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便是“三家分晉”，司馬光想借《資治通鑑》傳達什麼？'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應該清楚，趙魏韓三家實際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晉國國君早就名存實亡，智氏實力最為強大，“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記》中，三家分晉的主要故事，正是趙氏聯合魏、韓兩家攻滅智伯，方才奠定三家開國的基業。
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迥異於《史記》以趙家為主線，成功者的角度書寫這段歷史，反而著重描寫極盛一時的智伯是如何失敗的，這就突顯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應該清楚，趙魏韓三家實際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晉國國君早就名存實亡，智氏實力最為強大，“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記》中，三家分晉的主要故事，正是趙氏聯合魏、韓兩家攻滅智伯，方才奠定三家開國的基業。
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迥異於《史記》以趙家為主線，成功者的角度書寫這段歷史，反而著重描寫極盛一時的智伯是如何失敗的，這就突顯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借智果（晉國大夫，智氏家族軍師）之口點出了對智瑤（智伯）的評價：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
智瑤什麼都好，形象好、武藝好、才藝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來是智氏傑出的繼承人，可唯獨智瑤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劃分：德才兼備為聖人；德勝才者為君子；無德無才為愚人；才勝德者為小人。智瑤就是儒家意義上標準的“小人”。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應該清楚，趙魏韓三家實際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晉國國君早就名存實亡，智氏實力最為強大，“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記》中，三家分晉的主要故事，正是趙氏聯合魏、韓兩家攻滅智伯，方才奠定三家開國的基業。
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迥異於《史記》以趙家為主線，成功者的角度書寫這段歷史，反而著重描寫極盛一時的智伯是如何失敗的，這就突顯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借智果（晉國大夫，智氏家族軍師）之口點出了對智瑤（智伯）的評價：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
智瑤什麼都好，形象好、武藝好、才藝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來是智氏傑出的繼承人，可唯獨智瑤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劃分：德才兼備為聖人；德勝才者為君子；無德無才為愚人；才勝德者為小人。智瑤就是儒家意義上標準的“小人”。
那麼“小人”對家國有什麼危害呢？
智果又說了：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司馬光借智果之口很明白的勸誡為政者，即便你再有才，可無德（即不行仁義），那麼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智伯的敗亡就是很好的案例）。
說的這，你會發現，司馬光正是借“智伯敗亡”的故事，向世人樹立了儒家思想的普世價值觀，為人要“仁”，為政更要“仁”，道德永遠擺在政治的第一位。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應該清楚，趙魏韓三家實際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晉國國君早就名存實亡，智氏實力最為強大，“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記》中，三家分晉的主要故事，正是趙氏聯合魏、韓兩家攻滅智伯，方才奠定三家開國的基業。
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迥異於《史記》以趙家為主線，成功者的角度書寫這段歷史，反而著重描寫極盛一時的智伯是如何失敗的，這就突顯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借智果（晉國大夫，智氏家族軍師）之口點出了對智瑤（智伯）的評價：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
智瑤什麼都好，形象好、武藝好、才藝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來是智氏傑出的繼承人，可唯獨智瑤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劃分：德才兼備為聖人；德勝才者為君子；無德無才為愚人；才勝德者為小人。智瑤就是儒家意義上標準的“小人”。
那麼“小人”對家國有什麼危害呢？
智果又說了：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司馬光借智果之口很明白的勸誡為政者，即便你再有才，可無德（即不行仁義），那麼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智伯的敗亡就是很好的案例）。
說的這，你會發現，司馬光正是借“智伯敗亡”的故事，向世人樹立了儒家思想的普世價值觀，為人要“仁”，為政更要“仁”，道德永遠擺在政治的第一位。
