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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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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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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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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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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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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影評還能信誰?

嘉賓們的坦誠在於,既有全情讚美的自由,也有承認無知的磊落。孔二狗坦言自己看了兩遍《復聯3》,每次都沒看明白;姜思達質疑豆瓣的“歲月濾鏡”過重,七八十年代的片子評分都很高;史航更是在最後一期“露怯”,今天的5部電影,能記住導演名字的就兩部。

生活才是靈感之源

一直以來,部分傳統影評“俯瞰眾生”“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式評論,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套路。動輒上萬字的長篇大論,配合佶屈聱牙的專業詞彙、費解的哲學思辨、“鮮為人知”的引經據典,也就把相當多的普通觀眾拒之門外,成為小圈子裡的“自說自話”。

大眾既看不到,也不想看,這就使傳統影評成了作者孤芳自賞的一件擺設,往往起不到“評”的作用,更談不上產生影響力。姜思達的吐槽尤為典型:“大家寫的那個詞我是不太懂,好像你沒有看過,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電影愛好者。”

光影流轉,歲月淘金,電影對於觀眾的最大意義永遠是“生活的連接”。對一部電影念念不忘,必定是其中的情節映射了某個時期的自己。

而影評能夠不裝不假不媚,既秉承專家視角又兼顧大眾感悟嗎?《有話請亮牌》起碼做到了:嘉賓們的故事為節目平添幾分生活感,電影產業的多維度考察則扛起了文化責任。

生活感悟,代表著電影評價的大眾視角。管虎還記得黃渤第一天拍戲的模樣:“剛拍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就跟個傻子似的,我們都關機了,都把機器裝在車上,他還在演。”奇蹟發生在第三天,黃渤對角色的把握一下子全對,眼神和走位都入了戲,管虎發現原來傻子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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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影評還能信誰?

嘉賓們的坦誠在於,既有全情讚美的自由,也有承認無知的磊落。孔二狗坦言自己看了兩遍《復聯3》,每次都沒看明白;姜思達質疑豆瓣的“歲月濾鏡”過重,七八十年代的片子評分都很高;史航更是在最後一期“露怯”,今天的5部電影,能記住導演名字的就兩部。

生活才是靈感之源

一直以來,部分傳統影評“俯瞰眾生”“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式評論,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套路。動輒上萬字的長篇大論,配合佶屈聱牙的專業詞彙、費解的哲學思辨、“鮮為人知”的引經據典,也就把相當多的普通觀眾拒之門外,成為小圈子裡的“自說自話”。

大眾既看不到,也不想看,這就使傳統影評成了作者孤芳自賞的一件擺設,往往起不到“評”的作用,更談不上產生影響力。姜思達的吐槽尤為典型:“大家寫的那個詞我是不太懂,好像你沒有看過,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電影愛好者。”

光影流轉,歲月淘金,電影對於觀眾的最大意義永遠是“生活的連接”。對一部電影念念不忘,必定是其中的情節映射了某個時期的自己。

而影評能夠不裝不假不媚,既秉承專家視角又兼顧大眾感悟嗎?《有話請亮牌》起碼做到了:嘉賓們的故事為節目平添幾分生活感,電影產業的多維度考察則扛起了文化責任。

生活感悟,代表著電影評價的大眾視角。管虎還記得黃渤第一天拍戲的模樣:“剛拍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就跟個傻子似的,我們都關機了,都把機器裝在車上,他還在演。”奇蹟發生在第三天,黃渤對角色的把握一下子全對,眼神和走位都入了戲,管虎發現原來傻子是天才。

影評還能信誰?

這些光影故事,如今看來分外有趣。馬伯庸記得第一次看《臥虎藏龍》,是在新西蘭留學打工刷盤子時。美國女生說《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太好看了。馬伯庸說什麼片子這麼羅嗦,趴著的老虎什麼的,後來查了一下才知道是《臥虎藏龍》;李少紅坦言不敢看自己的電影,十餘年後偶然看到《紅粉》,只感嘆“那一刻真的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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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影評還能信誰?

