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藝的一出話劇名叫《窩頭會館》，編劇是中國非常優秀的作家劉恆。有人問起作者這齣戲的主題，這讓劉恆感到發窘，於是他說主題就是一個字：錢。如果“錢”顯得直白，換個含蓄一點的說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這個詞打動了我，讓我想到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的主題之一：貧富和慾望。這幾乎是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大問題，因為有人類就有貧富和慾望，有慾望就有困境。而人作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所面臨的困境更為複雜。“外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內在的困境是慾望不滅。”這也是劉恆的話。
面對一個大的命題，我常常感到自己敘述起來的力不從心。那麼，不如就讓我從小處開始，從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講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寫過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最短的小說，1000個字，漢字排版一頁半紙。有時候我也會像劉恆那樣被朋友問道：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為了簡便，我常用一句話表述，我說這大概是一個關於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說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多前中國北方深山裡的小村子臺兒溝，很少有人家掛照片，因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鎮上沒有照相館，去趟縣城，跋山涉水來回五百里。誰家要是掛張照片，頓時滿屋生輝，半個村子也會跟著熱鬧幾天。小說主人公山杏的哥哥來信向家裡要張“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別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個小島上當兵已經兩年，走的時候山杏才八歲。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媽去縣城照相，從春天催到秋天。後來，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終於決定遠征縣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沒睡好，看媽在灶前彎著腰烙餅，爹替她添柴燒火。他們用半夜的時間準備路上的乾糧，如同過年一樣。天不亮，他們就換上過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乾糧籃子出了村。他們搭了五十里汽車，走了二百里山路，喝涼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籃子幹餅，第三天才來到縣城。他們找到了照相館，照相師傅將他們領進攝影間。當滿屋燈光嘩的一下亮了起來，當高樓大廈、鮮花噴泉之類的他們從未見過的華麗佈景把這一家三口人包圍時，他們甚至來不及驚歎，照相已經開始。在照相師傅的指揮下，他們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時大睜著眼睛向前方看去。隨著燈光嘩地滅掉，這隆重的事件，幾乎一瞬間就結束了。半個月後，山杏爹從村委會拿回一個照相館寄來的信封。山杏搶著撕開封口，裡面果然有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上沒有大睜著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正衝她們全家微笑的好看的捲髮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牆上掛出了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姑娘衝所有來參觀的人微笑著。有人問起這是誰，爹媽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說，那是她未來的新嫂子。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藝的一出話劇名叫《窩頭會館》，編劇是中國非常優秀的作家劉恆。有人問起作者這齣戲的主題，這讓劉恆感到發窘，於是他說主題就是一個字：錢。如果“錢”顯得直白，換個含蓄一點的說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這個詞打動了我，讓我想到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的主題之一：貧富和慾望。這幾乎是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大問題，因為有人類就有貧富和慾望，有慾望就有困境。而人作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所面臨的困境更為複雜。“外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內在的困境是慾望不滅。”這也是劉恆的話。
面對一個大的命題，我常常感到自己敘述起來的力不從心。那麼，不如就讓我從小處開始，從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講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寫過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最短的小說，1000個字，漢字排版一頁半紙。有時候我也會像劉恆那樣被朋友問道：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為了簡便，我常用一句話表述，我說這大概是一個關於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說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多前中國北方深山裡的小村子臺兒溝，很少有人家掛照片，因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鎮上沒有照相館，去趟縣城，跋山涉水來回五百里。誰家要是掛張照片，頓時滿屋生輝，半個村子也會跟著熱鬧幾天。小說主人公山杏的哥哥來信向家裡要張“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別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個小島上當兵已經兩年，走的時候山杏才八歲。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媽去縣城照相，從春天催到秋天。後來，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終於決定遠征縣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沒睡好，看媽在灶前彎著腰烙餅，爹替她添柴燒火。