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沿著親緣關係的脈絡可以追溯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直到現在生物親緣已是可知的事實，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詢問這個問題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書中解釋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生物親緣的可確定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儘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生物學上的父親，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學來確定是在20世紀初才實現的。
米拉尼奇的書詳細闡釋了親子鑑定是如何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這取決於這項科技掌握在誰的手裡。正如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樣，親子鑑定的歷史可能為DNA檢測作為一種消費級產品迅速傳播後所產生的潛在巨大後果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米拉尼奇在書的開頭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緣，母子血緣沒有那麼神祕，因為懷孕和生產都是可見的事實。相較之下，父子血緣是看不見的，在20世紀最早的親子鑑定出現之前，要想說明自己的父親身份（以及否認自己的父親身份），只有當事人的堅持和間接證據足夠有力時才有說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釋說，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無論公眾還是法庭，都沒有對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和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做出任何區分。我們說自己有父親，是因為存在一個聲稱他是父親的人，並且他像期望的那樣提供了關愛和保護。社會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通常認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親，要承擔起養育的責任——但事實證明，當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誠遭到懷疑時，這一規定有時會讓這位丈夫感到沮喪。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沿著親緣關係的脈絡可以追溯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直到現在生物親緣已是可知的事實，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詢問這個問題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書中解釋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生物親緣的可確定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儘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生物學上的父親，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學來確定是在20世紀初才實現的。
米拉尼奇的書詳細闡釋了親子鑑定是如何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這取決於這項科技掌握在誰的手裡。正如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樣，親子鑑定的歷史可能為DNA檢測作為一種消費級產品迅速傳播後所產生的潛在巨大後果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米拉尼奇在書的開頭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緣，母子血緣沒有那麼神祕，因為懷孕和生產都是可見的事實。相較之下，父子血緣是看不見的，在20世紀最早的親子鑑定出現之前，要想說明自己的父親身份（以及否認自己的父親身份），只有當事人的堅持和間接證據足夠有力時才有說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釋說，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無論公眾還是法庭，都沒有對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和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做出任何區分。我們說自己有父親，是因為存在一個聲稱他是父親的人，並且他像期望的那樣提供了關愛和保護。社會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通常認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親，要承擔起養育的責任——但事實證明，當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誠遭到懷疑時，這一規定有時會讓這位丈夫感到沮喪。
圖源：Identigene
