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是中國人的精神命脈，具有巨大包容性和強大生命力。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關注現實人生。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學術層面，主要是儒釋道。作為文化層面，主要是詩書畫。儒釋道三家應該說也是聚焦人的，儒家主要講修齊治平，成賢作聖；道家講全性葆真，長生不老，佛教講明心見性，頓悟成佛。某種層面上講，道家是養生，儒家是修身，佛家主要是治心。不管養生還是修身還是治心，都是做人的學問。而被譽為中國文化的冠冕的詩書畫，詩主要是抒發心志的，書畫則是涵養性情的。
儒學，我在一定意義上把它歸結為“人學”。郭沫若對孔子有一個評價，說孔子的最大貢獻就是“人”的發現。在孔子之前，中國思想界的主要思想聚焦在“天”。孔子是第一個把視野從“天”轉向“人”，遠天道，近人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從“天”到“人”的轉向，也就是郭沫若評價他最大的貢獻是“人”的發現。而孔子之後，作為主流學派的思孟學派，也是聚焦於“人”。所以我把儒學在某種程度上歸結為“人學”，並且這是一個體系相對完整邏輯相對嚴密的思想體系。
儒家主要是講三個問題。第一是何謂人？第二是怎麼做人？第三是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何為人？孟子有句話很經典，也是對人的一個界定：“人異於禽獸者幾希。”也就是說人跟禽獸的差別是非常之細微的。這個差別在哪裡呢？也就是說人有“仁、義、禮、智”四端，禽獸沒有，僅此而已。人是有“仁、義、禮、智”四端的禽獸，這是對“人”的界定。至於怎麼做人，這應是整個儒學的最核心的一部分。
我把儒學的“怎麼做人”歸結為一箇中心，三個關係。一箇中心就是以自我修為為中心。三個關係，第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人際關係；第二是人與家庭的關係；第三是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這是整個儒學在回答“應該怎麼做人”所重點論述的問題。
一箇中心，自我修為。自我修為，在儒家思想裡面，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為仁由己，這是由思孟學派一直髮展到理學的一條主幹，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化性起偽，變化氣質等等，都是圍繞為仁由己。二是剛健自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個體對自己的要求。
三個關係。第一，人際關係。在《論語》中：“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說，孔子用來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忠恕”。何謂“忠”？“盡己”曰“忠”。何謂“恕”？“推己及人曰恕”。“忠”後來實際上被誤讀。“忠”應是對自己而言，對朋友，對單位，對國家，對社會，你是不是竭盡所能？“盡己”之謂忠，是對自己的要求，每個個體對自己對事業對單位還有對國家，都要盡到自己的義務和責任。“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被聯合國確定為最普遍的倫理原則。不論哪一個人，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地區，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都適用。你自己不要的，不要強加給別人。“忠恕”這個原則，在人際關係上，不僅適合於整個古代社會，在今天也同樣具有非常強的現實價值和積極意義。
第二，人與家庭的關係。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小農經濟跟宗法社會的產物。宗法社會的細胞就是家庭。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跟家庭的穩定息息相關，而家庭的穩定，跟小農經濟息息相關。家庭關係處理的好不好，能不能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整個社會的穩定。《論語》的開篇《學而》就講：“孝悌也者，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也就是說“孝悌”是整個“人學”的根本。而“孝悌”的原則，隨著時代的變化，內涵會有變化，但在親情之所依、血脈之所繫，這一點上古今是一貫的。這個原則在今天，在有家庭存在的社會裡，同樣適用的。當然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它的內涵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經濟上，古代社會、宗法社會，整個家庭不單是親情血脈的所依所繫，而且是整個經濟的共同體。所以這也是古代家庭比較注重生男丁、維繫家庭的基石。隨著社會的變化，特別到了商品社會之後，經濟對家庭的作用應該說相對被削弱了，甚至有人在成立家庭前就已經財產公證。由於進入了市場經濟，跟小農經濟時代差別很大。但就親情和血脈這一點，作為精神港灣，家庭還是一直在起著作用。只要家庭還存在，“孝悌”原則還是普遍適用。
第三，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這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儒家在處理人與社會、國家關係的最基本的原則。第一句話是范仲淹的那句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憂患意識。第二句話就是顧炎武講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就是擔當意識。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能形成這樣生生不息的一個共同體，並且不斷地壯大，跟這一精神息息相關。也許在平時不一定表現出來，但是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候，這種精神就體現的非常明顯。儒家的擔當精神、社會責任感，在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歷史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我們國家，不管是在五胡十六國，還是在南北割據時期，幾次外族入主中原，最後，都會迴歸一統，甚至“蒙元”和“滿清”被同化了。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在中國能不能維持住統治，能不能站穩，在相當程度上是看統治者能不能用儒家思想來治理天下。康熙、乾隆造就了“康乾盛世”，這一點他們做的比“蒙元”要好，所以國運就比較長。
天人關係在儒家思想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司馬遷在《史記》裡面所講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應該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學問。而儒家思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始終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下談道德做文章。孔子企圖把人的視野從“天”拉到“人”，但實際上並沒有實現。思孟學派就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盡心知性以知天”，又把人道歸結於天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德，“天人感應”。宋明理學家認為天理人慾，天道人道，都是打通天人的。而在整個小農經濟和宗法社會中，在客觀上是不可能割裂與“天”的關係，只能在這個大框架裡面談道德做文章。任繼愈先生在1982年的一次科研會上提出，儒家實際上帶有相當程度的宗教的功能，或者說是準宗教的功能。儒家思想中，如《論語》裡的“慎終追遠”，《易經》中的“神道設教”，《春秋繁露》中的“天人合一”，都帶有準宗教的色彩。中國人的宗教訴求相當程度上被儒家滿足了。
總之，儒家的思想，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納成做個好人，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做一個有超越精神的人。馮友蘭認為：“求理想生活，是中國哲學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學精神所在。”並且他概括儒家有四個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就是我們講的超越精神。儒家有超越功利的智慧，如果可能的話，力爭做一個有超越精神的人。當然，產生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儒家思想，自然有其時代性和侷限性，我們對其應始終堅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
（本文是賴永海教授2017年4月18日在群眾雜誌社與省社科院合辦的名家講堂講座的內容選錄。陳偉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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