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文一教授：後工業化時代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本文為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中，對文一教授演講的點評發言，有刪改。
如果說前工業化時代的國家能力是計劃和大一統下的舉國體制，工業化時代是新威權主義與激發基層活力的市場體制結合，那麼後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長制、威權型和忽視個性自由的流水線工廠作業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動員和有為而治，那麼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輕資產、信息化和創新式的工業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務型、尊重個體訴求的國家能力，是政府加強法律等軟性基礎設施後的“無為而治”。
一、國家能力是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工業革命。”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上也只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工業革命。”建國後七十年，中國最偉大成就，是引爆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人類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基本重複一樣的故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戰亂、饑荒、疾病的馬爾薩斯陷阱中不斷輪迴。關於工業革命，關於李約瑟難題（大分流），有太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但當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
而對於中國的工業革命，影響如此深遠的事件，當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作品來描述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但它為我們提供的視角發人深省，在我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作品。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們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響力的特種鋼企業——天工國際。這家企業的微觀成長經歷，幾乎與文一教授的工業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關於中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國際的董事長朱小坤先生，沒有太高的學歷，但現在的管理能力堪與那些國際商學院畢業的CEO們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書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經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在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這本書通過歷史比較方法，超越了傳統主流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的分析範式，超越了虛幻形而上的數學模型，對古今中外大量、詳實的歷史進行比較和梳理，全景地、客觀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畫卷和圖景。
本文為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中，對文一教授演講的點評發言，有刪改。
如果說前工業化時代的國家能力是計劃和大一統下的舉國體制，工業化時代是新威權主義與激發基層活力的市場體制結合，那麼後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長制、威權型和忽視個性自由的流水線工廠作業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動員和有為而治，那麼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輕資產、信息化和創新式的工業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務型、尊重個體訴求的國家能力，是政府加強法律等軟性基礎設施後的“無為而治”。
一、國家能力是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工業革命。”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上也只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工業革命。”建國後七十年，中國最偉大成就，是引爆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人類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基本重複一樣的故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戰亂、饑荒、疾病的馬爾薩斯陷阱中不斷輪迴。關於工業革命，關於李約瑟難題（大分流），有太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但當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
而對於中國的工業革命，影響如此深遠的事件，當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作品來描述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但它為我們提供的視角發人深省，在我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作品。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們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響力的特種鋼企業——天工國際。這家企業的微觀成長經歷，幾乎與文一教授的工業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關於中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國際的董事長朱小坤先生，沒有太高的學歷，但現在的管理能力堪與那些國際商學院畢業的CEO們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書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經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在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這本書通過歷史比較方法，超越了傳統主流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的分析範式，超越了虛幻形而上的數學模型，對古今中外大量、詳實的歷史進行比較和梳理，全景地、客觀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畫卷和圖景。
圖1：文一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他的基本觀點是，要引爆工業革命，必要條件和充要條件都要具備，這是綜合化的歷史歸因。具體來說，中國的工業革命是自上而下國家能力的組織，和自下而上的市場和商人階層活力要素的激發。很多國家及其不同時代，如印度、拉美、中國的清朝、民國，以及建國後大躍進的工業化嘗試，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條件並不充分。而在對於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密碼和條件的探索中，主流的經濟學家和學者，基本忽略了國家能力。
本文為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中，對文一教授演講的點評發言，有刪改。