他們用半夜的時間準備路上的乾糧，如同過年一樣。天不亮，他們就換上過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乾糧籃子出了村。他們搭了五十里汽車，走了二百里山路，喝涼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籃子幹餅，第三天才來到縣城。他們找到了照相館，照相師傅將他們領進攝影間。當滿屋燈光嘩的一下亮了起來，當高樓大廈、鮮花噴泉之類的他們從未見過的華麗佈景把這一家三口人包圍時，他們甚至來不及驚歎，照相已經開始。在照相師傅的指揮下，他們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時大睜著眼睛向前方看去。隨著燈光嘩地滅掉，這隆重的事件，幾乎一瞬間就結束了。半個月後，山杏爹從村委會拿回一個照相館寄來的信封。山杏搶著撕開封口，裡面果然有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上沒有大睜著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正衝她們全家微笑的好看的捲髮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牆上掛出了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姑娘衝所有來參觀的人微笑著。有人問起這是誰，爹媽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說，那是她未來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學雜誌的小說編輯，有時候我會在小說《意外》那樣的深山農村短暫地生活，或者說“採訪”。在一個名叫瓦片的村子裡，我在“山杏”的家裡住過。那一帶太行山風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窮，土地很少，河灘裡到處是石頭。因為不能耕種小麥，白麵就特別珍貴，家裡有人生重病時，男主人才會說一句：煮碗掛麵吃吧。我卻被當成貴客款待。山杏的母親為我煮掛麵，煎過年才捨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裡的臘肉。當我臨走把飯費留下來時，他們全家吃驚地漲紅了臉，好象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在這個家庭，我見到了被常年的灶煙燻黑的土牆上掛著唯一一張城市年輕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寫進小說裡的那一張。有位德國作家說過，變美是痛苦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那麼山杏一家對這陌生照片的態度，就是把困境變成了美吧？還有善良。
二十年之後，小村莊瓦片已是河北省一個著名旅遊風景區的一部分了，因為鐵路和高速公路鋪了過來，一列由北京發車的火車經過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車和汽車終於讓更多的外來人發現原來這裡有珍禽異獸出沒的原始森林，有氣勢磅礴的百里大峽谷，有清澈明麗的拒馬河，從前那些無用的石頭們在今天也變成了可以欣賞的風景，而風景就是財富的資源。我曾經為了自己一部電影的拍攝再次來到這山裡，電影裡需要深山農戶的院落，我毫不猶豫地嚮導演推薦了山杏的家。我看見從前的瓦片村民大多開起家庭旅館，山杏們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務員、導遊，有的則成為家庭旅館的女店主。她們不再會為拍一張照片跑幾百裡地，旅遊景點到處都有照相的生意。她們的眼光從容自信，她們的衣裳乾淨時尚，她們懂得了價值，也知道談論信息。當我向她們打聽一個更遠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時，山杏們優越地說：“哼，小道呀，知道。他們富不了，他們沒信息！”瓦片和周邊的村子都富了，在這些富裕起來的村莊裡，也就漸漸出現了相互比賽著快速發財的景象，畢竟錢要來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騙遊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偽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種為錢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家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為了電影裡女主角的家。製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家的純樸，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了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了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把我找到並申訴攝製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製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了黑色；大燈把院裡一棵石榴樹烤成了半死；為了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裡摔過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製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了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慾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面對封閉的山谷，是有著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面。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藝的一出話劇名叫《窩頭會館》，編劇是中國非常優秀的作家劉恆。有人問起作者這齣戲的主題，這讓劉恆感到發窘，於是他說主題就是一個字：錢。如果“錢”顯得直白，換個含蓄一點的說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這個詞打動了我，讓我想到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的主題之一：貧富和慾望。這幾乎是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大問題，因為有人類就有貧富和慾望，有慾望就有困境。而人作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所面臨的困境更為複雜。“外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內在的困境是慾望不滅。”這也是劉恆的話。
