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自由：世上沒有命運的必然，只有人事的或然'
毛澤東主席的《沁園春》上說過：“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自由，既是名詞，更是動詞，它扣動著時代永遠的旋律，蕩起歷史長河的陣陣漣漪，激起了人們古往今來的無限遐思。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抽象地說，它是一個有關政治學、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人類擁有自由，即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形象地來說，自由就是擺脫身心的枷鎖，無拘無束地通往最快樂的人生。
毛澤東主席的《沁園春》上說過：“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自由，既是名詞，更是動詞，它扣動著時代永遠的旋律，蕩起歷史長河的陣陣漣漪，激起了人們古往今來的無限遐思。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抽象地說，它是一個有關政治學、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人類擁有自由，即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形象地來說，自由就是擺脫身心的枷鎖，無拘無束地通往最快樂的人生。
“自由”，因為可貴，所以嚮往。
古人對“自由的追求”，反映在燦爛的的詩詞之中。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李白《行路難》中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軾《臨江仙》中的“小舟從此去，江海寄餘生”；朱敦儒《西江月》中的“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等等。
無獨有偶，西方的詩人智者，也無不對“自由”的魅力傾倒。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自由與愛情》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於殖民地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最後一句言“不自由，毋寧死”；此外，西方著作《社會契約論》、《論法精神》、《人權宣言》等無不折射出西方人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在歷史上也不斷為之奮鬥，他們嚮往的“自由”，就是衝開專制主義的藩籬，獲得作為公民的合法權利。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偏於實用價值；中方的“自由”，偏於精神涵養。
毛澤東主席的《沁園春》上說過：“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自由，既是名詞，更是動詞，它扣動著時代永遠的旋律，蕩起歷史長河的陣陣漣漪，激起了人們古往今來的無限遐思。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抽象地說，它是一個有關政治學、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人類擁有自由，即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形象地來說，自由就是擺脫身心的枷鎖，無拘無束地通往最快樂的人生。
“自由”，因為可貴，所以嚮往。
古人對“自由的追求”，反映在燦爛的的詩詞之中。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李白《行路難》中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軾《臨江仙》中的“小舟從此去，江海寄餘生”；朱敦儒《西江月》中的“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等等。
無獨有偶，西方的詩人智者，也無不對“自由”的魅力傾倒。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自由與愛情》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於殖民地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最後一句言“不自由，毋寧死”；此外，西方著作《社會契約論》、《論法精神》、《人權宣言》等無不折射出西方人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在歷史上也不斷為之奮鬥，他們嚮往的“自由”，就是衝開專制主義的藩籬，獲得作為公民的合法權利。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偏於實用價值；中方的“自由”，偏於精神涵養。
“自由”生而高貴，但卻往往可望不可即。
《莊子·逍遙遊》中說道：“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殆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所待，就是無所憑恃，自己做自己精神的主宰，從中獲得精神的徹底解放，就是說，“逍遙”之所向，就是自由的思想境界。然而，自由與命運，卻無時不處在矛盾之中。
希臘三大悲劇中有俄狄浦斯王殺父娶母的故事，它充分顯露出自由的一個“死結”。既然俄狄浦斯知道了預言，而主動權又把握在手上，何以避免不了悲劇的發生呢？這或許可以說成是“陰差陽錯”，或者直接說成是“命運”。“命運”，亦稱“宿命”，是凌駕於人力之上的存在，是對人的自由的可怕詛咒。命運，似乎是人事的必然。
毛澤東主席的《沁園春》上說過：“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自由，既是名詞，更是動詞，它扣動著時代永遠的旋律，蕩起歷史長河的陣陣漣漪，激起了人們古往今來的無限遐思。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抽象地說，它是一個有關政治學、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人類擁有自由，即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形象地來說，自由就是擺脫身心的枷鎖，無拘無束地通往最快樂的人生。
“自由”，因為可貴，所以嚮往。
古人對“自由的追求”，反映在燦爛的的詩詞之中。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李白《行路難》中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軾《臨江仙》中的“小舟從此去，江海寄餘生”；朱敦儒《西江月》中的“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等等。
