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的大一統局面是從秦朝統一六國開始的，而在此之前，有春秋五霸，也有戰國七雄，周天子治下的諸侯們攻伐不斷，小國的滅亡和大國的興盛很尋常。
但到了公元前403年，發現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派使者去朝見周威烈王姬午，要求把他們分封為諸侯。
這時候晉烈公姬止還在位，但實權掌握在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等三家手中，他們已經不滿足於實際的地位，而是要明確的身份了。
周威烈王對三家的要求沒有立即表態，他感到很燙手，其他諸侯國也在打探消息，因為這是破天荒的舉動。
應該說，從周幽王姬宮涅、周厲王姬胡等無道君王開始，周朝的統治就出現了危機，強大的諸侯國開始對小國下手，諸侯國內的士大夫也頻頻干預朝政，周王無力阻止。
但作為天下的統治者，周王的權威還是得到了維護，悅史君可以舉兩個例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晉文公姬重耳是春秋時期的著名霸主，他把晉國實力提升的同時，也為周朝立下了大功。
於是，晉文公向周襄王提出一個請求，想讓對方允許自己死後享用周王室的隧葬禮制，周襄王直接就拒絕了：“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
晉文公是周襄王的遠房叔父，周襄王認為，天下沒有兩個天子，如果晉文公有其他想法，自己也有地可以隨心所欲，不需要請示。
晉文公當時是中原說一不二的存在，周襄王統治的地盤只相當於一個小諸侯國，但晉文公聽了周襄王的話還是感到害怕，最終也沒有做出違反禮制的事情。
楚莊王熊旅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曾率軍到達周王所在的洛邑，詢問九鼎的大小和重量，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因為九鼎代表的是天下，楚莊王的挑釁肉眼可見。
但周天子並沒有屈服，他派出王孫滿迴應楚莊王，直言九鼎不是楚莊王所能過問的，天下不是有強大的軍隊就可以霸佔的，而是需要德行。
楚莊王雖然炫耀了武力，但他問鼎中原之旅也就此告一段落，沒有再採取下一步的行動，周王天子的名分還很牢固。
當然，具體到諸侯國內部，之前還有魯國大夫季氏、齊國大夫田常、楚國大夫白公勝、晉國大夫智伯等，他們都有實力把國君晾在一邊，然後自己登上君位，但沒有人這麼做，因為後果就是天下的討伐，屬於自取滅亡。
晉國三大夫不僅無視國君，瓜分了大部分晉國領土，還要求周威烈王正式冊封，簡直就是倒打一耙。
周威烈王的決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也在考慮範圍內，他給予晉國三大夫諸侯之位，沒有反駁更沒有討伐。
此後，諸侯國內部和之間的爭鬥更加激烈，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周天子更是名譽掃地，因為他自己破壞了原則，三家分晉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開端。
宋朝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這一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番長篇大論以”禮“為出發點，悅史君截取其中的一段，大家可以端倪其中的要點：“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
司馬光認為，晉國三大夫的咄咄逼人，不是周威烈王冊封他們的理由，因為他們沒有自立為諸侯，說明內心還是有所顧忌，如果周天子能夠把握住原則，周朝也就不會亂得那麼徹底了。
歷史沒有辦法改寫，司馬光的見解也有些理想化，但悅史君認為，這也是給後世的一個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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