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kman 誕生 40 年，它如何塑造了一種邊走邊聽的新行為方式？'

“試一下這個，你不認為一個讓你能夠邊走路邊聽歌的卡帶機是個好主意嗎？”井深大對盛田昭夫說。盛田昭夫迴應說：“如果一個人自顧自地聽自己的音樂，那麼他可能會被認為是粗魯的。”

在創始人希望能把音樂變得便攜的要求下，索尼 1979 年 7 月 1 日推出一款叫做隨身聽（walkman）的產品。這款產品隨後風靡世界，截至索尼 2008 財年末全球銷量達到 3.85 億臺，相當於每 17 個人就擁有一臺隨身聽。

形成私密空間並不是隨身聽的本意。初始被命名為 TPS-L2 的隨身聽型號配有兩個耳機插孔，為的就是分享音樂。在耳機插孔旁邊還有一個橘色的按鈕，上方標註著 HOT LINE 的字樣，按下這個熱線按鈕，機器會切換至內置的麥克風來收錄環境聲音，用戶不摘下耳機，就可以聽見周遭的情況或者與別人交流。

盛田昭夫的擔憂或許根植於日本長期以來的集體主義國民性，所以他並沒有意識到，不分享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流。

二戰之後，美國逐漸變得富足強盛。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閒錢消費娛樂，他們買唱片看電影。在城市化進程中，一批躋身城市的年輕人則通過自己的專業能力獲得了中上層的階級地位和待遇，他們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雅皮士”。

美國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經歷了對社會有著共同關懷的 1960 年代之後，人們愈發地把焦點轉移到了個體，考慮的更多的不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如何讓自己過上好日子。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他的長文《“自我的十年”和第三次大覺醒》（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中就把 1970 年代這種態度下的美國定義為了“自我的十年”。

隨身聽的出現，自然迎合了年輕人關注自我的訴求。

“試一下這個，你不認為一個讓你能夠邊走路邊聽歌的卡帶機是個好主意嗎？”井深大對盛田昭夫說。盛田昭夫迴應說：“如果一個人自顧自地聽自己的音樂，那麼他可能會被認為是粗魯的。”

在創始人希望能把音樂變得便攜的要求下，索尼 1979 年 7 月 1 日推出一款叫做隨身聽（walkman）的產品。這款產品隨後風靡世界，截至索尼 2008 財年末全球銷量達到 3.85 億臺，相當於每 17 個人就擁有一臺隨身聽。

形成私密空間並不是隨身聽的本意。初始被命名為 TPS-L2 的隨身聽型號配有兩個耳機插孔，為的就是分享音樂。在耳機插孔旁邊還有一個橘色的按鈕，上方標註著 HOT LINE 的字樣，按下這個熱線按鈕，機器會切換至內置的麥克風來收錄環境聲音，用戶不摘下耳機，就可以聽見周遭的情況或者與別人交流。

盛田昭夫的擔憂或許根植於日本長期以來的集體主義國民性，所以他並沒有意識到，不分享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流。

二戰之後，美國逐漸變得富足強盛。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閒錢消費娛樂，他們買唱片看電影。在城市化進程中，一批躋身城市的年輕人則通過自己的專業能力獲得了中上層的階級地位和待遇，他們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雅皮士”。

美國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經歷了對社會有著共同關懷的 1960 年代之後，人們愈發地把焦點轉移到了個體，考慮的更多的不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如何讓自己過上好日子。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他的長文《“自我的十年”和第三次大覺醒》（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中就把 1970 年代這種態度下的美國定義為了“自我的十年”。

隨身聽的出現，自然迎合了年輕人關注自我的訴求。

在美國的語境中的 Me generation 用來形容的就是關注自我的一代，它具體指涉的世代存在並不明確，有人說它是千禧一代的別稱，也有人說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就與這個詞掛上了鉤，但按照字面意思來看，關注自我的世代都符合這個特徵。

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身聽是最早伴隨和推動 Me generation 成長的娛樂產品之一。隨身聽開啟了一個邊走路邊聽歌的私人化體驗時代。索尼也把這個概念當做賣點。早期的一則電視廣告營造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人揣著隨身聽頭戴耳機的人一邊走一邊聽歌。他的行為引起了人們的側目：過馬路的人蹲下來仔細查看他手裡的裝備，跳街舞的人停止了舞動，甚至有人因為看得出神而裝上了路邊的標牌。

“人們立即喜歡上了隨身聽”，《Personal Stereo》一書的作者 Rebecca Tuhus-Dubrow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隨身聽帶來了一種史無前例的親密聽歌體驗，能在移動的同時讓音樂環繞在耳邊。

“他們把它比作電影，像是在看電影，或者演電影，又或者兩者同時都有。他們把它比作藥物，很多人談論著它的魔力和毒性。它成為了現象級的產品。”