無獨有偶，西方的詩人智者，也無不對“自由”的魅力傾倒。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自由與愛情》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於殖民地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最後一句言“不自由，毋寧死”；此外，西方著作《社會契約論》、《論法精神》、《人權宣言》等無不折射出西方人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在歷史上也不斷為之奮鬥，他們嚮往的“自由”，就是衝開專制主義的藩籬，獲得作為公民的合法權利。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偏於實用價值；中方的“自由”，偏於精神涵養。
“自由”生而高貴，但卻往往可望不可即。
《莊子·逍遙遊》中說道：“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殆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所待，就是無所憑恃，自己做自己精神的主宰，從中獲得精神的徹底解放，就是說，“逍遙”之所向，就是自由的思想境界。然而，自由與命運，卻無時不處在矛盾之中。
希臘三大悲劇中有俄狄浦斯王殺父娶母的故事，它充分顯露出自由的一個“死結”。既然俄狄浦斯知道了預言，而主動權又把握在手上，何以避免不了悲劇的發生呢？這或許可以說成是“陰差陽錯”，或者直接說成是“命運”。“命運”，亦稱“宿命”，是凌駕於人力之上的存在，是對人的自由的可怕詛咒。命運，似乎是人事的必然。
故事中，如果俄狄浦斯在路上沒有遇到他的父親，也沒有發生爭執，他或許就不會殺父；如果俄狄浦斯破解不了斯芬克斯的謎語，那麼他就不會當上國王，更不會娶母。許多偶然的因素的疊加，就成了必然因素，這難道真是“宿命”的作祟？
古人亦云“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將軍不自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等等，這些話都帶有宿命論的色彩。自由在命運面前，一下子變得軟弱無力。但是，與其將所謂的“命運”視為必然，還不如將它看做事物的或然。“命運”其實是外在環境的折射，是自由的阻遏力量的具體映像。電影《黑客帝國》所反映的就是人力對所謂的“命運”的挑戰。若說凡事皆已有定數，那麼生命何來的意義呢？未來，是無限的可能。而“自由”，更是依靠實際行動呈現出來的。
毛澤東主席的《沁園春》上說過：“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自由，既是名詞，更是動詞，它扣動著時代永遠的旋律，蕩起歷史長河的陣陣漣漪，激起了人們古往今來的無限遐思。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抽象地說，它是一個有關政治學、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人類擁有自由，即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形象地來說，自由就是擺脫身心的枷鎖，無拘無束地通往最快樂的人生。
“自由”，因為可貴，所以嚮往。
古人對“自由的追求”，反映在燦爛的的詩詞之中。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李白《行路難》中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軾《臨江仙》中的“小舟從此去，江海寄餘生”；朱敦儒《西江月》中的“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等等。
無獨有偶，西方的詩人智者，也無不對“自由”的魅力傾倒。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自由與愛情》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於殖民地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最後一句言“不自由，毋寧死”；此外，西方著作《社會契約論》、《論法精神》、《人權宣言》等無不折射出西方人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在歷史上也不斷為之奮鬥，他們嚮往的“自由”，就是衝開專制主義的藩籬，獲得作為公民的合法權利。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偏於實用價值；中方的“自由”，偏於精神涵養。
“自由”生而高貴，但卻往往可望不可即。
《莊子·逍遙遊》中說道：“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殆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所待，就是無所憑恃，自己做自己精神的主宰，從中獲得精神的徹底解放，就是說，“逍遙”之所向，就是自由的思想境界。然而，自由與命運，卻無時不處在矛盾之中。
希臘三大悲劇中有俄狄浦斯王殺父娶母的故事，它充分顯露出自由的一個“死結”。既然俄狄浦斯知道了預言，而主動權又把握在手上，何以避免不了悲劇的發生呢？這或許可以說成是“陰差陽錯”，或者直接說成是“命運”。“命運”，亦稱“宿命”，是凌駕於人力之上的存在，是對人的自由的可怕詛咒。命運，似乎是人事的必然。
故事中，如果俄狄浦斯在路上沒有遇到他的父親，也沒有發生爭執，他或許就不會殺父；如果俄狄浦斯破解不了斯芬克斯的謎語，那麼他就不會當上國王，更不會娶母。許多偶然的因素的疊加，就成了必然因素，這難道真是“宿命”的作祟？
古人亦云“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將軍不自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等等，這些話都帶有宿命論的色彩。自由在命運面前，一下子變得軟弱無力。但是，與其將所謂的“命運”視為必然，還不如將它看做事物的或然。“命運”其實是外在環境的折射，是自由的阻遏力量的具體映像。電影《黑客帝國》所反映的就是人力對所謂的“命運”的挑戰。若說凡事皆已有定數，那麼生命何來的意義呢？未來，是無限的可能。而“自由”，更是依靠實際行動呈現出來的。
自由，因奮鬥而生，因抗爭而存。
在人類的歷史上，許多人為擺脫強加於身上的枷鎖，或追求屬於自己的自由，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與抗爭。高呼“五侯將相，寧有種乎”奴隸的陳勝，揭竿而起的角鬥士斯巴達克，他們都為反抗統治者的枷鎖而起義，為爭取人身的自由而拼命。儘管兩者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都在歷史中留下精彩的的一筆，為自由的意義做出了自我的詮釋。
