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電影《地久天長》是這個時代的傷痕文學。下崗、失獨……的苦痛，並不單單屬於電影主人公，這是結構性的硬傷，甚至，青春期叛逆這樣的個體心理過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也會引發出新的矛盾。最後的最後，只有底層的工人，盡嚐遍世間的恨。那麼，什麼能地久天長？
電影《地久天長》展示了中國向著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個人和家庭所遭遇的創傷和苦痛，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一副非常生動的寫照，也為電影史乃至社會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對象。它涉及到了國企職工下崗、獨生子女家庭失獨、孩子的青春叛逆三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因此我們也根據這三個問題將本文分為三塊。
下崗與國企工人階級的沉淪
在八十年代的國企中，一群工友們在宿舍穿著時髦的衣服，跳起了交誼舞、迪斯科，表情是那麼滿足，那麼幸福，那麼新奇。對於這些原本不屬於他們這個階級的舞蹈，他們跳的那麼津津有味，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絲毫沒有察覺到有什麼異樣，也絲毫也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相容的地方。
國企工人最後的愉悅
這些文化現象只是一種表徵，它標誌著江山已經易手，標誌著社會即將到來的轉型，標誌著曾經作為主人翁和老大哥的傳統工人階級很快要淪落了。然而作為將要謝幕的主體，他們還渾然不覺，還沉浸在漲了工資的喜悅中，還沉浸在制度保障的滿足中，還沉浸在歡聲笑語的喜悅中，因而沒有對那個時代的政治安排做出過任何像樣的主體應對行動，於是那場社會的暴風雪就註定在後面等著他們了，於是劉耀軍和王麗雲們的命運就註定難以避免了。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一個社會集團失去了政治影響力，它的經濟利益的失去就是遲早的事兒了，於是下崗的暴風雪終於來了。在那個時代風暴面前，他們人心惶惶，他們不知道誰說了算，他們低三下四地哀求經理保留他們的飯碗，經理卻“擺個臭臉”給了 “讓先進的帶頭下崗”這樣一種蠻橫無理的回答。
那個打扮的油頭粉面的小官僚，用那個時代最經典的說辭，開始強制動員下崗了：“國家有難大家幫，我不下崗誰下崗”。這根黃宏在小品中說的“咱們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這類的說辭沒有什麼區別。問題是為了一部分人的“進步”要強迫更弱勢的群體做出犧牲，這種邏輯的合理性又在哪裡呢？
得知自己成了首批下崗的人之後，王麗雲失聲痛哭，她和劉耀軍一起離開了曾經像家一樣溫暖的國企，到了南方的小鎮，開始了灰暗慘淡的人生。在此之前，他們已經由於意外失去了獨子，這讓他們原本艱難的生活更加充滿苦痛。他們每天辛苦修車賺錢，除了維持生活剩下不了多少。
除了物質上的貧困，還有精神上的落寞、寂寥。在曾經的國企中，大家除了一起工作，相互之間還是兄弟姐妹，還是叔伯姑嬸，還是集體大家庭的一員，有什麼困難，有什麼痛苦，還可以幫忙解決，還可以傾訴排解，還可以獲得一種真實的溫暖。但如今集體大家庭已經瓦解，他們都被放逐出來，成了零散孤立的原子化的個人。從此他們只能在無依無靠的環境裡，暗自舔舐自己心靈中的傷口。