上市兩個月，第一批隨身聽的 3 萬臺全部售罄。或許這會讓索尼後悔當初的保守——盛田昭夫要求第一批上市 6 萬臺設備，心存疑慮的索尼把這個數字砍了一半。

在美國，對時尚弄潮的追逐或許也幫著推動了隨身聽的銷售，雖然剛上市時的價格高達 200 美元，當時一個月平均房租也不過 280 美元，但它仍然賣得很火。歌手保羅·西蒙出席格萊美時讓 隨身聽 也跟著他一起亮了個相，迪斯科女皇唐娜·桑默把隨身聽當做聖誕禮物送給了朋友們。許多媒體當時並不是派音樂或者科技記者報道 隨身聽，而是時尚記者。

TPS-L2 在海外上市時採用了不同的名字，瑞典的叫 Freestyle，英國的叫 Stowaway，美國的則是 Soundabout。在意識到隨身聽的英文原名 walkman 這個詞彙傳遞出的力量後，索尼統一了名稱，而隨著 walkman 這個詞 1986 年被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隨身聽也成為了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

或許正如 walkman 這個名字所隱喻的那樣，帶上隨身聽的人類就不再是以前的人類。從隨身聽效應的概念被提出開始，一場關於隨身聽如何改變了人類的爭論就此開始。

在隨身聽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音樂是一種具有社交屬性的公共娛樂方式。

在音樂廳，一隻龐大的交響樂隊湊出樂曲。聽眾之間雖然不交流，但共同完成了聆聽的體驗。在家中，留聲機或者晶體管收音機成提供了客廳或者臥室的背景音樂，一家人就著電臺或者唱片中規定好的旋律交流談話。在街頭，堪稱龐然大物的卡帶錄音機和外放收音機 Boom Box 製造出惹人惱火的高分貝，但它也促成了人們的交流，帶動了街頭文化的發展。

“試一下這個，你不認為一個讓你能夠邊走路邊聽歌的卡帶機是個好主意嗎？”井深大對盛田昭夫說。盛田昭夫迴應說：“如果一個人自顧自地聽自己的音樂，那麼他可能會被認為是粗魯的。”

在創始人希望能把音樂變得便攜的要求下，索尼 1979 年 7 月 1 日推出一款叫做隨身聽（walkman）的產品。這款產品隨後風靡世界，截至索尼 2008 財年末全球銷量達到 3.85 億臺，相當於每 17 個人就擁有一臺隨身聽。

形成私密空間並不是隨身聽的本意。初始被命名為 TPS-L2 的隨身聽型號配有兩個耳機插孔，為的就是分享音樂。在耳機插孔旁邊還有一個橘色的按鈕，上方標註著 HOT LINE 的字樣，按下這個熱線按鈕，機器會切換至內置的麥克風來收錄環境聲音，用戶不摘下耳機，就可以聽見周遭的情況或者與別人交流。

盛田昭夫的擔憂或許根植於日本長期以來的集體主義國民性，所以他並沒有意識到，不分享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流。

二戰之後，美國逐漸變得富足強盛。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閒錢消費娛樂，他們買唱片看電影。在城市化進程中，一批躋身城市的年輕人則通過自己的專業能力獲得了中上層的階級地位和待遇，他們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雅皮士”。

美國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經歷了對社會有著共同關懷的 1960 年代之後，人們愈發地把焦點轉移到了個體，考慮的更多的不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如何讓自己過上好日子。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他的長文《“自我的十年”和第三次大覺醒》（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中就把 1970 年代這種態度下的美國定義為了“自我的十年”。

隨身聽的出現，自然迎合了年輕人關注自我的訴求。

在美國的語境中的 Me generation 用來形容的就是關注自我的一代，它具體指涉的世代存在並不明確，有人說它是千禧一代的別稱，也有人說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就與這個詞掛上了鉤，但按照字面意思來看，關注自我的世代都符合這個特徵。

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身聽是最早伴隨和推動 Me generation 成長的娛樂產品之一。隨身聽開啟了一個邊走路邊聽歌的私人化體驗時代。索尼也把這個概念當做賣點。早期的一則電視廣告營造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人揣著隨身聽頭戴耳機的人一邊走一邊聽歌。他的行為引起了人們的側目：過馬路的人蹲下來仔細查看他手裡的裝備，跳街舞的人停止了舞動，甚至有人因為看得出神而裝上了路邊的標牌。

“人們立即喜歡上了隨身聽”，《Personal Stereo》一書的作者 Rebecca Tuhus-Dubrow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隨身聽帶來了一種史無前例的親密聽歌體驗，能在移動的同時讓音樂環繞在耳邊。

“他們把它比作電影，像是在看電影，或者演電影，又或者兩者同時都有。他們把它比作藥物，很多人談論著它的魔力和毒性。它成為了現象級的產品。”

