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是否能改變命運，取決於這項能力'
這幾天和一個朋友聊天，有個朋友突然考了我一個很刁鑽的問題，
就是山東為什麼簡稱魯，而不是齊？
之所以說是考，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梳理各地的文化資源。而之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刁鑽，是網上也有不少的說法。
比較早的，或者說原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孔子是魯國人，憑藉孔子的影響，魯因此成為山東的簡稱。還有種說法，說魯國是周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國，地位比齊國高，所以，魯才成為簡稱。
這幾天和一個朋友聊天，有個朋友突然考了我一個很刁鑽的問題，
就是山東為什麼簡稱魯，而不是齊？
之所以說是考，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梳理各地的文化資源。而之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刁鑽，是網上也有不少的說法。
比較早的，或者說原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孔子是魯國人，憑藉孔子的影響，魯因此成為山東的簡稱。還有種說法，說魯國是周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國，地位比齊國高，所以，魯才成為簡稱。
現在，互聯網上可能最常見，很多人也都接受的一種說法是，清末建立全國的電報系統，各地上報本省的簡稱，直隸（也就是河北）率先上報了冀，因為齊和冀諧音，所以山東最後上報了魯。這個說法看似很符合邏輯，但其實並不靠譜，首先說，吉林的簡稱是吉，吉和冀的讀音相似程度肯定是超過齊和冀的。另外，如果你讀過當時的一些方誌和稍微晚一些的報紙的時候，將山東簡稱成齊或者魯的情況都有，很多都是齊魯混用。不過也有規律可言，以古齊地，偏淄博、濰坊、青島甚至包括一部分煙臺、威海的，在外地的同鄉會管，範圍相對來說比較廣的話，一般會簡稱齊，而魯西南、魯西一帶則簡稱魯的情況比較多。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建國以後逐步確定下來的，很有可能的原因則是沿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蘇魯豫皖邊區的說法。
最早的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域的概念，這裡是從相對而言現在山東省的大致區域來說，應該最早出現在北宋時期，當時的名稱是“路”，大致包含現在山東的就是京東東路，後來改為山東東路。而山東之所以稱為山東（行政區域意義上的）的則是在宋金時期，不過也分為（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真正意義上的“省”的建制開始於明朝，朱元璋北伐，攻下現在山東的大部分地方以後，設立了山東行中書省，這也就是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單位的開始。而明朝的絕大多數時間，以及絕大多數的文件和典籍裡，基本也都是把山東簡稱為齊，佐證的資料就太多了，這裡就不引用了。
之所以一直到這個時期，經常把山東簡稱為齊，原因則有可能是，包括到了明朝的中期，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區域的治所長期設在青州，青州是標準的古齊地。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才把治所遷移到濟南。
這幾天和一個朋友聊天，有個朋友突然考了我一個很刁鑽的問題，
就是山東為什麼簡稱魯，而不是齊？
之所以說是考，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梳理各地的文化資源。而之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刁鑽，是網上也有不少的說法。
比較早的，或者說原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孔子是魯國人，憑藉孔子的影響，魯因此成為山東的簡稱。還有種說法，說魯國是周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國，地位比齊國高，所以，魯才成為簡稱。
現在，互聯網上可能最常見，很多人也都接受的一種說法是，清末建立全國的電報系統，各地上報本省的簡稱，直隸（也就是河北）率先上報了冀，因為齊和冀諧音，所以山東最後上報了魯。這個說法看似很符合邏輯，但其實並不靠譜，首先說，吉林的簡稱是吉，吉和冀的讀音相似程度肯定是超過齊和冀的。另外，如果你讀過當時的一些方誌和稍微晚一些的報紙的時候，將山東簡稱成齊或者魯的情況都有，很多都是齊魯混用。不過也有規律可言，以古齊地，偏淄博、濰坊、青島甚至包括一部分煙臺、威海的，在外地的同鄉會管，範圍相對來說比較廣的話，一般會簡稱齊，而魯西南、魯西一帶則簡稱魯的情況比較多。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建國以後逐步確定下來的，很有可能的原因則是沿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蘇魯豫皖邊區的說法。