嘉賓們的坦誠在於,既有全情讚美的自由,也有承認無知的磊落。孔二狗坦言自己看了兩遍《復聯3》,每次都沒看明白;姜思達質疑豆瓣的“歲月濾鏡”過重,七八十年代的片子評分都很高;史航更是在最後一期“露怯”,今天的5部電影,能記住導演名字的就兩部。

生活才是靈感之源

一直以來,部分傳統影評“俯瞰眾生”“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式評論,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套路。動輒上萬字的長篇大論,配合佶屈聱牙的專業詞彙、費解的哲學思辨、“鮮為人知”的引經據典,也就把相當多的普通觀眾拒之門外,成為小圈子裡的“自說自話”。

大眾既看不到,也不想看,這就使傳統影評成了作者孤芳自賞的一件擺設,往往起不到“評”的作用,更談不上產生影響力。姜思達的吐槽尤為典型:“大家寫的那個詞我是不太懂,好像你沒有看過,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電影愛好者。”

光影流轉,歲月淘金,電影對於觀眾的最大意義永遠是“生活的連接”。對一部電影念念不忘,必定是其中的情節映射了某個時期的自己。

而影評能夠不裝不假不媚,既秉承專家視角又兼顧大眾感悟嗎?《有話請亮牌》起碼做到了:嘉賓們的故事為節目平添幾分生活感,電影產業的多維度考察則扛起了文化責任。

生活感悟,代表著電影評價的大眾視角。管虎還記得黃渤第一天拍戲的模樣:“剛拍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就跟個傻子似的,我們都關機了,都把機器裝在車上,他還在演。”奇蹟發生在第三天,黃渤對角色的把握一下子全對,眼神和走位都入了戲,管虎發現原來傻子是天才。

影評還能信誰?

這些光影故事,如今看來分外有趣。馬伯庸記得第一次看《臥虎藏龍》,是在新西蘭留學打工刷盤子時。美國女生說《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太好看了。馬伯庸說什麼片子這麼羅嗦,趴著的老虎什麼的,後來查了一下才知道是《臥虎藏龍》;李少紅坦言不敢看自己的電影,十餘年後偶然看到《紅粉》,只感嘆“那一刻真的永存”。

影評還能信誰?

產業觀察,無疑是洞悉中國電影動向的專家視角。12期《有話請亮牌》,更像是一本中國電影的產業備忘錄。它悄無聲息地提醒著觀眾以及電影人,我們的市場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未來還將發生什麼。

回顧性與前瞻性,讓我們透視缺陷與不足,期盼修正與進步。從國內偶像養成綜藝,聊到日本電影的匠人文化。從《權遊》中的女性角色,談到中國武俠片中的俠客。從慢綜藝中的人性,說到電影中的教育主題。《有話請亮牌》起於電影,卻又不至於電影。

網綜,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的年紀比百年電影要“年輕”很多。令人意外的是史航挺願意談網綜,慢綜藝和偶像養成同樣能看出門道。面對淘汰的殘酷性,史航提到了日本忍者的一句話,一寸之外盡為黑暗。

“我只要有往前走這一寸的光陰,讓我為大家再唱一首歌,再跳一支舞,再錄一期,這就是我那一寸,要的是這個東西。”品品這角度,不比生拉硬拽的“為了夢想”要高明嗎?

影評體系,何以重構?

電影文化從來都不是象牙之塔,中國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網絡影評的日益繁榮讓所有電影人欣喜不已。然而,網絡影評生態尚未完善,背後隱藏了諸多問題。

"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影評還能信誰?

