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 進
◆網絡的隨意性，自由性，即時性，也帶來了一個重大問題——詩人不再被稱為是詩人，詩人變成了“寫手” ，寫詩很容易，網絡詩歌良莠不齊、泥沙俱下。所以需要發出“重建寫詩的難度”的呼聲。而且，相當數量的詩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網站、朋友圈、微博裡，圈內的人相互模仿，對於圈外的人的作品不屑一顧，沒有差異，自然就弱化了對獨創的努力。
“興觀群怨”是孔子對詩歌社會功能的有名概括，出自《論語·陽貨》 。詩可以“群” ，其實也可以作為思考中國詩歌生態的一個角度。在先秦時期，“群”的含義比較多，有人把“群”字分解，認為，“君”本義為“管事人” ，引申義為“地方主事人” ；“羊”指某一地方的居民。“君”與“羊”聯合起來表示“有君長的地方” ，聯合體。 《易經》則說，“群”就是類別：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 《易·繫辭上》 ） 。 《禮記》對“群”的解釋是“人群” ：“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宋代大儒朱熹的解釋最為我注意，他說，“群”是“和而不流” 。在古漢語中，“流”的一個含義是品類。按朱熹的解釋，“詩可以群”的“群” ，是和諧，但又保持各自品類的獨特性和獨立性。我願意“點贊”朱熹的詮釋。
觀察中國詩歌的生態近些年大約有四個側面。
一、新詩百年
這一兩年北京和全國各地都在開展紀念中國新詩百年的活動：出版詩典和詩史，有的出版物，一套就多達30卷；到處都在舉辦研討會、朗誦會、詩歌獎、詩歌節，誇張地說，簡直天天在過節，月月在頒獎，熱鬧非凡。“新詩百年”成了新詩刷存在感、擴大影響的極佳機會。“新詩百年”也成了旅遊部門、社會資本介入詩歌的極佳機會，有些紀念活動變成了詩歌搭臺，旅遊或營銷唱戲的舞臺。在紀念新詩百年裡，也出現了這樣的混亂現象：以自己的好惡為標準，試圖對新詩史重新洗牌。
雖然在紀念百年，但是在“新詩究竟誕生在哪一年”這個基本問題上卻眾聲喧譁。其實，這個時間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白話詩”和“新詩”顯然應該是不同的概念。對於第一批新詩誕生的時間，胡適自己就說過，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導言》裡也說過，我的《中國現代詩學》第一章裡同樣說過。說的意見都是一樣的：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 2卷6期發表的胡適的《白話詩八首》 ，那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新詩， 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 4卷1期刊登的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的九首詩，應該是中國第一批新詩。所以， 1918年1月是新詩的生日。從新詩誕生時間的認定上就不難看出，下一個百年賦予我們的使命很多，關鍵之一是讓現代詩學儘快成熟起來。
在新詩百年的時候，卻出現了完全否定新詩的聲音。站出來發聲的，不僅有名滿全國的學者，還有頗有成就和影響的新詩人。在新詩發展史上，新詩早期有些前輩詩人在晚年的確有聞一多說的“勒馬回韁寫舊詩”的情況，但是那是他們晚年的心境適合用舊詩表達。最早的一批前輩新詩人的舊詩修養一般都很好。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否定過新詩。新詩出現的主因就是舊體詩不能抒發現代人的所有感情。詩無非表達兩種關懷：生命關懷與社會關懷，就是和平與發展。當社會處於相對安靜、繁榮的時期，詩的生命關懷的分量就會重一些；當民族處於戰爭、革命、動亂的年代，詩的社會關懷就會成為那個時代詩歌的第一要素，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書寫生命關懷和生存關懷的新詩都留下了不少優秀篇章，成為詩歌的國家記憶。想到戰爭和動亂年代，我們就自然會想起艾青的“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想到人生哲理，我們就自然會想起臧克家的“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想到愛情，我們就自然會想起舒婷的“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 ；想到對幸福的嚮往，我們就自然會想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我相信，這些名句會一代代地久傳不衰。