最早的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域的概念，這裡是從相對而言現在山東省的大致區域來說，應該最早出現在北宋時期，當時的名稱是“路”，大致包含現在山東的就是京東東路，後來改為山東東路。而山東之所以稱為山東（行政區域意義上的）的則是在宋金時期，不過也分為（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真正意義上的“省”的建制開始於明朝，朱元璋北伐，攻下現在山東的大部分地方以後，設立了山東行中書省，這也就是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單位的開始。而明朝的絕大多數時間，以及絕大多數的文件和典籍裡，基本也都是把山東簡稱為齊，佐證的資料就太多了，這裡就不引用了。
之所以一直到這個時期，經常把山東簡稱為齊，原因則有可能是，包括到了明朝的中期，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區域的治所長期設在青州，青州是標準的古齊地。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才把治所遷移到濟南。
山東最常用的代稱就是齊魯，但是齊和魯的文化本身有很大的區別。齊文化崇尚功利、注重革新；魯文化則尊崇仁義道德、恪守傳統；如果說，齊文化是一種開放的、擴張性較強的文化，那麼魯文化則是一種內斂的、自省意識較強的文化。
那齊文化和魯文化的區別開始於什麼時候呢？
當然開始於齊、魯兩國建國開始，他們本身就有著不同的建國理念。
《淮南子·齊俗訓》：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 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 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簡單的翻譯一下：
以前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分別受封后見了面，太公問周公：“你打算怎樣來治理魯國？”周公回答說：“尊敬尊長，親愛愛人。”太公說：“魯國從此要衰弱了。”周公問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樣來治理齊國呢？”太公說：“我要舉薦賢能，崇尚功績。”周公說：“齊國後代一定有被篡奪弒殺的君主。”從那以後，齊國一天天強盛，一直到齊桓公稱霸，傳二十四代時國政被田氏篡奪；而魯國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國。
不光是《淮南子》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很多歷史典籍裡都探討過齊和魯的區別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有用結果倒退成因的成分，但是，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根據《史記》的記載：太公封齊後，面對“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人民寡”的不利局面，迅速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使本來一窮二白的齊國，很快成為經濟強盛、商業發達、文化繁榮的東方強國。古代齊國之地鹽鹼地比較多，糧食產量有限，而優勢是產鹽，姜太公給齊國立下的發展戰略就是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是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
而古代魯國的屬地，多是肥沃的平原，農業歷來發達。這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時期，我們經常說中國是農業大國，是農耕文明，而中國最早的農耕文明出現於大約公元前七千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時期，那個時期已經有了相當先進的農業文明。
而魯國周邊的很大一部分地方都是肥沃的平原，既包括古黃河的衝擊，也有淮河的衝擊，比較適合發展農業，再加上封到魯國的周公旦，則相對來說更注重文周文化的正統性，是為了管理東方諸國，併為東方諸國示範的。所以，魯文化在農業和文化傳承的需要上，實現了統一，就是更注重秩序和守成。
很多人將這種討論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方式，稱之為地理文化決定論。當然，對於地理文化決定論的各種不同觀點和討論也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認，地理因素對一個區域文化的行程和發展會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以農業立國，是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的。這就是路徑依賴。它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輕易走不出去。第一個使“路徑依賴”理論聲名遠播的是道格拉斯·諾斯，由於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濟制度的演進，道格拉斯·諾斯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為什麼這裡單獨要講一下路徑依賴呢？因為中國現在工業能力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農業立國的很多思想還在我們的腦子裡根深蒂固，我的意思是不是說要把這些東西連根拔起，但是我們在做思考、管理的時候，對於這些已經被寫入中國人文化基因的東西一定要特別關注和留意。