上市兩個月，第一批隨身聽的 3 萬臺全部售罄。或許這會讓索尼後悔當初的保守——盛田昭夫要求第一批上市 6 萬臺設備，心存疑慮的索尼把這個數字砍了一半。

在美國，對時尚弄潮的追逐或許也幫著推動了隨身聽的銷售，雖然剛上市時的價格高達 200 美元，當時一個月平均房租也不過 280 美元，但它仍然賣得很火。歌手保羅·西蒙出席格萊美時讓 隨身聽 也跟著他一起亮了個相，迪斯科女皇唐娜·桑默把隨身聽當做聖誕禮物送給了朋友們。許多媒體當時並不是派音樂或者科技記者報道 隨身聽，而是時尚記者。

TPS-L2 在海外上市時採用了不同的名字，瑞典的叫 Freestyle，英國的叫 Stowaway，美國的則是 Soundabout。在意識到隨身聽的英文原名 walkman 這個詞彙傳遞出的力量後，索尼統一了名稱，而隨著 walkman 這個詞 1986 年被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隨身聽也成為了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

或許正如 walkman 這個名字所隱喻的那樣，帶上隨身聽的人類就不再是以前的人類。從隨身聽效應的概念被提出開始，一場關於隨身聽如何改變了人類的爭論就此開始。

在隨身聽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音樂是一種具有社交屬性的公共娛樂方式。

在音樂廳，一隻龐大的交響樂隊湊出樂曲。聽眾之間雖然不交流，但共同完成了聆聽的體驗。在家中，留聲機或者晶體管收音機成提供了客廳或者臥室的背景音樂，一家人就著電臺或者唱片中規定好的旋律交流談話。在街頭，堪稱龐然大物的卡帶錄音機和外放收音機 Boom Box 製造出惹人惱火的高分貝，但它也促成了人們的交流，帶動了街頭文化的發展。

隨身聽則第一次將私密的聽歌體驗帶到了人類的生活當中，而相反，戴上耳機則在 40 年後成為了向外傳遞了“生人勿擾”信號的一種方式。在《好奇心研究所》的關於“作為一個成年人，你都用什麼結界來保證自己不被打擾？”的調查中，得票最高的回答就是“萬能插耳機”。

早在 1984 年，隨身聽問世的五年之後，日本教授細川周平（細川周平，Hosokawa Shuhei）就通過自己的觀察提出了“隨身聽效應”的概念。它可以看做是隨身聽作為一種媒介是如何改變世界的最初闡釋。在他人眼中，戴著耳機的人處於一種注意力集中的狀態，與對方交流可能會造成一種干擾。

細川周平採訪過一群 18-22 歲的年輕人，通過一些列問題表達了自己對隨身聽帶給人類的改變的擔憂：攜帶隨身聽的人算不算人類？他們是否與現實脫節？眼睛和耳朵的關係是否發生了迅速變化？他們是否患有精神分裂？他們是否對人類未來的命運感到擔憂？

年輕人並不完全願意直面細川周平的疑問。正相反，沉浸在自我世界裡的人們很是自得其樂：“這些問題已經過時了，這些與交流相關的問題屬於 1960 和 1970 年代，1980 年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是一個自治的年代。用不了多久，你會看到家裡的影碟機放各種電影，一卷磁帶就能包含各種古典音樂，這會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

相比隨時隨地聽歌，這個答案道出了隨身聽深受青睞更深層的原因，那便是它賦予人們對周遭空間的掌控，從而實現了一種自治。隨身聽最初讓人們邊走邊聽歌的廣告攻勢，想要傳遞的也是這樣一種自由自治的概念。細川周平把隨身聽稱作“行走的自治”。

隨身聽帶來的這種自治表現在外部環境。傳播學學者愛德華·霍爾在 1966 年的《The Hidden Dimension》一書中提出了空間關係學的概念，他把它定義為了人們利用空間作為一種專門的文化闡述相互關聯的觀察和理論。換句話說，人們周圍的空間在人際交流時會發生作用。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幾個各自都用手機聽歌的人，會如同早期攜帶隨身聽的人們互相致意的場景。

這種效應也體現在了對音樂的控制和內心的情緒上。支持者則也樂意擁抱隨身聽構建起來的私人領域。安迪沃霍爾就說相比起汽車喇叭，自己更願意聆聽帕瓦羅蒂。

隨身聽把人們從被動接收音樂的狀態中解放了出來，人們能夠按照興趣自由選擇想聽的音樂。人們通過混音的方式製作屬於自己的歌單——隨身聽可以說是最早讓人們找到自己 BGM 的裝備。它因此還帶動了磁帶的銷量：1983 年，磁帶銷量首次超過了黑膠。

“試一下這個，你不認為一個讓你能夠邊走路邊聽歌的卡帶機是個好主意嗎？”井深大對盛田昭夫說。盛田昭夫迴應說：“如果一個人自顧自地聽自己的音樂，那麼他可能會被認為是粗魯的。”

在創始人希望能把音樂變得便攜的要求下，索尼 1979 年 7 月 1 日推出一款叫做隨身聽（walkman）的產品。這款產品隨後風靡世界，截至索尼 2008 財年末全球銷量達到 3.85 億臺，相當於每 17 個人就擁有一臺隨身聽。

