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唐朝，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會想到雄壯的長安城，想到愛飲酒作詩的大詩人李白。
但今天咱們來聊點兒不一樣的，正是“唐朝水運”，看看在盛唐時期的水運，究竟有多發達？
眾所周知，古代的交通受限因素較多，導致古人可選擇的出行方式並不多，比如日常情況下出門遠遊，古人會選擇騎馬，然而乘馬雖輕快，卻也有一定成本，而且在古代馬匹也非人人皆可買得起，這就又增加了出行的侷限，使得許多人只能靠腳程。
李白騎馬出遊
可如果騎馬，還要考慮諸多客觀因素，比如馬匹補給問題，不能不吃不喝一路狂奔，要在行駛一段路途後，找尋驛站進行休整。還有馬匹的生病問題，氣候問題與道路問題，都要考慮在內，最後才能在最大程度的可執行範圍內，乘馬而行。
於是乎在還沒有飛機的年代裡，乘船出行就成為另一種更為便利的交通選擇。
古人對於水運的重視，從唐朝以後更是到達了一個巔峰，得益於隋朝時隋煬帝楊廣開鑿大運河的先天基礎，使得唐朝開國以後，對全國範圍內的水運進行了一番系統規劃與升級。
那麼說到水運，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船隻的發展，所以我們可以將水運的升級，與造船業的進步劃一個等號，而說起唐朝造船業的轉變與發展，我個人總結有如下五點特徵：
一、在唐朝以前的歷朝歷代，舟船的建造體系，還是側重於軍事，國家資源還是向著軍用戰艦的方向傾斜，而在唐朝時，通過對造船工業體系進行升級，大唐朝廷逐步將造船重點由軍用戰艦轉化為民用船隻，且制定出相關法律，來嚴格限制民用船隻的規格。
比較有趣的一點是，《唐律》中對於船舶的載重竟然有明確規定，就像現在我們所說的貨車限載一樣，《唐律》中如此明言：
請應乘官船者，聽載衣糧二百斤，違限私載，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隨從者勿論）。——《唐律疏議·卷二十七·雜律》
這表明唐朝時乘官船外出的人員，所帶衣糧限載不得超過“二百斤”，而且對寄乘於船上的乘客也有限制，除卻載貨以外，多餘出來的空間如果私自載人，那就要受笞打之刑，但最後也表明出大唐朝廷較為人性化的一面，若是家人或隨從一同乘船，則不以罪論處。
唐代巨型樓船
二、對漕運所用舟船進行統一且嚴格的制定規範與定製標準，這體現了大唐朝廷對於舟船建造工業體系的重視。
如唐朝經濟改革家劉晏，任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就曾按照統一標準造江船兩千艘，每艘可載千斛。
《新唐書·食貨志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按照宋朝之前的度量衡來換算，1斛約等於現在的120斤，那麼1000斛，足足得有60噸的載重量，放到今天來看，也已經算是不小的貨船了。
唐朝水密隔艙快船
三、在工業生產力加速發展與提高的前提下，唐朝的造船行業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制式，而是向著更為華麗的建造風格進行轉變。
以往的古代大船，風格較為統一，甚至可以說是單一，整體裝飾除卻皇帝所乘的龍舟較為氣派外，民間客船或商船，還是屬於千篇一律的風格，然而伴隨唐朝時期的造船業大力發展，能工巧匠們開始創造出別具一格的裝飾，使舟船看上去更具特色與美麗。
《玄宗諸子傳》記載：將渡綿江 , 登舟見彩緣席為藉。
這表明當時的舟船，尤其是民間客船，已經開始在外飾上做文章，利用彩色鋪設船隻，進行個人化的妝點，裝飾可謂相當豪華。
相關影視劇照
四，基於當時的工業基礎與生產力水平，發明出新式的動力系統，使航速大大提高，最為顯著增加航速的代表裝置，正是唐朝時發明的“水輪”。
《舊唐書·李皋傳》有載：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
如上所述，可見唐朝時期的戰艦，增加了兩座水輪，以人力進行驅動，可“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