“繼子女”（指丈夫與前妻或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子女）的概念直到20世紀才真正進入主流意識，原因就在於人們對男人作為丈夫的同時也必須成為父親的期望。米拉尼奇指出，這也是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未婚母親生的和父親不在身邊生的孩子都會被簡單地認為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當他們的母親無法充分供養他們時，許多孩子最終會由教會或國家監護。
人們對了解父親身份的痴迷是強烈的、擁有推動性的。例如，揭曉成謎的父親身份曾經為無數偉大的小說作品提供了核心張力。即便是像提名國家圖書獎的李敏金（Minjin Lee）的《彈球盤》（Pachinko），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暢銷著作“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還是像《媽媽咪呀》（Mamma Mia）和《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這樣的票房大熱作品，它們都將祕密或未知的生父作為情節設置。所以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花了幾十年尋找能證明父親和後代之間生物學關係的測試就並不令人驚訝了。
第一個被認為是“親子鑑定”的廣泛傳播的科學實踐是血液檢測。血型分為A型、B型、AB型和O型四種是在20世紀之初被發現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科學家們運用孟德爾遺傳學的邏輯，確定了父母血型組合所能產生的血型是有限的。這種測試不能確定兩個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但它可以排除血型不相容的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然而在此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才取代了大眾想象中的“社會意義”上的父親身份，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是父親的標準。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沿著親緣關係的脈絡可以追溯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直到現在生物親緣已是可知的事實，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詢問這個問題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書中解釋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生物親緣的可確定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儘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生物學上的父親，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學來確定是在20世紀初才實現的。
米拉尼奇的書詳細闡釋了親子鑑定是如何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這取決於這項科技掌握在誰的手裡。正如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樣，親子鑑定的歷史可能為DNA檢測作為一種消費級產品迅速傳播後所產生的潛在巨大後果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米拉尼奇在書的開頭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緣，母子血緣沒有那麼神祕，因為懷孕和生產都是可見的事實。相較之下，父子血緣是看不見的，在20世紀最早的親子鑑定出現之前，要想說明自己的父親身份（以及否認自己的父親身份），只有當事人的堅持和間接證據足夠有力時才有說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釋說，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無論公眾還是法庭，都沒有對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和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做出任何區分。我們說自己有父親，是因為存在一個聲稱他是父親的人，並且他像期望的那樣提供了關愛和保護。社會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通常認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親，要承擔起養育的責任——但事實證明，當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誠遭到懷疑時，這一規定有時會讓這位丈夫感到沮喪。
圖源：Identigene
“繼子女”（指丈夫與前妻或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子女）的概念直到20世紀才真正進入主流意識，原因就在於人們對男人作為丈夫的同時也必須成為父親的期望。米拉尼奇指出，這也是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未婚母親生的和父親不在身邊生的孩子都會被簡單地認為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當他們的母親無法充分供養他們時，許多孩子最終會由教會或國家監護。
人們對了解父親身份的痴迷是強烈的、擁有推動性的。例如，揭曉成謎的父親身份曾經為無數偉大的小說作品提供了核心張力。即便是像提名國家圖書獎的李敏金（Minjin Lee）的《彈球盤》（Pachinko），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暢銷著作“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還是像《媽媽咪呀》（Mamma Mia）和《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這樣的票房大熱作品，它們都將祕密或未知的生父作為情節設置。所以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花了幾十年尋找能證明父親和後代之間生物學關係的測試就並不令人驚訝了。