嘉賓們的坦誠在於,既有全情讚美的自由,也有承認無知的磊落。孔二狗坦言自己看了兩遍《復聯3》,每次都沒看明白;姜思達質疑豆瓣的“歲月濾鏡”過重,七八十年代的片子評分都很高;史航更是在最後一期“露怯”,今天的5部電影,能記住導演名字的就兩部。

生活才是靈感之源

一直以來,部分傳統影評“俯瞰眾生”“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式評論,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套路。動輒上萬字的長篇大論,配合佶屈聱牙的專業詞彙、費解的哲學思辨、“鮮為人知”的引經據典,也就把相當多的普通觀眾拒之門外,成為小圈子裡的“自說自話”。

大眾既看不到,也不想看,這就使傳統影評成了作者孤芳自賞的一件擺設,往往起不到“評”的作用,更談不上產生影響力。姜思達的吐槽尤為典型:“大家寫的那個詞我是不太懂,好像你沒有看過,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電影愛好者。”

光影流轉,歲月淘金,電影對於觀眾的最大意義永遠是“生活的連接”。對一部電影念念不忘,必定是其中的情節映射了某個時期的自己。

而影評能夠不裝不假不媚,既秉承專家視角又兼顧大眾感悟嗎?《有話請亮牌》起碼做到了:嘉賓們的故事為節目平添幾分生活感,電影產業的多維度考察則扛起了文化責任。

生活感悟,代表著電影評價的大眾視角。管虎還記得黃渤第一天拍戲的模樣:“剛拍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就跟個傻子似的,我們都關機了,都把機器裝在車上,他還在演。”奇蹟發生在第三天,黃渤對角色的把握一下子全對,眼神和走位都入了戲,管虎發現原來傻子是天才。

影評還能信誰?

這些光影故事,如今看來分外有趣。馬伯庸記得第一次看《臥虎藏龍》,是在新西蘭留學打工刷盤子時。美國女生說《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太好看了。馬伯庸說什麼片子這麼羅嗦,趴著的老虎什麼的,後來查了一下才知道是《臥虎藏龍》;李少紅坦言不敢看自己的電影,十餘年後偶然看到《紅粉》,只感嘆“那一刻真的永存”。

影評還能信誰?

產業觀察,無疑是洞悉中國電影動向的專家視角。12期《有話請亮牌》,更像是一本中國電影的產業備忘錄。它悄無聲息地提醒著觀眾以及電影人,我們的市場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未來還將發生什麼。

回顧性與前瞻性,讓我們透視缺陷與不足,期盼修正與進步。從國內偶像養成綜藝,聊到日本電影的匠人文化。從《權遊》中的女性角色,談到中國武俠片中的俠客。從慢綜藝中的人性,說到電影中的教育主題。《有話請亮牌》起於電影,卻又不至於電影。

網綜,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的年紀比百年電影要“年輕”很多。令人意外的是史航挺願意談網綜,慢綜藝和偶像養成同樣能看出門道。面對淘汰的殘酷性,史航提到了日本忍者的一句話,一寸之外盡為黑暗。

“我只要有往前走這一寸的光陰,讓我為大家再唱一首歌,再跳一支舞,再錄一期,這就是我那一寸,要的是這個東西。”品品這角度,不比生拉硬拽的“為了夢想”要高明嗎?

影評體系,何以重構?

電影文化從來都不是象牙之塔,中國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網絡影評的日益繁榮讓所有電影人欣喜不已。然而,網絡影評生態尚未完善,背後隱藏了諸多問題。

影評還能信誰?

一方面,存在商業化趨勢。在利益的驅使下,網絡水軍大行其道,利用“沉默的螺旋”引導網絡輿論朝著預估方向發展,混淆視聽甚至顛倒是非。而“紅包影評”、“人情影評”等現象,極大地削弱了影評人的話語威信力,獨立影評人似乎不再獨立。

另一方面,存在去文化性趨勢。網絡暴力儼然滲透到了影評中,口碑分化導致的口水戰屢屢爆發。早至2006年陳凱歌因為《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與製作者對簿公堂;近有《小時代》粉絲與導演高群書的舌戰;年初《流浪地球》的“打星慘案”更是歷歷在目。

當專業的失去權威,當大眾的淪為庸眾,如何重構影視內容在人文和娛樂之間的平衡。《有話請亮牌》是騰訊新聞出品旗下立春工作室的又一次成功探索。而以深度見長的南方週末和擁有文化節目豐富經驗的南瓜視業的加入,給節目帶來了更多的文化底蘊和生活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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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影評還能信誰?