形成私密空間並不是隨身聽的本意。初始被命名為 TPS-L2 的隨身聽型號配有兩個耳機插孔，為的就是分享音樂。在耳機插孔旁邊還有一個橘色的按鈕，上方標註著 HOT LINE 的字樣，按下這個熱線按鈕，機器會切換至內置的麥克風來收錄環境聲音，用戶不摘下耳機，就可以聽見周遭的情況或者與別人交流。

盛田昭夫的擔憂或許根植於日本長期以來的集體主義國民性，所以他並沒有意識到，不分享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流。

二戰之後，美國逐漸變得富足強盛。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閒錢消費娛樂，他們買唱片看電影。在城市化進程中，一批躋身城市的年輕人則通過自己的專業能力獲得了中上層的階級地位和待遇，他們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雅皮士”。

美國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經歷了對社會有著共同關懷的 1960 年代之後，人們愈發地把焦點轉移到了個體，考慮的更多的不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如何讓自己過上好日子。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他的長文《“自我的十年”和第三次大覺醒》（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中就把 1970 年代這種態度下的美國定義為了“自我的十年”。

隨身聽的出現，自然迎合了年輕人關注自我的訴求。

在美國的語境中的 Me generation 用來形容的就是關注自我的一代，它具體指涉的世代存在並不明確，有人說它是千禧一代的別稱，也有人說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就與這個詞掛上了鉤，但按照字面意思來看，關注自我的世代都符合這個特徵。

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身聽是最早伴隨和推動 Me generation 成長的娛樂產品之一。隨身聽開啟了一個邊走路邊聽歌的私人化體驗時代。索尼也把這個概念當做賣點。早期的一則電視廣告營造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人揣著隨身聽頭戴耳機的人一邊走一邊聽歌。他的行為引起了人們的側目：過馬路的人蹲下來仔細查看他手裡的裝備，跳街舞的人停止了舞動，甚至有人因為看得出神而裝上了路邊的標牌。

“人們立即喜歡上了隨身聽”，《Personal Stereo》一書的作者 Rebecca Tuhus-Dubrow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隨身聽帶來了一種史無前例的親密聽歌體驗，能在移動的同時讓音樂環繞在耳邊。

“他們把它比作電影，像是在看電影，或者演電影，又或者兩者同時都有。他們把它比作藥物，很多人談論著它的魔力和毒性。它成為了現象級的產品。”

上市兩個月，第一批隨身聽的 3 萬臺全部售罄。或許這會讓索尼後悔當初的保守——盛田昭夫要求第一批上市 6 萬臺設備，心存疑慮的索尼把這個數字砍了一半。

在美國，對時尚弄潮的追逐或許也幫著推動了隨身聽的銷售，雖然剛上市時的價格高達 200 美元，當時一個月平均房租也不過 280 美元，但它仍然賣得很火。歌手保羅·西蒙出席格萊美時讓 隨身聽 也跟著他一起亮了個相，迪斯科女皇唐娜·桑默把隨身聽當做聖誕禮物送給了朋友們。許多媒體當時並不是派音樂或者科技記者報道 隨身聽，而是時尚記者。

TPS-L2 在海外上市時採用了不同的名字，瑞典的叫 Freestyle，英國的叫 Stowaway，美國的則是 Soundabout。在意識到隨身聽的英文原名 walkman 這個詞彙傳遞出的力量後，索尼統一了名稱，而隨著 walkman 這個詞 1986 年被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隨身聽也成為了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

或許正如 walkman 這個名字所隱喻的那樣，帶上隨身聽的人類就不再是以前的人類。從隨身聽效應的概念被提出開始，一場關於隨身聽如何改變了人類的爭論就此開始。

在隨身聽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音樂是一種具有社交屬性的公共娛樂方式。

在音樂廳，一隻龐大的交響樂隊湊出樂曲。聽眾之間雖然不交流，但共同完成了聆聽的體驗。在家中，留聲機或者晶體管收音機成提供了客廳或者臥室的背景音樂，一家人就著電臺或者唱片中規定好的旋律交流談話。在街頭，堪稱龐然大物的卡帶錄音機和外放收音機 Boom Box 製造出惹人惱火的高分貝，但它也促成了人們的交流，帶動了街頭文化的發展。

隨身聽則第一次將私密的聽歌體驗帶到了人類的生活當中，而相反，戴上耳機則在 40 年後成為了向外傳遞了“生人勿擾”信號的一種方式。在《好奇心研究所》的關於“作為一個成年人，你都用什麼結界來保證自己不被打擾？”的調查中，得票最高的回答就是“萬能插耳機”。

早在 1984 年，隨身聽問世的五年之後，日本教授細川周平（細川周平，Hosokawa Shuhei）就通過自己的觀察提出了“隨身聽效應”的概念。它可以看做是隨身聽作為一種媒介是如何改變世界的最初闡釋。在他人眼中，戴著耳機的人處於一種注意力集中的狀態，與對方交流可能會造成一種干擾。