劉耀軍的同廠好友沈英明主動離職後辦企業發了財，成了腰纏萬貫的地產公司老闆。張新建和高美玉夫婦去海南經商，也發了財成了成功人士。這種下崗再創業的成功者不是沒有，然而卻是少數中的少數，不能代表多數原國企工人的普遍命運。儘管他們變得有錢有勢，儘管市場上的那些來來往往的合作者都客氣地稱呼他們為“沈總”和“張總”，他們卻從來也沒有把對方當作自己人，他們從來也沒有從中找到過家的溫暖，相反他們心中一直思念著當年國企中的同事，一直渴望大家能夠再聚首，一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過去的生活。
資本市場社會裡的人註定是孤獨的。人都是零散的市場主體，都是互相競爭者。這裡找不到什麼大家庭的溫暖，劉耀軍、沈英明、張新建們的孤獨和他們對當年集體的留戀，都說明了這一點。
失獨家庭的破碎與痛苦
劉耀軍和王麗雲有了孩子劉星之後，王麗雲又懷孕了。然而那正是計劃生育抓的最緊的八十年代，如果上級知道了他們兩人可能都會被開除，負責計劃生育工作的幹部李海燕（劉耀軍的哥們沈英明的妻子）也會因此被追責。儘管劉耀軍和王麗雲非常想偷偷生下這個孩子，儘管他們想辦法躲避著李海燕，但還是被對方發現了。李海燕發現後立刻安排人手，立刻聯繫醫院，立刻對劉耀軍夫婦施壓，強行把王麗雲弄去做了人流手術，而且手術中出了問題，王麗雲再也無法生育。
沈英明和李海燕的兒子沈浩邀約劉星去水庫游泳，導致劉星溺水身亡，從此劉耀軍和王麗雲變成了失獨家庭。他們被放逐出來的時候，唯一能安慰他們的個體小家庭，也因為獨子的死亡而變得破碎。因此，劉耀軍和王麗雲的生活更加黯淡，更加淒涼，更加落寞。王麗雲喪失了生活的希望曾經自殺，卻又被劉耀軍救了回來。這也說明對於千千萬萬的底層人來說，喪失了聯合體之後，個體小家庭註定是脆弱的，註定是經不起任何衝擊的，註定是提供不了足夠溫暖的。
失去孩子的痛苦
沈英明、李海燕和沈浩一家人因為上述事情，揹負上了沉重的情感債務，他們多年裡一直被歉疚和負罪感所折磨。
李海燕多年來始終惦記著劉耀軍夫婦，這種愧疚甚至把他折磨到精神失常的地步。她當年強行讓王麗雲做墮胎手術，一是沒有預料到他們的孩子劉星會因為跟著自己孩子沈浩去游泳而死亡，二是沒有想到她認為提供了穩定保障的國企體制會被打掉。在這種情況下，這無異成了她對劉耀軍夫婦的欺騙，是她把摯友推向了失去大家庭後連小家庭也無法保有的境況，是她將對方推向了老來無依無靠的地步，她是造成對方人生困境的直接凶手。因此她在晚年一直夢到劉耀軍和王麗雲，在臨終之前一直要求見他們一面，試圖用“有錢了”這種資本市場社會的成果彌補對方的人生悲劇，然而卻是徒勞的。
沈浩邀請劉星下水，直接造成了對方的死亡。雙方父母都知道了，但又原諒了他還是孩子，多少年來父母都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誰也沒有再提過這事。沈浩由於恐懼，沒有再見過劉耀軍夫婦，多少年來從未去坦承這件事，多少年來這些事情一直壓在心底，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淡忘，反而背上了越來越沉重的心理負擔。直到在其母死後，他去劉耀軍夫婦面前坦白承認了，才獲得瞭解脫。
沈浩說出真相
這兩個人所揹負的債務中，應該說李海燕的更具有社會性，更值得分析，她的兒子沈浩只是由於非常偶然的原因造成了劉星的悲劇。計劃生育政策的嚴厲執行，表面上看是由於當年的社會負擔不起那麼多的過剩人口，實際卻是社會總資本把那麼多看似用不上的、難以當作有效勞動力的人當作一種負擔，因而總是千方百計想方設法予以減少。李海燕作為執行此意志的小幹部，當然想不到這麼深的一層，她只是按照規定辦事，她只是把這個當成任務來完成，只是把這個看作自己的職責所在，因此造成了好友一家終生的悲劇和遺憾。