如果說前工業化時代的國家能力是計劃和大一統下的舉國體制，工業化時代是新威權主義與激發基層活力的市場體制結合，那麼後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長制、威權型和忽視個性自由的流水線工廠作業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動員和有為而治，那麼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輕資產、信息化和創新式的工業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務型、尊重個體訴求的國家能力，是政府加強法律等軟性基礎設施後的“無為而治”。
一、國家能力是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工業革命。”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上也只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工業革命。”建國後七十年，中國最偉大成就，是引爆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人類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基本重複一樣的故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戰亂、饑荒、疾病的馬爾薩斯陷阱中不斷輪迴。關於工業革命，關於李約瑟難題（大分流），有太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但當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
而對於中國的工業革命，影響如此深遠的事件，當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作品來描述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但它為我們提供的視角發人深省，在我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作品。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們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響力的特種鋼企業——天工國際。這家企業的微觀成長經歷，幾乎與文一教授的工業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關於中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國際的董事長朱小坤先生，沒有太高的學歷，但現在的管理能力堪與那些國際商學院畢業的CEO們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書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經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在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這本書通過歷史比較方法，超越了傳統主流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的分析範式，超越了虛幻形而上的數學模型，對古今中外大量、詳實的歷史進行比較和梳理，全景地、客觀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畫卷和圖景。
圖1：文一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他的基本觀點是，要引爆工業革命，必要條件和充要條件都要具備，這是綜合化的歷史歸因。具體來說，中國的工業革命是自上而下國家能力的組織，和自下而上的市場和商人階層活力要素的激發。很多國家及其不同時代，如印度、拉美、中國的清朝、民國，以及建國後大躍進的工業化嘗試，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條件並不充分。而在對於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密碼和條件的探索中，主流的經濟學家和學者，基本忽略了國家能力。
圖2：人口大國印度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圖源：https://pit.ifeng.com
國家能力為引爆工業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條件，這些條件作為公共品，如同空氣和水，被主流經濟學家有意或無意地遺漏了。
一是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如果一個國家提供不了司法、裁決、安全等一系列穩定的外部環境，每天都是政治動盪和戰爭，是不可能引爆工業革命的。
本文為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中，對文一教授演講的點評發言，有刪改。
如果說前工業化時代的國家能力是計劃和大一統下的舉國體制，工業化時代是新威權主義與激發基層活力的市場體制結合，那麼後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長制、威權型和忽視個性自由的流水線工廠作業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動員和有為而治，那麼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輕資產、信息化和創新式的工業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務型、尊重個體訴求的國家能力，是政府加強法律等軟性基礎設施後的“無為而治”。
一、國家能力是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工業革命。”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上也只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工業革命。”建國後七十年，中國最偉大成就，是引爆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人類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基本重複一樣的故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戰亂、饑荒、疾病的馬爾薩斯陷阱中不斷輪迴。關於工業革命，關於李約瑟難題（大分流），有太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但當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
而對於中國的工業革命，影響如此深遠的事件，當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作品來描述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但它為我們提供的視角發人深省，在我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作品。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們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響力的特種鋼企業——天工國際。這家企業的微觀成長經歷，幾乎與文一教授的工業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關於中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國際的董事長朱小坤先生，沒有太高的學歷，但現在的管理能力堪與那些國際商學院畢業的CEO們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書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經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在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這本書通過歷史比較方法，超越了傳統主流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的分析範式，超越了虛幻形而上的數學模型，對古今中外大量、詳實的歷史進行比較和梳理，全景地、客觀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畫卷和圖景。
