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如何避免“王石式”錯誤'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財經無忌
已經是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的王石，結束了自己的職場生涯。但如果回顧這一生，2008年的萬科捐款風波一定是他最難以釋懷的時刻。事後王石坦言“發現自己還像個青澀蘋果”，並說自己已經做好了辭職的準備。那一年，屬老虎的王石57歲。
網民的憤怒看上去好像是被王石不恰時宜的“理性”激怒，但深層次來看，其實是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在社會責任擔當上的失望。
王石和萬科恰恰在這個點，踩到了民眾敏感的神經上。
1946年，已經在通用汽車擔任了四年顧問的彼得·德魯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公司的概念》，在這本書裡，他說“生存是公司的最高法則”，但這位日後的“管理學大師”也指出“大公司不能像小企業那樣毫無保留的把市場業績作為判斷標準”。
每一個年代都孕育符合那個年代氣息的企業，他們所承擔的社會價值也不同，福特要生產人們買得起的汽車，萬科要造出好房子。
就在最近，最近中國的幾家互聯網公司提出了“科技向善”的口號，試圖將科技應用到更多的帶有公益或者普惠的層面，而不僅僅是創造財富。
一個多月前馬化騰將“科技向善”定義為騰訊新的公司使命，“找人”是其中的最為代表性的產品。幾天前，字節跳動旗下的今日頭條也給自己的一個叫做“頭條尋人”產品造勢。同時為“找人”幫忙的，還有另一家互聯網大公司百度，李彥宏親自站臺，宣傳自己的“AI尋人”。
字節跳動的副總裁，央視前主持人張羽說，“我們更喜歡用做產品的方式做公益”，按照頭條公佈的數據，目前頭條尋人已經找回超過一萬個走失者。“算是一個成功的公益產品。”張羽說。在當天的發佈會上，張羽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也用了“科技向善”這個詞。
這家以算法著稱的互聯網公司日活用戶超過了7億，被視為騰訊的最大競爭對手，後者是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那麼，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談論“科技向善”和十年前的中國民營企業熱衷的“企業社會責任”又有什麼區別，他們又該怎麼避免當年王石犯下的錯誤？
1
2007年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宗慶後，一位來自浙江出身貧寒的民企老闆被邀請去參加媒體訪談，這位一度被冠以中國首富的飲料大王，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企業社會責任時，認認真真地說了幾點。
“企業社會責任，第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這是企業主要的（社會）責任。”
然後在說了創造財富、保護環境、合格產品和善待職工後，宗慶後最後提到了公益。記者就問他，您認為是有主次之分的，首先是做好企業，有了能力之後再做公益事業？
宗慶後沒有正面回答，說起了另一個事，“有的企業本身是沒錢了，還貸款搞公益事業，這個是做秀，這並不是真正體現社會責任，對社會是有危害的。”
在中國的企業界，常青樹宗慶後口碑不錯，不同於柳傳志和他的聯想脫胎於知識分子云集的中科院，宗慶後是踩著三輪車賣冰棍幹出來的，說話自然就比較“直”，連馬雲的“五新”理論，他在央視節目裡張口就說人家是“胡說八道”。
那為什麼宗慶後對企業做公益表現出如此的謹慎呢？在他們這一代的企業老闆眼裡，“社會責任”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去南京圖書館檢索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刊資料，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2萬多篇報道中，最早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是出現在1973年11月1號的《人民日報》，文章的標題是《社會主義工廠企業的一項重大責任》。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財經無忌
已經是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的王石，結束了自己的職場生涯。但如果回顧這一生，2008年的萬科捐款風波一定是他最難以釋懷的時刻。事後王石坦言“發現自己還像個青澀蘋果”，並說自己已經做好了辭職的準備。那一年，屬老虎的王石57歲。
網民的憤怒看上去好像是被王石不恰時宜的“理性”激怒，但深層次來看，其實是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在社會責任擔當上的失望。
王石和萬科恰恰在這個點，踩到了民眾敏感的神經上。
1946年，已經在通用汽車擔任了四年顧問的彼得·德魯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公司的概念》，在這本書裡，他說“生存是公司的最高法則”，但這位日後的“管理學大師”也指出“大公司不能像小企業那樣毫無保留的把市場業績作為判斷標準”。
每一個年代都孕育符合那個年代氣息的企業，他們所承擔的社會價值也不同，福特要生產人們買得起的汽車，萬科要造出好房子。