而這種與眾不同的動力推進裝置，也是我國古代歷史中首次使用。
另外在製作舟船的選料上，江東地區也開始大範圍採用更輕且更為堅固的樟木，使得航速又從根本上得以提高，李白當年所著的名詩《早發白帝城》，其中寫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通過後半句“千里江陵一日還”，大可想見當年的江東地區所造輕舟之快，據現代地理測算，千里江陵的實際距離為“357公里”，那麼一日之間順江而下能行駛300公里的航程，在古代已經算是相當快的速度了。
五，唐朝時所造船隻的整體載重，已經比過往朝代要提高不少，甚至可以說是大幅提高。
《唐國史補》中有段記載特別生動形象：
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
此段意為，江湖中曾盛傳，船在水中載重不可超過萬石，也指最大的船隻載重也不過八九千石，而到了大曆年間，也就是唐代宗年間，最大的一艘航船名為“俞大娘”，在上面居住的乘客有養生送死嫁娶者不計其數，幾乎人的生死嫁娶等事，都在這艘船內完成，而操駕的船工竟多達數百人以上，航程更是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幾乎縱跨大半個唐朝國境，往往一行駛就是一整年，而所謂載重不過萬的論調，對這艘船完全不適用，因為這艘船的載重，顯然已經超過了一萬石。
另外補充一點，史料中所說的“八九千石”，按照唐朝時的度量衡來計算，約合現在的550——650噸，而且這顯然還不包括船上人員的流動性，比如今天多，明天少，後天上船更多，再考慮到這艘船常年行駛，久居船上的人也不少，再加上裝載的貨物，這艘最大的航船的最大載重就更是難以估量，足以稱得上是一艘龐然大物。
貞觀年間用於運輸米糧的貨船，最少都能載重五百石，而到了盛唐時期所造出的船隻，最低載重標準則飆升為一千石，足足翻了一倍，若再加上這一千石是最低載重標準，那也就是說翻了一倍還多。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
這時運輸糧食的船隻，最少就能裝載五百石以上，而到了我上文中所說的劉晏任諸道鹽鐵轉運使時，則直接提升到一千石，甚至是千石以上，足以可見短短數十年的造船業發展之迅猛，考慮到當時的整體社會生產力與科技水平，這種升級速度已經可以稱得上是跨越式發展了。
《新唐書·食貨志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所以唐朝時期的造船業，大致經歷了以上五種轉變，從軍用造船資源向民用造船行業進行傾斜，從對漕運實施統一標準進行規範化管理運作，從千篇一律的外表裝飾到彩色裝修的日益豪華，從增加水輪等新式動力推進系統得以提高航速，從載重量由五百石翻一倍到千石以上甚至更多的跨越式發展，唐朝時期的造船技術從五個方面，完成了整體的產業升級，並且在整個世界造船史上橫向進行對比，同時期內還難有能夠比肩者。
而說完了造船業，咱們再來聊聊當年對於漕運的具體管理，首先是津渡。
為了方面通行，當時的大唐官府在各河流津口架橋設渡，同時也方便對往來船隻進行管理登記，這些“津渡”就相當於關卡，或者是收費站，船隻每行至此，便要接受查驗與登記，方便官府進行統一管理。
而且對每一處津渡，除了架設水上浮橋外，也有人員安排的明確要求，如每渡設立官職，有“津令、津丞”，也可說是“津主”，就是負責津渡日常管理的官吏，他們也要負責在津渡處設置一艘官船。
浮橋津渡
而每官船安排人員六人，有的也安排三到四人，用以檢查過往船隻是否超限，是否有違規情況，若無任何問題，便會放行，主要起到管理與疏導水運交通的職能。
《唐六典》：蘄州江津渡，荊州洪亭、鬆滋渡。江州馬頰、擅頭渡，船各一艘，船別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別四人。
而且凡是律法中明令制定的津渡處所，卻不造橋樑，不設渡船者，或者未經允許擅自移動橋樑及渡口者，負責管理津渡的津令與津丞，則都要受到懲治，一經發現，便要經受仗七十的懲罰，若因停船而影響交通者，肇事人則要被杖打一百。
《唐律疏議·卷二十七·雜律》：其津濟之處，應造橋航及應置船筏而不造者置，及擅移橋濟者，杖七十。停廢行人者，杖一百。