圖1：文一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他的基本觀點是，要引爆工業革命，必要條件和充要條件都要具備，這是綜合化的歷史歸因。具體來說，中國的工業革命是自上而下國家能力的組織，和自下而上的市場和商人階層活力要素的激發。很多國家及其不同時代，如印度、拉美、中國的清朝、民國，以及建國後大躍進的工業化嘗試，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條件並不充分。而在對於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密碼和條件的探索中，主流的經濟學家和學者，基本忽略了國家能力。
圖2：人口大國印度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圖源：https://pit.ifeng.com
國家能力為引爆工業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條件，這些條件作為公共品，如同空氣和水，被主流經濟學家有意或無意地遺漏了。
一是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如果一個國家提供不了司法、裁決、安全等一系列穩定的外部環境，每天都是政治動盪和戰爭，是不可能引爆工業革命的。
圖3：各國安全狀況
圖源：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二是國家組織暴力機器來開拓市場，比如英國組織軍隊對外殖民，擴大市場和產業鏈。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經過暴力和殖民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這是中國工業革命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即所謂的“和平崛起”。但這個故事在西方工業國家眼裡很不可置信。
三是國家能力能提供私人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譬如統一的沒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市場、暢通的交通網絡、統一的法律和裁決機制，以便形成具有規模效應的基礎供應和產業網絡。《偉大的工業革命》中講到，“市場是最奢侈、最昂貴的公共物品”，它包括龐大的交通設施，統一的商貿和市場，還有軟性設施方面的法律和規則等。
同時，引爆工業革命還需要市場的規模性，只有到一定的規模，生產的產品才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才能迅速完成資本積累。在一個小國，或者四分五裂、沒有統一市場的國家，如果只存在供給側，沒有需求側，供給和需求無法同時形成一個閉環，工業革命也就無法引爆，這就是印度的典型現實。印度雖然看似具備了傳統經濟學所描述的所有的經濟學條件，比如民主制度和私人產權，但就是引爆不起來，這是因為印度沒有國家能力來組織形成統一的、超級規模的市場。
二、中國處於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前夜，工業化轉型生死攸關
文一教授解釋了第一波、第二波中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而我們現在處在第二波工業革命衰退、第三輪工業革命尚未完全引爆的前夜。第一輪工業革命是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原始工業化革命，是整個工業革命的根基，主要以輕工業和消費品為主，在滿足國內市場的巨大需求同時完成了自身內生的工業積累。第二輪則是重工業革命，是在輕工業基礎上進行的產業升級，是向工業的中上游遷移，是製造“生產機器的機器”，比如機床和大型機器的零部件、重型機械的加工組裝等。
當前重工業、要素密集型工業逐漸不可持續，究其原因是第二波工業革命的要素成本正在不斷上升，要素紅利正在消失，甚至變成要素“負債”，比如養老金虧空（人力資本折舊）和環保成本等。更為嚴重的是，快速工業化，或第二輪工業化積累的過剩產能只能依靠房地產去消化，這在推動城鎮化的同時，使資產負債表的另一端也形成了巨大的債務。這些債務在工業化轉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壞賬。這個壞賬如何消化，是工業化無危機轉型的關鍵。
英美等老牌工業國家的工業革命歷程表明，工業化總是伴隨著危機，而且主要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中國最近十年，金融化速度過快，金融業增加值佔比已經位列世界前茅，甚至有幾年超過歐美，這非常值得警惕。無數歷史教訓表明，金融化過快，工業化跟不上，是導致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們必須直面一個重大的十字路口，一個性命攸關的轉型，即從第二輪工業革命到第三輪工業革命的轉型，從要素密集型、規模型的重工業，向智能化、信息化、服務化的高端製造、智能製造轉型，即“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在這個後工業化時代，從現實來說，問題和挑戰是多於看得見的機遇和紅利的。可以說，在後工業化時代，我們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同於能否引爆新一輪的工業革命。
三、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首先要跨越內外兩大陷阱
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兩大陷阱，一是對外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對內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在修昔底德陷阱中，中國需要重構國際治理關係，重構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正處於發展中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國家在部分承擔起與經濟體所匹配的公共產品的同時，需要重新反思與美國的關係，需要進一步開放，通過開放促進改革。美國發展了這麼多年，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衰退，產業空心化、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達到百年新高，導致歷史罕見的右翼回潮。帝國需要假想敵，它們從來沒有安全感。放眼望去，蘇聯解體、塔利班基本被消滅後，夠資格作為假想敵的也就只有中國了。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本文為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中，對文一教授演講的點評發言，有刪改。
如果說前工業化時代的國家能力是計劃和大一統下的舉國體制，工業化時代是新威權主義與激發基層活力的市場體制結合，那麼後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長制、威權型和忽視個性自由的流水線工廠作業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動員和有為而治，那麼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輕資產、信息化和創新式的工業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務型、尊重個體訴求的國家能力，是政府加強法律等軟性基礎設施後的“無為而治”。
一、國家能力是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工業革命。”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上也只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工業革命。”建國後七十年，中國最偉大成就，是引爆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人類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基本重複一樣的故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戰亂、饑荒、疾病的馬爾薩斯陷阱中不斷輪迴。關於工業革命，關於李約瑟難題（大分流），有太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但當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
