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夔門天地寬！封閉的四川盆地是如何孕育出開放的巴蜀文化的？'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驚海內。俗話說：一出夔門天地寬。對川人來說，夔門是混合著苦樂和夢想的象徵之門，是實現飛昇一躍的龍門，多得難以勝數的川人正是從這裡壯懷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來，川人同環境相抗爭，從鱉靈決玉壘山到李冰修都江堰，從南方絲綢之路到茶馬古道的開闢，正是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開放的經濟意識，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氛圍，形成了開放的巴蜀文化意識。
巴蜀士人遊學或仕宦於巴蜀與中原之間，溝通信息，也是促進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早在秦漢時期，已有不少士人遊學或仕宦於中原與巴蜀之間，如漢代第一才子司馬相如曾三次往返於中原與巴蜀。當司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經過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經之橋時，他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口吻指著橋說：我要是不當個大官坐著四匹高頭大馬拉的車回來，就不從這上面經過（於是後人把這座橋叫做駟馬橋）。然而漢景帝對詞賦毫無興趣，素以文才自負的司馬相如遊學到了樑國，寫出了成名之作《子虛賦》。樑孝王死後，他只好懷揣著幾分傷惋返回成都。直到賞識司馬相如才情的漢武帝登基，司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
公元725年，詩仙李白25歲，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於是，東出夔門開始了長達37年的遊吟生涯。邁出三峽後，他再也沒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當他58歲時，因涉嫌永王之亂，被萬里流放前往夜郎，來到巫峽時幸遇全國大赦被赦免，這是出川后他距離故土最近的一次。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驚海內。俗話說：一出夔門天地寬。對川人來說，夔門是混合著苦樂和夢想的象徵之門，是實現飛昇一躍的龍門，多得難以勝數的川人正是從這裡壯懷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來，川人同環境相抗爭，從鱉靈決玉壘山到李冰修都江堰，從南方絲綢之路到茶馬古道的開闢，正是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開放的經濟意識，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氛圍，形成了開放的巴蜀文化意識。
巴蜀士人遊學或仕宦於巴蜀與中原之間，溝通信息，也是促進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早在秦漢時期，已有不少士人遊學或仕宦於中原與巴蜀之間，如漢代第一才子司馬相如曾三次往返於中原與巴蜀。當司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經過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經之橋時，他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口吻指著橋說：我要是不當個大官坐著四匹高頭大馬拉的車回來，就不從這上面經過（於是後人把這座橋叫做駟馬橋）。然而漢景帝對詞賦毫無興趣，素以文才自負的司馬相如遊學到了樑國，寫出了成名之作《子虛賦》。樑孝王死後，他只好懷揣著幾分傷惋返回成都。直到賞識司馬相如才情的漢武帝登基，司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
公元725年，詩仙李白25歲，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於是，東出夔門開始了長達37年的遊吟生涯。邁出三峽後，他再也沒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當他58歲時，因涉嫌永王之亂，被萬里流放前往夜郎，來到巫峽時幸遇全國大赦被赦免，這是出川后他距離故土最近的一次。
另一位四川的才子蘇軾第一次出川則是隨父親蘇洵北出劍門，走旱路萬里迢迢前往京都趕考，那是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蘇氏兄弟雙雙高中進土。主考官歐陽修對蘇東坡論為政寬與簡的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激賞不已，本擬點為388名新進士中的頭名，但懷疑這篇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避嫌改判為第二名：四川歷史上共出過20名狀元，歐陽修的“清正”之舉使得天府之國少了名狀元郎。此次進京趕考，眉山三蘇聲名鵲起，但因為亡母居喪守禮，蘇東坡又過了兩年零三個月尋幽青山、讀書綠水的蟄居生活。居喪期滿後，蘇家沿水路舉家遷往汴梁，他們從嘉州（今樂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一路飄出夔門。此次出川讓蘇東坡激動不已，一路上作了78首詩篇。
