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對話人:張清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
李朝全(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
郭寶亮(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劉衛東(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核心閱讀
“中國故事”顯然是對於“世界”而言的,假如沒有這一對象存在,自然也不存在特定意義上的中國故事。所以,歸根結底,中國故事是面向世界的,是必須要“走出去”的
“走出去”應當帶著真實生動的中國故事,帶著對幾千年來中國人篳路藍縷、拼搏抗爭的飽含深情的歌哭,帶著對朝向美麗中國夢奮力跋涉的中國人的傳神塑摹
作家對“中國精神”的書寫,不能依靠空洞的口號,而是要切實把握不斷豐富的“中國精神”,並以新的形式呈現,把作品建立在作家個人生命的毛細血管根部
世界瞭解中國的強烈願望,是中國文學被需要的根本原因,而中國文學能夠提供給世界與眾不同的文學經驗,則是中國文學被需要的直接原因。只有保持自己的姿態,帶著自己的獨特價值,中國文學才能成功走出去
中國文學不但要“引進來”,還要“走出去”。這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歸宿。新時期以來,在改革開放浪潮的鼓舞之下,西方的作家作品、文學觀念被大量引進,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引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也是不爭的事實。今天,我們站在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新高度,需要對文學“走出去”的話題進行充分討論,來一次觀念的“刷新”。
“走出去”需要“身份自覺”
張江:隨著中國國際交往的日益廣泛、深入以及中國文學的不斷成長,“走出去”正在成為顯在訴求,這既是國際文化交流的題中之義,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去,以怎樣的姿態走出去,則需要認真思考。
張清華:“中國故事”顯然是對於“世界”而言的,假如沒有這一對象存在,自然也不存在特定意義上的中國故事。所以,歸根結底,中國故事是面向世界的,是必須要“走出去”的。面向世界的中國敘事才是真正的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只有在面向世界的時候,才會真正獲得其應有的內涵。
假如我們把20世紀80年代“走向世界”的衝動看作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一次“身份自覺”,將衝擊諾貝爾文學獎看作第一次“目標焦慮”的話,那麼對中國文學“書寫中國經驗”和“講述中國故事”的強調,則可以看作第二次身份自覺與角色焦慮。這一焦慮事實上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前就已出現了,只不過在2012年之後,它成為了一個顯在的問題。當然,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80年代同樣有“本土身份”的焦慮,“尋根文學”在1985年的出現即是一個明證,在學習西方現代派文學遭到批評之後,反而是以面向自身傳統的“文化尋根”,真正結束了低層次的政治化文學變革潮流,諸如“傷痕”“反思”“改革”等等,使新鮮而陌生的,以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等等新理論為認識方法的“尋根文學”,作為既有外來方法屬性、又有本土內容的文學主題,登上了時代文學的文化制高點,真正拉開了中國當代文學變革的大幕。
從文學角度來看,什麼叫“中國故事”?中國作家所寫出的作品,難道不叫“中國故事”倒是“外國故事”嗎?我們不能“認死理”地認為中國作家無論在何種意義上所寫出的東西歸根結底都是中國故事。有學者就指出,從“中國經驗”出發,真實而敏銳地記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才足以稱為“中國故事”,也有人主張中國故事是面向世界而言的,應當具有“世界性”。這種討論構成了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大熱點,也使得“中國故事”甚至“中國經驗”與“中國身份”的問題都變得越來越清晰,而且很有談論的必要。
以自己的姿態“走出去”
張江:首先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中國文學走出去,一定要帶著自己的獨特價值,它是因為被需要所以才走出去,而不是強行將自己推出去。中國文學的獨特價值是什麼?它如何才能被需要?從根本上講,世界瞭解中國的強烈願望,是中國文學被需要的內在原因,而中國文學能夠提供給世界與眾不同的文學經驗,則是中國文學被需要的直接原因。因此可以這樣說,只有保持自己的獨特姿態,中國文學才能成功走出去。
李朝全:“走出去”是中國文學界一直都在努力但又收效尚不如人意的一個領域。近幾年,這種令人焦慮的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變。比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獲雨果文學獎,曹文軒獲安徒生文學獎。三位作家的獲獎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那就是,“走出去”要有自己的姿態。
莫言是一位擅長講述中國故事的作家。從事創作伊始,他就明確地將自己的創作定位於如福克納所言的“地球上郵票大的地方”——自己的家鄉山東高密東北鄉。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幾乎都出自東北鄉。他為國外的翻譯家、文學家和文學讀者所認可和欣賞的,正是其作品鮮明的中國姿態、中國風格,其講述的中國故事所傳遞的獨特的中國聲音。
曹文軒獲安徒生獎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的背景是中國,這個經受了無數苦難的國家,一直源源不斷地向我提供獨特的寫作資源。我的故事是獨特的,只能發生在中國,但它涉及的主題寓意全人類。這應該是我獲獎的最重要原因。”這是一位同樣有著鮮明的創作根據地意識的作家。事實上,他的寫作都是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從自己在蘇北農村的童年、少年經歷出發,執著於用詩意純美的文字編織關於愛、善、苦難與成長的故事,構築屬於自己的文學世界,致力於為少年兒童的成長打下良好的精神底子。