面對一個大的命題，我常常感到自己敘述起來的力不從心。那麼，不如就讓我從小處開始，從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講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寫過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最短的小說，1000個字，漢字排版一頁半紙。有時候我也會像劉恆那樣被朋友問道：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為了簡便，我常用一句話表述，我說這大概是一個關於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說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多前中國北方深山裡的小村子臺兒溝，很少有人家掛照片，因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鎮上沒有照相館，去趟縣城，跋山涉水來回五百里。誰家要是掛張照片，頓時滿屋生輝，半個村子也會跟著熱鬧幾天。小說主人公山杏的哥哥來信向家裡要張“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別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個小島上當兵已經兩年，走的時候山杏才八歲。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媽去縣城照相，從春天催到秋天。後來，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終於決定遠征縣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沒睡好，看媽在灶前彎著腰烙餅，爹替她添柴燒火。他們用半夜的時間準備路上的乾糧，如同過年一樣。天不亮，他們就換上過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乾糧籃子出了村。他們搭了五十里汽車，走了二百里山路，喝涼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籃子幹餅，第三天才來到縣城。他們找到了照相館，照相師傅將他們領進攝影間。當滿屋燈光嘩的一下亮了起來，當高樓大廈、鮮花噴泉之類的他們從未見過的華麗佈景把這一家三口人包圍時，他們甚至來不及驚歎，照相已經開始。在照相師傅的指揮下，他們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時大睜著眼睛向前方看去。隨著燈光嘩地滅掉，這隆重的事件，幾乎一瞬間就結束了。半個月後，山杏爹從村委會拿回一個照相館寄來的信封。山杏搶著撕開封口，裡面果然有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上沒有大睜著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正衝她們全家微笑的好看的捲髮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牆上掛出了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姑娘衝所有來參觀的人微笑著。有人問起這是誰，爹媽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說，那是她未來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學雜誌的小說編輯，有時候我會在小說《意外》那樣的深山農村短暫地生活，或者說“採訪”。在一個名叫瓦片的村子裡，我在“山杏”的家裡住過。那一帶太行山風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窮，土地很少，河灘裡到處是石頭。因為不能耕種小麥，白麵就特別珍貴，家裡有人生重病時，男主人才會說一句：煮碗掛麵吃吧。我卻被當成貴客款待。山杏的母親為我煮掛麵，煎過年才捨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裡的臘肉。當我臨走把飯費留下來時，他們全家吃驚地漲紅了臉，好象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在這個家庭，我見到了被常年的灶煙燻黑的土牆上掛著唯一一張城市年輕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寫進小說裡的那一張。有位德國作家說過，變美是痛苦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那麼山杏一家對這陌生照片的態度，就是把困境變成了美吧？還有善良。
二十年之後，小村莊瓦片已是河北省一個著名旅遊風景區的一部分了，因為鐵路和高速公路鋪了過來，一列由北京發車的火車經過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車和汽車終於讓更多的外來人發現原來這裡有珍禽異獸出沒的原始森林，有氣勢磅礴的百里大峽谷，有清澈明麗的拒馬河，從前那些無用的石頭們在今天也變成了可以欣賞的風景，而風景就是財富的資源。我曾經為了自己一部電影的拍攝再次來到這山裡，電影裡需要深山農戶的院落，我毫不猶豫地嚮導演推薦了山杏的家。我看見從前的瓦片村民大多開起家庭旅館，山杏們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務員、導遊，有的則成為家庭旅館的女店主。她們不再會為拍一張照片跑幾百裡地，旅遊景點到處都有照相的生意。她們的眼光從容自信，她們的衣裳乾淨時尚，她們懂得了價值，也知道談論信息。當我向她們打聽一個更遠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時，山杏們優越地說：“哼，小道呀，知道。他們富不了，他們沒信息！”瓦片和周邊的村子都富了，在這些富裕起來的村莊裡，也就漸漸出現了相互比賽著快速發財的景象，畢竟錢要來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騙遊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偽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種為錢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家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為了電影裡女主角的家。製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家的純樸，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了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了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把我找到並申訴攝製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製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了黑色；大燈把院裡一棵石榴樹烤成了半死；為了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裡摔過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製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了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慾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面對封閉的山谷，是有著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面。