同樣，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是對周恩來的詩的記事，余光中的《鄉愁》是對海外華人心路的詩的記事，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對“文革”的詩的記事，葉延濱的《乾媽》是對知青上山下鄉的詩的記事，這樣的優秀篇章定能和歷史同在，難道還會有什麼疑問嗎？
當然，只有百年的新詩還在成長的路上，沒有像唐詩宋詞那樣化為民族文化傳統。主要的問題，除了時間尚短，具體而言，第一是迄今沒有形成公認的審美標準，作為中國詩歌的現代形態，新詩同樣需要確立詩之為詩的藝術規範，反對確立這個標準是沒有說服力的；第二是詩體建設遇阻，進展緩慢，詩壇出現了“詩體建設是個偽問題”的說法，自由體新詩和格律體新詩自身的詩體建設還有待探索，自由體新詩和格律體新詩的雙軌發展還有待突破。但是這些問題，在新詩的未來發展中一定是會逐步解決的，雖然走向遠方的路困難重重。對此，我們要有信心，新詩一定能走向自己的盛唐。
二、舊體詩的復興
在“五四”時期，舊體詩處於被“革命”的境地，新詩以舊體詩對立面的面貌出現。胡適的許多關於新詩的闡述，基礎是對待民族詩歌傳統的虛無態度，所以他談的新詩所謂的“新” ，切斷了民族詩歌的豐厚資源，只從國外詩歌尋找出路，是新詩後來出現的許多周而復始弊病的根源。但是在新詩“革”舊體詩的“命”的地下，舊體詩的命脈始終不絕如縷。尤其是在那些特殊歲月，詩人以巧取典故、運用曲筆來自我保護。
隨著國家倡導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隨著新詩由於自身的原因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走向邊緣化，舊體詩就迅速地尋找到了復興的機遇。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華詩詞學會，會員現在已經擁有1 . 5萬人左右，而全國各級會員則超過了200萬人。最小的會員才12歲，最年長的會員已經快100歲了。2011年9月，國家成立了中華詩詞研究院，專事舊體詩的研究。不但包括北京《詩刊》在內的許多詩刊都為舊體詩闢出了版面，而且由中華詩詞學會主辦的專門刊發舊體詩的《中華詩詞》雜誌不靠贈送，讀者基本是自費訂閱，這家刊物的發行量已經達到2 . 5萬份。各種舊體詩的創作、朗誦活動非常活躍， 2017年由中央電視臺主辦的《中華詩詞大會》 ，更是把這一熱浪推向高潮。
人們如今認識到，文學史不是進化史。人們理解到，“五四”運動時期新詩出現的時候，對待傳統、對待舊體詩的態度是偏頗的。在現代中國，“詩”的界定顯然應該比“新詩”更寬闊。現代生活同樣為舊體詩提供了“平臺” ：有的情感適合新詩抒寫，有的情感則由舊體詩表達更完美。“詩可以群” ，新詩和舊體詩是應該“群”的：和諧相處、友好競爭。
我們應當更好區別“現代文學”和“新文學”這兩個概念。今人的舊體其實也是現代文學（這裡不是說的“新文學” ）的出彩部分，魯迅、柳亞子、毛澤東、郭沫若、郁達夫、陳寅恪、聶紺弩、臧克家、王辛笛、吳宓，都是應該在現代文學史上留名的優秀詩人。
三、互聯網的興起
當上個世紀90年代末中國新詩落到谷底的時候，互聯網恰逢其時地開始進入中國詩壇。據青年學者張德明考證，國外的“網絡漢語詩歌最早出現的時間應該是1991年，留學國外的王笑飛創辦了海外中文詩歌通訊網” 。國內第一家網上詩刊是重慶詩人李元勝、何房子創辦的《界限》 ，這是1999年。於是，在新世紀，網絡這個新的媒介給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詩歌熱鬧起來了。不止是傳播方式，而且包括創作方式，都出現徹底的變化，並且大大改變了詩壇的生態。
紙質詩刊的網絡版、詩歌網站，詩歌公眾號，詩人朋友圈，詩人微博，提供了一個又一個的創作和欣賞詩歌的平臺。詩人伊沙說得對：“詩人在詩歌網站出沒確已構成世紀之交最具新鮮亮點的一大風景” 。詩的網絡生存，是古人遠遠不具備的條件，成為邊緣化的新詩突圍的希望。這十幾年，我們所說的“三大重建” ，詩歌傳播方式重建就是其中之一，現在，這個“重建”完成得遠遠比預想的還好。