嘉賓們的坦誠在於,既有全情讚美的自由,也有承認無知的磊落。孔二狗坦言自己看了兩遍《復聯3》,每次都沒看明白;姜思達質疑豆瓣的“歲月濾鏡”過重,七八十年代的片子評分都很高;史航更是在最後一期“露怯”,今天的5部電影,能記住導演名字的就兩部。

生活才是靈感之源

一直以來,部分傳統影評“俯瞰眾生”“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式評論,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套路。動輒上萬字的長篇大論,配合佶屈聱牙的專業詞彙、費解的哲學思辨、“鮮為人知”的引經據典,也就把相當多的普通觀眾拒之門外,成為小圈子裡的“自說自話”。

大眾既看不到,也不想看,這就使傳統影評成了作者孤芳自賞的一件擺設,往往起不到“評”的作用,更談不上產生影響力。姜思達的吐槽尤為典型:“大家寫的那個詞我是不太懂,好像你沒有看過,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電影愛好者。”

光影流轉,歲月淘金,電影對於觀眾的最大意義永遠是“生活的連接”。對一部電影念念不忘,必定是其中的情節映射了某個時期的自己。

而影評能夠不裝不假不媚,既秉承專家視角又兼顧大眾感悟嗎?《有話請亮牌》起碼做到了:嘉賓們的故事為節目平添幾分生活感,電影產業的多維度考察則扛起了文化責任。

生活感悟,代表著電影評價的大眾視角。管虎還記得黃渤第一天拍戲的模樣:“剛拍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就跟個傻子似的,我們都關機了,都把機器裝在車上,他還在演。”奇蹟發生在第三天,黃渤對角色的把握一下子全對,眼神和走位都入了戲,管虎發現原來傻子是天才。

影評還能信誰?

這些光影故事,如今看來分外有趣。馬伯庸記得第一次看《臥虎藏龍》,是在新西蘭留學打工刷盤子時。美國女生說《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太好看了。馬伯庸說什麼片子這麼羅嗦,趴著的老虎什麼的,後來查了一下才知道是《臥虎藏龍》;李少紅坦言不敢看自己的電影,十餘年後偶然看到《紅粉》,只感嘆“那一刻真的永存”。

影評還能信誰?

產業觀察,無疑是洞悉中國電影動向的專家視角。12期《有話請亮牌》,更像是一本中國電影的產業備忘錄。它悄無聲息地提醒著觀眾以及電影人,我們的市場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未來還將發生什麼。

回顧性與前瞻性,讓我們透視缺陷與不足,期盼修正與進步。從國內偶像養成綜藝,聊到日本電影的匠人文化。從《權遊》中的女性角色,談到中國武俠片中的俠客。從慢綜藝中的人性,說到電影中的教育主題。《有話請亮牌》起於電影,卻又不至於電影。

網綜,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的年紀比百年電影要“年輕”很多。令人意外的是史航挺願意談網綜,慢綜藝和偶像養成同樣能看出門道。面對淘汰的殘酷性,史航提到了日本忍者的一句話,一寸之外盡為黑暗。

“我只要有往前走這一寸的光陰,讓我為大家再唱一首歌,再跳一支舞,再錄一期,這就是我那一寸,要的是這個東西。”品品這角度,不比生拉硬拽的“為了夢想”要高明嗎?

影評體系,何以重構?

電影文化從來都不是象牙之塔,中國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網絡影評的日益繁榮讓所有電影人欣喜不已。然而,網絡影評生態尚未完善,背後隱藏了諸多問題。

影評還能信誰?

一方面,存在商業化趨勢。在利益的驅使下,網絡水軍大行其道,利用“沉默的螺旋”引導網絡輿論朝著預估方向發展,混淆視聽甚至顛倒是非。而“紅包影評”、“人情影評”等現象,極大地削弱了影評人的話語威信力,獨立影評人似乎不再獨立。

另一方面,存在去文化性趨勢。網絡暴力儼然滲透到了影評中,口碑分化導致的口水戰屢屢爆發。早至2006年陳凱歌因為《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與製作者對簿公堂;近有《小時代》粉絲與導演高群書的舌戰;年初《流浪地球》的“打星慘案”更是歷歷在目。

當專業的失去權威,當大眾的淪為庸眾,如何重構影視內容在人文和娛樂之間的平衡。《有話請亮牌》是騰訊新聞出品旗下立春工作室的又一次成功探索。而以深度見長的南方週末和擁有文化節目豐富經驗的南瓜視業的加入,給節目帶來了更多的文化底蘊和生活溫度。

影評還能信誰?