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那麼，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進化著鄉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扮演了催生慾望的角色。商業文明的到來和它“溫柔的挑釁”使未經汙染的深山農人的品質變得可疑；沒有它們的入侵，貧苦的山杏們的思維邏輯將永遠是寬厚待人。可我想說，這種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實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種與己無關的居高臨下的悲憫。貧窮和閉塞的生活裡可能誕生純淨的善意，可是貧窮和閉塞並不是文明的代名詞。誰有權力不讓山杏們利用大山的風景富裕起來呢？誰有權力不許一個鄉村老漢跳上火車去找人“投訴”虧待了他的攝製組呢？其實當我在這兒比喻火車是催生慾望的角色時，蒸汽機火車已經從中國全面退役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背影；內燃機車、電氣機車也不再新鮮。幾年前上海就已經出現標誌著國際領先技術的磁懸浮列車。在這個人類集體鍾情於速度的時代，那個彷彿不久前還被我們當成工業文明象徵的蒸汽機車，轉瞬之間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這種既柔軟又強大的物質，這個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近現代文明之旅的動力也就漸漸從領先的位置上消失了。當它的實用功能衰弱之後，它那暖意盎然的懷舊的審美特質才凸現出來。問題是，當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業革命那實用功能所帶來的諸多物質進步的人們，誰又有權力為了個人今天的審美愉悅，去對那些大山裡的山民們說，我們可以富，但你們卻不行呢？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藝的一出話劇名叫《窩頭會館》，編劇是中國非常優秀的作家劉恆。有人問起作者這齣戲的主題，這讓劉恆感到發窘，於是他說主題就是一個字：錢。如果“錢”顯得直白，換個含蓄一點的說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這個詞打動了我，讓我想到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的主題之一：貧富和慾望。這幾乎是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大問題，因為有人類就有貧富和慾望，有慾望就有困境。而人作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所面臨的困境更為複雜。“外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內在的困境是慾望不滅。”這也是劉恆的話。
面對一個大的命題，我常常感到自己敘述起來的力不從心。那麼，不如就讓我從小處開始，從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講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寫過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最短的小說，1000個字，漢字排版一頁半紙。有時候我也會像劉恆那樣被朋友問道：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為了簡便，我常用一句話表述，我說這大概是一個關於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說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多前中國北方深山裡的小村子臺兒溝，很少有人家掛照片，因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鎮上沒有照相館，去趟縣城，跋山涉水來回五百里。誰家要是掛張照片，頓時滿屋生輝，半個村子也會跟著熱鬧幾天。小說主人公山杏的哥哥來信向家裡要張“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別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個小島上當兵已經兩年，走的時候山杏才八歲。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媽去縣城照相，從春天催到秋天。後來，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終於決定遠征縣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沒睡好，看媽在灶前彎著腰烙餅，爹替她添柴燒火。他們用半夜的時間準備路上的乾糧，如同過年一樣。天不亮，他們就換上過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乾糧籃子出了村。他們搭了五十里汽車，走了二百里山路，喝涼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籃子幹餅，第三天才來到縣城。他們找到了照相館，照相師傅將他們領進攝影間。當滿屋燈光嘩的一下亮了起來，當高樓大廈、鮮花噴泉之類的他們從未見過的華麗佈景把這一家三口人包圍時，他們甚至來不及驚歎，照相已經開始。在照相師傅的指揮下，他們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時大睜著眼睛向前方看去。隨著燈光嘩地滅掉，這隆重的事件，幾乎一瞬間就結束了。半個月後，山杏爹從村委會拿回一個照相館寄來的信封。山杏搶著撕開封口，裡面果然有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上沒有大睜著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正衝她們全家微笑的好看的捲髮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牆上掛出了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姑娘衝所有來參觀的人微笑著。有人問起這是誰，爹媽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說，那是她未來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學雜誌的小說編輯，有時候我會在小說《意外》那樣的深山農村短暫地生活，或者說“採訪”。在一個名叫瓦片的村子裡，我在“山杏”的家裡住過。那一帶太行山風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窮，土地很少，河灘裡到處是石頭。因為不能耕種小麥，白麵就特別珍貴，家裡有人生重病時，男主人才會說一句：煮碗掛麵吃吧。我卻被當成貴客款待。山杏的母親為我煮掛麵，煎過年才捨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裡的臘肉。當我臨走把飯費留下來時，他們全家吃驚地漲紅了臉，好象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在這個家庭，我見到了被常年的灶煙燻黑的土牆上掛著唯一一張城市年輕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寫進小說裡的那一張。有位德國作家說過，變美是痛苦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那麼山杏一家對這陌生照片的態度，就是把困境變成了美吧？還有善良。