就在最近，最近中國的幾家互聯網公司提出了“科技向善”的口號，試圖將科技應用到更多的帶有公益或者普惠的層面，而不僅僅是創造財富。
一個多月前馬化騰將“科技向善”定義為騰訊新的公司使命，“找人”是其中的最為代表性的產品。幾天前，字節跳動旗下的今日頭條也給自己的一個叫做“頭條尋人”產品造勢。同時為“找人”幫忙的，還有另一家互聯網大公司百度，李彥宏親自站臺，宣傳自己的“AI尋人”。
字節跳動的副總裁，央視前主持人張羽說，“我們更喜歡用做產品的方式做公益”，按照頭條公佈的數據，目前頭條尋人已經找回超過一萬個走失者。“算是一個成功的公益產品。”張羽說。在當天的發佈會上，張羽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也用了“科技向善”這個詞。
這家以算法著稱的互聯網公司日活用戶超過了7億，被視為騰訊的最大競爭對手，後者是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那麼，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談論“科技向善”和十年前的中國民營企業熱衷的“企業社會責任”又有什麼區別，他們又該怎麼避免當年王石犯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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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宗慶後，一位來自浙江出身貧寒的民企老闆被邀請去參加媒體訪談，這位一度被冠以中國首富的飲料大王，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企業社會責任時，認認真真地說了幾點。
“企業社會責任，第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這是企業主要的（社會）責任。”
然後在說了創造財富、保護環境、合格產品和善待職工後，宗慶後最後提到了公益。記者就問他，您認為是有主次之分的，首先是做好企業，有了能力之後再做公益事業？
宗慶後沒有正面回答，說起了另一個事，“有的企業本身是沒錢了，還貸款搞公益事業，這個是做秀，這並不是真正體現社會責任，對社會是有危害的。”
在中國的企業界，常青樹宗慶後口碑不錯，不同於柳傳志和他的聯想脫胎於知識分子云集的中科院，宗慶後是踩著三輪車賣冰棍幹出來的，說話自然就比較“直”，連馬雲的“五新”理論，他在央視節目裡張口就說人家是“胡說八道”。
那為什麼宗慶後對企業做公益表現出如此的謹慎呢？在他們這一代的企業老闆眼裡，“社會責任”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去南京圖書館檢索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刊資料，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2萬多篇報道中，最早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是出現在1973年11月1號的《人民日報》，文章的標題是《社會主義工廠企業的一項重大責任》。
事實上直到2000年之前，“企業社會責任”也稱不上是熱詞，加起來還不到10篇。不過到了2006年，報紙上有了600多篇報道，一年後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還多，有1442篇。
輿論真正開始“熱火朝天”議論“企業社會責任”是在2008年，這一年報紙上有2117篇文章和“企業社會責任”有關。
但隨後熱度開始下降，到了去年2018年，報道篇數只剩下1019篇了。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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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的王石，結束了自己的職場生涯。但如果回顧這一生，2008年的萬科捐款風波一定是他最難以釋懷的時刻。事後王石坦言“發現自己還像個青澀蘋果”，並說自己已經做好了辭職的準備。那一年，屬老虎的王石57歲。
網民的憤怒看上去好像是被王石不恰時宜的“理性”激怒，但深層次來看，其實是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在社會責任擔當上的失望。
王石和萬科恰恰在這個點，踩到了民眾敏感的神經上。
1946年，已經在通用汽車擔任了四年顧問的彼得·德魯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公司的概念》，在這本書裡，他說“生存是公司的最高法則”，但這位日後的“管理學大師”也指出“大公司不能像小企業那樣毫無保留的把市場業績作為判斷標準”。
每一個年代都孕育符合那個年代氣息的企業，他們所承擔的社會價值也不同，福特要生產人們買得起的汽車，萬科要造出好房子。
就在最近，最近中國的幾家互聯網公司提出了“科技向善”的口號，試圖將科技應用到更多的帶有公益或者普惠的層面，而不僅僅是創造財富。
一個多月前馬化騰將“科技向善”定義為騰訊新的公司使命，“找人”是其中的最為代表性的產品。幾天前，字節跳動旗下的今日頭條也給自己的一個叫做“頭條尋人”產品造勢。同時為“找人”幫忙的，還有另一家互聯網大公司百度，李彥宏親自站臺，宣傳自己的“AI尋人”。
字節跳動的副總裁，央視前主持人張羽說，“我們更喜歡用做產品的方式做公益”，按照頭條公佈的數據，目前頭條尋人已經找回超過一萬個走失者。“算是一個成功的公益產品。”張羽說。在當天的發佈會上，張羽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也用了“科技向善”這個詞。