而對於中國的工業革命，影響如此深遠的事件，當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作品來描述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但它為我們提供的視角發人深省，在我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作品。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們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響力的特種鋼企業——天工國際。這家企業的微觀成長經歷，幾乎與文一教授的工業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關於中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國際的董事長朱小坤先生，沒有太高的學歷，但現在的管理能力堪與那些國際商學院畢業的CEO們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書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經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在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這本書通過歷史比較方法，超越了傳統主流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的分析範式，超越了虛幻形而上的數學模型，對古今中外大量、詳實的歷史進行比較和梳理，全景地、客觀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畫卷和圖景。
圖1：文一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他的基本觀點是，要引爆工業革命，必要條件和充要條件都要具備，這是綜合化的歷史歸因。具體來說，中國的工業革命是自上而下國家能力的組織，和自下而上的市場和商人階層活力要素的激發。很多國家及其不同時代，如印度、拉美、中國的清朝、民國，以及建國後大躍進的工業化嘗試，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條件並不充分。而在對於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密碼和條件的探索中，主流的經濟學家和學者，基本忽略了國家能力。
圖2：人口大國印度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圖源：https://pit.ifeng.com
國家能力為引爆工業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條件，這些條件作為公共品，如同空氣和水，被主流經濟學家有意或無意地遺漏了。
一是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如果一個國家提供不了司法、裁決、安全等一系列穩定的外部環境，每天都是政治動盪和戰爭，是不可能引爆工業革命的。
圖3：各國安全狀況
圖源：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二是國家組織暴力機器來開拓市場，比如英國組織軍隊對外殖民，擴大市場和產業鏈。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經過暴力和殖民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這是中國工業革命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即所謂的“和平崛起”。但這個故事在西方工業國家眼裡很不可置信。
三是國家能力能提供私人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譬如統一的沒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市場、暢通的交通網絡、統一的法律和裁決機制，以便形成具有規模效應的基礎供應和產業網絡。《偉大的工業革命》中講到，“市場是最奢侈、最昂貴的公共物品”，它包括龐大的交通設施，統一的商貿和市場，還有軟性設施方面的法律和規則等。
同時，引爆工業革命還需要市場的規模性，只有到一定的規模，生產的產品才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才能迅速完成資本積累。在一個小國，或者四分五裂、沒有統一市場的國家，如果只存在供給側，沒有需求側，供給和需求無法同時形成一個閉環，工業革命也就無法引爆，這就是印度的典型現實。印度雖然看似具備了傳統經濟學所描述的所有的經濟學條件，比如民主制度和私人產權，但就是引爆不起來，這是因為印度沒有國家能力來組織形成統一的、超級規模的市場。
二、中國處於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前夜，工業化轉型生死攸關
文一教授解釋了第一波、第二波中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而我們現在處在第二波工業革命衰退、第三輪工業革命尚未完全引爆的前夜。第一輪工業革命是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原始工業化革命，是整個工業革命的根基，主要以輕工業和消費品為主，在滿足國內市場的巨大需求同時完成了自身內生的工業積累。第二輪則是重工業革命，是在輕工業基礎上進行的產業升級，是向工業的中上游遷移，是製造“生產機器的機器”，比如機床和大型機器的零部件、重型機械的加工組裝等。
當前重工業、要素密集型工業逐漸不可持續，究其原因是第二波工業革命的要素成本正在不斷上升，要素紅利正在消失，甚至變成要素“負債”，比如養老金虧空（人力資本折舊）和環保成本等。更為嚴重的是，快速工業化，或第二輪工業化積累的過剩產能只能依靠房地產去消化，這在推動城鎮化的同時，使資產負債表的另一端也形成了巨大的債務。這些債務在工業化轉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壞賬。這個壞賬如何消化，是工業化無危機轉型的關鍵。
英美等老牌工業國家的工業革命歷程表明，工業化總是伴隨著危機，而且主要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中國最近十年，金融化速度過快，金融業增加值佔比已經位列世界前茅，甚至有幾年超過歐美，這非常值得警惕。無數歷史教訓表明，金融化過快，工業化跟不上，是導致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們必須直面一個重大的十字路口，一個性命攸關的轉型，即從第二輪工業革命到第三輪工業革命的轉型，從要素密集型、規模型的重工業，向智能化、信息化、服務化的高端製造、智能製造轉型，即“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在這個後工業化時代，從現實來說，問題和挑戰是多於看得見的機遇和紅利的。可以說，在後工業化時代，我們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同於能否引爆新一輪的工業革命。
三、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首先要跨越內外兩大陷阱
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兩大陷阱，一是對外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對內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在修昔底德陷阱中，中國需要重構國際治理關係，重構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正處於發展中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國家在部分承擔起與經濟體所匹配的公共產品的同時，需要重新反思與美國的關係，需要進一步開放，通過開放促進改革。美國發展了這麼多年，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衰退，產業空心化、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達到百年新高，導致歷史罕見的右翼回潮。帝國需要假想敵，它們從來沒有安全感。放眼望去，蘇聯解體、塔利班基本被消滅後，夠資格作為假想敵的也就只有中國了。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圖4：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第二個陷阱是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國家在後工業化時代，沒有及時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而停滯不前，同時國家能力喪失，無法再集中資源幹大事。拉美等國家半個世紀前就處於停滯階段，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及時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因為他們國家能力不足，精英民主陷入黨爭，基層民主陷入民粹，無法再組織起能進行工業升級的基礎設施建設。現在的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第二波工業革命的基礎上重新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