此後，蘇東坡還回過一次四川，那是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護送父親靈柩回鄉，服孝期滿後不久，蘇氏兄弟再次北出劍門從陸路返回汴梁，從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渦宦遊大江南北，再也沒有回過故里。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還孕育出眾多特立獨行的奇人。成都人袁天綱是歷史上著名的術數風水學大師。傳說他與李淳風合著有一本與《諾查丹馬斯預言》齊名的預言書《推背圖》，書中共有60幅預言圖，每幅圖附有隱晦的預言詩和頌詞。安史之亂後，人們才看懂其中第五幅預言圖隱喻安史之亂的玄妙：唐玄宗由蜀道逃入四川，楊貴妃的葬身馬嵬坡。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驚海內。俗話說：一出夔門天地寬。對川人來說，夔門是混合著苦樂和夢想的象徵之門，是實現飛昇一躍的龍門，多得難以勝數的川人正是從這裡壯懷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來，川人同環境相抗爭，從鱉靈決玉壘山到李冰修都江堰，從南方絲綢之路到茶馬古道的開闢，正是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開放的經濟意識，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氛圍，形成了開放的巴蜀文化意識。
巴蜀士人遊學或仕宦於巴蜀與中原之間，溝通信息，也是促進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早在秦漢時期，已有不少士人遊學或仕宦於中原與巴蜀之間，如漢代第一才子司馬相如曾三次往返於中原與巴蜀。當司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經過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經之橋時，他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口吻指著橋說：我要是不當個大官坐著四匹高頭大馬拉的車回來，就不從這上面經過（於是後人把這座橋叫做駟馬橋）。然而漢景帝對詞賦毫無興趣，素以文才自負的司馬相如遊學到了樑國，寫出了成名之作《子虛賦》。樑孝王死後，他只好懷揣著幾分傷惋返回成都。直到賞識司馬相如才情的漢武帝登基，司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
公元725年，詩仙李白25歲，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於是，東出夔門開始了長達37年的遊吟生涯。邁出三峽後，他再也沒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當他58歲時，因涉嫌永王之亂，被萬里流放前往夜郎，來到巫峽時幸遇全國大赦被赦免，這是出川后他距離故土最近的一次。
另一位四川的才子蘇軾第一次出川則是隨父親蘇洵北出劍門，走旱路萬里迢迢前往京都趕考，那是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蘇氏兄弟雙雙高中進土。主考官歐陽修對蘇東坡論為政寬與簡的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激賞不已，本擬點為388名新進士中的頭名，但懷疑這篇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避嫌改判為第二名：四川歷史上共出過20名狀元，歐陽修的“清正”之舉使得天府之國少了名狀元郎。此次進京趕考，眉山三蘇聲名鵲起，但因為亡母居喪守禮，蘇東坡又過了兩年零三個月尋幽青山、讀書綠水的蟄居生活。居喪期滿後，蘇家沿水路舉家遷往汴梁，他們從嘉州（今樂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一路飄出夔門。此次出川讓蘇東坡激動不已，一路上作了78首詩篇。
此後，蘇東坡還回過一次四川，那是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護送父親靈柩回鄉，服孝期滿後不久，蘇氏兄弟再次北出劍門從陸路返回汴梁，從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渦宦遊大江南北，再也沒有回過故里。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還孕育出眾多特立獨行的奇人。成都人袁天綱是歷史上著名的術數風水學大師。傳說他與李淳風合著有一本與《諾查丹馬斯預言》齊名的預言書《推背圖》，書中共有60幅預言圖，每幅圖附有隱晦的預言詩和頌詞。安史之亂後，人們才看懂其中第五幅預言圖隱喻安史之亂的玄妙：唐玄宗由蜀道逃入四川，楊貴妃的葬身馬嵬坡。
唐代影響空前的禪門領袖——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俗姓馬。12歲時他在什邡羅漢寺出家，曾到資州寧國寺隨處寂法師修習“息妄修心”之法，後走岷峨、出夔門到湖南衡山，拜在禪宗六祖惠能的衣缽傳人懷讓禪師門下。史載他宗風大暢，有“入室弟子一百五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百丈、南泉、大珠、智藏、歸宗等一代高僧都是他的弟子。