二十年之後，小村莊瓦片已是河北省一個著名旅遊風景區的一部分了，因為鐵路和高速公路鋪了過來，一列由北京發車的火車經過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車和汽車終於讓更多的外來人發現原來這裡有珍禽異獸出沒的原始森林，有氣勢磅礴的百里大峽谷，有清澈明麗的拒馬河，從前那些無用的石頭們在今天也變成了可以欣賞的風景，而風景就是財富的資源。我曾經為了自己一部電影的拍攝再次來到這山裡，電影裡需要深山農戶的院落，我毫不猶豫地嚮導演推薦了山杏的家。我看見從前的瓦片村民大多開起家庭旅館，山杏們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務員、導遊，有的則成為家庭旅館的女店主。她們不再會為拍一張照片跑幾百裡地，旅遊景點到處都有照相的生意。她們的眼光從容自信，她們的衣裳乾淨時尚，她們懂得了價值，也知道談論信息。當我向她們打聽一個更遠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時，山杏們優越地說：“哼，小道呀，知道。他們富不了，他們沒信息！”瓦片和周邊的村子都富了，在這些富裕起來的村莊裡，也就漸漸出現了相互比賽著快速發財的景象，畢竟錢要來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騙遊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偽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種為錢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家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為了電影裡女主角的家。製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家的純樸，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了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了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把我找到並申訴攝製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製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了黑色；大燈把院裡一棵石榴樹烤成了半死；為了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裡摔過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製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了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慾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面對封閉的山谷，是有著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面。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那麼，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進化著鄉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扮演了催生慾望的角色。商業文明的到來和它“溫柔的挑釁”使未經汙染的深山農人的品質變得可疑；沒有它們的入侵，貧苦的山杏們的思維邏輯將永遠是寬厚待人。可我想說，這種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實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種與己無關的居高臨下的悲憫。貧窮和閉塞的生活裡可能誕生純淨的善意，可是貧窮和閉塞並不是文明的代名詞。誰有權力不讓山杏們利用大山的風景富裕起來呢？誰有權力不許一個鄉村老漢跳上火車去找人“投訴”虧待了他的攝製組呢？其實當我在這兒比喻火車是催生慾望的角色時，蒸汽機火車已經從中國全面退役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背影；內燃機車、電氣機車也不再新鮮。幾年前上海就已經出現標誌著國際領先技術的磁懸浮列車。在這個人類集體鍾情於速度的時代，那個彷彿不久前還被我們當成工業文明象徵的蒸汽機車，轉瞬之間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這種既柔軟又強大的物質，這個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近現代文明之旅的動力也就漸漸從領先的位置上消失了。當它的實用功能衰弱之後，它那暖意盎然的懷舊的審美特質才凸現出來。問題是，當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業革命那實用功能所帶來的諸多物質進步的人們，誰又有權力為了個人今天的審美愉悅，去對那些大山裡的山民們說，我們可以富，但你們卻不行呢？
我在這時想起一個深山裡的少年。上世紀90年代，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在一個名叫小道(向山杏們打聽過的小道)的村子裡，順著雨後泥濘的小道走進一戶人家，看見在堆著破鐵桶和山藥乾的窗臺上靠著一塊手絹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三行字：
太陽升起來了，
太陽落下去了，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問過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訴我這是她九歲的兒子寫的。我又問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說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見這個九歲的深山少年，因為他那三行字跡歪扭的詩打動了我——我認為那是詩。那詩裡有一個少年的困境，願望，他的情懷和尊嚴，有太陽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沒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記著石板上那三句詩。今天那個少年早已長大，或許還在小道種地，或許已經讀書、進城。假如在新世紀的今天，我把他的詩改動一個字，變成“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富呢”，我還會認為這是詩嗎？