這家以算法著稱的互聯網公司日活用戶超過了7億，被視為騰訊的最大競爭對手，後者是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那麼，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談論“科技向善”和十年前的中國民營企業熱衷的“企業社會責任”又有什麼區別，他們又該怎麼避免當年王石犯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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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宗慶後，一位來自浙江出身貧寒的民企老闆被邀請去參加媒體訪談，這位一度被冠以中國首富的飲料大王，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企業社會責任時，認認真真地說了幾點。
“企業社會責任，第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這是企業主要的（社會）責任。”
然後在說了創造財富、保護環境、合格產品和善待職工後，宗慶後最後提到了公益。記者就問他，您認為是有主次之分的，首先是做好企業，有了能力之後再做公益事業？
宗慶後沒有正面回答，說起了另一個事，“有的企業本身是沒錢了，還貸款搞公益事業，這個是做秀，這並不是真正體現社會責任，對社會是有危害的。”
在中國的企業界，常青樹宗慶後口碑不錯，不同於柳傳志和他的聯想脫胎於知識分子云集的中科院，宗慶後是踩著三輪車賣冰棍幹出來的，說話自然就比較“直”，連馬雲的“五新”理論，他在央視節目裡張口就說人家是“胡說八道”。
那為什麼宗慶後對企業做公益表現出如此的謹慎呢？在他們這一代的企業老闆眼裡，“社會責任”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去南京圖書館檢索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刊資料，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2萬多篇報道中，最早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是出現在1973年11月1號的《人民日報》，文章的標題是《社會主義工廠企業的一項重大責任》。
事實上直到2000年之前，“企業社會責任”也稱不上是熱詞，加起來還不到10篇。不過到了2006年，報紙上有了600多篇報道，一年後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還多，有1442篇。
輿論真正開始“熱火朝天”議論“企業社會責任”是在2008年，這一年報紙上有2117篇文章和“企業社會責任”有關。
但隨後熱度開始下降，到了去年2018年，報道篇數只剩下1019篇了。
數據來源：學術搜索引擎及文獻資料服務平臺讀秀
2
雖然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報道的統計並不能稱得上十足的科學和可信，但至少部分展示了輿論和中國的企業界的一些風向。
在2008年之前，中國已經連續五年實現了GDP的兩位數增長，這一波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正是起於2000年左右。在這之前，也就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這個國家已經展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雖然中間也遇到了幾次波折。
從2000年起，中國經濟這架龐大而高速的巨輪開始真正發力，2007年中國的GDP增速達到了令世界驚訝的14.23%，經濟總量也已經排到了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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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財經無忌
已經是萬科董事會名譽主席的王石，結束了自己的職場生涯。但如果回顧這一生，2008年的萬科捐款風波一定是他最難以釋懷的時刻。事後王石坦言“發現自己還像個青澀蘋果”，並說自己已經做好了辭職的準備。那一年，屬老虎的王石57歲。
網民的憤怒看上去好像是被王石不恰時宜的“理性”激怒，但深層次來看，其實是對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在社會責任擔當上的失望。
王石和萬科恰恰在這個點，踩到了民眾敏感的神經上。
1946年，已經在通用汽車擔任了四年顧問的彼得·德魯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公司的概念》，在這本書裡，他說“生存是公司的最高法則”，但這位日後的“管理學大師”也指出“大公司不能像小企業那樣毫無保留的把市場業績作為判斷標準”。
每一個年代都孕育符合那個年代氣息的企業，他們所承擔的社會價值也不同，福特要生產人們買得起的汽車，萬科要造出好房子。
就在最近，最近中國的幾家互聯網公司提出了“科技向善”的口號，試圖將科技應用到更多的帶有公益或者普惠的層面，而不僅僅是創造財富。