新一輪工業革命和過去的工業革命有著天翻地覆的不同，那就是新一輪工業革命關注重點的遷移，從注重速度到注重質量，從注重總量到注重結構，從注重物質資產到注重人力資本，從注重重資產到注重輕資產，從注重低端加工到注重高端的發明創造，這是過去兩輪工業革命階段的經驗所不具備的。
按照這個邏輯，我們要思考：第一，如何自上而下重塑國家能力，讓我們現在的國家能力與第三輪工業革命相匹配；第二，如何激發自下而上的企業家精神和基層要素的活力，讓每個人的個性潛能和創新創意能力充分發揮。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工業革命都不可能是單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必須是國家能力與市場、與資源要素相結合，在國家能力的護航下，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也是十八大報告的指導精神，也是十九大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指導精神。
四、從人本主義出發重塑國家能力，難的不是“有為而治”而是“無為而治”
在新一輪工業革命面前，面對內外兩大陷阱，面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世界潮流衝擊，我們該如何重塑國家能力，以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完成新舊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具體來說，有幾個點要重新反思。
第一，過去那種家長制的、中心化的、威權式的國家管理模式，是否還適合第三波工業革命。過去的工業革命是重工業、流水線式的，是集體化的，需要一批來自計劃經濟的產業工人，甘於犧牲自己的個性，投身於流水線，投身於枯燥的機器零件生產，這是工廠式的作業方式。這種人力資源的動員是集中式的、家長式的、生產隊模式的。
但是新一輪工業革命是注重每個人的創意創新精神的，是以人力資本為主的，是機器依附於人，而非人依附於機器的。這種情況下，過去這種家長制、命令式的、集體性的、每個人都是螺絲釘的、犧牲個性的管理模式，是不是還適合？我們已經看到，為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付出巨大犧牲的農民工老了，而現在的年輕人更看重個體自由，他們寧願送外賣，也不願去工廠打工。大量的富士康式的血汗工廠很難再招到穩定的年輕工人。而且，智能製造、高端製造、無人工廠等，已經不再需要低端勞動力，需要的是知識階層，是工程師。他們有知識，同時也有更高的、被當作個體尊重的非經濟利益訴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和組織模式？
第二，新一輪的引爆點或者邊際實驗田在哪裡。上一輪工業革命我們是從鄉土中國引爆的，依靠的是鄉鎮企業的韌性、廣大勞動人民吃苦耐勞的品質和來自草根、來自鄉土不怕試錯的精神。因為我們的制度試驗在鄉鎮的試錯成本較低，從鄉鎮企業開始的工業革命，具有非常好的基礎，他們“卑微地，溫和地，穩健地”慢慢地醞釀、引爆，他們積累了長期的準備起飛的階段。而當前鄉土中國的現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接近60%，原來鄉土中國的文化不再適用，劉易斯拐點已經來到，農村已經有大量人口在城市就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靠什麼作為引爆點，來重新引爆第三輪工業革命，完成自下而上的積累，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的問題。
鄉土中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互聯網中國”、“線上中國”是不是代替“鄉土中國”成為新的引爆點？最近幾年，我們看到互聯網的發展，如電商、直播、網約車、共享經濟的發展，已經遠遠走在世界前列。當下，我們能否通過“互聯網中國”完成自下而上的組織，來動員中國最大化的基層要素，所謂重新反思我們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
第三，引爆第三輪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似乎已經具備，如龐大的、位列前沿的高速交通體系，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階層，逐漸完善的法律設施等。我們在最近十年、二十年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基礎設施，即社會公共資本，如高鐵、機場、高速公路等重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廣泛的信息化設備，如基站，4G、5G設備，這是我們上兩輪工業革命所沒有的。而且，我們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都市圈，更高效的協同區域發展模式，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等。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最近幾年我們的國家能力，主要提高的是經濟建設能力，但缺失專業化的公共服務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對比一下當前新興產業技術發展較好的地區，如深圳，在這裡反而看不到顯性的“國家能力”。如果前一輪的國家能力是“有為”，下一輪的國家能力是不是“無為”，同時也是“無不為”；從有為強勢的政府，轉為無為高效的政府，是不是把過去政府簡單的招商引資、簡單的行政干預、簡單的一刀切的政策執行，變成現在更加專業化、更加友好、更加尊重基層活力的國家管理，這是引爆下一輪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嗎？
第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我們的危機如何緩釋。所有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已表明，任何工業化都伴隨著重大的危機。比如1920年代，美國汽車產業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繁榮，也帶來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1990年代，日本製造業繁榮過後，經濟出現長期衰退；同期，亞洲國家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工業化繁榮後，帶來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
中國在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雖然也發生過幾次小型危機，但由於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優勢，至少沒有中斷我們工業革命的進程。然而國內外危機告訴我們，危機都不是發生在工業本身，不是在實體經濟領域，而是發生在金融體系。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正面臨著重大的考驗，地方債務、銀行不良、資本市場大波動，這些問題積累的越來越多。尤其是過去五年影子銀行，在工業化末端出現資產荒，好的資產越來越少，實體經濟收益率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金融資本為了尋求收益率，越來越追求高風險和資金空轉的項目，導致影子銀行、整個金融規模不斷膨脹。我國M2即將超過200萬億，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但是依然出現民企、小微企業因為流動性不足，經營困難或破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遲遲不能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也到了一個臨界點，過去盲目發展、野蠻發展的小銀行已經面臨大量不良貸款違約風險。包商銀行的接管只是一個開始，一些非銀機構的流動性出現了危機。這些雖然表現在金融層面、貨幣層面、信用層面，但本質上是工業化危機的又一次表現，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風險和矛盾在金融層面的映射。我們要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先要解決上一輪工業革命造成的問題。