此前立春工作室出品的《星空演講》和《超級演說家》,都以相對嚴肅的人文內容,獲得了大眾認可,製造了不輸純娛樂內容的熱度和更長久的迴響。這種“質感娛樂,優質生活”的定位在《有話請亮牌》中得到進一步延伸,有態度的影評、有質感的娛樂,形成對當下影評體系的多元補充和修正。

權威的本質就是消解權威,靠譜的影評榜一定是多元並存的。《有話請亮牌》拋棄了複雜的算法體系,轉而擁抱了看似無章的脫口秀,實際是對“個性化、私密化、定製化”影評的一種迴歸。

在經歷了《佳片有約》《第十放映室》的“精英話語”,和豆瓣、貓眼、時光網的“大眾聚合”後,《有話請亮牌》把影評的話語權交給了每個單獨觀影個體。

不管是什麼樣的卡牌,在這裡沒有贏家和輸家,只有傾聽者和傾述者。網絡那一邊的觀眾,既是節目的傾聽者,也可發彈幕成為傾述者。好的影評不是專業人士的一刀切,更不是大眾口碑的大鍋飯,而是“有態度有理由”的個體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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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春節檔《流浪地球》的“一星五星”之爭,徹底暴露了當下電影評分機制的信任危機。然而,我們卻還是隻能信影評,甚至越來越依賴影評。

影評還能信誰?

電影多、時間緊、營銷強,靠什麼選一部不會後悔自己浪費了人生中兩小時的電影?各類評分網站就成了主流選擇。一目瞭然的評分系統,三五條只有一兩句話的短評,我們便匆匆做了選擇。

往往都是看完電影后,才開始後悔:我咋沒注意到這片在貓眼“虛高”,但是在豆瓣被“猛踩”呢?始於評分,陷於短評,這樣的“快餐式觀影”未免粗暴。

誇獎便是,這個演員我可以。批評便是,那個導演不太行。雖有時能一語中的,但更多時候是些沒什麼意義的流俗文字,甚至包括一些為罵而罵的“惡評”。把這種情緒性的評價,換個導演和電影,似乎可以成為一種濫用的“通項公式”。也難怪史航在受訪時,針對這種現象表示:

“有時候我遇到網友說,你說你寫那麼多字兒幹嘛?你就告訴一句話,推薦不推薦?他很粗暴的,這個時代就是這樣——你告訴我一下!就沒有細膩認真的感情,就是推薦,還是不推薦。”

這話犀利且真實,一如史航在《有話請亮牌》中的嘴炮。“《復聯》至少達到了地攤文學的水平”、“明星家庭綜藝裡,孩子只是小魚餌,家長才是上鉤的魚”、“電影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落伍於時代”......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類節目中,硬糖君對當年cctv10的《第十放映室》最印象深刻。可惜經歷幾次停播復播、人員更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其質量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如今由騰訊新聞出品立春工作室和南方週末、南瓜視業聯合出品的《有話請亮牌》將自己定位為文化評論節目,可見野心不小。而其是否能完成這場專業性影評節目的臺網迭代,並在新語境下兼顧專業與民意、重構電影評分機制,最重要是繼續電影文化的推廣普及工作,而不止於娛樂。追完全集的硬糖君,覺得有必要來篇“影評的影評”。

影評是聊出來的

縱觀影史的發展,影評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為電影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法國的電影“新浪潮”便是以安德烈·巴讚的精神為主導,以《電影手冊》為陣地,吸收了如讓·呂克·戈達爾、弗朗索瓦·特呂弗等一批影評人對電影作品中的批評和議論,進而引發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興起。

