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到頂了嗎?萬科副總裁長文解析房市走向'

萬科集團 經濟 日本 紐約 金融 上海 數學 愛喝酸奶的Uncle 2019-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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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微信公眾號“香帥的金融江湖”發表了萬科高級副總裁譚華傑所著的一篇萬字長文——《從大週期到小週期的前夜——理解中國房地產價格的框架》。文中,譚華傑宏觀分析了過去十多年中國房地產的走勢。

文章指出,75%左右的城鎮化率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一次性大週期的臨界點,而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是56%,還在高速增長期之內。除非未來幾年房價出現過於猛烈的上漲,導致大週期終點提前出現,否則中國房價出現整體性崩盤大跌的可能性較低。此外,作者亦表示,北京、上海兩個城市的房屋需求會比紐約更加旺盛,但北京、上海的房屋供應能力卻比不上紐約。紐約是全球房價的錨,房價超過紐約是風險的開始,房價大幅超過紐約則是泡沫加劇的開始,是逐步趕頂的信號。

以下為文章全文:

 一、理解房地產價格的“大週期”和“小週期”

目前圍繞中國房地產市場,有諸多無法達成共識的無效爭論。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試圖用“小週期”時代的邏輯去理解“大週期”階段的問題。

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先要釐清一個問題——房地產是否真的存在週期?這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週期”這個詞語。如果按照“週期性函數”的數學定義(要求其震盪具有穩定或有序的規律性),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提出的所有房地產週期理論都無法通過實證檢驗。但如果我們根據“收斂定理”的定義,認為任何“可積且可導”的曲線,均可分解為諧波組合,那麼一切連續波動的圖形均具有周期性。因此,我們可以將房地產週期視作一種“景氣循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進行基數性量化較為困難。

下面我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房價過去近百年來漲幅到底是多少?中國的房價漲幅與發達國家過去相比,到底算不算太大?

1.美國經驗

在我們的視野範圍內,目前尚未見任何經濟體,有長達百年的可信、整體性、連續、電子化房價數據。相對來說,美國數據質量較高,但符合上述條件的數據,也只能追溯到1950 年。與中國不同,美國有每套總價數據和成交套數,但沒有平米數據,而中國則是有平米數據,而沒有套的數據。

從美國房地產市場歷史數據看,房價長期上漲、易漲難跌。在過去66 年,美國房產只在1970、1991-1992 和2008-2011 期間三次下跌,其他年份全部上漲。同時,也並沒有發現明顯的週期性規律。每次(房產地)景氣循環的時長和幅度,並無統一的規律。從1950年到2015年,美國房價上漲24.8 倍,同期消費物價指數上漲9.95 倍,名義GDP 上升28.33 倍。也就是說,長期來看,美國房價跑贏CPI,但略輸給名義GDP。另外一個有趣的觀察就是,這三條曲線從未交叉,並保持基本類似的走勢,也就是說,美國的房價、物價水平,和經濟體的名義增長水平是同向變動,高度相關的。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分界點,就是1980-1982 年左右。之前三條曲線都呈現總體上行態勢,而之後則轉向下行。這個點,就可以看作區分美國經濟“大週期”和“小週期”階段的分界點。

事實上,從歷史數據看,幾乎每個經濟體都有一個類似的分界點。也就是說,每個經濟體在其發展史上,幾乎都有(且僅有)一個經濟快速發展、房價持續快速上漲的“大週期”。在這個大週期結束後,則進入總體平緩、短期波動的“小週期”時代。

2.日本經驗

與美國不同,日本沒有全國房價的統計數據,但有地價數據。從下圖可以看出,相對於美國,日本的這個分界點要鋒利得多,在1990-1992年期間,日本開始從經濟快速發展、房價持續快速上漲的“大週期”轉入入總體平緩、短期波動的“小週期”時期。從美日以及其他很多經濟體的經驗來看,從大週期轉向小週期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化”。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後,一般經濟高速增長會結束,住房需求基本得到滿足,新增住房需求減少,存量交易、二手交易成為不動產市場的主流。如果從定量分析來看,日本分界點(1992年)的城鎮化率是77.6%,而美國分界點(1982 年)的城市化率是74%,非常接近(考慮到日本的最新城鎮化率高於美國,二者之間的差異就更小),也就是說,75%左右的城鎮化率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一次性大週期的臨界點。因此,許多在小週期內有效的邏輯,對這麼一個一次性的大週期階段並不適用。