第五，我們的國家能力存在路徑依賴。在過去前兩輪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政府已經習慣於集中式、命令式、家長式、一刀切式的管理方法。我們的行政官員，還沉浸在過去傳統的方法中沒有及時轉變。尤其在北方，東北和山東經濟的衰落，已經表現在行政官員體制改革落後，其本質是服務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國家能力的不足。如何重塑新一輪國家能力，如何培養一批服務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專業和技術官員，是擺在我們面前非常迫切的問題。其次，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要解決。尤其是地方在執行中央的精神過程中，經常出現偏離和扭曲，地方不是統籌考慮中央精神，不是站在整個社會福利角度，而是站在地方主義、部門主義。這些都不適應新一輪工業化所需要的國家能力。
總而言之，文一教授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偉大的過去，講述了一個大國通過國家能力和市場機制結合和平崛起的歷程。面對未來，後工業化時代的中國，又一個十字路口，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挑戰，需要抓住的戰略機遇都很多，此時更需要國家能力來組織和推動。只不過現在的國家能力，在新時代面前有了不一樣的要求。新時代的國家能力，是充分尊重個體的，注重完善法制的，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友好型服務型的能力。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好比是在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圖譜裡，執政理念從耕戰體系的法家，到集體道德倫理秩序的儒家，轉為法制日益完善下“無為無不為”的道家（治大國如烹小鮮）。或者說，新一輪工業革命需要的國家能力，並非物質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力（譬如高鐵、機場、新城等），而是法制、信任、信仰、共識等社會精神層面的建設能力，即國家現代化的治理能力，這既是新一輪工業革命需要的“基礎設施”，又是政府層面供給側改革的“補短板”，更是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
（作者為西澤研究院院長，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發言整理：吳曈，西澤研究院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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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本文為西澤研究院院長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中，對文一教授演講的點評發言，有刪改。
如果說前工業化時代的國家能力是計劃和大一統下的舉國體制，工業化時代是新威權主義與激發基層活力的市場體制結合，那麼後工業化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革命1.0、2.0需要的是家長制、威權型和忽視個性自由的流水線工廠作業模式，是政府的集中動員和有為而治，那麼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輕資產、信息化和創新式的工業革命3.0，需要的可能就是友好型、服務型、尊重個體訴求的國家能力，是政府加強法律等軟性基礎設施後的“無為而治”。
一、國家能力是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決定性力量
美國曆史學家克拉克教授曾經說過：“人類歷史上只發生過一件事情，那就是工業革命。”按照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上也只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工業革命。”建國後七十年，中國最偉大成就，是引爆並完成了工業革命。
人類在工業革命以前的歷史，基本重複一樣的故事：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戰亂、饑荒、疾病的馬爾薩斯陷阱中不斷輪迴。關於工業革命，關於李約瑟難題（大分流），有太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但當前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
而對於中國的工業革命，影響如此深遠的事件，當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研究作品來描述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文一教授《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雖然我們並不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但它為我們提供的視角發人深省，在我看來是最有說服力的作品。
因為我找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就是我們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的一家民企，全球有影響力的特種鋼企業——天工國際。這家企業的微觀成長經歷，幾乎與文一教授的工業革命模型完全相符。甚至是其中關於中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都非常符合：天工國際的董事長朱小坤先生，沒有太高的學歷，但現在的管理能力堪與那些國際商學院畢業的CEO們相媲美，其中的原因就是書中描述的，朱小坤曾經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在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和企業家精神。
文一教授的這本書通過歷史比較方法，超越了傳統主流經濟學、黑板經濟學的分析範式，超越了虛幻形而上的數學模型，對古今中外大量、詳實的歷史進行比較和梳理，全景地、客觀地、理性地描述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畫卷和圖景。
圖1：文一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他的基本觀點是，要引爆工業革命，必要條件和充要條件都要具備，這是綜合化的歷史歸因。具體來說，中國的工業革命是自上而下國家能力的組織，和自下而上的市場和商人階層活力要素的激發。很多國家及其不同時代，如印度、拉美、中國的清朝、民國，以及建國後大躍進的工業化嘗試，都沒有引爆工業革命，就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條件並不充分。而在對於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密碼和條件的探索中，主流的經濟學家和學者，基本忽略了國家能力。
圖2：人口大國印度並沒有引爆工業革命
圖源：https://pit.ifeng.com
國家能力為引爆工業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條件，這些條件作為公共品，如同空氣和水，被主流經濟學家有意或無意地遺漏了。
一是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如果一個國家提供不了司法、裁決、安全等一系列穩定的外部環境，每天都是政治動盪和戰爭，是不可能引爆工業革命的。
圖3：各國安全狀況
圖源：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二是國家組織暴力機器來開拓市場，比如英國組織軍隊對外殖民，擴大市場和產業鏈。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經過暴力和殖民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這是中國工業革命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即所謂的“和平崛起”。但這個故事在西方工業國家眼裡很不可置信。
