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為豫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
魯迅
魯迅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無可非議，他的作品展示的深刻思想和寫作才華等到了大家的公認，但是人無完人，他言語刻薄、很多人被他痛罵，比如早年對女師大校長楊蔭榆（魯迅的文章《紀念劉和珍君》裡面寫到：她的姓名我第一次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
僅此而已了，但是後面的註釋卻這樣寫道：
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楊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開“國恥紀念會”為名，強行登臺做主席，但立即被全場學生的噓聲所趕走，下午，他在西安飯店召集若干教員宴飲，陰謀迫害學生，九日，假借批評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蒲振生、張江平、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
楊蔭榆
魯迅對胡適、梁實秋等人的刻毒攻擊，更是心理失常的表現。作為著名的文人，但是魯迅晚年在上海和日本人的關係，應該是其一生一個很大的疑點。
魯迅一生和日本人的關係十分密切，在他的那個時代，正逢留學日本的大潮，幾萬名青年為探尋新知識，紛紛選擇到距離比較近，話費很低的日本學習，多數的留學生對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像魯迅這樣和日本人那樣親密的還是少數，周家有三兄弟，二人都娶了日本女人為妻，魯迅利用日本知識來寫作，翻譯數量特別大，特別是晚年他住在上海日租界，與日本人關係甚是密切，他的書主要由日本書店出版，也是他稿費的主要來源，但遺憾的是，在他生活上海的幾年，正是九一八東北失陷，一二八淞瀘抗戰，和日本大舉侵華的前夜，而魯迅與日本人親密的關係，無論怎麼講，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特別是他與內山完造的關係，多年後人們總是以善意中從中日文化角度去理解，卻不忍揭出內山完造是日本文化特務的身份。
內山完造和井上美喜子
魯迅和內山完造相識比較偶然，魯迅是在閒逛內山書店的時候結識了老闆內山完造。內山完造1913年來到中國，先在大學眼藥總店參天堂駐上海銷售人員，後來又去漢口、九江、南昌等地做廣告宣傳，1916年1月，內山完造與井上美喜子結婚，婚後兩人一起來到上海，1917年內山夫婦在上海北四川路開設了內山書店，內山完造很喜歡中國的文化，也想利用開書店來進行中日文化的交流，他人也很有親和力，但是隨著日本侵華陰謀，日本有關機構吸收內山完造作為文化情報人員，並在這一背景下，擴大了書店的整體規模。
1934年5月上海《社會新聞》第七卷第十二期曾經刊登了一篇攻擊魯迅的四百餘字的短文，《魯迅願作漢奸》，作者署名“思”，文章裡說“魯迅之作文字，非一定欲變共產黨口吻，徒以左傾既成時髦，赤色作品更能賣錢耳，初固不虞政府之對彼不客氣到底，根本毀滅其作品也”，魯迅至此始感大窘，成為進退失據，且版稅全部打消，連一家人生活都成問題，窮思竭想，居然想得一發...............因此，魯迅既搜其一年來詆譭政府之文字，編為南腔北調集，丐其老友內山完造介紹於日本情報局，果然一說既成，魯迅所獲稿費幾萬元，現在此書已經由日本同文書局出版，果然無如之何，聞魯迅此技一售，大喜過望，已於日本書局定密約，將此期以此等作品供給出版，說魯迅是漢奸可能言過其實，但是魯迅與內山書店的業務來往是事實。
不久，《社會新聞》又於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內山完造的祕密》，該作者署名“天一”，他開口便引用羅曼羅蘭的話來做開場白，“在殖民地之宗主國商人，沒有一個不像強盜一樣凶惡，貪鄙，殘忍，奸詐，這真是一棍子打死一大片啊，接著“天一”就開始揭內山完造的老底了，：中國雖然還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在中國的日本商人，早已以宗主國自居了............內山完造，他是一個日本浪人，不容於故鄉，流浪到中國，他初到上海時，曾帶了二千元，在上海經營書店事業，但因為好賭，把二千元花的一乾二淨，書店的事業眼見不能維持了，幸得他神通廣大，在領事館警察署找到了一個偵探的任務，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時，他的任務是專門偵探留滬日本人和朝鮮人、臺灣人的政治活動，一九二五年日本外省加緊注意中國的事情，於是內山完造由領事館警察署的小偵探而晉升為外務省駐華間諜機關中的一個幹員了，外務省為了給他擴充書店，給了他五萬元作為資本，後來內山完造由魏盛裡這小房子搬到了施高塔路的樣房裡，而且在北四川路開設了漂亮的書店，內山完造的手段很巧妙，他以“左傾”的態度來交結中國共產黨及左傾人物.............借左傾的掩護。來進行間諜工作，一二八戰事發生，他更忙，成了日本人一隻最好的獵犬。最後“天一”一口咬定“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機關，而每個內山書店的顧客，客觀上成了內山折探夥，而我們的魯迅，當然是探夥的頭子了。
說魯迅是內山的情報同夥應該是血口噴人，但是，魯迅不介意用背景可疑的日本人為其出版書籍，因為彼此都要拆國民政府的臺，彼此還要以書易錢，應該算是有“志同道合”的基礎，可是在當時日本步步緊逼中國，侵略、殘殺百姓的年代，國難當頭，把敵人當做自己的朋友，魯迅的這種文化合作不能不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