走出盆地不僅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國也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礎上更多地推陳出新，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20世紀，酷愛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紀初年的留學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戰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飆突進的閃電下，人們領教到川人身上烈火般的“辣椒精神”。
20世紀初年，中國各地掀起了風雷激盪的出國留學運動，四川雖偏居西南，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態參與到這場新銳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學生，當時的四川總督奎俊挑選22名青年才俊遠赴日本。1904年後，繼任四川總督錫良格外重視教育，積極推動留學事宜，當年便讓160餘人出川赴日，並派出官員、土子13人赴比利時學習路礦技術。到1906年，官派和自費的川籍留日學生迅速增加到800餘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當時有960名會員，其中四川留日生就佔127人。民國成立後，日本仍是川籍留學生的首選之地，這個彈丸小國迅速崛起的奧祕，令滿懷民族主義熱血的巴蜀青年們怦然心動。他們之中有鄒容、吳玉章、張瀾、郭沫若、張大千、戴季陶等等。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驚海內。俗話說：一出夔門天地寬。對川人來說，夔門是混合著苦樂和夢想的象徵之門，是實現飛昇一躍的龍門，多得難以勝數的川人正是從這裡壯懷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來，川人同環境相抗爭，從鱉靈決玉壘山到李冰修都江堰，從南方絲綢之路到茶馬古道的開闢，正是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開放的經濟意識，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氛圍，形成了開放的巴蜀文化意識。
巴蜀士人遊學或仕宦於巴蜀與中原之間，溝通信息，也是促進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早在秦漢時期，已有不少士人遊學或仕宦於中原與巴蜀之間，如漢代第一才子司馬相如曾三次往返於中原與巴蜀。當司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經過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經之橋時，他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口吻指著橋說：我要是不當個大官坐著四匹高頭大馬拉的車回來，就不從這上面經過（於是後人把這座橋叫做駟馬橋）。然而漢景帝對詞賦毫無興趣，素以文才自負的司馬相如遊學到了樑國，寫出了成名之作《子虛賦》。樑孝王死後，他只好懷揣著幾分傷惋返回成都。直到賞識司馬相如才情的漢武帝登基，司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
公元725年，詩仙李白25歲，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於是，東出夔門開始了長達37年的遊吟生涯。邁出三峽後，他再也沒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當他58歲時，因涉嫌永王之亂，被萬里流放前往夜郎，來到巫峽時幸遇全國大赦被赦免，這是出川后他距離故土最近的一次。
另一位四川的才子蘇軾第一次出川則是隨父親蘇洵北出劍門，走旱路萬里迢迢前往京都趕考，那是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蘇氏兄弟雙雙高中進土。主考官歐陽修對蘇東坡論為政寬與簡的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激賞不已，本擬點為388名新進士中的頭名，但懷疑這篇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避嫌改判為第二名：四川歷史上共出過20名狀元，歐陽修的“清正”之舉使得天府之國少了名狀元郎。此次進京趕考，眉山三蘇聲名鵲起，但因為亡母居喪守禮，蘇東坡又過了兩年零三個月尋幽青山、讀書綠水的蟄居生活。居喪期滿後，蘇家沿水路舉家遷往汴梁，他們從嘉州（今樂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一路飄出夔門。此次出川讓蘇東坡激動不已，一路上作了78首詩篇。