三是國家能力能提供私人無法提供的公共產品，譬如統一的沒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市場、暢通的交通網絡、統一的法律和裁決機制，以便形成具有規模效應的基礎供應和產業網絡。《偉大的工業革命》中講到，“市場是最奢侈、最昂貴的公共物品”，它包括龐大的交通設施，統一的商貿和市場，還有軟性設施方面的法律和規則等。
同時，引爆工業革命還需要市場的規模性，只有到一定的規模，生產的產品才有巨大的市場需求，才能迅速完成資本積累。在一個小國，或者四分五裂、沒有統一市場的國家，如果只存在供給側，沒有需求側，供給和需求無法同時形成一個閉環，工業革命也就無法引爆，這就是印度的典型現實。印度雖然看似具備了傳統經濟學所描述的所有的經濟學條件，比如民主制度和私人產權，但就是引爆不起來，這是因為印度沒有國家能力來組織形成統一的、超級規模的市場。
二、中國處於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前夜，工業化轉型生死攸關
文一教授解釋了第一波、第二波中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而我們現在處在第二波工業革命衰退、第三輪工業革命尚未完全引爆的前夜。第一輪工業革命是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原始工業化革命，是整個工業革命的根基，主要以輕工業和消費品為主，在滿足國內市場的巨大需求同時完成了自身內生的工業積累。第二輪則是重工業革命，是在輕工業基礎上進行的產業升級，是向工業的中上游遷移，是製造“生產機器的機器”，比如機床和大型機器的零部件、重型機械的加工組裝等。
當前重工業、要素密集型工業逐漸不可持續，究其原因是第二波工業革命的要素成本正在不斷上升，要素紅利正在消失，甚至變成要素“負債”，比如養老金虧空（人力資本折舊）和環保成本等。更為嚴重的是，快速工業化，或第二輪工業化積累的過剩產能只能依靠房地產去消化，這在推動城鎮化的同時，使資產負債表的另一端也形成了巨大的債務。這些債務在工業化轉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壞賬。這個壞賬如何消化，是工業化無危機轉型的關鍵。
英美等老牌工業國家的工業革命歷程表明，工業化總是伴隨著危機，而且主要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中國最近十年，金融化速度過快，金融業增加值佔比已經位列世界前茅，甚至有幾年超過歐美，這非常值得警惕。無數歷史教訓表明，金融化過快，工業化跟不上，是導致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們必須直面一個重大的十字路口，一個性命攸關的轉型，即從第二輪工業革命到第三輪工業革命的轉型，從要素密集型、規模型的重工業，向智能化、信息化、服務化的高端製造、智能製造轉型，即“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在這個後工業化時代，從現實來說，問題和挑戰是多於看得見的機遇和紅利的。可以說，在後工業化時代，我們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同於能否引爆新一輪的工業革命。
三、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首先要跨越內外兩大陷阱
中國當前正面臨著兩大陷阱，一是對外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二是對內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在修昔底德陷阱中，中國需要重構國際治理關係，重構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正處於發展中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過程中。國家在部分承擔起與經濟體所匹配的公共產品的同時，需要重新反思與美國的關係，需要進一步開放，通過開放促進改革。美國發展了這麼多年，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衰退，產業空心化、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達到百年新高，導致歷史罕見的右翼回潮。帝國需要假想敵，它們從來沒有安全感。放眼望去，蘇聯解體、塔利班基本被消滅後，夠資格作為假想敵的也就只有中國了。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圖4：趙建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尖峰對話”活動的現場發言
第二個陷阱是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國家在後工業化時代，沒有及時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而停滯不前，同時國家能力喪失，無法再集中資源幹大事。拉美等國家半個世紀前就處於停滯階段，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及時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因為他們國家能力不足，精英民主陷入黨爭，基層民主陷入民粹，無法再組織起能進行工業升級的基礎設施建設。現在的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第二波工業革命的基礎上重新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
新一輪工業革命和過去的工業革命有著天翻地覆的不同，那就是新一輪工業革命關注重點的遷移，從注重速度到注重質量，從注重總量到注重結構，從注重物質資產到注重人力資本，從注重重資產到注重輕資產，從注重低端加工到注重高端的發明創造，這是過去兩輪工業革命階段的經驗所不具備的。
按照這個邏輯，我們要思考：第一，如何自上而下重塑國家能力，讓我們現在的國家能力與第三輪工業革命相匹配；第二，如何激發自下而上的企業家精神和基層要素的活力，讓每個人的個性潛能和創新創意能力充分發揮。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工業革命都不可能是單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必須是國家能力與市場、與資源要素相結合，在國家能力的護航下，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也是十八大報告的指導精神，也是十九大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指導精神。
四、從人本主義出發重塑國家能力，難的不是“有為而治”而是“無為而治”
在新一輪工業革命面前，面對內外兩大陷阱，面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世界潮流衝擊，我們該如何重塑國家能力，以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完成新舊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具體來說，有幾個點要重新反思。
第一，過去那種家長制的、中心化的、威權式的國家管理模式，是否還適合第三波工業革命。過去的工業革命是重工業、流水線式的，是集體化的，需要一批來自計劃經濟的產業工人，甘於犧牲自己的個性，投身於流水線，投身於枯燥的機器零件生產，這是工廠式的作業方式。這種人力資源的動員是集中式的、家長式的、生產隊模式的。
但是新一輪工業革命是注重每個人的創意創新精神的，是以人力資本為主的，是機器依附於人，而非人依附於機器的。這種情況下，過去這種家長制、命令式的、集體性的、每個人都是螺絲釘的、犧牲個性的管理模式，是不是還適合？我們已經看到，為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付出巨大犧牲的農民工老了，而現在的年輕人更看重個體自由，他們寧願送外賣，也不願去工廠打工。大量的富士康式的血汗工廠很難再招到穩定的年輕工人。而且，智能製造、高端製造、無人工廠等，已經不再需要低端勞動力，需要的是知識階層，是工程師。他們有知識，同時也有更高的、被當作個體尊重的非經濟利益訴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家能力和組織模式？
第二，新一輪的引爆點或者邊際實驗田在哪裡。上一輪工業革命我們是從鄉土中國引爆的，依靠的是鄉鎮企業的韌性、廣大勞動人民吃苦耐勞的品質和來自草根、來自鄉土不怕試錯的精神。因為我們的制度試驗在鄉鎮的試錯成本較低，從鄉鎮企業開始的工業革命，具有非常好的基礎，他們“卑微地，溫和地，穩健地”慢慢地醞釀、引爆，他們積累了長期的準備起飛的階段。而當前鄉土中國的現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已接近60%，原來鄉土中國的文化不再適用，劉易斯拐點已經來到，農村已經有大量人口在城市就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靠什麼作為引爆點，來重新引爆第三輪工業革命，完成自下而上的積累，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的問題。