細川周平採訪過一群 18-22 歲的年輕人，通過一些列問題表達了自己對隨身聽帶給人類的改變的擔憂：攜帶隨身聽的人算不算人類？他們是否與現實脫節？眼睛和耳朵的關係是否發生了迅速變化？他們是否患有精神分裂？他們是否對人類未來的命運感到擔憂？

年輕人並不完全願意直面細川周平的疑問。正相反，沉浸在自我世界裡的人們很是自得其樂：“這些問題已經過時了，這些與交流相關的問題屬於 1960 和 1970 年代，1980 年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是一個自治的年代。用不了多久，你會看到家裡的影碟機放各種電影，一卷磁帶就能包含各種古典音樂，這會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

相比隨時隨地聽歌，這個答案道出了隨身聽深受青睞更深層的原因，那便是它賦予人們對周遭空間的掌控，從而實現了一種自治。隨身聽最初讓人們邊走邊聽歌的廣告攻勢，想要傳遞的也是這樣一種自由自治的概念。細川周平把隨身聽稱作“行走的自治”。

隨身聽帶來的這種自治表現在外部環境。傳播學學者愛德華·霍爾在 1966 年的《The Hidden Dimension》一書中提出了空間關係學的概念，他把它定義為了人們利用空間作為一種專門的文化闡述相互關聯的觀察和理論。換句話說，人們周圍的空間在人際交流時會發生作用。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幾個各自都用手機聽歌的人，會如同早期攜帶隨身聽的人們互相致意的場景。

這種效應也體現在了對音樂的控制和內心的情緒上。支持者則也樂意擁抱隨身聽構建起來的私人領域。安迪沃霍爾就說相比起汽車喇叭，自己更願意聆聽帕瓦羅蒂。

隨身聽把人們從被動接收音樂的狀態中解放了出來，人們能夠按照興趣自由選擇想聽的音樂。人們通過混音的方式製作屬於自己的歌單——隨身聽可以說是最早讓人們找到自己 BGM 的裝備。它因此還帶動了磁帶的銷量：1983 年，磁帶銷量首次超過了黑膠。

在隨身聽上市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隨身聽甚至成為了某種亞文化的符號。《紐約時報》1981 年的一篇報道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路人在麥迪遜大道行走。迎面走來了一個女孩。女孩衝著他揮手打招呼，他則提了下耳機表示執意。他們並不認識，只是看到對方也帶著隨身聽而心生默契。他對《紐約時報》說：“就像是梅賽德斯奔馳的車主在路上相遇時相互鳴笛。”

後來隨身聽還與 1980 年代的健身操結合了起來，人們得以一邊聽指示一邊段煉。簡·芳達還通過隨身聽推出了健身操指導特輯。

​由​於隨身聽和耳機構造出來的空間是內省的，套著耳機的人們情緒也會更加豐沛。一項由音頻製造商 Sol Republic 發起的調查發現，人們戴著耳機時喜歡聽一些鼓舞人心的旋律，比如生存者樂隊的《Eye of the Tiger》、凱蒂·佩裡的《Roar》以及坎耶·韋斯特的《Stronger》。在個人的小宇宙裡，似乎大家都為自己刻畫出了一條從困難中逆流而上的軌跡。

而和任何一種新興的科技產品一樣，隨身聽也會遇到來自保守人士的批評。有人把自戀和隔離這樣的詞語和隨身聽聯繫在了一起，並對它阻礙社交表示了憂慮，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家庭。美國學者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相信，隨身聽的存在讓阻止學生在學習時聽歌變得不可能，地鐵上不行，圖書館也不行。“只要他們攜帶隨身聽，他們就不會聆聽偉大的傳統想要表達什麼。在長期運用之後，當他們摘下耳機，會發現自己已經成為了聾子。”

這些批評，只有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當中，才能被真正理解。本質上，他們都在追問這樣一個問題，要是人們之間不再有任何交流，而只是沉浸在自己為自己創造的世界之中，那麼這對於人類來說是好是壞？如同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所說：“今天，人們之間的日常關係與大量不相關的事物、組織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和其他單獨的個人……這將會是一個人類關係的新紀元，是人生舞臺的新場景。”

姑且將這個漫長的，人們更關心自己，而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遠的過程稱為社會原子化。它與隨身聽之間的關係看上去是不言自明的。歸根到底，隨身聽的出現創造了一種完全封閉的、孤立的音樂體驗。每一個人只要帶上耳機，就能夠隔絕掉自己與整個世界的鏈接，從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當中。一個男人在 1980 年為了挽救婚姻而賣掉了隨身聽，因為妻子認為丈夫寧願聽雷鬼也不願意聽他說話。

事實上，正如威爾遜在 1912 年就已經提醒人們要適應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一樣，隨身聽本質上所代表的社會原子化現象從來就不是一個新的命題。