此後，蘇東坡還回過一次四川，那是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護送父親靈柩回鄉，服孝期滿後不久，蘇氏兄弟再次北出劍門從陸路返回汴梁，從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渦宦遊大江南北，再也沒有回過故里。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還孕育出眾多特立獨行的奇人。成都人袁天綱是歷史上著名的術數風水學大師。傳說他與李淳風合著有一本與《諾查丹馬斯預言》齊名的預言書《推背圖》，書中共有60幅預言圖，每幅圖附有隱晦的預言詩和頌詞。安史之亂後，人們才看懂其中第五幅預言圖隱喻安史之亂的玄妙：唐玄宗由蜀道逃入四川，楊貴妃的葬身馬嵬坡。
唐代影響空前的禪門領袖——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俗姓馬。12歲時他在什邡羅漢寺出家，曾到資州寧國寺隨處寂法師修習“息妄修心”之法，後走岷峨、出夔門到湖南衡山，拜在禪宗六祖惠能的衣缽傳人懷讓禪師門下。史載他宗風大暢，有“入室弟子一百五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百丈、南泉、大珠、智藏、歸宗等一代高僧都是他的弟子。
走出盆地不僅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國也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礎上更多地推陳出新，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20世紀，酷愛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紀初年的留學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戰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飆突進的閃電下，人們領教到川人身上烈火般的“辣椒精神”。
20世紀初年，中國各地掀起了風雷激盪的出國留學運動，四川雖偏居西南，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態參與到這場新銳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學生，當時的四川總督奎俊挑選22名青年才俊遠赴日本。1904年後，繼任四川總督錫良格外重視教育，積極推動留學事宜，當年便讓160餘人出川赴日，並派出官員、土子13人赴比利時學習路礦技術。到1906年，官派和自費的川籍留日學生迅速增加到800餘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當時有960名會員，其中四川留日生就佔127人。民國成立後，日本仍是川籍留學生的首選之地，這個彈丸小國迅速崛起的奧祕，令滿懷民族主義熱血的巴蜀青年們怦然心動。他們之中有鄒容、吳玉章、張瀾、郭沫若、張大千、戴季陶等等。
1919年至1921年，四川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熱潮，先後有20批留學生遠渡重洋奔赴法國。到1921年底，川籍留法學生已達511人（其中女生14人），分別來自全省98個縣，約佔全國留法勤工儉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川籍留法學生中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有鄧小平、趙世炎劉伯堅、陳毅、聶榮臻、巴金等等。
赴法留學生以學習機械、路礦、外語為主，赴日留學生則以學習教育、軍事政法、警察、鐵路為主。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川籍學生留學於歐美各國，如留學美國的晏陽初，留學德國的朱德、王光祈等。清末民初的這場留學浪潮，像熱烈的鮮紅色曙光，浮動在四塞之地的四川。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川人挺身“雄起”。1937年8月7日，成都舉行了10萬人的盛大集會，呼籲立即發動全民抗戰守土衛國，9月後，“四川王”劉湘相繼帶7個軍的川軍出川抗日，最早出川的部隊是楊森的二十軍，直接參加了淞滬會戰。
據統計，八年抗戰，四川共徵集出川兵源及後勤勞力270萬人，在全國各省中出力最大。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說：“抗戰八年，川軍的犧牲相當大，抗日衛國之功，殊不可沒。”川人用自己的血肉長城為受難的祖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驚海內。俗話說：一出夔門天地寬。對川人來說，夔門是混合著苦樂和夢想的象徵之門，是實現飛昇一躍的龍門，多得難以勝數的川人正是從這裡壯懷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來，川人同環境相抗爭，從鱉靈決玉壘山到李冰修都江堰，從南方絲綢之路到茶馬古道的開闢，正是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開放的經濟意識，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氛圍，形成了開放的巴蜀文化意識。