結語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經學大興，到北宋時期，開國的太祖皇帝趙匡胤，鑑於唐末五代藩鎮之亂，崇尚文治，儒學的地位自然隨之水漲船高，經仁宗之後，儒學已經發展到前代不能企及的高度，朝中要員皆儒臣。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應該清楚，趙魏韓三家實際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晉國國君早就名存實亡，智氏實力最為強大，“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記》中，三家分晉的主要故事，正是趙氏聯合魏、韓兩家攻滅智伯，方才奠定三家開國的基業。
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迥異於《史記》以趙家為主線，成功者的角度書寫這段歷史，反而著重描寫極盛一時的智伯是如何失敗的，這就突顯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借智果（晉國大夫，智氏家族軍師）之口點出了對智瑤（智伯）的評價：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
智瑤什麼都好，形象好、武藝好、才藝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來是智氏傑出的繼承人，可唯獨智瑤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劃分：德才兼備為聖人；德勝才者為君子；無德無才為愚人；才勝德者為小人。智瑤就是儒家意義上標準的“小人”。
那麼“小人”對家國有什麼危害呢？
智果又說了：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司馬光借智果之口很明白的勸誡為政者，即便你再有才，可無德（即不行仁義），那麼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智伯的敗亡就是很好的案例）。
說的這，你會發現，司馬光正是借“智伯敗亡”的故事，向世人樹立了儒家思想的普世價值觀，為人要“仁”，為政更要“仁”，道德永遠擺在政治的第一位。
結語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經學大興，到北宋時期，開國的太祖皇帝趙匡胤，鑑於唐末五代藩鎮之亂，崇尚文治，儒學的地位自然隨之水漲船高，經仁宗之後，儒學已經發展到前代不能企及的高度，朝中要員皆儒臣。
所以秉持儒家治國之念的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自然要夾帶當時政治立場，對歷史進行修正解讀。“三家分晉”作為開篇故事，以戰國代周紀，就是為了強調，違背儒家“禮”的制度和“德”的價值，必然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動盪的局面。
正如司馬光在開篇議論中所說：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
楔子
元豐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陽），提舉嵩山崇福宮事的端明殿大學士、太中大夫、上柱國、河內郡公司馬光，向東京（今開封）城內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並進表以聞。
於皇城睿思殿內翻閱《通鑑》的神宗皇帝，覽之無不震撼，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親作書序，特賜名為《資治通鑑》。
自熙寧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自請離朝出任地方，之後避居洛陽專心學問一心著書，違離闕庭，十有五年，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方才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華夏曆史，編纂成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鉅著。
《資治通鑑》在史學中的地位不贅多言，單以其“鑑盛衰，法善戒惡”的治政思想，就為歷代王朝的統治者所看重借鑑。
但諸位可知，司馬光為何要將《資治通鑑》的起始時間，選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為大宋帝國的主要執政者之一，司馬光此舉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晉，禮崩樂壞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資治通鑑 周紀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這一年的華夏大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馬光大感禮制大崩，綱紀大壞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冊封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賜全副黼[音輔]冕圭璧（諸侯的禮服禮器），一時間原為晉國封臣的趙、魏、韓三家，堂而皇之的成為周室列土封疆的諸侯國，無論名實，都已徹底將晉國瓜分殆盡，史家稱之為“三家分晉”。
而在“三家分晉”之前，雖然周室經幽王、厲王失德，國勢日衰，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禮法綱常仍在，社會秩序猶存。
可隨著三晉強盛，以大夫之位凌駕國君之上，而本應是維護禮法為天職的周天子，居然認可了趙、魏、韓三家的“悖逆”行徑，加封侯爵，自壞周室根基，開“壞禮”之先聲。
以至於司馬光嗚呼哀嘆：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壞，這是司馬光認為周室之所以衰敗的關鍵原因，若維護國家綱紀法統的“禮法”崩壞，那麼天下又怎能不混亂呢？
所以司馬光將“三家分晉”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嶺，標誌著“禮法”崩壞下的大爭之世的來臨。
當然以“三家分晉”作為《資治通鑑》的開篇故事，也不獨獨是為了表明禮法敗壞的開始，更是為了體現司馬光儒家治國理念中的“禮治”和“德治”思想。
《資治通鑑》中的治國理念
一、編書的目的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目的是什麼呢？