造成劉耀軍夫婦和沈英明夫婦隔閡的，除了直接的人生悲劇，還有更深層的社會原因，那就是雙方日漸拉大的社會地位。劉耀軍夫婦的命運更像絕大多數下崗職工，離開國企之後當了底層小商販，終身困頓潦倒。沈英明則取得了主流意義的成功，躋身於上流社會成了地產老闆。在見面之後，沈英明豪爽、灑脫，談吐中透著自信；劉耀軍夫婦則傷感、侷促，人生失敗者的感覺總也躲不掉。雙方地位的差距，當然會造成某種心理上的隔膜，雖然當他們仍然懷念著當年兄弟姐妹般的時光。
勞動家庭孩子的青春期叛逆
此後劉耀軍夫婦又收養了一個孩子叫周永福，還給他改名叫劉星，然而他們始終在他身上找不到劉星的影子。周永福也厭煩劉耀軍夫婦把他看作劉星的替代品，經常頂撞他們，青春期的叛逆情緒非常明顯。周永福成年後，劉耀軍夫婦受不了他的頂撞，給他辦了身份證同意他離開家庭獨立生活。周永福離開後，劉耀軍夫婦又陷入了孤獨無依的生活中。
孩子的青春期叛逆是一個比較顯著的社會現象，但是對於底層勞動者家庭來說，這個問題會更顯得艱難和無解。劉耀軍和王麗雲每天為謀生忙的顧不過來孩子的教育，只能讓年幼的周永福在那裡自己成長，養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情感會更加疏遠。孩子青春期的煩惱，青春期的苦悶，青春期的壓抑，都由於父母的過於忙碌而得不到緩釋，於是周永福越發叛逆。他輟學之後，開始跟其他一些問題少年廝混，每天就是打遊戲和吃喝玩樂，這裡面顯然有故意激怒劉耀軍夫婦的意味，骨子裡是對得不到足夠關愛的洩憤。
影片對於周永福成長的過程展示地非常少，除了拍攝了幾個衝突畫面，其餘都是一帶而過；對於沈浩的描述更為簡略，幾乎什麼都是空白的。情節的安排當然展現出編導者某種獨特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如果把兩個孩子平行並置地加以描述，很顯然就會使得“階級”這個因素更為凸顯，很顯然就會變成另一個《姊妹花》的故事，但這對於王小帥這種自由主義的藝術家來說，很顯然是不能接受的。
然而不管編導者如何在這裡弄出了意味深長的空白，周永福（如果劉星沒死的話就是劉星本人）和沈浩的人生軌跡還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於父親發了家，沈浩有足夠的資源去就讀好的學校，有足夠的資金去出國深造，有足夠的人脈去找到好工作，他學醫畢業後去了大醫院當了受人尊敬的醫生。與之相反，周永福則由於前面已經講過的原因，先是輟學後來又混社會，最後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回來重操父親的舊業，仍然是一個底層的失意者。同是青春少年，因為家庭地位的重要變化，最後的人生軌跡也完全不同了。
整體來看，在王小帥這類編導者眼中，劉耀軍夫婦的遭遇可以抽象地用集體對個人的摧殘，歷史對個人的綁架，國家意志對個人的犧牲這種邏輯來解釋，就像王小帥在自傳中寫道“僵化的國家對於無辜個人的傷害，個人受到損害的方式，則表現為家的破壞”，從而完全忽視了社會性質轉變和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當然也就更加無視這種生產關係格局中的階級因素。
然而王小帥的電影要想感動人，也還是得按照一定的現實邏輯來安排情節，因此我們還是從當中讀出了社會轉型的性質，國企工人階級的地位變化，新時代的貧富重新分化這樣一些客觀的歷史趨勢和現象。我想這就是王小帥電影的價值所在吧，儘管他自己肯定不希望我們這樣解讀，但這由不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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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聰雷
編輯：默默然
美編：太子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