與其承認這還是詩，不如承認這是合理的慾望。如同16世紀葡萄牙詩人在歡迎他們的商船從海上歸來時那直白的詩句：“利潤鼓舞著我們揚帆遠航……”
“利潤”這字眼嵌入在詩行中看上去的確令人尷尬，但文學的責任不在於簡單奚落“變富”的慾望，因為變富並不意味著一定變壞，而“變好”並不意味著一定和貧窮緊緊相聯。文學在其中留神的應該是“困境”。貧窮讓人陷入困境，而財富可能讓人解脫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讓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討論當代中國鄉村的價值變化的文章中讀到，消費經濟時代的突然降臨讓許多沒有足夠心理準備和文化準備的村民，無暇也無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籌劃。多掙錢以確立存在地位的慾望壓倒了這些，他們被迫捲入人與人之間一場財富競賽的長征：爭蓋高樓，喜事大辦，喪事喜辦，以喪失尊嚴來換取以為的“面子”。中國中央電視臺曾經報道過南方一些農村，有人在辦喪事時請戲班子跳脫衣舞，因為花得起錢而在鄰里間“掙足了面子”。這讓人瞠目，讓人想到說的雖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親戚，當年住在四合院一間三平方米的小屋裡，如今他在為自己選購汽車時，打開一款已屬高檔車的車門，竟皺著眉頭不滿地連聲說，“後排座間太小，空間太小！”所有這些，更讓人思考一個國家在富強的崛起時，文明在何處以何種面目支撐。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制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扞衛。這也正是其價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進，高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的物質文明在過去200多年裡發生的變化遠遠超過了之前的5000年。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相對於人類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些。更何況，若從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開始，人類生理和心理的進化至少已經歷了500萬年。有人類學家稱，幾乎所有人都對蛇有與生俱來的恐懼，源於人類祖先早年在叢林中生活，無數代人與蛇共處，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這種警覺融入人類的基因代代遺傳。當200多年的進步使人類彷彿已經成為這個星球唯一主宰的時候，我們是否真正知道慾望將把自己帶往何方？我們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這所有變化的結果和含義？人類恐怕還要有更漫長的時間去領悟，以讓靈魂跟上變化的腳步。今天，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斷加深，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我們的物質要求也一再地擴大，雖然我願意讚美高科技帶給人類所有的進步和財富，但我還是要說，以財富和物質積累為核心訴求的變革，不能僅僅成為一種去倫理、去道德、去烏托邦的世俗性技術改革。巨大的物質力量最終並不是我們生存的全部依據，它從來都該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預示和陪襯。這兩種力量會長久地糾纏在一起，互相依存難解難分。它們彼此對立又相互滲透，構成了我們內在的思想緊張。而文學要探究的領域，也應該包括這種緊張。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藝的一出話劇名叫《窩頭會館》，編劇是中國非常優秀的作家劉恆。有人問起作者這齣戲的主題，這讓劉恆感到發窘，於是他說主題就是一個字：錢。如果“錢”顯得直白，換個含蓄一點的說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這個詞打動了我，讓我想到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的主題之一：貧富和慾望。這幾乎是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大問題，因為有人類就有貧富和慾望，有慾望就有困境。而人作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所面臨的困境更為複雜。“外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內在的困境是慾望不滅。”這也是劉恆的話。
面對一個大的命題，我常常感到自己敘述起來的力不從心。那麼，不如就讓我從小處開始，從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講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寫過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最短的小說，1000個字，漢字排版一頁半紙。有時候我也會像劉恆那樣被朋友問道：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為了簡便，我常用一句話表述，我說這大概是一個關於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說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多前中國北方深山裡的小村子臺兒溝，很少有人家掛照片，因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鎮上沒有照相館，去趟縣城，跋山涉水來回五百里。誰家要是掛張照片，頓時滿屋生輝，半個村子也會跟著熱鬧幾天。小說主人公山杏的哥哥來信向家裡要張“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別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個小島上當兵已經兩年，走的時候山杏才八歲。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媽去縣城照相，從春天催到秋天。後來，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終於決定遠征縣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沒睡好，看媽在灶前彎著腰烙餅，爹替她添柴燒火。他們用半夜的時間準備路上的乾糧，如同過年一樣。天不亮，他們就換上過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乾糧籃子出了村。他們搭了五十里汽車，走了二百里山路，喝涼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籃子幹餅，第三天才來到縣城。他們找到了照相館，照相師傅將他們領進攝影間。