以日本1955-1974 年地價增速為例,這20年間日本地價基本年漲幅都超過10%,平均在20%左右,部分年份超過35%,遠遠超過了同期日本人均GDP、人均收入的增速。為什麼不動產價格增速可能在一定時間內遠超經濟、收入增速呢?原因有二。首先,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前,房價往往有一個“喚醒期”,一開始國內居民不會意識到未來房價可能出現大幅增長,而導致房價漲幅低於經濟增速,這些累積的落差,在之後都會被補齊。其次,在經濟高速增長剛剛結束的時候,房價仍會保持慣性上行。(關於後一個因素,在下一段我們可以分析得更深入一點。)

第二個論述則是“房價收入比、房價租金比(租金收益率)有一定的穩定、合理區間”。

對於小週期階段,這個邏輯基本是成立的。我們先來看房價租金比(租金收益率)。比如說,當不動產市場進入穩定階段後,理論上,房價租金比(租金收益率)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如果房價過高,導致房價租金比過高或者租金收益率過低,那麼會產生兩個市場反應:(1)出租房屋的供應方無法達到必要收益率,會售出房屋(增加房價市場的供應)、結束出租(減少租金市場的供應);(2)出租房屋的需求端,本來打算買房的家庭會覺得租房比買房划算,從而選擇停止購房(減少房價市場的需求),轉向租房(增加租金市場的需求)。反之亦然。這個矯正機制,會讓房價租金比(租金收益率)保持在相對平穩的水平上。

從1998到2008年,日本東京地價繼續下跌了30%多,但房價租金比則始終保持穩定。同樣的,從1982年到2015年,美國新房價格漲幅有頻繁變動,但租金收益率卻相當穩定。但是,這一規律在大週期階段並不適用。以日本為例:在1970-1997年期間,日本房價租金比指數在100到200之間,有接近一倍的變動幅度。其變動方向,與地價指數基本保持一致。

理解了房價租金比(租金收益率)變動規律的,我們就能理解房價收入比,也是同樣的邏輯。很多人將“房價收入比”作為衡量一個地區房價是否合理的最好指標,這個理解是有問題的。

首先,房價收入比並不是一個經濟學指標,或者不動產市場指標,而是一個社會學指標,可理解為“購房痛苦指數”。房價收入比越高,意味著城市居民要獲得一套自有住房就越困難,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的犧牲就越大。

其次,房價收入比和房價租金比是類似指標。租房是一種消費,家庭收入中可用於租房的比例是有合理上限的。預算約束會使得收入對租金構成有效限制。因此,房價租金比越高,一般房價收入比也就越高。這兩個指標是重複的。

再次,從數據質量來看,房價收入比遠不如房價租金比。房價的測量對象是房屋,而收入的測量對象是家庭。由於房屋的面積、質素有很大的差別,使得統計房價收入比較為困難。而房價租金比的測量對象,分子分母都是房屋,基本可以過濾掉房型的差異。因此,如果能夠觀察房價租金比,就沒有必要去觀察房價收入比。

 二、如何在大週期和小週期框架下理解中國房地產市場

在大週期內,“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和“新房名義市值對居民最大購買力佔用比例” 可以用作判斷房價泡沫是否會破滅的量化指標組合。在代入中國目前數據後,我們認為,除非未來幾年房價出現過於猛烈的上漲,導致大週期終點提前出現,否則中國房價出現整體性崩盤大跌的可能性較低。

在前面我們講過兩個觀點:(1)城市化基本結束是週期切換的最大背後因素; (2)大週期階段,房價的形成機制(估值邏輯)不同於小週期階段。

根據第一點,從城市化的規律來看,75%左右是城市化基本完成的通常水平。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是56%,距離這個水平,還有很遠的距離。也就是說,中國房地產的發展,還在大週期內,即高速增長期之內。

但需要強調的是,不能說城鎮化率不到75%,房價一定只漲不跌。因為根據第二點,在大週期階段,房價估值邏輯可能脫離基本面,有泡沫化的可能,這可能使得大週期提前到達終點。大週期的提前結束是很可怕的,這意味著大週期可能將以日本模式結束,而不是美國模式結束。

根據第二點,購買房屋的收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租金,即使自住購房也是如此,因為這相當於把房子租給自己住,省掉的租金就是收入。一部分是房屋增值的收益,問題主要出在這部分。

在小週期時代,房屋增值的收益比較容易估計,因為房價能跑贏消費物價,但不會明顯超出經濟和收入增速。但在大週期時代,人們只能根據歷史增速來預測未來增速。這樣就很容易在大週期尾段犯錯誤,而最終出現某種因素,使得高估值無法維持,而導致了泡沫破滅和大週期的結束。

那麼,目前大家最關心的是,如何提前判斷中國大週期在什麼時候結束?其結束方式是美國式的平緩收尾,還是日本式的泡沫破滅?