從2013年6月開始的“為你讀詩”微信平臺，是由學者于丹、百度CEO李彥宏、鋼琴家朗朗、實業家和詩人黃怒波等20位各個領域翹楚聯合發起，已經積累了一百多萬粉絲，成功地將詩歌帶入大眾視野。“天上的白雲真白啊”的烏青，“我走遍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的餘秀華，都是在網絡上一夜爆紅的。如果統計無誤的話，重慶詩人李元勝的《我想和你虛度時光》的點擊率據說超過一千萬次。從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出去的詩人毛翰有一首《老有老的驕傲》 ——
春天說，夏天老了，夏天說，秋天老了，
秋天說，冬天才老了呢！
冬天老了嗎？冬天淡淡地一笑。擁有美麗的春的夢想，擁有熱忱的夏的懷抱，
擁有豐碩的秋的收穫，
資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驕傲！
……
這首隻有40行的詩，中老年粉絲遍及大江南北，微信版的點擊量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4 . 2億次。互聯網不但給詩人創造了一個展現自己的平臺，而且提供了作者和讀者通過微信、微博直接互動的條件，變革了詩歌的閱讀方式。當然，網絡的隨意性，自由性，即時性，也帶來了一個重大問題——詩人不再被稱為是詩人，詩人變成了“寫手” ，寫詩很容易，網絡詩歌良莠不齊、泥沙俱下。所以，我們需要發出“重建寫詩的難度”的呼聲。而且，相當數量的詩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網站、朋友圈、微博裡，圈內的人相互模仿，對於圈外的人的作品不屑一顧，沒有差異，自然就弱化了對獨創的努力。可以說，古詩是長出來的，“五四”初期的新詩是嚷出來的，現在的某些新詩是仿出來的，整體質量堪憂，出大作、出大師的可能性甚微。
四、刊物的繁榮
1957年， 《星星》詩刊和《詩刊》先後創刊。成都和北京這一南一北的兩家詩刊，不但刊發新詩，團結詩人，還負有組織詩歌活動、培育詩歌新人的作用，曾經享有相當的權威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一些省級作家協會也推出了詩刊，最早的當屬黑龍江的《詩林》（1982）和新疆的《綠風》 （1984） ，安徽的《詩歌報》 （1985）則是中國唯一的詩歌報紙。
在中國，刊物要有刊號才能算公開刊物，而刊號是比較難以得到的。相比之下，出版社的書號更容易取得。所以還出現了一種以書的形式發行的民刊，這種民刊具有半公開發行的性質，形成對公開刊物的一種豐富。 《中國詩人》 （遼寧） 、 《中國詩歌》 （武漢） 、 《大河》 （河南）等都是這種民刊。詩歌理論刊物有南方的《詩學》 （重慶）和北方的《詩探索》 （北京） 。近年才創刊的梁平主編、熊焱、李海州副主編的《草堂》 （四川）以它的高質、優雅聲名鵲起，迅速地贏得了眾多讀者的“點贊” ，是這類刊物裡影響較大的。
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中國內地，出現了由詩歌社團、同人和流派詩人以及詩人個人自辦並用於交流的“民間刊物” 。民間有詩情。像《他們》 （南京， 1985） 、 《非非》（成都， 1985） 、 《大陸》 （上海， 1985）都是最早誕生的民刊。這些刊物大量存在，並不出售發行，只是沙龍和社團間的交流物，所以基本不進入詩歌圈外、甚至自己的小圈子外的閱讀者的視野。在當下的中國，民刊的數量驚人，如汪洋大海，網刊其實也是屬於民刊的範疇。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詩歌民刊從來就是一種推動的力量。民刊的生存方式顯然具有非體制性，它們的廣場詩學顯示了主辦者的獨立尋找。詩人黃禮孩1999年主辦的《詩歌與人》是民刊中比較受人注意的，採用的編輯方式是板塊集納，已經出版40多期，是這類刊物中較大型的。
在當下浮躁自戀的風氣比較盛行的中國新詩界，民刊的最大特點，也是最為可貴的品質，就是它們對詩歌藝術的忠誠，對世俗功利的超越。從這個角度講，民刊是值得珍惜的比較純淨的詩刊。民刊的弱點是它的小圈子化，質量參差不齊，但是，這毫不影響中國新詩現在的生態：公開刊物、半公開刊物、網刊、民刊的互生互動。
這四個側面，說明“詩可以群”的重要性。百年新詩史上各種詩歌的“群” ，當下詩歌新詩、舊體詩、網絡詩、民間詩的“群” ，都是詩歌發展的正途。多元帶來豐富，競爭帶來發展，只承認、推崇一種流派或門派，排除一切別的流派或門派，不是現代人的思維方式，也是不可成就的“霸業” 。
詩可以“群” ，這也許是中國現代詩歌在下一個百年應當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