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屬於正常操作：《資治通鑑》 筆下的唐朝改革家王叔文也加上諸多惡名

導讀：王叔文是順宗朝與宦官勢力作鬥爭的正直朝臣，他領導進行 了一場改革。 這樣一個革新派卻遭到歷代保守人物的嫉恨， 罵他 “以邪名古今”“千古之敗類！” 《資治通鑑》 筆下的王叔文也加上諸多惡名： “奸詐”“朋黨專恣” “弄權納賄”“欲奪兵權以自固”。近千年後，王叔文的同姓樸學大家王鳴盛為他平反。

至右起:劉禹錫,韋執誼,王叔文,柳宗元,王伾

王叔文（753—806年）在唐順宗李誦為太子時，擔任太子侍讀，“常言民間疾苦”，深得賞識和信任。永貞元年（805年）正月，唐順宗即位後，授翰林院待詔、度支使、鹽鐵轉運使，聯合王伾、劉禹錫等人，有意推行政治改革。

永貞元年（805年）三月，宦官俱文珍聯合裴鈞等人，迫使唐順宗立李純為唐太子,八月扶立唐憲宗李純即位，以唐順宗為太上皇，是為“永貞內禪”。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元和元年（806年）賜死。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不久病死。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及韋執誼等八人，先後貶為邊遠八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二王（王叔文、王伾）前後掌權146天，史稱“永貞革新”。

柳宗元 獨釣寒江雪

乾嘉樸學大家王鳴盛 （1722—1797年）對晚唐政治史的研究尤有建樹。他分析唐代宦官掌握兵權是釀成禍亂的根源，對於歷來備遭唾罵的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大力加以褒揚，表現出非凡的膽識。王氏論述唐代宦官企圖掌握兵權， 早在唐肅宗時已露出端倪， 宦官李輔國藉口京師多盜， 要設羽林郎五百名， 以對抗執金吾。 大臣李揆以本朝南北衙之制不能改易滋亂為理由， 加以反對。

“但至代宗、 德宗兩朝， 兵權盡入宦官。 ……自憲宗、 穆宗以下， 愈不可問”。元和以後， 朝政腐敗， 宦官王守澄任神策中尉， 更立穆宗、文宗二帝。當時宦官掌握兵權， 是為 “北司”，外脅群臣， 內侮天子， 在唐晚朝已成牢固之勢，無法改變。“要而言之， 則禍根總在中人得兵。” “宦豎挾君以制群臣， 天下有不亂者乎！”他對晚唐禍亂頻繁的根源作了 鞭辟入裡的分析。

劉禹錫《陋室銘》

王鳴盛以充分的史實、深刻的分析， 肯定了王叔文的進步作用。

第一，褒揚王叔文的革新措施具有 “改革積弊，加惠窮民”的意義。認為： “ （叔文）用心則忠， 世惡之太甚， 而不加詳察。” 他一一列舉王叔文的革新措施：

二月，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同月， 諸道除正敕率稅外， 諸色雜稅並宜禁斷， 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 又罷五坊宮市（“皆宦者所為害民之事”）。

三月，出宮女三百人於安國寺，又出掖廷教坊女樂六百人於九仙門， 召其親族歸之。

五月，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範希朝為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

六月，詔令凡貞元二十一年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 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 石、 匹、 束， 併除免。

七月，贈故忠州別駕陸贄為兵部尚書，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為左散騎常傳。

總起來，王氏對王叔文 “永貞新政”作了很高的評價：“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 改革積弊， 加惠窮民， 自天寶以至貞元， 少有及此者！”

劉禹錫被貶二十三年後與白居易在揚州相逢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劉禹錫

巴山楚水淒涼地，

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

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

暫憑杯酒長精神。

第二，王氏針對司馬光錯誤指責王叔文 “欲奪兵權以自固”，論述王叔文此舉是為挽救唐後期的危難局勢。他強調宦官掌握兵權是造成唐後期政治混亂的關鍵問題， 認為：

由於唐德宗委任宦官掌握左右神策、 天威等軍， 又置護軍中尉、中衛軍分提禁兵， 是以“威柄下遷， 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 則養以為子， 巨鎮強藩， 則爭出我門。”禍亂由此而生。因此王叔文謀奪宦官兵權絕不是企圖穩固私位， 而是忠於唐室、忠於國家的行動。