這不但是每個居民關心的問題,也是房地產企業最關心的問題。2013 年的時候,我們尋找了大量的文獻,但遺憾的是,沒有任何能讓我們覺得信服的判斷邏輯。因此,我們不得不自己進行量化研究。這項研究涵蓋了過去40 年所有能找到數據的經濟體,其房價和可能對房價有重大影響的所有宏觀指標。

首先我們對全球房價的漲跌數據做分析。

發達國家房價漲跌各指數的對比情況。可以發現房價易漲難跌是全球普遍現象,過去半個世紀,各國房價上升的年數均明顯超過下跌的年數。絕大多數國家/地區房價都出現過長期大漲的情況。除德國外,其他26個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房價繁榮,其中不乏超過我國的例子。(比如,日本在1953~1973年17年間連續上漲了30倍;韓國在1971~1985年15年間累計上漲了12倍;香港在1985~1997年13年間上漲了9倍;臺灣在1987~1989年3年內累計上漲了3倍;西班牙在1971~1991年21年間累計上漲了25倍;意大利在1971~1983年13年間累計上漲了8倍。)更細緻一些的面板數據,在27個國家和地區共1046個樣本年份數據中,1970年以來顯示出現房價上漲過快的時間段共有61段,出現嚴重衰退的14段。

從多個經濟體的歷史數據來看,日本市場的持續下跌是孤例。迄今為止,日本創造了發達國家地價下跌22 年的最長記錄,也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後長達十年依然未能恢復的唯一個案。在快速城市化階段,尚無房價持續下跌的先例。在城鎮化率達到60%之前,名義房價很少出現超過2年的連續調整,且房價累計跌幅一般不超過10%。

接下來,我們考察在類似中國當前城鎮化水平階段,其他國家房價變動情況。一個顯著特徵是,幾乎所有在這個城鎮化水平階段的國家,房價都經歷著較大的上漲。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我們發現,判斷大週期結束時是否會出現房價泡沫破滅,小週期階段常用的房價收入比、租金收益率、按揭收入比等等都不是有效的指標。而居民部門償本付息能力、供需平衡情況,才是決定房價大漲後走勢的關鍵因素。

在大量量化分析中,我們發現是以下兩個指標組合,是迄今為止最有解釋力的:

(1)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居民總儲蓄/利息支出,臨界點為1.5倍。

(2)新房名義市值對居民最大購買力佔用比例=(私人部門房屋新開工套數×當年新房均價)/(居民部門總儲蓄+信用淨增長-本年利息支出),房價下跌臨界點為60%,大跌臨界點為80%。

根據國際歷史數據,我們發現,當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高於1.5倍時,基本沒有國家/地區發生過房價大跌情況。美國在第一次大漲頂峰期,家庭總儲蓄對利息償還的覆蓋倍數為2.14,2007年時只有1.46;日本第一次時為3.75,1989年時只有1.49;臺灣在1997年時有3.4倍,而香港僅為1.23;芬蘭在1989 年時只有0.73,2007年時有1.55,同期西班牙僅為0.99。

而出現泡沫破裂的,大部分在頂峰期第二個指標都超過了80%,也就是說,即使居民部門將絕大多數可用於投資的資金全部用於購房,也不一定能夠消化供應。

這個數量分析模型,我們將中國當前數據代入,從數字上可以基本確認,短期內中國並不存在整體性房價大跌的風險。

第一個指標,居民部門利息保障倍數,在2015年為10.4,按照未來十年房貸CAGR 達到20%預測,到2025年也不會突破安全邊際1.5。

再看第二個指標,新房名義市值對居民最大購買力佔用比例,按“城鎮住房新開工面積×銷售均價”未來五年CAGR不超過11.8%、未來十年CAGR不超5%預測,2020 年、2025年也不會觸及60%的警戒線,更不會達到80%的臨界線。