工業革命引入機器和流水線生產以後，工人們就成為工廠中互相獨立的個體，而不再是以往手工作坊中需要相互合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緊密組織的關係。19 世紀末，諸如西爾斯百貨這樣的大型連鎖企業進駐小城鎮之後，居民們也擔心這會形成一種森嚴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等級感，而原本的鄰里關係也將會隨之崩潰。

很難比較過去幾十年和一百多年前社會原子化的程度究竟何者更為劇烈，但普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指出，美國人在 20 世紀的後三十年以一種驚人的速度遠離親友和社區生活。總統選舉投票率下降 25%；參與政治集會或演講的人減少 34%；參加教堂活動的下降大約三分之一；工會會員比例由超過 30% 減少到不到 15%；甚至就連有定期拜訪朋友和家庭聚會習慣的比例也出現了明顯下滑。

“試一下這個，你不認為一個讓你能夠邊走路邊聽歌的卡帶機是個好主意嗎？”井深大對盛田昭夫說。盛田昭夫迴應說：“如果一個人自顧自地聽自己的音樂，那麼他可能會被認為是粗魯的。”

在創始人希望能把音樂變得便攜的要求下，索尼 1979 年 7 月 1 日推出一款叫做隨身聽（walkman）的產品。這款產品隨後風靡世界，截至索尼 2008 財年末全球銷量達到 3.85 億臺，相當於每 17 個人就擁有一臺隨身聽。

形成私密空間並不是隨身聽的本意。初始被命名為 TPS-L2 的隨身聽型號配有兩個耳機插孔，為的就是分享音樂。在耳機插孔旁邊還有一個橘色的按鈕，上方標註著 HOT LINE 的字樣，按下這個熱線按鈕，機器會切換至內置的麥克風來收錄環境聲音，用戶不摘下耳機，就可以聽見周遭的情況或者與別人交流。

盛田昭夫的擔憂或許根植於日本長期以來的集體主義國民性，所以他並沒有意識到，不分享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流。

二戰之後，美國逐漸變得富足強盛。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有更多的閒錢消費娛樂，他們買唱片看電影。在城市化進程中，一批躋身城市的年輕人則通過自己的專業能力獲得了中上層的階級地位和待遇，他們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雅皮士”。

美國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在經歷了對社會有著共同關懷的 1960 年代之後，人們愈發地把焦點轉移到了個體，考慮的更多的不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如何讓自己過上好日子。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他的長文《“自我的十年”和第三次大覺醒》（The "Me" Decade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中就把 1970 年代這種態度下的美國定義為了“自我的十年”。

隨身聽的出現，自然迎合了年輕人關注自我的訴求。

在美國的語境中的 Me generation 用來形容的就是關注自我的一代，它具體指涉的世代存在並不明確，有人說它是千禧一代的別稱，也有人說戰後的嬰兒潮一代就與這個詞掛上了鉤，但按照字面意思來看，關注自我的世代都符合這個特徵。

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身聽是最早伴隨和推動 Me generation 成長的娛樂產品之一。隨身聽開啟了一個邊走路邊聽歌的私人化體驗時代。索尼也把這個概念當做賣點。早期的一則電視廣告營造了這樣一個場景：一個人揣著隨身聽頭戴耳機的人一邊走一邊聽歌。他的行為引起了人們的側目：過馬路的人蹲下來仔細查看他手裡的裝備，跳街舞的人停止了舞動，甚至有人因為看得出神而裝上了路邊的標牌。

“人們立即喜歡上了隨身聽”，《Personal Stereo》一書的作者 Rebecca Tuhus-Dubrow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隨身聽帶來了一種史無前例的親密聽歌體驗，能在移動的同時讓音樂環繞在耳邊。

“他們把它比作電影，像是在看電影，或者演電影，又或者兩者同時都有。他們把它比作藥物，很多人談論著它的魔力和毒性。它成為了現象級的產品。”

上市兩個月，第一批隨身聽的 3 萬臺全部售罄。或許這會讓索尼後悔當初的保守——盛田昭夫要求第一批上市 6 萬臺設備，心存疑慮的索尼把這個數字砍了一半。

在美國，對時尚弄潮的追逐或許也幫著推動了隨身聽的銷售，雖然剛上市時的價格高達 200 美元，當時一個月平均房租也不過 280 美元，但它仍然賣得很火。歌手保羅·西蒙出席格萊美時讓 隨身聽 也跟著他一起亮了個相，迪斯科女皇唐娜·桑默把隨身聽當做聖誕禮物送給了朋友們。許多媒體當時並不是派音樂或者科技記者報道 隨身聽，而是時尚記者。

TPS-L2 在海外上市時採用了不同的名字，瑞典的叫 Freestyle，英國的叫 Stowaway，美國的則是 Soundabout。在意識到隨身聽的英文原名 walkman 這個詞彙傳遞出的力量後，索尼統一了名稱，而隨著 walkman 這個詞 1986 年被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隨身聽也成為了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