對劉慈欣獲雨果獎起到關鍵性作用的圖書策劃編輯利茲·國林斯基認為,《三體》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故事好,具備豐富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文化。由此可見,劉慈欣“走出去”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於寫出了中國特色的科幻故事,融入了大量的中國人物、中國文化,向世界傳達的是中國的聲音和中國的價值。當然,中國作家走出去,也需要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出版商和版權代理人的積極運作。
帶著“中國故事”上路
張江:與姿態緊密相連的,是我們“走出去”時行囊裡裝載的是什麼。簡單地說,是咖啡、漢堡?還是茶葉、瓷器?這幾乎是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當年鄭和下西洋也好,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駝隊也好,所到之處之所以受到歡迎,就是因為我們提供了中國獨有的特產。中國文學走出去,作家們必須帶著“中國故事”上路,反之,行囊中全是改頭換面的《伊利亞特》《變形記》《喧譁與騷動》,難免受到冷落和嘲諷。
郭寶亮:“走出去”的目的是為了傳播,是為了讓世界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因此,作家的心態非常重要。如果一個作家急功近利地向西方世界邀寵,甚至為了獲得一個什麼獎項而去東施效顰地討好西方,進而歪曲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狀況,那麼,這樣的“走出去”是應當被鄙視的；“走出去”應當帶著真實生動的中國故事,帶著對幾千年來篳路藍縷、拼搏抗爭的不屈精魂的飽含深情的歌哭,帶著對朝向美麗中國夢奮力跋涉的中國人的傳神塑摹。
當然,要想真正講好中國故事,作家必須有擔當,有大愛,有良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一個對祖國沒有擔當,對人類沒有大愛,面對善惡是非沒有良知的人,會成為偉大的作家嗎?縱觀中國文學史,無論古代的屈原、杜甫、施耐庵、曹雪芹,還是新文學以來的魯郭茅巴老曹,他們的作品之所以如磐石般嵌入文學藝術的殿堂,絕不僅僅是因為語言表達本身,令其力透紙背的,是他們的偉大心靈。希望這樣的文學家和他們的文學能夠真正“走出去”,真正地為世界人民所喜愛。
從傳播的角度看,世界需要什麼樣的中國文學?顯然不會是那些東施效顰式的或以西釋中式的作品,而應當是那些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精品佳作。正像我們常說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國作家只有立足於民族,堅守本土文化自信,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無愧於民族、無愧於時代的佳作,才是“走出去”最硬、最有力的本錢。
堅定“中國精神”的內核
張江:中國精神是中國作家的精神面向,是中國文學的精神內核。一方面,中國精神賦予中國文學獨特的氣質、內涵,另一方面,中國文學要致力於闡釋、解讀乃至凝練中國精神。兩者彼此作用、相輔相成。對當代中國作家而言,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凝聚而成的思想理念、道德規範、價值追求賦形,以文學特有的方式傳播給世界,是責任,是使命,更是榮光。
劉衛東:“中國精神”是中國作家“辨識度”的重要表徵,尤其在全球化時代,更具有“文化身份證”的功能。近代以來,“中國精神”歷經“啟蒙與救亡”的鍛鍊,在“中國氣派”的民族化追求上艱難轉型,演變為當下鮮活的文化符號。凝結了中華民族歷代積累的經驗和智慧的“中國精神”,需要在新時代面對新問題時,進行新的賦予與闡發。因此,“中國精神”既是“指認—傳播”意義上的概念,更是需要不斷創造新內容的“未完成”的工程。同時,“中國精神”又有流動中的“常”,帶有本質的特徵,值得尋求、恪守和光大,這也是提倡書寫“中國精神”的重要原因。
書寫中國,作家就要與中國對話,因此,必然帶有對中國精神的解讀和思考；而同時代作家的合集,就構成了想象的共同體,完成了這一代對“中國精神”的文學提煉。新文化運動以降,魯郭茅巴老曹等現代經典作家樹立了啟蒙意識；趙樹理等解放區作家實踐了人民的文藝；十七年的“三紅一創”歌頌了無產階級英雄；朦朧詩在特殊年代建立了潛在寫作詩歌秩序；《白鹿原》《紅高粱》敘述了民族祕史；先鋒小說促成了文學審美的變奏；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揭示了當代社會的複雜。這些作家作品,代言了不同年代的“中國精神”,也在“中國精神”承傳史中留下了痕跡。
由是觀之,當前作家的選擇和作為,彰顯出對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精神”課題的迴應,具有認識和實踐的多重意義。第一,描摹個人感受是作家的本分。作家對“中國精神”的書寫,不能依靠空洞的口號,而是“向內”的,直接建立在作家個人生命的毛細血管根部。第二,記錄時代是作家的事業。當下社會文化轉型,正需要“鐵筆”“聖手”,以恢弘的史詩氣度和強勁的文學功力,寫出“提煉”和“總結”之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人間喜劇”和“俄羅斯革命鏡子”的“長河小說”敘述方式,仍要提倡。作家作為“時代書記員”的視角,並不過時。第三,接續文化血脈,是作家的使命。互聯網化的生活方式,並不意味著文化傳統的消失；對外交流的頻繁,更顯堅持自我的重要,因此,把握住不斷豐富的“中國精神”內核,並以新的形式呈現,無疑是當下作家的重要使命。
張江:一個國家在積貧積弱的狀態下,其文化難以獨強,更遑論走出去影響世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屢經磨難,生存、圖強成為百年來的主旋律,中國文學也在這一旋律中上下求索,但在世界舞臺謀求光大幾無可能。如今,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腳步,中國文學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走向世界的偉大目標。而我們需要準備的,就是調整好姿態,創作出更多帶著中國泥土芬芳的壯麗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