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在我國曆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也陶冶著人們的思想品格。書法分類有多種：楷書，隸書，草書，行書，魏碑作為楷書的一種，散發著她獨特的魅力，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適應社會意識需要的佛、道之學勃然興盛。佛、道的宣傳方法是以寫經為一大功德。尤其佛學，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從漢代風行的立碑時尚，轉向佛學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內雖戰亂不止，造像求長生的心理卻更加熾烈，刻石佛記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數千萬，魏碑應運而生。此時書法是一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過渡性書法體系，鍾致帥稱魏碑“上可窺漢秦舊範，下能察隋唐習風。”魏碑書法對後來的隋和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歷代書家在創新變革中也多從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近現代書法家，對魏碑甚為推崇，臨學者眾多，尤以我國北方地區更興，也許雄強古樸的魏碑與北方人豪放的相符，有較高造詣者也為數不少。如南京的蕭嫻為康有為的學生，用筆瀟灑中參透魏碑的筆意。李志敏遍學歷代書法大家，倡導“碑帖結合”，“引碑入草”是他的一大貢獻。于右任的行楷書藝術,便是在北魏楷書中融入了行書和隸書的筆意,可謂融碑帖於一爐,形成他獨特的書作。武中奇，慰天池等書法造化出奇，凝神透勁，其魏碑味道仍是很濃的。他們書法之高，在於取魏碑之神，而創造出有自已個性特色的藝術境界。書法的最高境界在於入門而取形，出門而取神。
魏碑是楷書的一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體。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鍾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蘊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一樣。鍾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溫雅，北書雄健”；與晉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一，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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