第一個被認為是“親子鑑定”的廣泛傳播的科學實踐是血液檢測。血型分為A型、B型、AB型和O型四種是在20世紀之初被發現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科學家們運用孟德爾遺傳學的邏輯，確定了父母血型組合所能產生的血型是有限的。這種測試不能確定兩個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但它可以排除血型不相容的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然而在此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才取代了大眾想象中的“社會意義”上的父親身份，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是父親的標準。
1946年，儘管血型檢驗證明影星查理·卓別林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但是法庭仍根據受孕時間和性交的可能性等判定卓別林必須付給孩子撫養費。圖源：Mental Floss
例如，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加州有一場著名的審判，無聲電影明星查理·卓別林被控與一名比他年輕得多的女性育有一名嬰兒，但他否認了這一指控。驗血發現卓別林和這個孩子並沒有血緣關係，化驗結果被呈上法庭。但隨後，目擊者證明，他們看到卓別林晚上進入孩子母親的家，第二天早上才離開，最終陪審團得出結論，卓別林實際上是孩子的父親。
“媒體，尤其是科學界都瘋了。（他們寫道）加州已經宣佈黑的就是白的，地球是平的；他們怎麼還如此無知？”米拉尼奇告訴我。“但最終，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不是由他和孩子的生物學關係所決定，而是由他和孩子母親的社會關係所決定。”
在之後的半個世紀之中，科學家們開始解開人類基因組的密碼，並進一步瞭解被叫做DNA指紋圖譜的東西。到了20世紀80年代，只要給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一些時間和可觀的報酬，他們就可以檢測兩個人的基因匹配，以確定他們存在親緣關係，這種測試準確率可達99.99%。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沿著親緣關係的脈絡可以追溯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直到現在生物親緣已是可知的事實，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詢問這個問題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書中解釋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生物親緣的可確定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儘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生物學上的父親，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學來確定是在20世紀初才實現的。
米拉尼奇的書詳細闡釋了親子鑑定是如何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這取決於這項科技掌握在誰的手裡。正如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樣，親子鑑定的歷史可能為DNA檢測作為一種消費級產品迅速傳播後所產生的潛在巨大後果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米拉尼奇在書的開頭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緣，母子血緣沒有那麼神祕，因為懷孕和生產都是可見的事實。相較之下，父子血緣是看不見的，在20世紀最早的親子鑑定出現之前，要想說明自己的父親身份（以及否認自己的父親身份），只有當事人的堅持和間接證據足夠有力時才有說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釋說，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無論公眾還是法庭，都沒有對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和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做出任何區分。我們說自己有父親，是因為存在一個聲稱他是父親的人，並且他像期望的那樣提供了關愛和保護。社會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通常認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親，要承擔起養育的責任——但事實證明，當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誠遭到懷疑時，這一規定有時會讓這位丈夫感到沮喪。
圖源：Identigene
“繼子女”（指丈夫與前妻或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子女）的概念直到20世紀才真正進入主流意識，原因就在於人們對男人作為丈夫的同時也必須成為父親的期望。米拉尼奇指出，這也是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未婚母親生的和父親不在身邊生的孩子都會被簡單地認為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當他們的母親無法充分供養他們時，許多孩子最終會由教會或國家監護。