我曾經跟很多朋友分享過我對於一個地區的文化的分析，因為可能會引發這些區域的朋友的不適，就不具體說名字了。因為這一區域歷史上經常發大水，導致了這個區域的人，沒有儲蓄、喜歡練武（逃荒、生存需要）、喜歡結拜、講義氣的文化特徵，當然，這種文化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虛榮、沒有長期發展的計劃、及時行樂，不關注長遠等等。
這個地方已經有將近100年沒有發過大水了，但是，這種文化的影響到今天為止還是根深蒂固。
《管子》中有一篇叫做“水地”，就講了各個地方的水質對於各個地方人的性格的影響。
《管子·水地》：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我們有句古話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管子在這一段裡則講了各地的水對各地的人的性格以及國家的性格是如何產生影響的。
很多時候，決定我們思維方式的是我們的文化基因，而我們的文化基因來自於什麼地方？是我們的先祖們祖祖輩輩在這樣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發展，逐步形成的一種高度濃縮的世界觀、方法論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古代的交通不發達，人的流動性很小，這就形成了一個區域的文化的固化，有他的好處，當然，在這樣一個人口的流動和遷徙速度越來越快的今天，這種文化的影響也會發生變化，但是，有些東西，即使我們知道了，有時候也很難跳的出去。
我一直強調，每一種文化，都是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一個角度和一種方式，沒有高低的區別。我們生在這樣一個各種文化，互相沖突、融合的過程中，是我們的幸運，我們能夠通過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更多元、更多角度的看待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看到這兒，很多朋友可能覺得，這都是一些知識，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被這些因素決定著，而我們渾然不知，而很多東西是我們覺得天經地義、必然為之的事情。
有一本書，《常識》一直都很火。
很多人這麼評價：《常識》可以說就是促使美國從不列顛帝國中獨立出來的出版物，同時它也是一本當代青年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
托馬斯·潘恩以“一個英國人”署名出版了《常識》，6個月後，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宣佈美國獨立的《獨立宣言》。如果說， 《獨立宣言》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綱領形式宣佈的民主共和國原則，那麼《常識》則是《獨立宣言》的精華。
常識，在所有的識見中，最珍貴；常識，是大多數人不敢說的怯懦時刻說出真相；常識，是在大多數人不明白的困惑時刻說出真相。人類在許多時刻，囿於種種偏見，................“從來如此”，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真偽的潛在依據，而且成為難於逾越的智障。常識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告訴世人：皇帝並沒有穿著衣服。潘恩的《常識》之所以成為影響美國人的優秀讀本，就是因為他所言說的常識令人驀然驚醒：啊，原來是這樣的啊。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子。魯迅最有力的言說就是：“從來如此，便對麼？”
這幾天和一個朋友聊天，有個朋友突然考了我一個很刁鑽的問題，
就是山東為什麼簡稱魯，而不是齊？
之所以說是考，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梳理各地的文化資源。而之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刁鑽，是網上也有不少的說法。
比較早的，或者說原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孔子是魯國人，憑藉孔子的影響，魯因此成為山東的簡稱。還有種說法，說魯國是周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國，地位比齊國高，所以，魯才成為簡稱。
現在，互聯網上可能最常見，很多人也都接受的一種說法是，清末建立全國的電報系統，各地上報本省的簡稱，直隸（也就是河北）率先上報了冀，因為齊和冀諧音，所以山東最後上報了魯。這個說法看似很符合邏輯，但其實並不靠譜，首先說，吉林的簡稱是吉，吉和冀的讀音相似程度肯定是超過齊和冀的。另外，如果你讀過當時的一些方誌和稍微晚一些的報紙的時候，將山東簡稱成齊或者魯的情況都有，很多都是齊魯混用。不過也有規律可言，以古齊地，偏淄博、濰坊、青島甚至包括一部分煙臺、威海的，在外地的同鄉會管，範圍相對來說比較廣的話，一般會簡稱齊，而魯西南、魯西一帶則簡稱魯的情況比較多。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建國以後逐步確定下來的，很有可能的原因則是沿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蘇魯豫皖邊區的說法。