影評還能信誰?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電影文化土地上,也曾有不少影評人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從鞭策和監督的角度助力了當年電影的勃興。如塵無這樣至死遵循“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寫作準則的電影評論者,他的每一篇充滿真知灼見的影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那個年代電影人的創作。

而不管是紙媒還是新媒體,刻板印象中的影評似乎都是“寫出來的”。但在《有話請亮牌》中,影評卻是“聊出來”的。

節目每期遴選5部電影,通過3位嘉賓的“打分”及“理由”聊出影評,用輕鬆的方式去解構電影並帶領觀眾思考。專業性與寫意感,是節目的兩大創新。

針對各種“你行你上,不行別BB”的影迷論戰體系,《有話請亮牌》在“專業性”上無可置疑。演員、編劇、導演、影評人的有機組合,保證了產業維度上的“第一現場”。

很多時候,演員和導演甚至要給自己的電影打分,這讓觀眾能更深入地瞭解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馬蘇說自己在《如影隨心》裡唸詩的時候,腦子總是一片空白;楊非同分享自己三次面試《偶像練習生》的經歷,如果失敗可能就回貴州考公務員了。

影評還能信誰?

從業人員評價電影,冰箱自己分析製冷效果,還有比這更新鮮、熱辣、有發言權的影評嗎?

而在寫意感方面,正如史航自己總結的“三人來聊這個電影的排行,那就是為了能夠吵得起來”。主持人與嘉賓的思維碰撞,讓節目“火花飛濺,金句頻出”。在相對閒適的氛圍中,為精彩影評的誕生構建了一個精巧的文化擬態。

猶記得,史航評《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什麼是罪惡,罪惡就是把我們緊密地連在一起;李少紅評《戀愛中的寶貝》,有些東西必須在身體裡死亡,才會有新生;李玉評《死亡詩社》,有了好老師,接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自我成長。

影評還能信誰?

嘉賓們的坦誠在於,既有全情讚美的自由,也有承認無知的磊落。孔二狗坦言自己看了兩遍《復聯3》,每次都沒看明白;姜思達質疑豆瓣的“歲月濾鏡”過重,七八十年代的片子評分都很高;史航更是在最後一期“露怯”,今天的5部電影,能記住導演名字的就兩部。

生活才是靈感之源

一直以來,部分傳統影評“俯瞰眾生”“耳提面命”式的說教式評論,似乎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套路。動輒上萬字的長篇大論,配合佶屈聱牙的專業詞彙、費解的哲學思辨、“鮮為人知”的引經據典,也就把相當多的普通觀眾拒之門外,成為小圈子裡的“自說自話”。

大眾既看不到,也不想看,這就使傳統影評成了作者孤芳自賞的一件擺設,往往起不到“評”的作用,更談不上產生影響力。姜思達的吐槽尤為典型:“大家寫的那個詞我是不太懂,好像你沒有看過,就不是一個合格的電影愛好者。”

光影流轉,歲月淘金,電影對於觀眾的最大意義永遠是“生活的連接”。對一部電影念念不忘,必定是其中的情節映射了某個時期的自己。

而影評能夠不裝不假不媚,既秉承專家視角又兼顧大眾感悟嗎?《有話請亮牌》起碼做到了:嘉賓們的故事為節目平添幾分生活感,電影產業的多維度考察則扛起了文化責任。

生活感悟,代表著電影評價的大眾視角。管虎還記得黃渤第一天拍戲的模樣:“剛拍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就跟個傻子似的,我們都關機了,都把機器裝在車上,他還在演。”奇蹟發生在第三天,黃渤對角色的把握一下子全對,眼神和走位都入了戲,管虎發現原來傻子是天才。

影評還能信誰?

這些光影故事,如今看來分外有趣。馬伯庸記得第一次看《臥虎藏龍》,是在新西蘭留學打工刷盤子時。美國女生說《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太好看了。馬伯庸說什麼片子這麼羅嗦,趴著的老虎什麼的,後來查了一下才知道是《臥虎藏龍》;李少紅坦言不敢看自己的電影,十餘年後偶然看到《紅粉》,只感嘆“那一刻真的永存”。

影評還能信誰?