當滿屋燈光嘩的一下亮了起來，當高樓大廈、鮮花噴泉之類的他們從未見過的華麗佈景把這一家三口人包圍時，他們甚至來不及驚歎，照相已經開始。在照相師傅的指揮下，他們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時大睜著眼睛向前方看去。隨著燈光嘩地滅掉，這隆重的事件，幾乎一瞬間就結束了。半個月後，山杏爹從村委會拿回一個照相館寄來的信封。山杏搶著撕開封口，裡面果然有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上沒有大睜著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正衝她們全家微笑的好看的捲髮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牆上掛出了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姑娘衝所有來參觀的人微笑著。有人問起這是誰，爹媽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說，那是她未來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學雜誌的小說編輯，有時候我會在小說《意外》那樣的深山農村短暫地生活，或者說“採訪”。在一個名叫瓦片的村子裡，我在“山杏”的家裡住過。那一帶太行山風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窮，土地很少，河灘裡到處是石頭。因為不能耕種小麥，白麵就特別珍貴，家裡有人生重病時，男主人才會說一句：煮碗掛麵吃吧。我卻被當成貴客款待。山杏的母親為我煮掛麵，煎過年才捨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裡的臘肉。當我臨走把飯費留下來時，他們全家吃驚地漲紅了臉，好象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在這個家庭，我見到了被常年的灶煙燻黑的土牆上掛著唯一一張城市年輕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寫進小說裡的那一張。有位德國作家說過，變美是痛苦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那麼山杏一家對這陌生照片的態度，就是把困境變成了美吧？還有善良。
二十年之後，小村莊瓦片已是河北省一個著名旅遊風景區的一部分了，因為鐵路和高速公路鋪了過來，一列由北京發車的火車經過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車和汽車終於讓更多的外來人發現原來這裡有珍禽異獸出沒的原始森林，有氣勢磅礴的百里大峽谷，有清澈明麗的拒馬河，從前那些無用的石頭們在今天也變成了可以欣賞的風景，而風景就是財富的資源。我曾經為了自己一部電影的拍攝再次來到這山裡，電影裡需要深山農戶的院落，我毫不猶豫地嚮導演推薦了山杏的家。我看見從前的瓦片村民大多開起家庭旅館，山杏們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務員、導遊，有的則成為家庭旅館的女店主。她們不再會為拍一張照片跑幾百裡地，旅遊景點到處都有照相的生意。她們的眼光從容自信，她們的衣裳乾淨時尚，她們懂得了價值，也知道談論信息。當我向她們打聽一個更遠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時，山杏們優越地說：“哼，小道呀，知道。他們富不了，他們沒信息！”瓦片和周邊的村子都富了，在這些富裕起來的村莊裡，也就漸漸出現了相互比賽著快速發財的景象，畢竟錢要來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騙遊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偽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種為錢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家幾乎原封不動地成為了電影裡女主角的家。製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家的純樸，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了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了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把我找到並申訴攝製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製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了黑色；大燈把院裡一棵石榴樹烤成了半死；為了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裡摔過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起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製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了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慾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面對封閉的山谷，是有著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面。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那麼，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進化著鄉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扮演了催生慾望的角色。商業文明的到來和它“溫柔的挑釁”使未經汙染的深山農人的品質變得可疑；沒有它們的入侵，貧苦的山杏們的思維邏輯將永遠是寬厚待人。可我想說，這種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實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種與己無關的居高臨下的悲憫。貧窮和閉塞的生活裡可能誕生純淨的善意，可是貧窮和閉塞並不是文明的代名詞。誰有權力不讓山杏們利用大山的風景富裕起來呢？誰有權力不許一個鄉村老漢跳上火車去找人“投訴”虧待了他的攝製組呢？其實當我在這兒比喻火車是催生慾望的角色時，蒸汽機火車已經從中國全面退役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背影；內燃機車、電氣機車也不再新鮮。幾年前上海就已經出現標誌著國際領先技術的磁懸浮列車。在這個人類集體鍾情於速度的時代，那個彷彿不久前還被我們當成工業文明象徵的蒸汽機車，轉瞬之間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這種既柔軟又強大的物質，這個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近現代文明之旅的動力也就漸漸從領先的位置上消失了。當它的實用功能衰弱之後，它那暖意盎然的懷舊的審美特質才凸現出來。問題是，當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業革命那實用功能所帶來的諸多物質進步的人們，誰又有權力為了個人今天的審美愉悅，去對那些大山裡的山民們說，我們可以富，但你們卻不行呢？