最早的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域的概念，這裡是從相對而言現在山東省的大致區域來說，應該最早出現在北宋時期，當時的名稱是“路”，大致包含現在山東的就是京東東路，後來改為山東東路。而山東之所以稱為山東（行政區域意義上的）的則是在宋金時期，不過也分為（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真正意義上的“省”的建制開始於明朝，朱元璋北伐，攻下現在山東的大部分地方以後，設立了山東行中書省，這也就是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單位的開始。而明朝的絕大多數時間，以及絕大多數的文件和典籍裡，基本也都是把山東簡稱為齊，佐證的資料就太多了，這裡就不引用了。
之所以一直到這個時期，經常把山東簡稱為齊，原因則有可能是，包括到了明朝的中期，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區域的治所長期設在青州，青州是標準的古齊地。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才把治所遷移到濟南。
山東最常用的代稱就是齊魯，但是齊和魯的文化本身有很大的區別。齊文化崇尚功利、注重革新；魯文化則尊崇仁義道德、恪守傳統；如果說，齊文化是一種開放的、擴張性較強的文化，那麼魯文化則是一種內斂的、自省意識較強的文化。
那齊文化和魯文化的區別開始於什麼時候呢？
當然開始於齊、魯兩國建國開始，他們本身就有著不同的建國理念。
《淮南子·齊俗訓》：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 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 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簡單的翻譯一下：
以前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分別受封后見了面，太公問周公：“你打算怎樣來治理魯國？”周公回答說：“尊敬尊長，親愛愛人。”太公說：“魯國從此要衰弱了。”周公問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樣來治理齊國呢？”太公說：“我要舉薦賢能，崇尚功績。”周公說：“齊國後代一定有被篡奪弒殺的君主。”從那以後，齊國一天天強盛，一直到齊桓公稱霸，傳二十四代時國政被田氏篡奪；而魯國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國。
不光是《淮南子》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很多歷史典籍裡都探討過齊和魯的區別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有用結果倒退成因的成分，但是，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根據《史記》的記載：太公封齊後，面對“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人民寡”的不利局面，迅速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使本來一窮二白的齊國，很快成為經濟強盛、商業發達、文化繁榮的東方強國。古代齊國之地鹽鹼地比較多，糧食產量有限，而優勢是產鹽，姜太公給齊國立下的發展戰略就是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是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
而古代魯國的屬地，多是肥沃的平原，農業歷來發達。這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時期，我們經常說中國是農業大國，是農耕文明，而中國最早的農耕文明出現於大約公元前七千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時期，那個時期已經有了相當先進的農業文明。
而魯國周邊的很大一部分地方都是肥沃的平原，既包括古黃河的衝擊，也有淮河的衝擊，比較適合發展農業，再加上封到魯國的周公旦，則相對來說更注重文周文化的正統性，是為了管理東方諸國，併為東方諸國示範的。所以，魯文化在農業和文化傳承的需要上，實現了統一，就是更注重秩序和守成。
很多人將這種討論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方式，稱之為地理文化決定論。當然，對於地理文化決定論的各種不同觀點和討論也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認，地理因素對一個區域文化的行程和發展會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以農業立國，是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的。這就是路徑依賴。它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輕易走不出去。第一個使“路徑依賴”理論聲名遠播的是道格拉斯·諾斯，由於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濟制度的演進，道格拉斯·諾斯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為什麼這裡單獨要講一下路徑依賴呢？因為中國現在工業能力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農業立國的很多思想還在我們的腦子裡根深蒂固，我的意思是不是說要把這些東西連根拔起，但是我們在做思考、管理的時候，對於這些已經被寫入中國人文化基因的東西一定要特別關注和留意。