巴蜀士人遊學或仕宦於巴蜀與中原之間，溝通信息，也是促進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早在秦漢時期，已有不少士人遊學或仕宦於中原與巴蜀之間，如漢代第一才子司馬相如曾三次往返於中原與巴蜀。當司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經過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經之橋時，他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口吻指著橋說：我要是不當個大官坐著四匹高頭大馬拉的車回來，就不從這上面經過（於是後人把這座橋叫做駟馬橋）。然而漢景帝對詞賦毫無興趣，素以文才自負的司馬相如遊學到了樑國，寫出了成名之作《子虛賦》。樑孝王死後，他只好懷揣著幾分傷惋返回成都。直到賞識司馬相如才情的漢武帝登基，司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
公元725年，詩仙李白25歲，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於是，東出夔門開始了長達37年的遊吟生涯。邁出三峽後，他再也沒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當他58歲時，因涉嫌永王之亂，被萬里流放前往夜郎，來到巫峽時幸遇全國大赦被赦免，這是出川后他距離故土最近的一次。
另一位四川的才子蘇軾第一次出川則是隨父親蘇洵北出劍門，走旱路萬里迢迢前往京都趕考，那是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蘇氏兄弟雙雙高中進土。主考官歐陽修對蘇東坡論為政寬與簡的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激賞不已，本擬點為388名新進士中的頭名，但懷疑這篇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避嫌改判為第二名：四川歷史上共出過20名狀元，歐陽修的“清正”之舉使得天府之國少了名狀元郎。此次進京趕考，眉山三蘇聲名鵲起，但因為亡母居喪守禮，蘇東坡又過了兩年零三個月尋幽青山、讀書綠水的蟄居生活。居喪期滿後，蘇家沿水路舉家遷往汴梁，他們從嘉州（今樂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一路飄出夔門。此次出川讓蘇東坡激動不已，一路上作了78首詩篇。
此後，蘇東坡還回過一次四川，那是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護送父親靈柩回鄉，服孝期滿後不久，蘇氏兄弟再次北出劍門從陸路返回汴梁，從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渦宦遊大江南北，再也沒有回過故里。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還孕育出眾多特立獨行的奇人。成都人袁天綱是歷史上著名的術數風水學大師。傳說他與李淳風合著有一本與《諾查丹馬斯預言》齊名的預言書《推背圖》，書中共有60幅預言圖，每幅圖附有隱晦的預言詩和頌詞。安史之亂後，人們才看懂其中第五幅預言圖隱喻安史之亂的玄妙：唐玄宗由蜀道逃入四川，楊貴妃的葬身馬嵬坡。
唐代影響空前的禪門領袖——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俗姓馬。12歲時他在什邡羅漢寺出家，曾到資州寧國寺隨處寂法師修習“息妄修心”之法，後走岷峨、出夔門到湖南衡山，拜在禪宗六祖惠能的衣缽傳人懷讓禪師門下。史載他宗風大暢，有“入室弟子一百五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百丈、南泉、大珠、智藏、歸宗等一代高僧都是他的弟子。
走出盆地不僅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國也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礎上更多地推陳出新，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20世紀，酷愛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紀初年的留學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戰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飆突進的閃電下，人們領教到川人身上烈火般的“辣椒精神”。
20世紀初年，中國各地掀起了風雷激盪的出國留學運動，四川雖偏居西南，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態參與到這場新銳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學生，當時的四川總督奎俊挑選22名青年才俊遠赴日本。1904年後，繼任四川總督錫良格外重視教育，積極推動留學事宜，當年便讓160餘人出川赴日，並派出官員、土子13人赴比利時學習路礦技術。到1906年，官派和自費的川籍留日學生迅速增加到800餘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當時有960名會員，其中四川留日生就佔127人。民國成立後，日本仍是川籍留學生的首選之地，這個彈丸小國迅速崛起的奧祕，令滿懷民族主義熱血的巴蜀青年們怦然心動。他們之中有鄒容、吳玉章、張瀾、郭沫若、張大千、戴季陶等等。
1919年至1921年，四川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熱潮，先後有20批留學生遠渡重洋奔赴法國。到1921年底，川籍留法學生已達511人（其中女生14人），分別來自全省98個縣，約佔全國留法勤工儉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川籍留法學生中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有鄧小平、趙世炎劉伯堅、陳毅、聶榮臻、巴金等等。