人們對了解父親身份的痴迷是強烈的、擁有推動性的。例如，揭曉成謎的父親身份曾經為無數偉大的小說作品提供了核心張力。即便是像提名國家圖書獎的李敏金（Minjin Lee）的《彈球盤》（Pachinko），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暢銷著作“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還是像《媽媽咪呀》（Mamma Mia）和《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這樣的票房大熱作品，它們都將祕密或未知的生父作為情節設置。所以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花了幾十年尋找能證明父親和後代之間生物學關係的測試就並不令人驚訝了。
第一個被認為是“親子鑑定”的廣泛傳播的科學實踐是血液檢測。血型分為A型、B型、AB型和O型四種是在20世紀之初被發現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科學家們運用孟德爾遺傳學的邏輯，確定了父母血型組合所能產生的血型是有限的。這種測試不能確定兩個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但它可以排除血型不相容的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然而在此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才取代了大眾想象中的“社會意義”上的父親身份，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是父親的標準。
1946年，儘管血型檢驗證明影星查理·卓別林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但是法庭仍根據受孕時間和性交的可能性等判定卓別林必須付給孩子撫養費。圖源：Mental Floss
例如，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加州有一場著名的審判，無聲電影明星查理·卓別林被控與一名比他年輕得多的女性育有一名嬰兒，但他否認了這一指控。驗血發現卓別林和這個孩子並沒有血緣關係，化驗結果被呈上法庭。但隨後，目擊者證明，他們看到卓別林晚上進入孩子母親的家，第二天早上才離開，最終陪審團得出結論，卓別林實際上是孩子的父親。
“媒體，尤其是科學界都瘋了。（他們寫道）加州已經宣佈黑的就是白的，地球是平的；他們怎麼還如此無知？”米拉尼奇告訴我。“但最終，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不是由他和孩子的生物學關係所決定，而是由他和孩子母親的社會關係所決定。”
在之後的半個世紀之中，科學家們開始解開人類基因組的密碼，並進一步瞭解被叫做DNA指紋圖譜的東西。到了20世紀80年代，只要給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一些時間和可觀的報酬，他們就可以檢測兩個人的基因匹配，以確定他們存在親緣關係，這種測試準確率可達99.99%。
圖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無數可能永遠無法確定自己父親是誰的人得以找出他們的父親——這突如其來的能力產生了重大影響。DNA檢測為確定父親身份提供了方法，他們再也不能否認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並必須承擔起撫養孩子的責任。正如米拉尼奇在書中說的那樣，撫養孩子的責任從本質上來說被“私有化”了，把教會和國家的責任移交給孩子的生理學父親。例如，米拉尼奇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美國的“兒童撫養機構”大部分是在法院和普通公民開始例行要求進行DNA親子鑑定時建立的，這很可能不是偶然。
米拉尼奇強調，關於親子鑑定需要記住的一點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它，它既適用於良性的用途，也適用於非良性的。政府和法院有時使用親子鑑定來確保孩子得到他們需要的支持，在歷史上當局也使用過親子鑑定來對公民施加控制。例如，在納粹德國時期，血液檢測被用來確定某些公民是否有猶太或雅利安人的血統；換句話說，一個人是否被送進集中營，可能取決於這個人能否證明自己與猶太人沒有關係。
在20世紀初，親子鑑定也被用來控制想要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當時法律允許移民幫助直系親屬進入美國。在實施血液檢測之前，移民只需要告訴當局他們的孩子想要來美國投靠他們就可以。後來美國開始實行血液測試，檢測移民及其假定的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它的目的是為了遏制“契約親戚”，即向那些願意冒充美國移民親屬的人出售移民機會的做法。但這一措施也使得移民的養子女——或者其他處於他們監護下的非親生子女——在移民時會被長期拘留乃至拒絕申請。
如今通過像23andMe、Ancestry和MyHeritage這樣的基因檢測公司，人們就可以廉價而準確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學親子關係，但是米拉尼奇擔心這項技術的濫用可能會影響美國社會和公民生活。首先，她指出，即使你想保密，也越來越難保守住生理關係的祕密，這會嚴重損害人們必要的隱私權，更不用說內心的平靜了。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人們一直在討論‘知道父親是誰’是否是一種有社會價值的信息，”米拉尼奇說，“這可能是一條破壞穩定性的信息嗎？（答案）是的。”【正如我的同事莎拉·張（Sarah Zhang）所報道的那樣，它當然可以破壞穩定，比如婦產科醫生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一案，他在2017年被發現用自己的精子讓許多不知情的病人受孕。】