我曾經跟很多朋友分享過我對於一個地區的文化的分析，因為可能會引發這些區域的朋友的不適，就不具體說名字了。因為這一區域歷史上經常發大水，導致了這個區域的人，沒有儲蓄、喜歡練武（逃荒、生存需要）、喜歡結拜、講義氣的文化特徵，當然，這種文化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虛榮、沒有長期發展的計劃、及時行樂，不關注長遠等等。
這個地方已經有將近100年沒有發過大水了，但是，這種文化的影響到今天為止還是根深蒂固。
《管子》中有一篇叫做“水地”，就講了各個地方的水質對於各個地方人的性格的影響。
《管子·水地》：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我們有句古話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管子在這一段裡則講了各地的水對各地的人的性格以及國家的性格是如何產生影響的。
很多時候，決定我們思維方式的是我們的文化基因，而我們的文化基因來自於什麼地方？是我們的先祖們祖祖輩輩在這樣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發展，逐步形成的一種高度濃縮的世界觀、方法論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古代的交通不發達，人的流動性很小，這就形成了一個區域的文化的固化，有他的好處，當然，在這樣一個人口的流動和遷徙速度越來越快的今天，這種文化的影響也會發生變化，但是，有些東西，即使我們知道了，有時候也很難跳的出去。
我一直強調，每一種文化，都是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一個角度和一種方式，沒有高低的區別。我們生在這樣一個各種文化，互相沖突、融合的過程中，是我們的幸運，我們能夠通過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更多元、更多角度的看待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看到這兒，很多朋友可能覺得，這都是一些知識，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被這些因素決定著，而我們渾然不知，而很多東西是我們覺得天經地義、必然為之的事情。
有一本書，《常識》一直都很火。
很多人這麼評價：《常識》可以說就是促使美國從不列顛帝國中獨立出來的出版物，同時它也是一本當代青年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
托馬斯·潘恩以“一個英國人”署名出版了《常識》，6個月後，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宣佈美國獨立的《獨立宣言》。如果說， 《獨立宣言》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綱領形式宣佈的民主共和國原則，那麼《常識》則是《獨立宣言》的精華。
常識，在所有的識見中，最珍貴；常識，是大多數人不敢說的怯懦時刻說出真相；常識，是在大多數人不明白的困惑時刻說出真相。人類在許多時刻，囿於種種偏見，................“從來如此”，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真偽的潛在依據，而且成為難於逾越的智障。常識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告訴世人：皇帝並沒有穿著衣服。潘恩的《常識》之所以成為影響美國人的優秀讀本，就是因為他所言說的常識令人驀然驚醒：啊，原來是這樣的啊。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子。魯迅最有力的言說就是：“從來如此，便對麼？”
為什麼在這裡引用了《常識》裡的這麼長一段話和對這本書的評價。
或者說，為什麼這本《常識》會被那麼多人喜歡，會被那麼多人一次又一次的推薦。不僅是因為他促進了美國的真正獨立。
而在於，他揭示了”常識“的本質，以及為什麼很多時候，真正的創新就在於要打破那個大家都習以為常的，或者已經認為理所當然的”常識“，而這些”常識“，大家之後才會感覺，事情本來就該這樣啊。
這就是常識和打破常識應由的價值。
我們脫離開這本書，來看看常識的定義。
常識就是，普通知識，即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包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勞作技能、基礎的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等，一切基於敬畏自然。
如果簡單的總結來說，常識就是經驗，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普遍適用的經驗，其實，常識的掌握，可以讓人少走很多彎路。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動物，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這種社會經驗、科學經驗的積累，通過傳承，人在十幾歲，只要願意去學習，基本上就可以掌握絕大多數，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成長的普遍知識和經驗，對於科學研究也是這樣。