這項規定竟然被製作成為律法，而寫進《唐律》之中，足以可見當時的唐朝當局，對於水運的重視程度，也可看出唐朝當局對於水運所展現出的態度，是有著較為嚴厲的意識，犯者，則要受罰，而且杖七十以上的刑罰，屬實不輕。
唐朝漢津渡想象復原圖
另外還有關於河道水源的管理，唐朝當局也考慮在內，一是不得為了修建水運所用的河堤，而汙染了民間用水的水源，若修了河堤，但卻是豆腐渣工程，導致河堤決斷，因此毀壞農民莊稼，致使財物漂失，則要按律受罰，二是若在該修河堤的位置沒有修築河堤，那負責官吏也要治罪。
《唐律·卷二十七·雜律》：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時者，主司杖七十。因河堤斷決毀害人家，漂失財物者，坐贓論減五等。
從以上內容所述，相信不難看出唐朝統治者對於農民財產的保護重視，以及對於水運整體的重視程度，還是那句話，水運本身就是惠及於民，從而惠及天下的一件事，若不從根本上加以重視，不考慮全面充分，勢必會造成混亂，而這種混亂釀造的苦果，最後終究是要自己來嘗。
我想當時的大唐朝廷對這點思考的非常清楚，所以才將水運管理納進法律之內，對每一個環節通過嚴苛的懲治制度進行約束以及規範，倒不失為古代一種前衛的思想與嘗試。
同樣的，規範化管理以後，唐朝的水運果真為整個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商賈們的收益也隨著船隻建造的飛速發展與水運的管理規範化，日漸水漲船高，而民間商賈賺到鉅額收益，自然上稅也頗為豐厚，如此唐朝的國庫日漸充盈，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再加上官府領頭制定統一的內河運價，對市場進行規範，導致不法競價現象一再減少，使得以長江為主的內河水運日漸蓬勃，在促進經濟騰飛的過程中，也帶動了民間文化的交流與出遊風潮，畢竟船比以前快了，能載的人多了，而人民百姓賺的也多了，既然有錢了，那當然是在生活之餘乘舟遠行，實為人生一大樂事~
由此也可見，所有的美好生活，都是建立在經濟繁榮的基礎上，若國家經濟興旺發達，一派錚錚向榮的繁盛景象，自然人人安居樂業，國泰民安，興旺發達。
——————
關注作者：錢品聚，瞭解更多歷史與文化趣聞，帶您發現更大的世界~
——————
參考文獻：
《唐律疏議·卷二十七·雜律》：請應乘官船者，聽載衣糧二百斤，違限私載，苦受寄及寄之者，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五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若家人隨從者勿論）。
《新唐書·食貨志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玄宗諸子傳》記載：將渡綿江 , 登舟見彩緣席為藉。
《舊唐書·李皋傳》有載：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
《唐國史補》：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傳》：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
《新唐書·食貨志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唐六典》：蘄州江津渡，荊州洪亭、鬆滋渡。江州馬頰、擅頭渡，船各一艘，船別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別四人。
《唐律疏議·卷二十七·雜律》：其津濟之處，應造橋航及應置船筏而不造者置，及擅移橋濟者，杖七十。停廢行人者，杖一百。
《唐律·卷二十七·雜律》：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時者，主司杖七十。因河堤斷決毀害人家，漂失財物者，坐贓論減五等。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