基因測試的大規模商業化——或者按米拉尼奇喜歡的說法是“父子親緣公開化”——使得這一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獲得，“而且，至少在美國，我們繞過了有關人們是否應該接觸這些東西的任何公開討論。”例如，米拉尼奇指出，在“父子親緣公開化”時代，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獲知捐精者的身份，甚至是那些“匿名”捐精的人，這可能會打消一些男性捐精的想法。（正如我之前報道過的，從事輔助生殖技術和收養工作的律師現在都會告訴客戶，匿名捐精和封閉式收養已不再可靠。）她指出，正因此類原因，法國等一些國家實際上已經禁止了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法國）人們還是能做基因檢測，”米拉尼奇補充道，“他們只是把樣本寄到瑞士和西班牙。”】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沿著親緣關係的脈絡可以追溯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直到現在生物親緣已是可知的事實，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詢問這個問題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書中解釋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生物親緣的可確定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儘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生物學上的父親，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學來確定是在20世紀初才實現的。
米拉尼奇的書詳細闡釋了親子鑑定是如何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這取決於這項科技掌握在誰的手裡。正如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樣，親子鑑定的歷史可能為DNA檢測作為一種消費級產品迅速傳播後所產生的潛在巨大後果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米拉尼奇在書的開頭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緣，母子血緣沒有那麼神祕，因為懷孕和生產都是可見的事實。相較之下，父子血緣是看不見的，在20世紀最早的親子鑑定出現之前，要想說明自己的父親身份（以及否認自己的父親身份），只有當事人的堅持和間接證據足夠有力時才有說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釋說，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無論公眾還是法庭，都沒有對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和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做出任何區分。我們說自己有父親，是因為存在一個聲稱他是父親的人，並且他像期望的那樣提供了關愛和保護。社會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通常認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親，要承擔起養育的責任——但事實證明，當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誠遭到懷疑時，這一規定有時會讓這位丈夫感到沮喪。
圖源：Identigene
“繼子女”（指丈夫與前妻或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子女）的概念直到20世紀才真正進入主流意識，原因就在於人們對男人作為丈夫的同時也必須成為父親的期望。米拉尼奇指出，這也是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未婚母親生的和父親不在身邊生的孩子都會被簡單地認為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當他們的母親無法充分供養他們時，許多孩子最終會由教會或國家監護。
人們對了解父親身份的痴迷是強烈的、擁有推動性的。例如，揭曉成謎的父親身份曾經為無數偉大的小說作品提供了核心張力。即便是像提名國家圖書獎的李敏金（Minjin Lee）的《彈球盤》（Pachinko），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暢銷著作“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還是像《媽媽咪呀》（Mamma Mia）和《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這樣的票房大熱作品，它們都將祕密或未知的生父作為情節設置。所以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花了幾十年尋找能證明父親和後代之間生物學關係的測試就並不令人驚訝了。
第一個被認為是“親子鑑定”的廣泛傳播的科學實踐是血液檢測。血型分為A型、B型、AB型和O型四種是在20世紀之初被發現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科學家們運用孟德爾遺傳學的邏輯，確定了父母血型組合所能產生的血型是有限的。這種測試不能確定兩個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但它可以排除血型不相容的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然而在此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才取代了大眾想象中的“社會意義”上的父親身份，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是父親的標準。
1946年，儘管血型檢驗證明影星查理·卓別林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但是法庭仍根據受孕時間和性交的可能性等判定卓別林必須付給孩子撫養費。圖源：Mental Floss