曹魏正始年間，出現過一個文人團體，叫“竹林七賢”，包括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們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飲，吟詩作對。後來司馬氏上臺，山濤因往投靠，當了吏部尚書，並勸嵇康出仕，但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一直對司馬氏採取不合作態度，對山濤的推薦更是嗤之以鼻，為此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表明自己的立場。信中如此表達出他不羈之個性：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饗以佳餚，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其中對權勢的蔑視以及對自由的嚮往之情宣洩無疑。很可惜，他最終還是倒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但廣陵之散依然迴盪天際，久久不息。
毛澤東主席的《沁園春》上說過：“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自由，既是名詞，更是動詞，它扣動著時代永遠的旋律，蕩起歷史長河的陣陣漣漪，激起了人們古往今來的無限遐思。那麼，“自由”到底是什麼？抽象地說，它是一個有關政治學、哲學與文學的命題，人類擁有自由，即可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併為自身的行為負責；形象地來說，自由就是擺脫身心的枷鎖，無拘無束地通往最快樂的人生。
“自由”，因為可貴，所以嚮往。
古人對“自由的追求”，反映在燦爛的的詩詞之中。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的“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李白《行路難》中的“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軾《臨江仙》中的“小舟從此去，江海寄餘生”；朱敦儒《西江月》中的“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等等。
無獨有偶，西方的詩人智者，也無不對“自由”的魅力傾倒。匈牙利詩人裴多菲《自由與愛情》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於殖民地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最後一句言“不自由，毋寧死”；此外，西方著作《社會契約論》、《論法精神》、《人權宣言》等無不折射出西方人對自由的認識與追求。西方文化崇尚自由，在歷史上也不斷為之奮鬥，他們嚮往的“自由”，就是衝開專制主義的藩籬，獲得作為公民的合法權利。
大體而言，西方的“自由”，偏於實用價值；中方的“自由”，偏於精神涵養。
“自由”生而高貴，但卻往往可望不可即。
《莊子·逍遙遊》中說道：“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殆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所待，就是無所憑恃，自己做自己精神的主宰，從中獲得精神的徹底解放，就是說，“逍遙”之所向，就是自由的思想境界。然而，自由與命運，卻無時不處在矛盾之中。
希臘三大悲劇中有俄狄浦斯王殺父娶母的故事，它充分顯露出自由的一個“死結”。既然俄狄浦斯知道了預言，而主動權又把握在手上，何以避免不了悲劇的發生呢？這或許可以說成是“陰差陽錯”，或者直接說成是“命運”。“命運”，亦稱“宿命”，是凌駕於人力之上的存在，是對人的自由的可怕詛咒。命運，似乎是人事的必然。
故事中，如果俄狄浦斯在路上沒有遇到他的父親，也沒有發生爭執，他或許就不會殺父；如果俄狄浦斯破解不了斯芬克斯的謎語，那麼他就不會當上國王，更不會娶母。許多偶然的因素的疊加，就成了必然因素，這難道真是“宿命”的作祟？
古人亦云“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將軍不自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等等，這些話都帶有宿命論的色彩。自由在命運面前，一下子變得軟弱無力。但是，與其將所謂的“命運”視為必然，還不如將它看做事物的或然。“命運”其實是外在環境的折射，是自由的阻遏力量的具體映像。電影《黑客帝國》所反映的就是人力對所謂的“命運”的挑戰。若說凡事皆已有定數，那麼生命何來的意義呢？未來，是無限的可能。而“自由”，更是依靠實際行動呈現出來的。
自由，因奮鬥而生，因抗爭而存。
在人類的歷史上，許多人為擺脫強加於身上的枷鎖，或追求屬於自己的自由，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與抗爭。高呼“五侯將相，寧有種乎”奴隸的陳勝，揭竿而起的角鬥士斯巴達克，他們都為反抗統治者的枷鎖而起義，為爭取人身的自由而拼命。儘管兩者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都在歷史中留下精彩的的一筆，為自由的意義做出了自我的詮釋。
曹魏正始年間，出現過一個文人團體，叫“竹林七賢”，包括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他們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飲，吟詩作對。後來司馬氏上臺，山濤因往投靠，當了吏部尚書，並勸嵇康出仕，但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一直對司馬氏採取不合作態度，對山濤的推薦更是嗤之以鼻，為此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表明自己的立場。信中如此表達出他不羈之個性：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饗以佳餚，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其中對權勢的蔑視以及對自由的嚮往之情宣洩無疑。很可惜，他最終還是倒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但廣陵之散依然迴盪天際，久久不息。
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嵇康而後，繼者不絕。南宋詩人鄭思肖《畫菊》中說道：“花開不併百花叢，獨立疏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鄭思肖以宋朝遺老自居，宋亡後改名思肖，因肖是國姓“趙”字的一部分。他原與趙孟頫過從甚密，後來趙降元並任官，鄭即與之絕交。鄭思肖特行孤立，融士大夫的氣節與個性之自由為一體，寧守清貧，不食元粟，無疑在價值觀的層面有過人之處。另外，他也一脈傳承了自屈原以來的一種自由精神，即汙濁之處，寧蹈江海而死，不願與之沉浮，這可謂是幾千年來中國古代士人追求“自由精神”的一種強烈的文化認同。
有位哲人說過：自由，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其實，自由不僅開啟了人類走向智慧的明燈，更昭示了人們未來的無限可能性，而且，自由，因奮鬥而存在，因抗爭而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