一個多月前馬化騰將“科技向善”定義為騰訊新的公司使命，“找人”是其中的最為代表性的產品。幾天前，字節跳動旗下的今日頭條也給自己的一個叫做“頭條尋人”產品造勢。同時為“找人”幫忙的，還有另一家互聯網大公司百度，李彥宏親自站臺，宣傳自己的“AI尋人”。
字節跳動的副總裁，央視前主持人張羽說，“我們更喜歡用做產品的方式做公益”，按照頭條公佈的數據，目前頭條尋人已經找回超過一萬個走失者。“算是一個成功的公益產品。”張羽說。在當天的發佈會上，張羽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也用了“科技向善”這個詞。
這家以算法著稱的互聯網公司日活用戶超過了7億，被視為騰訊的最大競爭對手，後者是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那麼，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談論“科技向善”和十年前的中國民營企業熱衷的“企業社會責任”又有什麼區別，他們又該怎麼避免當年王石犯下的錯誤？
1
2007年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宗慶後，一位來自浙江出身貧寒的民企老闆被邀請去參加媒體訪談，這位一度被冠以中國首富的飲料大王，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企業社會責任時，認認真真地說了幾點。
“企業社會責任，第一要為社會創造財富，這是企業主要的（社會）責任。”
然後在說了創造財富、保護環境、合格產品和善待職工後，宗慶後最後提到了公益。記者就問他，您認為是有主次之分的，首先是做好企業，有了能力之後再做公益事業？
宗慶後沒有正面回答，說起了另一個事，“有的企業本身是沒錢了，還貸款搞公益事業，這個是做秀，這並不是真正體現社會責任，對社會是有危害的。”
在中國的企業界，常青樹宗慶後口碑不錯，不同於柳傳志和他的聯想脫胎於知識分子云集的中科院，宗慶後是踩著三輪車賣冰棍幹出來的，說話自然就比較“直”，連馬雲的“五新”理論，他在央視節目裡張口就說人家是“胡說八道”。
那為什麼宗慶後對企業做公益表現出如此的謹慎呢？在他們這一代的企業老闆眼裡，“社會責任”又意味著什麼呢？
我去南京圖書館檢索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報刊資料，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2萬多篇報道中，最早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是出現在1973年11月1號的《人民日報》，文章的標題是《社會主義工廠企業的一項重大責任》。
事實上直到2000年之前，“企業社會責任”也稱不上是熱詞，加起來還不到10篇。不過到了2006年，報紙上有了600多篇報道，一年後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還多，有1442篇。
輿論真正開始“熱火朝天”議論“企業社會責任”是在2008年，這一年報紙上有2117篇文章和“企業社會責任”有關。
但隨後熱度開始下降，到了去年2018年，報道篇數只剩下1019篇了。
數據來源：學術搜索引擎及文獻資料服務平臺讀秀
2
雖然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報道的統計並不能稱得上十足的科學和可信，但至少部分展示了輿論和中國的企業界的一些風向。
在2008年之前，中國已經連續五年實現了GDP的兩位數增長，這一波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正是起於2000年左右。在這之前，也就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起，這個國家已經展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雖然中間也遇到了幾次波折。
從2000年起，中國經濟這架龐大而高速的巨輪開始真正發力，2007年中國的GDP增速達到了令世界驚訝的14.23%，經濟總量也已經排到了世界第三。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企業在這些年完成了原始財富的積累，特別是一些民營企業，走向規模化和集團化，“富豪”取代了“老闆”的稱謂。
被很多學者推崇的卡羅爾(Carroll)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也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順序：從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最後到慈善責任，形成一個從下往上的金字塔結構。
但事實上，卡羅爾的模型是根據西方企業上百年的發展歷程總結而來，而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歷史短的可憐，絕大多數的發展都還只是完成了財富的積累，並且全球化的到來，中國的很多企業承擔的是製造工廠的角色。
這是一個虛胖的工廠和虛胖的老闆。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來說，“除了錢只剩下錢”。
細數中國的企業家們，他們中間有一部分是“泥腿子”出身，洗腳上田的他們抓住了時代和命運的機會，成為了財富的主人，但你要他們去真正理解“財富”和“社會責任”的含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同時，我們的民眾和輿論也還沒做好如何接納這些掌握了大量財富的人群——他們曾經和自己一樣的普通。