或許正如 walkman 這個名字所隱喻的那樣，帶上隨身聽的人類就不再是以前的人類。從隨身聽效應的概念被提出開始，一場關於隨身聽如何改變了人類的爭論就此開始。

在隨身聽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音樂是一種具有社交屬性的公共娛樂方式。

在音樂廳，一隻龐大的交響樂隊湊出樂曲。聽眾之間雖然不交流，但共同完成了聆聽的體驗。在家中，留聲機或者晶體管收音機成提供了客廳或者臥室的背景音樂，一家人就著電臺或者唱片中規定好的旋律交流談話。在街頭，堪稱龐然大物的卡帶錄音機和外放收音機 Boom Box 製造出惹人惱火的高分貝，但它也促成了人們的交流，帶動了街頭文化的發展。

隨身聽則第一次將私密的聽歌體驗帶到了人類的生活當中，而相反，戴上耳機則在 40 年後成為了向外傳遞了“生人勿擾”信號的一種方式。在《好奇心研究所》的關於“作為一個成年人，你都用什麼結界來保證自己不被打擾？”的調查中，得票最高的回答就是“萬能插耳機”。

早在 1984 年，隨身聽問世的五年之後，日本教授細川周平（細川周平，Hosokawa Shuhei）就通過自己的觀察提出了“隨身聽效應”的概念。它可以看做是隨身聽作為一種媒介是如何改變世界的最初闡釋。在他人眼中，戴著耳機的人處於一種注意力集中的狀態，與對方交流可能會造成一種干擾。

細川周平採訪過一群 18-22 歲的年輕人，通過一些列問題表達了自己對隨身聽帶給人類的改變的擔憂：攜帶隨身聽的人算不算人類？他們是否與現實脫節？眼睛和耳朵的關係是否發生了迅速變化？他們是否患有精神分裂？他們是否對人類未來的命運感到擔憂？

年輕人並不完全願意直面細川周平的疑問。正相反，沉浸在自我世界裡的人們很是自得其樂：“這些問題已經過時了，這些與交流相關的問題屬於 1960 和 1970 年代，1980 年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是一個自治的年代。用不了多久，你會看到家裡的影碟機放各種電影，一卷磁帶就能包含各種古典音樂，這會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

相比隨時隨地聽歌，這個答案道出了隨身聽深受青睞更深層的原因，那便是它賦予人們對周遭空間的掌控，從而實現了一種自治。隨身聽最初讓人們邊走邊聽歌的廣告攻勢，想要傳遞的也是這樣一種自由自治的概念。細川周平把隨身聽稱作“行走的自治”。

隨身聽帶來的這種自治表現在外部環境。傳播學學者愛德華·霍爾在 1966 年的《The Hidden Dimension》一書中提出了空間關係學的概念，他把它定義為了人們利用空間作為一種專門的文化闡述相互關聯的觀察和理論。換句話說，人們周圍的空間在人際交流時會發生作用。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幾個各自都用手機聽歌的人，會如同早期攜帶隨身聽的人們互相致意的場景。

這種效應也體現在了對音樂的控制和內心的情緒上。支持者則也樂意擁抱隨身聽構建起來的私人領域。安迪沃霍爾就說相比起汽車喇叭，自己更願意聆聽帕瓦羅蒂。

隨身聽把人們從被動接收音樂的狀態中解放了出來，人們能夠按照興趣自由選擇想聽的音樂。人們通過混音的方式製作屬於自己的歌單——隨身聽可以說是最早讓人們找到自己 BGM 的裝備。它因此還帶動了磁帶的銷量：1983 年，磁帶銷量首次超過了黑膠。

在隨身聽上市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隨身聽甚至成為了某種亞文化的符號。《紐約時報》1981 年的一篇報道中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路人在麥迪遜大道行走。迎面走來了一個女孩。女孩衝著他揮手打招呼，他則提了下耳機表示執意。他們並不認識，只是看到對方也帶著隨身聽而心生默契。他對《紐約時報》說：“就像是梅賽德斯奔馳的車主在路上相遇時相互鳴笛。”

後來隨身聽還與 1980 年代的健身操結合了起來，人們得以一邊聽指示一邊段煉。簡·芳達還通過隨身聽推出了健身操指導特輯。

​由​於隨身聽和耳機構造出來的空間是內省的，套著耳機的人們情緒也會更加豐沛。一項由音頻製造商 Sol Republic 發起的調查發現，人們戴著耳機時喜歡聽一些鼓舞人心的旋律，比如生存者樂隊的《Eye of the Tiger》、凱蒂·佩裡的《Roar》以及坎耶·韋斯特的《Stronger》。在個人的小宇宙裡，似乎大家都為自己刻畫出了一條從困難中逆流而上的軌跡。

而和任何一種新興的科技產品一樣，隨身聽也會遇到來自保守人士的批評。有人把自戀和隔離這樣的詞語和隨身聽聯繫在了一起，並對它阻礙社交表示了憂慮，無論是對社會還是家庭。美國學者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相信，隨身聽的存在讓阻止學生在學習時聽歌變得不可能，地鐵上不行，圖書館也不行。“只要他們攜帶隨身聽，他們就不會聆聽偉大的傳統想要表達什麼。在長期運用之後，當他們摘下耳機，會發現自己已經成為了聾子。”