我在這時想起一個深山裡的少年。上世紀90年代，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在一個名叫小道(向山杏們打聽過的小道)的村子裡，順著雨後泥濘的小道走進一戶人家，看見在堆著破鐵桶和山藥乾的窗臺上靠著一塊手絹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三行字：
太陽升起來了，
太陽落下去了，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問過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訴我這是她九歲的兒子寫的。我又問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說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見這個九歲的深山少年，因為他那三行字跡歪扭的詩打動了我——我認為那是詩。那詩裡有一個少年的困境，願望，他的情懷和尊嚴，有太陽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沒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記著石板上那三句詩。今天那個少年早已長大，或許還在小道種地，或許已經讀書、進城。假如在新世紀的今天，我把他的詩改動一個字，變成“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富呢”，我還會認為這是詩嗎？
與其承認這還是詩，不如承認這是合理的慾望。如同16世紀葡萄牙詩人在歡迎他們的商船從海上歸來時那直白的詩句：“利潤鼓舞著我們揚帆遠航……”
“利潤”這字眼嵌入在詩行中看上去的確令人尷尬，但文學的責任不在於簡單奚落“變富”的慾望，因為變富並不意味著一定變壞，而“變好”並不意味著一定和貧窮緊緊相聯。文學在其中留神的應該是“困境”。貧窮讓人陷入困境，而財富可能讓人解脫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讓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討論當代中國鄉村的價值變化的文章中讀到，消費經濟時代的突然降臨讓許多沒有足夠心理準備和文化準備的村民，無暇也無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籌劃。多掙錢以確立存在地位的慾望壓倒了這些，他們被迫捲入人與人之間一場財富競賽的長征：爭蓋高樓，喜事大辦，喪事喜辦，以喪失尊嚴來換取以為的“面子”。中國中央電視臺曾經報道過南方一些農村，有人在辦喪事時請戲班子跳脫衣舞，因為花得起錢而在鄰里間“掙足了面子”。這讓人瞠目，讓人想到說的雖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親戚，當年住在四合院一間三平方米的小屋裡，如今他在為自己選購汽車時，打開一款已屬高檔車的車門，竟皺著眉頭不滿地連聲說，“後排座間太小，空間太小！”所有這些，更讓人思考一個國家在富強的崛起時，文明在何處以何種面目支撐。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制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扞衛。這也正是其價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進，高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的物質文明在過去200多年裡發生的變化遠遠超過了之前的5000年。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相對於人類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時間還是太短了些。更何況，若從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開始，人類生理和心理的進化至少已經歷了500萬年。有人類學家稱，幾乎所有人都對蛇有與生俱來的恐懼，源於人類祖先早年在叢林中生活，無數代人與蛇共處，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這種警覺融入人類的基因代代遺傳。當200多年的進步使人類彷彿已經成為這個星球唯一主宰的時候，我們是否真正知道慾望將把自己帶往何方？我們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這所有變化的結果和含義？人類恐怕還要有更漫長的時間去領悟，以讓靈魂跟上變化的腳步。今天，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斷加深，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我們的物質要求也一再地擴大，雖然我願意讚美高科技帶給人類所有的進步和財富，但我還是要說，以財富和物質積累為核心訴求的變革，不能僅僅成為一種去倫理、去道德、去烏托邦的世俗性技術改革。巨大的物質力量最終並不是我們生存的全部依據，它從來都該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預示和陪襯。這兩種力量會長久地糾纏在一起，互相依存難解難分。它們彼此對立又相互滲透，構成了我們內在的思想緊張。而文學要探究的領域，也應該包括這種緊張。
為什麼我常會心疼和懷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為什麼處在信息時代的我們，還是那麼愛看電影裡慢跑的火車上發生的那些纏綿或者驚險？我不認為這僅僅是懷舊，我想說，當我們渴望精神發展的速度和心靈成長的速度能夠跟上科學發明和財富積累的速度，有時候我們必須有放慢腳步回望從前的勇氣，有屏住呼吸回望心靈的能力。就這個角度來說，文學最深層的意義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鋒的形式呈現出來的文學。保守或許對科技創新有害，但在善與惡，憐憫與同情，愛與恨、尊嚴與幸福……這些概念中，並不存在進步與保守的問題。因為永恆的道德真理不會衰老，而保衛和守望人類精神的高貴，保衛和守望我們共同生存的這個星球的清潔與和平理應是文學的本意。在人類的慾望不斷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類的神經頻頻被信息蹂躪的物慾時代的喧囂中，文學理應發出它可能顯得彆扭的、困難而保守的聲音，或許它的“不合時宜”將是真正意義上的先鋒！也因此，文學將總是與人類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學才有可能彰顯出獨屬於自己的價值魅力。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我還是記起了深山少年寫在石板上這簡單的句子，因為這裡有誠實的內心困境，有稚嫩的尊嚴，更有對“我”的考問和期待。“我”是充滿慾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類世界的未來。
人什麼時候、怎樣才能變得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