鄉土中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互聯網中國”、“線上中國”是不是代替“鄉土中國”成為新的引爆點？最近幾年，我們看到互聯網的發展，如電商、直播、網約車、共享經濟的發展，已經遠遠走在世界前列。當下，我們能否通過“互聯網中國”完成自下而上的組織，來動員中國最大化的基層要素，所謂重新反思我們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
第三，引爆第三輪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似乎已經具備，如龐大的、位列前沿的高速交通體系，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階層，逐漸完善的法律設施等。我們在最近十年、二十年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已經積累了足夠的基礎設施，即社會公共資本，如高鐵、機場、高速公路等重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廣泛的信息化設備，如基站，4G、5G設備，這是我們上兩輪工業革命所沒有的。而且，我們已經形成了大規模的都市圈，更高效的協同區域發展模式，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等。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最近幾年我們的國家能力，主要提高的是經濟建設能力，但缺失專業化的公共服務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對比一下當前新興產業技術發展較好的地區，如深圳，在這裡反而看不到顯性的“國家能力”。如果前一輪的國家能力是“有為”，下一輪的國家能力是不是“無為”，同時也是“無不為”；從有為強勢的政府，轉為無為高效的政府，是不是把過去政府簡單的招商引資、簡單的行政干預、簡單的一刀切的政策執行，變成現在更加專業化、更加友好、更加尊重基層活力的國家管理，這是引爆下一輪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嗎？
第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我們的危機如何緩釋。所有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已表明，任何工業化都伴隨著重大的危機。比如1920年代，美國汽車產業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繁榮，也帶來了1929-1933年的大蕭條；1990年代，日本製造業繁榮過後，經濟出現長期衰退；同期，亞洲國家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工業化繁榮後，帶來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
中國在這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雖然也發生過幾次小型危機，但由於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優勢，至少沒有中斷我們工業革命的進程。然而國內外危機告訴我們，危機都不是發生在工業本身，不是在實體經濟領域，而是發生在金融體系。當前中國的金融體系，正面臨著重大的考驗，地方債務、銀行不良、資本市場大波動，這些問題積累的越來越多。尤其是過去五年影子銀行，在工業化末端出現資產荒，好的資產越來越少，實體經濟收益率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金融資本為了尋求收益率，越來越追求高風險和資金空轉的項目，導致影子銀行、整個金融規模不斷膨脹。我國M2即將超過200萬億，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但是依然出現民企、小微企業因為流動性不足，經營困難或破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遲遲不能解決，銀行的不良資產也到了一個臨界點，過去盲目發展、野蠻發展的小銀行已經面臨大量不良貸款違約風險。包商銀行的接管只是一個開始，一些非銀機構的流動性出現了危機。這些雖然表現在金融層面、貨幣層面、信用層面，但本質上是工業化危機的又一次表現，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風險和矛盾在金融層面的映射。我們要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先要解決上一輪工業革命造成的問題。
第五，我們的國家能力存在路徑依賴。在過去前兩輪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政府已經習慣於集中式、命令式、家長式、一刀切式的管理方法。我們的行政官員，還沉浸在過去傳統的方法中沒有及時轉變。尤其在北方，東北和山東經濟的衰落，已經表現在行政官員體制改革落後，其本質是服務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國家能力的不足。如何重塑新一輪國家能力，如何培養一批服務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專業和技術官員，是擺在我們面前非常迫切的問題。其次，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要解決。尤其是地方在執行中央的精神過程中，經常出現偏離和扭曲，地方不是統籌考慮中央精神，不是站在整個社會福利角度，而是站在地方主義、部門主義。這些都不適應新一輪工業化所需要的國家能力。
總而言之，文一教授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偉大的過去，講述了一個大國通過國家能力和市場機制結合和平崛起的歷程。面對未來，後工業化時代的中國，又一個十字路口，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挑戰，需要抓住的戰略機遇都很多，此時更需要國家能力來組織和推動。只不過現在的國家能力，在新時代面前有了不一樣的要求。新時代的國家能力，是充分尊重個體的，注重完善法制的，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友好型服務型的能力。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好比是在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圖譜裡，執政理念從耕戰體系的法家，到集體道德倫理秩序的儒家，轉為法制日益完善下“無為無不為”的道家（治大國如烹小鮮）。或者說，新一輪工業革命需要的國家能力，並非物質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力（譬如高鐵、機場、新城等），而是法制、信任、信仰、共識等社會精神層面的建設能力，即國家現代化的治理能力，這既是新一輪工業革命需要的“基礎設施”，又是政府層面供給側改革的“補短板”，更是引爆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充分條件。
（作者為西澤研究院院長，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發言整理：吳曈，西澤研究院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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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西澤研究院屬全球知名資產管理公司西澤資本（Atlantis)旗下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公共研究機構，成立於2018年7月，旨在打造經濟金融業的專業智庫以及研究者和思想家聯盟，是致力於新時代經濟金融領域深度研究、專業洞察、內容生產及傳播，認知提升及應用的新型研究機構。
研究領域一方面涵蓋宏觀經濟，金融市場與大類資產配置，區域發展與行業機遇等；另一方面服務中國轉型時期的大國經濟和金融戰略，致力於為政府及金融機構提供政策、宏觀、行業等方面的研究諮詢服務。當前已經發布有影響力的研究報告120餘篇，入駐新浪、網易、新華社金融信息網、財新網、今日頭條等幾乎全部主流財經媒體，在業內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