但是經驗也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力。因為我們從經驗中受益，導致我們深信經驗的價值，路徑依賴理論也可以解釋這個問題。這也讓我們很難再跳出經驗，從更高的層面和更高的維度重新審視人類自身的認知能力。
西方的哲人康德說：人在認識世界的時候，最好先認識一下自己的認識能力。
其實，顛覆式創新就是人類突破自身認知能力的產物。
我們現在是一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每個人腦子裡都有各種各樣創新的想法。但是絕大多數創新一點也不新鮮，當你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千古難有的創意的時候，突然發現你的想法已經有很多人在做了，為什麼呢？難道是大家英雄所見略同？差不多，因為很多人的創新方法論基本是一樣的。現代創新學，把創新分為顛覆式創新和持續性創新。其實持續性創新說白了就是不斷的改進，在原有的基礎上根據經驗、使用反饋等等信息作出持續的調整，讓產品更好用，這裡並不是要否定持續性創新的價值，人類的絕大部分創新都是來自於持續性創新。
顛覆式創新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如何顛覆，顛覆式創新的方法論能不能找到？顛覆式創新需不需要持續性創新提供支持？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的先賢大哲們，其實一直在提醒我們要回到元認知能力，什麼是元認知？其實就是”道“，就是要回到世界的本源去看問題，而不是被經驗、情緒所綁架。
真正優秀的人，都有極強的元認知能力。而一項元認知能力，就會讓你產生顛覆性的創新。
這幾天和一個朋友聊天，有個朋友突然考了我一個很刁鑽的問題，
就是山東為什麼簡稱魯，而不是齊？
之所以說是考，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梳理各地的文化資源。而之所以說這個問題很刁鑽，是網上也有不少的說法。
比較早的，或者說原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孔子是魯國人，憑藉孔子的影響，魯因此成為山東的簡稱。還有種說法，說魯國是周王的弟弟周公的分封國，地位比齊國高，所以，魯才成為簡稱。
現在，互聯網上可能最常見，很多人也都接受的一種說法是，清末建立全國的電報系統，各地上報本省的簡稱，直隸（也就是河北）率先上報了冀，因為齊和冀諧音，所以山東最後上報了魯。這個說法看似很符合邏輯，但其實並不靠譜，首先說，吉林的簡稱是吉，吉和冀的讀音相似程度肯定是超過齊和冀的。另外，如果你讀過當時的一些方誌和稍微晚一些的報紙的時候，將山東簡稱成齊或者魯的情況都有，很多都是齊魯混用。不過也有規律可言，以古齊地，偏淄博、濰坊、青島甚至包括一部分煙臺、威海的，在外地的同鄉會管，範圍相對來說比較廣的話，一般會簡稱齊，而魯西南、魯西一帶則簡稱魯的情況比較多。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建國以後逐步確定下來的，很有可能的原因則是沿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蘇魯豫皖邊區的說法。
最早的類似於我們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域的概念，這裡是從相對而言現在山東省的大致區域來說，應該最早出現在北宋時期，當時的名稱是“路”，大致包含現在山東的就是京東東路，後來改為山東東路。而山東之所以稱為山東（行政區域意義上的）的則是在宋金時期，不過也分為（山東東路、山東西路），真正意義上的“省”的建制開始於明朝，朱元璋北伐，攻下現在山東的大部分地方以後，設立了山東行中書省，這也就是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單位的開始。而明朝的絕大多數時間，以及絕大多數的文件和典籍裡，基本也都是把山東簡稱為齊，佐證的資料就太多了，這裡就不引用了。
之所以一直到這個時期，經常把山東簡稱為齊，原因則有可能是，包括到了明朝的中期，山東作為省級行政區域的治所長期設在青州，青州是標準的古齊地。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才把治所遷移到濟南。
山東最常用的代稱就是齊魯，但是齊和魯的文化本身有很大的區別。齊文化崇尚功利、注重革新；魯文化則尊崇仁義道德、恪守傳統；如果說，齊文化是一種開放的、擴張性較強的文化，那麼魯文化則是一種內斂的、自省意識較強的文化。
那齊文化和魯文化的區別開始於什麼時候呢？
當然開始於齊、魯兩國建國開始，他們本身就有著不同的建國理念。
《淮南子·齊俗訓》：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 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 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簡單的翻譯一下：
以前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分別受封后見了面，太公問周公：“你打算怎樣來治理魯國？”周公回答說：“尊敬尊長，親愛愛人。”太公說：“魯國從此要衰弱了。”周公問太公：“那你又打算怎樣來治理齊國呢？”太公說：“我要舉薦賢能，崇尚功績。”周公說：“齊國後代一定有被篡奪弒殺的君主。”從那以後，齊國一天天強盛，一直到齊桓公稱霸，傳二十四代時國政被田氏篡奪；而魯國日益衰弱，到三十四代亡國。