例如，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加州有一場著名的審判，無聲電影明星查理·卓別林被控與一名比他年輕得多的女性育有一名嬰兒，但他否認了這一指控。驗血發現卓別林和這個孩子並沒有血緣關係，化驗結果被呈上法庭。但隨後，目擊者證明，他們看到卓別林晚上進入孩子母親的家，第二天早上才離開，最終陪審團得出結論，卓別林實際上是孩子的父親。
“媒體，尤其是科學界都瘋了。（他們寫道）加州已經宣佈黑的就是白的，地球是平的；他們怎麼還如此無知？”米拉尼奇告訴我。“但最終，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不是由他和孩子的生物學關係所決定，而是由他和孩子母親的社會關係所決定。”
在之後的半個世紀之中，科學家們開始解開人類基因組的密碼，並進一步瞭解被叫做DNA指紋圖譜的東西。到了20世紀80年代，只要給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一些時間和可觀的報酬，他們就可以檢測兩個人的基因匹配，以確定他們存在親緣關係，這種測試準確率可達99.99%。
圖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無數可能永遠無法確定自己父親是誰的人得以找出他們的父親——這突如其來的能力產生了重大影響。DNA檢測為確定父親身份提供了方法，他們再也不能否認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並必須承擔起撫養孩子的責任。正如米拉尼奇在書中說的那樣，撫養孩子的責任從本質上來說被“私有化”了，把教會和國家的責任移交給孩子的生理學父親。例如，米拉尼奇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美國的“兒童撫養機構”大部分是在法院和普通公民開始例行要求進行DNA親子鑑定時建立的，這很可能不是偶然。
米拉尼奇強調，關於親子鑑定需要記住的一點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它，它既適用於良性的用途，也適用於非良性的。政府和法院有時使用親子鑑定來確保孩子得到他們需要的支持，在歷史上當局也使用過親子鑑定來對公民施加控制。例如，在納粹德國時期，血液檢測被用來確定某些公民是否有猶太或雅利安人的血統；換句話說，一個人是否被送進集中營，可能取決於這個人能否證明自己與猶太人沒有關係。
在20世紀初，親子鑑定也被用來控制想要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當時法律允許移民幫助直系親屬進入美國。在實施血液檢測之前，移民只需要告訴當局他們的孩子想要來美國投靠他們就可以。後來美國開始實行血液測試，檢測移民及其假定的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它的目的是為了遏制“契約親戚”，即向那些願意冒充美國移民親屬的人出售移民機會的做法。但這一措施也使得移民的養子女——或者其他處於他們監護下的非親生子女——在移民時會被長期拘留乃至拒絕申請。
如今通過像23andMe、Ancestry和MyHeritage這樣的基因檢測公司，人們就可以廉價而準確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學親子關係，但是米拉尼奇擔心這項技術的濫用可能會影響美國社會和公民生活。首先，她指出，即使你想保密，也越來越難保守住生理關係的祕密，這會嚴重損害人們必要的隱私權，更不用說內心的平靜了。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人們一直在討論‘知道父親是誰’是否是一種有社會價值的信息，”米拉尼奇說，“這可能是一條破壞穩定性的信息嗎？（答案）是的。”【正如我的同事莎拉·張（Sarah Zhang）所報道的那樣，它當然可以破壞穩定，比如婦產科醫生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一案，他在2017年被發現用自己的精子讓許多不知情的病人受孕。】
基因測試的大規模商業化——或者按米拉尼奇喜歡的說法是“父子親緣公開化”——使得這一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獲得，“而且，至少在美國，我們繞過了有關人們是否應該接觸這些東西的任何公開討論。”例如，米拉尼奇指出，在“父子親緣公開化”時代，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獲知捐精者的身份，甚至是那些“匿名”捐精的人，這可能會打消一些男性捐精的想法。（正如我之前報道過的，從事輔助生殖技術和收養工作的律師現在都會告訴客戶，匿名捐精和封閉式收養已不再可靠。）她指出，正因此類原因，法國等一些國家實際上已經禁止了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法國）人們還是能做基因檢測，”米拉尼奇補充道，“他們只是把樣本寄到瑞士和西班牙。”】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米拉尼奇還擔心親子鑑定會成為政府的工具。她指出，現在美國移民局已經開始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使用DNA檢測，確定移民家庭是否是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而非偽裝成親屬的無關人士）。檢測還被用來幫助在唐納德·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移民政策下被分別拘留的父母和孩子重新團聚。
總之，今天的成年人是第一代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就能謹慎而廉價地找到（或驗證）自己親生父母的人。然而，同樣由於技術的廣泛使用，他們也是容易被突然侵犯隱私乃至打擾穩定生活的一代。大多數直面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廣告和信息都聚焦於前者，但長此以往，這最終可能被證明是一種疏忽。
往期文章：