誠如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所說的那樣：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自司馬遷“通古今之變”作《史記》，班固“斷漢為代”寫《漢書》以來，歷朝歷代都會編纂史書，且通常後代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書，除了《史記》和《漢書》外，正統的史家之作還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等一大堆紀傳體史書。卷帙浩繁的正史，尋常人通讀都需要花費大量精力，更別論日理萬機、操勞國事的君王了。
為了能讓皇帝快速的從史書中得知興替之道，盛衰之理，於是司馬光刪削冗長，舉撮機要，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編纂了一部編年體史書，專為執政者服務。
所以說《資治通鑑》最初就是為大宋皇帝特意編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方便皇帝從中汲取治國思想。
知道了這些，我們再回頭看《資治通鑑》的開篇，你就會發現這不正是司馬光治國之道的直觀體現嗎？
二、儒家的“禮治”
何謂禮？紀綱是也。
《左傳》上言：“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也。”
可見“禮”具有規範社會秩序的重要內涵。
因而儒家學說大興以後，“禮”也成了儒家一貫主張的為政基礎。儒家經典《禮記》便對“禮”和“禮治”的內容進行了明確：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記 曲禮上》
“禮”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禮治一直是維繫周室天下有序運轉的重要法則。所以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開始混亂，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於恢復周禮，併發出“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感嘆。
司馬光不敘述周朝前期歷史，寧肯讓“周紀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為最高執政者，放棄禮治，其後果就是諸侯稱雄，天下紛擾，國將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點出這一點：三晉之事，《通鑑》取為篇首，且深以禮與名分為言。
有“三家分晉”這一前車之鑑在，司馬光以史家春秋之筆法，將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根本之道，著重點出，“禮治”已經上升到全書立意的高度，而“禮教關乎興衰”的論點呼之欲出，以三晉開篇更顯司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禮治，司馬光在敘述三家分晉時，另闢蹊徑，以失敗者智伯為視角，展現三晉分立的過程，更是將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淋漓盡致的表達出來。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晉這段歷史的朋友，都應該清楚，趙魏韓三家實際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晉國國君早就名存實亡，智氏實力最為強大，“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記》中，三家分晉的主要故事，正是趙氏聯合魏、韓兩家攻滅智伯，方才奠定三家開國的基業。
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卻迥異於《史記》以趙家為主線，成功者的角度書寫這段歷史，反而著重描寫極盛一時的智伯是如何失敗的，這就突顯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借智果（晉國大夫，智氏家族軍師）之口點出了對智瑤（智伯）的評價：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
智瑤什麼都好，形象好、武藝好、才藝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來是智氏傑出的繼承人，可唯獨智瑤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劃分：德才兼備為聖人；德勝才者為君子；無德無才為愚人；才勝德者為小人。智瑤就是儒家意義上標準的“小人”。
那麼“小人”對家國有什麼危害呢？
智果又說了：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司馬光借智果之口很明白的勸誡為政者，即便你再有才，可無德（即不行仁義），那麼必然招致國家的敗亡（智伯的敗亡就是很好的案例）。
說的這，你會發現，司馬光正是借“智伯敗亡”的故事，向世人樹立了儒家思想的普世價值觀，為人要“仁”，為政更要“仁”，道德永遠擺在政治的第一位。
結語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經學大興，到北宋時期，開國的太祖皇帝趙匡胤，鑑於唐末五代藩鎮之亂，崇尚文治，儒學的地位自然隨之水漲船高，經仁宗之後，儒學已經發展到前代不能企及的高度，朝中要員皆儒臣。
所以秉持儒家治國之念的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自然要夾帶當時政治立場，對歷史進行修正解讀。“三家分晉”作為開篇故事，以戰國代周紀，就是為了強調，違背儒家“禮”的制度和“德”的價值，必然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動盪的局面。
正如司馬光在開篇議論中所說：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
這正是儒家思想作為時代主流的大背景下，對官方史書產生的影響，定下的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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