赴法留學生以學習機械、路礦、外語為主，赴日留學生則以學習教育、軍事政法、警察、鐵路為主。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川籍學生留學於歐美各國，如留學美國的晏陽初，留學德國的朱德、王光祈等。清末民初的這場留學浪潮，像熱烈的鮮紅色曙光，浮動在四塞之地的四川。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川人挺身“雄起”。1937年8月7日，成都舉行了10萬人的盛大集會，呼籲立即發動全民抗戰守土衛國，9月後，“四川王”劉湘相繼帶7個軍的川軍出川抗日，最早出川的部隊是楊森的二十軍，直接參加了淞滬會戰。
據統計，八年抗戰，四川共徵集出川兵源及後勤勞力270萬人，在全國各省中出力最大。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說：“抗戰八年，川軍的犧牲相當大，抗日衛國之功，殊不可沒。”川人用自己的血肉長城為受難的祖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川人再次掀起“百萬川軍大出川”的滾滾洪流。這支百萬大軍是由原本因循守土的川人組成的打工族，他們席捲東西南北中的氣勢把全國人民都震住了，“道路是銀行，工廠是金礦，身無分文闖城市，回鄉蓋起新樓房”，這首民謠表現出這些“打工川軍”渴望用自己的雙手打下一個花花世界的革命豪情。
出川，已變得稀鬆平常，往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時代已離我們遠去，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已是川人的個性。
長期以來，外界總認為四川盆地交通閉塞、文化滯後。因為“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歷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南北兩條線路，“劍門天下險”，“夔門天下雄”，夔門、劍門是四川的南北兩大門戶。北線劍門蜀道是過劍門關、棋盤關後，穿行在米倉山、秦嶺這些大山中往漢中去的山路。南線出夔門經長江三峽直達湖北。誠然，縱觀巴蜀地理，從西北的邛崍山、岷山，到北面是龍門山、米倉山至東北的大巴山脈、巫山，向南是武陵山，西部為夾金山、大小相嶺、大涼山，東南為大婁山、雲貴高原，海拔均為1000米至3000米，而盆地底部為海拔200—750米的丘陵與平原，使這一片地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丘陵性盆地。但是，巴蜀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抱，卻並不封閉四塞。齊魯多鴻儒，燕趙多壯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在四川，既有陡峭的崇山峻嶺，也有江南水鄉一般煙柳蔥蘢的平原，更有水網密佈的水鄉澤國。天府之國固然滋養文化，然而天府之國的富庶與陡不可攀的高山，這樣一個剛健與柔媚、激昂與含蓄的環境，更使川人在探索與自省相契的狀態中，走出封閉的天地，人才輩出。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驚海內。俗話說：一出夔門天地寬。對川人來說，夔門是混合著苦樂和夢想的象徵之門，是實現飛昇一躍的龍門，多得難以勝數的川人正是從這裡壯懷激烈地走出盆地。自古以來，川人同環境相抗爭，從鱉靈決玉壘山到李冰修都江堰，從南方絲綢之路到茶馬古道的開闢，正是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的反抗和背叛，造就了川人開放的經濟意識，進一步影響了文化氛圍，形成了開放的巴蜀文化意識。
巴蜀士人遊學或仕宦於巴蜀與中原之間，溝通信息，也是促進巴蜀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早在秦漢時期，已有不少士人遊學或仕宦於中原與巴蜀之間，如漢代第一才子司馬相如曾三次往返於中原與巴蜀。當司馬相如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經過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經之橋時，他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口吻指著橋說：我要是不當個大官坐著四匹高頭大馬拉的車回來，就不從這上面經過（於是後人把這座橋叫做駟馬橋）。然而漢景帝對詞賦毫無興趣，素以文才自負的司馬相如遊學到了樑國，寫出了成名之作《子虛賦》。樑孝王死後，他只好懷揣著幾分傷惋返回成都。直到賞識司馬相如才情的漢武帝登基，司馬相如才又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長安。
公元725年，詩仙李白25歲，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於是，東出夔門開始了長達37年的遊吟生涯。邁出三峽後，他再也沒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當他58歲時，因涉嫌永王之亂，被萬里流放前往夜郎，來到巫峽時幸遇全國大赦被赦免，這是出川后他距離故土最近的一次。