產業觀察,無疑是洞悉中國電影動向的專家視角。12期《有話請亮牌》,更像是一本中國電影的產業備忘錄。它悄無聲息地提醒著觀眾以及電影人,我們的市場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未來還將發生什麼。

回顧性與前瞻性,讓我們透視缺陷與不足,期盼修正與進步。從國內偶像養成綜藝,聊到日本電影的匠人文化。從《權遊》中的女性角色,談到中國武俠片中的俠客。從慢綜藝中的人性,說到電影中的教育主題。《有話請亮牌》起於電影,卻又不至於電影。

網綜,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它的年紀比百年電影要“年輕”很多。令人意外的是史航挺願意談網綜,慢綜藝和偶像養成同樣能看出門道。面對淘汰的殘酷性,史航提到了日本忍者的一句話,一寸之外盡為黑暗。

“我只要有往前走這一寸的光陰,讓我為大家再唱一首歌,再跳一支舞,再錄一期,這就是我那一寸,要的是這個東西。”品品這角度,不比生拉硬拽的“為了夢想”要高明嗎?

影評體系,何以重構?

電影文化從來都不是象牙之塔,中國電影產業的蓬勃發展、網絡影評的日益繁榮讓所有電影人欣喜不已。然而,網絡影評生態尚未完善,背後隱藏了諸多問題。

影評還能信誰?

一方面,存在商業化趨勢。在利益的驅使下,網絡水軍大行其道,利用“沉默的螺旋”引導網絡輿論朝著預估方向發展,混淆視聽甚至顛倒是非。而“紅包影評”、“人情影評”等現象,極大地削弱了影評人的話語威信力,獨立影評人似乎不再獨立。

另一方面,存在去文化性趨勢。網絡暴力儼然滲透到了影評中,口碑分化導致的口水戰屢屢爆發。早至2006年陳凱歌因為《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與製作者對簿公堂;近有《小時代》粉絲與導演高群書的舌戰;年初《流浪地球》的“打星慘案”更是歷歷在目。

當專業的失去權威,當大眾的淪為庸眾,如何重構影視內容在人文和娛樂之間的平衡。《有話請亮牌》是騰訊新聞出品旗下立春工作室的又一次成功探索。而以深度見長的南方週末和擁有文化節目豐富經驗的南瓜視業的加入,給節目帶來了更多的文化底蘊和生活溫度。

影評還能信誰?

此前立春工作室出品的《星空演講》和《超級演說家》,都以相對嚴肅的人文內容,獲得了大眾認可,製造了不輸純娛樂內容的熱度和更長久的迴響。這種“質感娛樂,優質生活”的定位在《有話請亮牌》中得到進一步延伸,有態度的影評、有質感的娛樂,形成對當下影評體系的多元補充和修正。

權威的本質就是消解權威,靠譜的影評榜一定是多元並存的。《有話請亮牌》拋棄了複雜的算法體系,轉而擁抱了看似無章的脫口秀,實際是對“個性化、私密化、定製化”影評的一種迴歸。

在經歷了《佳片有約》《第十放映室》的“精英話語”,和豆瓣、貓眼、時光網的“大眾聚合”後,《有話請亮牌》把影評的話語權交給了每個單獨觀影個體。

不管是什麼樣的卡牌,在這裡沒有贏家和輸家,只有傾聽者和傾述者。網絡那一邊的觀眾,既是節目的傾聽者,也可發彈幕成為傾述者。好的影評不是專業人士的一刀切,更不是大眾口碑的大鍋飯,而是“有態度有理由”的個體真感受。

影評還能信誰?

影評人應該如何重拾話語權改善行業生態?史航篤定話語權是靠自己掙來的。“每一天,認真的表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每一天地位都會有所回升。要靠童言無忌,來證明自己悠悠少年之氣”。

而硬糖君想再度引述當年《擺渡人》差評事件中電影局局長張宏森在朋友圈的迴應,“創作和批評是電影的一體兩面,電影進步更期待評價體系實事求是。試圖拒絕批評,那不是真正的電影人;而批評脫離事實,批評的作用則難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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