所以,從國際經驗來看,目前過早得出“中國房價已經嚴重泡沫化”或者“泡沫即將破滅”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目前土地市場上,“麵粉貴過麵包”的情況值得高度警惕。尤其在部分城市,樓面地價已經明顯超過當前房價,這意味著房價如果不漲到現在的三倍,買地的開發商將無法獲得正常利潤。但如果未來房價以如此猛烈的速度上漲的話,我們上面的預測將難以成立,也就是說,目前房價的漲幅是值得憂慮的,如果這個漲幅維持下去,可能會導致大週期提前到來,以日本模式結束。

 三、中國一線城市房價的分析框架

特大經濟體的核心都市房價,並不適用經濟體整體的分析框架。這些城市的房價,與所在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的相關性弱,而與經濟體整體財富、經濟體貧富分化水平、該城市的房屋供應能力相關性強。相比紐約,北京、上海的財富總量更大、財富集中度更高,意味著這兩個城市的房屋需求會比紐約更加旺盛,但北京、上海的房屋供應能力卻比不上紐約——簡單的供需分析可以預測,北京、上海的房價,超過紐約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因為紐約是全球房價的錨,房價超過紐約同時也意味著風險的開始,大幅超過紐約則是泡沫加劇、逐步趕頂的信號。

在第二部分中,關於大週期的分析邏輯,是基於經濟體的。但對於大型經濟體的核心都市,並不適用經濟體整體的分析框架。量化研究表明,這些城市(如紐約、北京、上海)的房價,與所在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的相關性弱,而與以下三個指標緊密相關:經濟體整體財富、經濟體貧富分化水平、該城市的房屋供應能力。所以,在大週期的框架下,對於大經濟體而言,不同城市房價的決定因素是很不一樣的。萬科在2012年做了一個研究,下圖為2013年的全球重點城市的房價表,那個時候,北京已經攀到了第八,上海第十,深圳第十三。截至2015年12月,上海北京豪宅的價格繼續攀升,位居第八、十左右。

與紐約類似,北京、上海都是特大經濟體的核心都市。這類城市的最終房價與當地人口密度、當地購買力水平的相關性相對很弱。為什麼呢?紐約是美國的紐約,就像上海、北京是中國的北京一樣。這樣發達城市的房價,尤其是豪宅的價格,將是由全國的富人們而不是本地的富人們決定的。

不管是邏輯上還是數據上,我們都能發現,整個經濟體的財富總量(不是人均財富)和財富向富有家庭集中的程度(通常用基尼係數衡量)和城市的房屋供應能力(具體包括開發率、居住用地佔比和容積率三個指標),才是分析這種城市房價的框架。

從第一點看,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不發生大的變動,人口基數大,財富總量超過美國是遲早的事兒。第二點,中國基尼係數大約在0.56(2014年水平),高於歐日美。也就是說,中國財富集中程度一直超過美國。

這兩個需求端的因素告訴我們,對於北上深這種一線城市的房產的需求,中國比美國高。

那麼從供給端來看呢?從下面一些數據分析可以得知,北京、上海的住房供應能力遠遠低於紐約(e.g。, 開發率低,居住用地比例低,容積率也不佔優勢。)

中國一線城市的土地利用率遠遠低於其他國際化大都市。201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僅佔城市土地面積的15%-39%,遠低於新加坡(90%, 2000)等一些國際都市。甚至未達到東京(51%, 1972)、巴黎(50%,1970)、首爾(52%,1972)等城市1970年代的水平。(從2010年之後這個情形一直在加重,並未改善。)相比紐約,北京、上海的財富總量更大、財富集中度更高,意味著這兩個城市的房屋需求會比紐約更加旺盛,但北京、上海的房屋供應能力卻比不上紐約——簡單的供需分析可以預測,北京、上海的房價,超過紐約是大概率事件。到了2015年,這個已經快成為現實了。

由於這份研究是2012年做的,當時深圳、廣州對全國購買力的吸附能力還明顯弱於北京、上海。但最近兩年,深圳的創業氛圍濃厚,空氣質量好(弱化了醫療配套的劣勢),有成為國內第三個核心都市的跡象,這也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何深圳去年房價大漲了4-5成。

從全球範圍來看,東京和香港都是大都市房價破滅的典型案例,而紐約的房價一直都是大都市中最健康的。所以當時的研究團隊認為,紐約是全球房價的錨,房價超過紐約是風險的開始,房價大幅超過紐約則是泡沫加劇的開始,是逐步趕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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