於是大家的焦點放到了區分身份的新標識“財富”：慈善，捐贈，成為了很多企業和老闆對社會責任和公益的簡單理解。
那幾年大出風頭的是一個叫陳光標的中年男人，他狡猾地抓住了這一社會心理，博取了很高的關注度，甚至自封中國首善。
這是為什麼宗慶後在兩會期間會說起社會責任，對一些人作秀表示反感的原因。
只是人們沒想到的是，單純粗暴的財富捐贈在2008年後戛然而止，媒體報道的統計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來自大洋彼岸的金融風暴來勢洶洶地撲到了全球經濟，中國也不能倖免，生存或者說活下去成為了老闆們的共識。
企業社會責任=捐款，企業賺錢了，捐款承擔社會責任，企業賺不到錢了，企業社會責任就無人問津了。
這當然是粗暴而簡單的一種理解。對社會創造價值，難道僅僅只是和“財富”、“金錢”相關嗎？
王石當年反感的就是這一點，但他也沒想明白企業應該如何更好地去承擔社會責任——除了捐款。因此他無法去說服那些憤怒的民意，最後不得不選擇了向社會道歉，並追加了一億元的捐款。
對，最後挽回部分聲譽的還是靠錢。
3
數字經濟給了中國人創造奇蹟了機會和野心。不可否認，以製造業起家的中國企業依然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但中國互聯網科技企業這幾年的創新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樣本”。
無論是傳統的BAT三強，還是新晉的字節跳動、京東、美團、滴滴，包括小米，都在某一個領域有獨創的產品，並且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獲得了認可——無論是一級市場還是在納斯達克之類的交易所，跨國資本都在看好中國互聯網公司。
這十年來，新技術不僅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經濟結構，互聯網科技企業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科技公司的創始人像明星一樣被媒體追逐報道。
和上一代企業大量僱傭基層勞動力，每天和原材料、生產車間、經銷商打交道不同，中國的科技公司掌握了當下最流行的商業模式和科技生產力，員工們出入城市高檔寫字樓，並在資本市場收穫高溢價。
但鮮花和掌聲之後，社會也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你們除了創造財富，還能做什麼？
正如前面我們所談論的，從生產一雙襪子，製造一顆螺帽開始的中國工廠，在互聯網經濟興起之前，對社會的貢獻的確僅限於創造社會財富和解決就業——無論是慈善還是環保，都是通過捐獻財富去實現。
而這也是王石當年“犯錯”的歷史根源。
那麼，科技企業是否有不同的思路——新技術是否可以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這一樣也是全球科技企業面臨的共同問題。
4
在硅谷——曾經的互聯網科技公司聖地——人們開始反對科技行業追求唯快不破的風氣，以及摧毀舊事物時的不計後果。
向來觀點尖銳的專欄作家也是智庫研究員的露西·格林在《硅谷帝國》一書中，警惕地寫道：當技術使用量急劇增長時，其創始人甚至可能都沒意識到他們的技術對社會產生了這樣的全局性影響。他們只注意到自己賺了多少錢。
老實說，一直以來這個標榜“技術至上”的行業，曾經著迷於效率的提升，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公平：“技術至上”的負面效應在凸顯。
庫克，帶領蘋果走出“失去喬布斯”之後的關鍵人物，在和傳記作者利恩德·卡尼交流時，就告訴對方，“公司應該成為一股向善的力量以推動世界的改變”。
“在2004年IPO之前，谷歌實際上還是一個非常透明的公司，而IPO是它的一個轉折點。”微軟研究院的博伊德回憶，谷歌自那時開始，從一個“不作惡”的理想主義公司變成了一個封閉、以利潤為導向的公司。
從“科技向善”被反覆提及這一現象也可以看出，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也正在努力做點什麼。
如果說上一代中國的企業家們用財富改變世界，那麼現在的科技公司是試圖用“技術”，去幫助更多的普通人。
對比傳統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在過去，宗慶後、王石們掌握的“工具”有限，除了招聘更多員工解決就業和對財富的再分配（捐贈），確實沒有更多的“場景”。
這就是互聯網科技公司藉助新技術如何創造更多社會價值的新探索，在這一點上，他們或許能避免王石式的錯誤。
去年，中青報一篇名為《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通過直播教學，貧困地區的學生和成都七中的學生同步上課，很多人考上了本科，還有人考上清華北大，改變了命運。
感人的報道背後，人們興奮於“技術”在社會公益上的巧妙應用，而現在流行的“尋人”則是另一個不錯的場景。
“中國製造”正在邁向“中國創造”，這一過程是艱難的，但卻是不得不得邁出去的一步。而從生產車間到科技創新，企業底色的變化，對社會價值的貢獻也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用科技解決了效率問題之後的中國互聯網巨頭，如果更能關注社會的公平問題，用技術去幫助需要得到“普惠”的社會人群，無疑是一個善事，另一個層面來說，科技向善或許會成為另一個硅谷“Copy to China”的新案例。（本文首發鈦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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