不光是《淮南子》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很多歷史典籍裡都探討過齊和魯的區別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有用結果倒退成因的成分，但是，邏輯上是講得通的。
根據《史記》的記載：太公封齊後，面對“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人民寡”的不利局面，迅速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治國方針，使本來一窮二白的齊國，很快成為經濟強盛、商業發達、文化繁榮的東方強國。古代齊國之地鹽鹼地比較多，糧食產量有限，而優勢是產鹽，姜太公給齊國立下的發展戰略就是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是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
而古代魯國的屬地，多是肥沃的平原，農業歷來發達。這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時期，我們經常說中國是農業大國，是農耕文明，而中國最早的農耕文明出現於大約公元前七千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時期，那個時期已經有了相當先進的農業文明。
而魯國周邊的很大一部分地方都是肥沃的平原，既包括古黃河的衝擊，也有淮河的衝擊，比較適合發展農業，再加上封到魯國的周公旦，則相對來說更注重文周文化的正統性，是為了管理東方諸國，併為東方諸國示範的。所以，魯文化在農業和文化傳承的需要上，實現了統一，就是更注重秩序和守成。
很多人將這種討論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方式，稱之為地理文化決定論。當然，對於地理文化決定論的各種不同觀點和討論也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認，地理因素對一個區域文化的行程和發展會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以農業立國，是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的。這就是路徑依賴。它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輕易走不出去。第一個使“路徑依賴”理論聲名遠播的是道格拉斯·諾斯，由於用“路徑依賴”理論成功地闡釋了經濟制度的演進，道格拉斯·諾斯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為什麼這裡單獨要講一下路徑依賴呢？因為中國現在工業能力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農業立國的很多思想還在我們的腦子裡根深蒂固，我的意思是不是說要把這些東西連根拔起，但是我們在做思考、管理的時候，對於這些已經被寫入中國人文化基因的東西一定要特別關注和留意。
我曾經跟很多朋友分享過我對於一個地區的文化的分析，因為可能會引發這些區域的朋友的不適，就不具體說名字了。因為這一區域歷史上經常發大水，導致了這個區域的人，沒有儲蓄、喜歡練武（逃荒、生存需要）、喜歡結拜、講義氣的文化特徵，當然，這種文化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虛榮、沒有長期發展的計劃、及時行樂，不關注長遠等等。
這個地方已經有將近100年沒有發過大水了，但是，這種文化的影響到今天為止還是根深蒂固。
《管子》中有一篇叫做“水地”，就講了各個地方的水質對於各個地方人的性格的影響。
《管子·水地》：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我們有句古話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管子在這一段裡則講了各地的水對各地的人的性格以及國家的性格是如何產生影響的。
很多時候，決定我們思維方式的是我們的文化基因，而我們的文化基因來自於什麼地方？是我們的先祖們祖祖輩輩在這樣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發展，逐步形成的一種高度濃縮的世界觀、方法論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古代的交通不發達，人的流動性很小，這就形成了一個區域的文化的固化，有他的好處，當然，在這樣一個人口的流動和遷徙速度越來越快的今天，這種文化的影響也會發生變化，但是，有些東西，即使我們知道了，有時候也很難跳的出去。
我一直強調，每一種文化，都是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一個角度和一種方式，沒有高低的區別。我們生在這樣一個各種文化，互相沖突、融合的過程中，是我們的幸運，我們能夠通過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更多元、更多角度的看待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看到這兒，很多朋友可能覺得，這都是一些知識，跟我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被這些因素決定著，而我們渾然不知，而很多東西是我們覺得天經地義、必然為之的事情。
有一本書，《常識》一直都很火。