另一位四川的才子蘇軾第一次出川則是隨父親蘇洵北出劍門，走旱路萬里迢迢前往京都趕考，那是北宋嘉佑元年（1056年）。蘇氏兄弟雙雙高中進土。主考官歐陽修對蘇東坡論為政寬與簡的答卷《刑賞忠厚之至論》激賞不已，本擬點為388名新進士中的頭名，但懷疑這篇文章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避嫌改判為第二名：四川歷史上共出過20名狀元，歐陽修的“清正”之舉使得天府之國少了名狀元郎。此次進京趕考，眉山三蘇聲名鵲起，但因為亡母居喪守禮，蘇東坡又過了兩年零三個月尋幽青山、讀書綠水的蟄居生活。居喪期滿後，蘇家沿水路舉家遷往汴梁，他們從嘉州（今樂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一路飄出夔門。此次出川讓蘇東坡激動不已，一路上作了78首詩篇。
此後，蘇東坡還回過一次四川，那是宋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護送父親靈柩回鄉，服孝期滿後不久，蘇氏兄弟再次北出劍門從陸路返回汴梁，從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渦宦遊大江南北，再也沒有回過故里。
巴山峨峨蜀水泱泱，還孕育出眾多特立獨行的奇人。成都人袁天綱是歷史上著名的術數風水學大師。傳說他與李淳風合著有一本與《諾查丹馬斯預言》齊名的預言書《推背圖》，書中共有60幅預言圖，每幅圖附有隱晦的預言詩和頌詞。安史之亂後，人們才看懂其中第五幅預言圖隱喻安史之亂的玄妙：唐玄宗由蜀道逃入四川，楊貴妃的葬身馬嵬坡。
唐代影響空前的禪門領袖——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俗姓馬。12歲時他在什邡羅漢寺出家，曾到資州寧國寺隨處寂法師修習“息妄修心”之法，後走岷峨、出夔門到湖南衡山，拜在禪宗六祖惠能的衣缽傳人懷讓禪師門下。史載他宗風大暢，有“入室弟子一百五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百丈、南泉、大珠、智藏、歸宗等一代高僧都是他的弟子。
走出盆地不僅使巴蜀文化走向全國也使巴蜀文化在保存其特色的基礎上更多地推陳出新，推進了中華文化多元體、水乳交融的歷史步伐。
20世紀，酷愛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紀初年的留學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戰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飆突進的閃電下，人們領教到川人身上烈火般的“辣椒精神”。
20世紀初年，中國各地掀起了風雷激盪的出國留學運動，四川雖偏居西南，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態參與到這場新銳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學生，當時的四川總督奎俊挑選22名青年才俊遠赴日本。1904年後，繼任四川總督錫良格外重視教育，積極推動留學事宜，當年便讓160餘人出川赴日，並派出官員、土子13人赴比利時學習路礦技術。到1906年，官派和自費的川籍留日學生迅速增加到800餘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當時有960名會員，其中四川留日生就佔127人。民國成立後，日本仍是川籍留學生的首選之地，這個彈丸小國迅速崛起的奧祕，令滿懷民族主義熱血的巴蜀青年們怦然心動。他們之中有鄒容、吳玉章、張瀾、郭沫若、張大千、戴季陶等等。
1919年至1921年，四川掀起赴法勤工儉學熱潮，先後有20批留學生遠渡重洋奔赴法國。到1921年底，川籍留法學生已達511人（其中女生14人），分別來自全省98個縣，約佔全國留法勤工儉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川籍留法學生中在歷史上影響較大的有鄧小平、趙世炎劉伯堅、陳毅、聶榮臻、巴金等等。
赴法留學生以學習機械、路礦、外語為主，赴日留學生則以學習教育、軍事政法、警察、鐵路為主。除此之外，尚有許多川籍學生留學於歐美各國，如留學美國的晏陽初，留學德國的朱德、王光祈等。清末民初的這場留學浪潮，像熱烈的鮮紅色曙光，浮動在四塞之地的四川。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難當頭，川人挺身“雄起”。1937年8月7日，成都舉行了10萬人的盛大集會，呼籲立即發動全民抗戰守土衛國，9月後，“四川王”劉湘相繼帶7個軍的川軍出川抗日，最早出川的部隊是楊森的二十軍，直接參加了淞滬會戰。
據統計，八年抗戰，四川共徵集出川兵源及後勤勞力270萬人，在全國各省中出力最大。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說：“抗戰八年，川軍的犧牲相當大，抗日衛國之功，殊不可沒。”川人用自己的血肉長城為受難的祖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川人再次掀起“百萬川軍大出川”的滾滾洪流。這支百萬大軍是由原本因循守土的川人組成的打工族，他們席捲東西南北中的氣勢把全國人民都震住了，“道路是銀行，工廠是金礦，身無分文闖城市，回鄉蓋起新樓房”，這首民謠表現出這些“打工川軍”渴望用自己的雙手打下一個花花世界的革命豪情。
出川，已變得稀鬆平常，往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時代已離我們遠去，隨著時代的推移，開放和兼容已是川人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