他進而指出：王叔文任用範希朝， 確是當時掌握兵權的合適人選，他治軍嚴毅， 屢有安民禦侮保塞之功，名聞軍中，當世比之趙充國。所以王鳴盛論定：“叔文之用希朝， 舉賢為國， 可謂忠矣！”

八司馬

並且稱讚王叔文所任用的 “八司馬” 也皆一時之選：

“無論劉禹錫、柳宗元才絕等倫，即韓華亦有俊才；陳諫警敏， 一閱簿籍， 終身不忘； 凌準有史學； 韓泰有籌畫， 能決大事； 程異居鄉稱孝， 精吏治， 厲己竭 節， 矯革積弊， 沒無留貲。”

還舉出柳宗元是受王叔文牽連而廢黜的， 但他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卻稱道王叔文的才能品格， 自謂 “與負罪者 （指王叔文） 親善，奇其能， 謂可共立仁義、裨教化”，又為王叔文之母劉夫人作墓誌銘， 稱讚叔文 “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

王鳴盛敢於肯定革新派的歷史作用，在當時是很進步的思想。他一掃千年來各種守舊人物加在革新派領袖身上的誣枉不實之詞， 讚揚了正直人物對邪惡勢力的鬥爭。 其視野達到唐代後期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顯示出具有開闊的眼光。可以說，王鳴盛的有關論述是 １８ 世紀晚唐政治史研究的一個突破。

王夫之（1619—1692年），別號船山先生，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

對比１７ 世紀中葉王夫之對王叔文的評論來， 二者有相通之處。 王夫之也肯定王叔文 “革德宗末年之亂政， 以快人心、清國紀， 亦云善矣”。 但又貶責他的動機和品德： “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膠漆以固其類， 亢傲以待異己， 得志自矜”。這又跟保守派觀點部分妥協。

王鳴盛則說：“叔文行政，上利於國，下利於民， 獨不利於弄權之閹宦、 跋扈之強藩。”他支持歷史上革新派的態度非常鮮明！ 在這個問題上，王鳴盛的見解超過王夫之。 況且王夫之 《讀通鑑論》 當時並未流傳， 王鳴盛所論更具有力闢眾議的勇氣。

王鳴盛以是否改善政治為標準，明確表示自己的愛憎褒貶，絲毫不含糊其詞。熟悉唐史的李慈銘對 “順宗紀所書善政” 條表示激賞，說： “此論千古巨眼。”他贊成王鳴盛對王叔文、李訓奪取宦官兵權的評論， 因為： “中人久統兩軍， 將校皆已帖伏， 惟知有中尉， 不知有天子。……爾時宦寺已中外蟠結， 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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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號稱天下昇平，考證學風方熾於世； 在此情況下，王鳴盛卻能借論史來表達自己 “經國養民” 的志趣。他不以考史為限，在乾嘉特殊的社會條件和學術風氣中， 能夠繼承歷代儒家優秀人物的經世思想和憂患意識， 這在當時確屬更高的思想境界。

他的詩集中有的篇章也表達了與此相通的感情。如《採煤嘆》 一首， 寫他對處於社會底層的採煤工的深切同情， 和對權貴奢侈生活的譴責， 詩云：

小車軋軋黃塵下，

正是西山採煤者。

天寒日暮採不休，

面目黧黑泥沒踝。

南人用薪勞擔肩，

北人用煤煤更難。

長安城中幾萬戶，

朱門金盞酒肉腐，

吁嗟誰憐採煤苦！

聯繫到這些敢於直面社會不合理現實的詩句， 我們更能體會到王鳴盛在考史形式下所寓寄的 “經國養民” 的情懷，他外表似乎平靜而內心卻是熾烈的。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

作者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