"利維坦按：作為DNA檢測中一項消費級的應用，“親子鑑定”無疑是當代驗證父子真相的實錘。不過，還是那句話，這項技術關鍵看要掌握在誰的手裡。目前國外有很多公司都允許進行祕密的基因檢測，人們可以提交不屬於自己的DNA樣本——比如可以從配偶的內衣中收集，以確定孩子的親子關係（畢竟人的血液、毛髮、唾液、口腔細胞等都可以用於用親子鑑定，十分方便）。這又是一個隱私權和知情權的永久爭論了。
文/Ashley Fetters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19/06/dna-tests-and-end-paternity-secrets/592072/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圖源：ANNIE OTZEN / GETTY
當娜拉·米拉尼奇（Nara Milanich）完成她的著作《父子血緣：對父親身份的艱難探尋》（Paternity: The Elusive Quest for the Father）時——該書講述了西方文化中關於父職的科學、法律和社會觀念的歷史——她沒有想到她的宣傳之旅會被記者們有關她是否做了23andMe基因檢測的問題所充斥。她實話告訴我們，她對這個問題並不感興趣。
人們當然會問。因為現在與米拉尼奇研究課題相關的最新、最時髦的技術就是直接面向消費者的DNA檢測套裝。但是考慮到她剛寫過生物起源這一話題是多麼敏感、複雜、惹人焦慮，米拉尼奇難免會認為人們問她是否已經做了23andMe檢測是個具有攻擊性的問題。人們問她是否花了99美元把自己的唾液樣本送去檢測，看自己是不是與現在的家庭存在遺傳關係。我們坐在巴納德大學歷史系的辦公室中，米拉尼奇告訴我，“如果下次再有人這麼問，我決定反問他：你呢？”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沿著親緣關係的脈絡可以追溯社會發展至今的歷史，直到現在生物親緣已是可知的事實，所以即便向陌生人詢問這個問題也是公平的。正如米拉尼奇在她的書中解釋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生物親緣的可確定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儘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知道每個人都有一個生物學上的父親，但是生父身份可以由科學來確定是在20世紀初才實現的。
米拉尼奇的書詳細闡釋了親子鑑定是如何成為一種有用的工具和有力的武器，這取決於這項科技掌握在誰的手裡。正如她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樣，親子鑑定的歷史可能為DNA檢測作為一種消費級產品迅速傳播後所產生的潛在巨大後果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線索。
米拉尼奇在書的開頭就指出，相比父子血緣，母子血緣沒有那麼神祕，因為懷孕和生產都是可見的事實。相較之下，父子血緣是看不見的，在20世紀最早的親子鑑定出現之前，要想說明自己的父親身份（以及否認自己的父親身份），只有當事人的堅持和間接證據足夠有力時才有說服力。
因此，米拉尼奇解釋說，在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無論公眾還是法庭，都沒有對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身份和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做出任何區分。我們說自己有父親，是因為存在一個聲稱他是父親的人，並且他像期望的那樣提供了關愛和保護。社會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通常認為，一位妻子的丈夫就是她孩子的父親，要承擔起養育的責任——但事實證明，當某人妻子的婚姻忠誠遭到懷疑時，這一規定有時會讓這位丈夫感到沮喪。
圖源：Identigene
“繼子女”（指丈夫與前妻或妻子與前夫所生的子女）的概念直到20世紀才真正進入主流意識，原因就在於人們對男人作為丈夫的同時也必須成為父親的期望。米拉尼奇指出，這也是為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未婚母親生的和父親不在身邊生的孩子都會被簡單地認為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當他們的母親無法充分供養他們時，許多孩子最終會由教會或國家監護。
人們對了解父親身份的痴迷是強烈的、擁有推動性的。例如，揭曉成謎的父親身份曾經為無數偉大的小說作品提供了核心張力。即便是像提名國家圖書獎的李敏金（Minjin Lee）的《彈球盤》（Pachinko），埃萊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的暢銷著作“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的當代文學作品，還是像《媽媽咪呀》（Mamma Mia）和《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這樣的票房大熱作品，它們都將祕密或未知的生父作為情節設置。所以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花了幾十年尋找能證明父親和後代之間生物學關係的測試就並不令人驚訝了。
第一個被認為是“親子鑑定”的廣泛傳播的科學實踐是血液檢測。血型分為A型、B型、AB型和O型四種是在20世紀之初被發現的，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科學家們運用孟德爾遺傳學的邏輯，確定了父母血型組合所能產生的血型是有限的。這種測試不能確定兩個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但它可以排除血型不相容的人之間的生物學聯繫。然而在此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生物學上的父親身份才取代了大眾想象中的“社會意義”上的父親身份，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是父親的標準。
1946年，儘管血型檢驗證明影星查理·卓別林不可能是孩子的生父，但是法庭仍根據受孕時間和性交的可能性等判定卓別林必須付給孩子撫養費。圖源：Mental Floss