很多人這麼評價：《常識》可以說就是促使美國從不列顛帝國中獨立出來的出版物，同時它也是一本當代青年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
托馬斯·潘恩以“一個英國人”署名出版了《常識》，6個月後，第二屆大陸會議通過了宣佈美國獨立的《獨立宣言》。如果說， 《獨立宣言》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綱領形式宣佈的民主共和國原則，那麼《常識》則是《獨立宣言》的精華。
常識，在所有的識見中，最珍貴；常識，是大多數人不敢說的怯懦時刻說出真相；常識，是在大多數人不明白的困惑時刻說出真相。人類在許多時刻，囿於種種偏見，................“從來如此”，成為人們判斷是非真偽的潛在依據，而且成為難於逾越的智障。常識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告訴世人：皇帝並沒有穿著衣服。潘恩的《常識》之所以成為影響美國人的優秀讀本，就是因為他所言說的常識令人驀然驚醒：啊，原來是這樣的啊。潘恩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子。魯迅最有力的言說就是：“從來如此，便對麼？”
為什麼在這裡引用了《常識》裡的這麼長一段話和對這本書的評價。
或者說，為什麼這本《常識》會被那麼多人喜歡，會被那麼多人一次又一次的推薦。不僅是因為他促進了美國的真正獨立。
而在於，他揭示了”常識“的本質，以及為什麼很多時候，真正的創新就在於要打破那個大家都習以為常的，或者已經認為理所當然的”常識“，而這些”常識“，大家之後才會感覺，事情本來就該這樣啊。
這就是常識和打破常識應由的價值。
我們脫離開這本書，來看看常識的定義。
常識就是，普通知識，即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包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勞作技能、基礎的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等，一切基於敬畏自然。
如果簡單的總結來說，常識就是經驗，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普遍適用的經驗，其實，常識的掌握，可以讓人少走很多彎路。人類，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動物，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這種社會經驗、科學經驗的積累，通過傳承，人在十幾歲，只要願意去學習，基本上就可以掌握絕大多數，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成長的普遍知識和經驗，對於科學研究也是這樣。
但是經驗也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力。因為我們從經驗中受益，導致我們深信經驗的價值，路徑依賴理論也可以解釋這個問題。這也讓我們很難再跳出經驗，從更高的層面和更高的維度重新審視人類自身的認知能力。
西方的哲人康德說：人在認識世界的時候，最好先認識一下自己的認識能力。
其實，顛覆式創新就是人類突破自身認知能力的產物。
我們現在是一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每個人腦子裡都有各種各樣創新的想法。但是絕大多數創新一點也不新鮮，當你覺得自己發現了一個千古難有的創意的時候，突然發現你的想法已經有很多人在做了，為什麼呢？難道是大家英雄所見略同？差不多，因為很多人的創新方法論基本是一樣的。現代創新學，把創新分為顛覆式創新和持續性創新。其實持續性創新說白了就是不斷的改進，在原有的基礎上根據經驗、使用反饋等等信息作出持續的調整，讓產品更好用，這裡並不是要否定持續性創新的價值，人類的絕大部分創新都是來自於持續性創新。
顛覆式創新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是如何顛覆，顛覆式創新的方法論能不能找到？顛覆式創新需不需要持續性創新提供支持？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的先賢大哲們，其實一直在提醒我們要回到元認知能力，什麼是元認知？其實就是”道“，就是要回到世界的本源去看問題，而不是被經驗、情緒所綁架。
真正優秀的人，都有極強的元認知能力。而一項元認知能力，就會讓你產生顛覆性的創新。
常識，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用來作為判斷依據的。但是，很多常識，在讓我們提高效率的同時，自然忽略了更多的可能性，真正有價值的創新，很多時候，都來自於顛覆常識。
尊重常識，讓我們成長的更快，生活的更好，但是，真正的突破瓶頸，卻是要我們打破常識，而打破常識最為重要的，就是常識之所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礎，在這樣的條件下，對所有要素，進行重新的思考和實驗各種組合的可能性，這可能就是創新的方法。
其實，即使不談創新，對於我們自己來講，讓我們陷入極度困惑的，很可能是我們那些已經習以為常，已經接受並進入了我們思維模型底層架構的那些基本的信條，而突破的最為重要的切入點，有時候就是我們對自己的元認知能力，這種元認知能力，其實就是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思維方式的底層邏輯的能力，而且，這種底層邏輯既包含了我們所受的教育，同樣也有我們的先祖們留給我們的，已經進入我們文化基因的那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