這些批評，只有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當中，才能被真正理解。本質上，他們都在追問這樣一個問題，要是人們之間不再有任何交流，而只是沉浸在自己為自己創造的世界之中，那麼這對於人類來說是好是壞？如同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所說：“今天，人們之間的日常關係與大量不相關的事物、組織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和其他單獨的個人……這將會是一個人類關係的新紀元，是人生舞臺的新場景。”

姑且將這個漫長的，人們更關心自己，而人與人之間變得疏遠的過程稱為社會原子化。它與隨身聽之間的關係看上去是不言自明的。歸根到底，隨身聽的出現創造了一種完全封閉的、孤立的音樂體驗。每一個人只要帶上耳機，就能夠隔絕掉自己與整個世界的鏈接，從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當中。一個男人在 1980 年為了挽救婚姻而賣掉了隨身聽，因為妻子認為丈夫寧願聽雷鬼也不願意聽他說話。

事實上，正如威爾遜在 1912 年就已經提醒人們要適應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一樣，隨身聽本質上所代表的社會原子化現象從來就不是一個新的命題。

工業革命引入機器和流水線生產以後，工人們就成為工廠中互相獨立的個體，而不再是以往手工作坊中需要相互合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緊密組織的關係。19 世紀末，諸如西爾斯百貨這樣的大型連鎖企業進駐小城鎮之後，居民們也擔心這會形成一種森嚴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等級感，而原本的鄰里關係也將會隨之崩潰。

很難比較過去幾十年和一百多年前社會原子化的程度究竟何者更為劇烈，但普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指出，美國人在 20 世紀的後三十年以一種驚人的速度遠離親友和社區生活。總統選舉投票率下降 25%；參與政治集會或演講的人減少 34%；參加教堂活動的下降大約三分之一；工會會員比例由超過 30% 減少到不到 15%；甚至就連有定期拜訪朋友和家庭聚會習慣的比例也出現了明顯下滑。

普特南給出的原因很複雜。其中，他認為發揮作用最大的因素是代際更替。相比於出生於 1910 年到 1940 年的一代人，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們受到更多 1960 年代思潮的影響。這種思潮強調自由、強調個人選擇，“一般而言，嬰兒潮一代都是高度個人主義的，獨處比在團隊中感覺更舒服，更喜歡價值觀而非規則。”

二戰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也促成了個體意識的興起。戰爭中勞動力短缺，促使女性走向工作崗位。工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賦予了女性脫離傳統家庭，尋找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此外，美國人在戰後開始向郊區前一，也使得傳統社區變得更加難以維繫，而很多人也因此脫離社區，成為更獨立的社會個體。

當然還有隨身聽這樣的媒介變化。“1900 年，音樂愛好者不得不在固定的時間和數十人一起聽固定的節目……2000 年，有了我的高保真 CD 隨身聽，不論我生活在哪裡，我都能隨時隨地聽到我想聽的音樂。”“電子科技使我們可以私下裡、甚至隻身一人享受這種量身定做的娛樂。”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聽隨身聽，人們的距離也越發遙遠。普特南認為，在如今社會原子化的趨勢之下，媒介變化要謂之附上 25% 的責任。

事實上，隨身聽在某種程度上既是普特南所說的原因，也是社會原子化的一個結果。當人們更關注自己的私人生活狀態，他們自然會需要一種能夠填滿私人閒暇時間的娛樂方式。就像美國家庭從原本客廳裡的一臺電視機，變成每個房間內都有一臺電視機，任何一種娛樂方式都無可避免地走向私密。在這個意義上，隨身聽的普及，只不過是過去數十年社會原子化，在音樂層面的一個縮影。

這種趨勢的力量幾乎是無可抵抗的，從 2000 年普特南出版《獨自打保齡》一書開始到今天，社會原子化的趨勢看上去是在不斷加強，而非減退。表現在聽歌這件事情上，盛田昭夫在 1970 年代認定為粗魯的一個人聽音樂，事實上在當時已經成為了人們都能夠認可的行為。到了現在，戴上耳機這件事情本身，對於一些人來說，就是在向外界宣告，我不想被打擾。如果此時有人試圖來交流，這反倒是一件更顯的冒犯的事情。

索尼在推出隨身聽不久之後，就已經意識到人們並不想用隨身聽分享音樂。很快，這家公司就去除了隨身聽上的共享配置，切斷了最後一個可以和他人一起聆聽音樂的渠道。分享音樂也隨之變成了一件極其私密的事情。如今，只有最親密的人才能共享一副耳機，頭靠著頭在一起聽同一首歌。

至於後來市面上的聽歌設備新寵，從 iPod 到手機，他們也再沒有想著重新將分享音樂的功能添加回來。

題目和文中圖片來自：Wiki Commons、豆瓣電影、picryl、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