例如，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加州有一場著名的審判，無聲電影明星查理·卓別林被控與一名比他年輕得多的女性育有一名嬰兒，但他否認了這一指控。驗血發現卓別林和這個孩子並沒有血緣關係，化驗結果被呈上法庭。但隨後，目擊者證明，他們看到卓別林晚上進入孩子母親的家，第二天早上才離開，最終陪審團得出結論，卓別林實際上是孩子的父親。
“媒體，尤其是科學界都瘋了。（他們寫道）加州已經宣佈黑的就是白的，地球是平的；他們怎麼還如此無知？”米拉尼奇告訴我。“但最終，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不是由他和孩子的生物學關係所決定，而是由他和孩子母親的社會關係所決定。”
在之後的半個世紀之中，科學家們開始解開人類基因組的密碼，並進一步瞭解被叫做DNA指紋圖譜的東西。到了20世紀80年代，只要給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一些時間和可觀的報酬，他們就可以檢測兩個人的基因匹配，以確定他們存在親緣關係，這種測試準確率可達99.99%。
圖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無數可能永遠無法確定自己父親是誰的人得以找出他們的父親——這突如其來的能力產生了重大影響。DNA檢測為確定父親身份提供了方法，他們再也不能否認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並必須承擔起撫養孩子的責任。正如米拉尼奇在書中說的那樣，撫養孩子的責任從本質上來說被“私有化”了，把教會和國家的責任移交給孩子的生理學父親。例如，米拉尼奇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美國的“兒童撫養機構”大部分是在法院和普通公民開始例行要求進行DNA親子鑑定時建立的，這很可能不是偶然。
米拉尼奇強調，關於親子鑑定需要記住的一點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它，它既適用於良性的用途，也適用於非良性的。政府和法院有時使用親子鑑定來確保孩子得到他們需要的支持，在歷史上當局也使用過親子鑑定來對公民施加控制。例如，在納粹德國時期，血液檢測被用來確定某些公民是否有猶太或雅利安人的血統；換句話說，一個人是否被送進集中營，可能取決於這個人能否證明自己與猶太人沒有關係。
在20世紀初，親子鑑定也被用來控制想要移民到美國的中國人，當時法律允許移民幫助直系親屬進入美國。在實施血液檢測之前，移民只需要告訴當局他們的孩子想要來美國投靠他們就可以。後來美國開始實行血液測試，檢測移民及其假定的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係，它的目的是為了遏制“契約親戚”，即向那些願意冒充美國移民親屬的人出售移民機會的做法。但這一措施也使得移民的養子女——或者其他處於他們監護下的非親生子女——在移民時會被長期拘留乃至拒絕申請。
如今通過像23andMe、Ancestry和MyHeritage這樣的基因檢測公司，人們就可以廉價而準確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學親子關係，但是米拉尼奇擔心這項技術的濫用可能會影響美國社會和公民生活。首先，她指出，即使你想保密，也越來越難保守住生理關係的祕密，這會嚴重損害人們必要的隱私權，更不用說內心的平靜了。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人們一直在討論‘知道父親是誰’是否是一種有社會價值的信息，”米拉尼奇說，“這可能是一條破壞穩定性的信息嗎？（答案）是的。”【正如我的同事莎拉·張（Sarah Zhang）所報道的那樣，它當然可以破壞穩定，比如婦產科醫生唐納德·克萊恩（Donald Cline）一案，他在2017年被發現用自己的精子讓許多不知情的病人受孕。】
基因測試的大規模商業化——或者按米拉尼奇喜歡的說法是“父子親緣公開化”——使得這一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獲得，“而且，至少在美國，我們繞過了有關人們是否應該接觸這些東西的任何公開討論。”例如，米拉尼奇指出，在“父子親緣公開化”時代，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獲知捐精者的身份，甚至是那些“匿名”捐精的人，這可能會打消一些男性捐精的想法。（正如我之前報道過的，從事輔助生殖技術和收養工作的律師現在都會告訴客戶，匿名捐精和封閉式收養已不再可靠。）她指出，正因此類原因，法國等一些國家實際上已經禁止了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法國）人們還是能做基因檢測，”米拉尼奇補充道，“他們只是把樣本寄到瑞士和西班牙。”】
圖源：DNA Diagnostics Centre
米拉尼奇還擔心親子鑑定會成為政府的工具。她指出，現在美國移民局已經開始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使用DNA檢測，確定移民家庭是否是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而非偽裝成親屬的無關人士）。檢測還被用來幫助在唐納德·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移民政策下被分別拘留的父母和孩子重新團聚。
總之，今天的成年人是第一代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就能謹慎而廉價地找到（或驗證）自己親生父母的人。然而，同樣由於技術的廣泛使用，他們也是容易被突然侵犯隱私乃至打擾穩定生活的一代。大多數直面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廣告和信息都聚焦於前者，但長此以往，這最終可能被證明是一種疏忽。
往期文章：
“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
微博：利維坦行星
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投稿郵箱：wumiaotrends@163.com
合作聯繫：微信號 liweitan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