深深地埋起來，等待有朝一日從幾如焦土的心田萌生一點自由的新芽。他應該感謝皮諾切特，若不是這個橫行智利的獨裁者，他不會找到屬於他的寫作。試想若是沒有一顆憤怒的心，一路走來又怎會有如此多的奇詭與荒誕。倘若皮諾切特肯老老實實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他又怎會攥著這麼多有血有肉的故事。或許，暴政並不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遺忘。畢竟，遺忘最擅長清零，抹去一切，讓本應被記住的消失殆盡，進而在時間中化為烏有。塞普爾維達知道，有朝一日他也會面臨同樣的遺忘，也會被貼上“無名者”的標籤，就像那些在抗爭中失去年輕生命的朋友一樣。
現實的風推著塞普爾維達走向遠方，記憶又帶他返回原地。如果說，無名是無名者的標記，那麼改變無名的只有寫作一條途徑。而抗爭，說到底，不僅是文人們的專利，也是所有拉美人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