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日」淺野裕一：《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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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失、"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失、
→圖、"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失、
→圖、
→焉等，兩者之間字體元素截然不同之亦極多。總之，若以“今文”的字體作基準，“古文”的文字結構元素尚未固定。
在戰國時代，君主、中央政府為推動官僚組織而進行文書往來時，如果在文字使用方法上不謀求一定程度的統一，恐造成文書的發件人和收件人之間在溝通上的困難。如果任文字在民間被隨意使用，亦可能導致由形、音、義三個方向派生所謂假借字、異體字、別體字等狀況，最終難免不斷擴散之宿命。
能夠阻止這種情況並實行文字統一者，唯有國家權力。唯有中央政府以統治為由強制統一使用文字，方可勉強防止文字使用的混亂。由此推測，戰國時期各國亦曾實施一定程度的文字統一政策。而上海博物館所購得的名為《字析》之字書，可視作楚國中央政府為了向地方行政機關顯示文字的標準體，以國庫支出製作並分發的規範本。
儘管如此，統一文字畢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程。以標準字體作為全國性統一規範文字的目標，直至漢代後期楷書體的出現才得以實現。因此，在“古文”範圍裡的用法也會有相當的搖擺。更何況，經過秦始皇徹底統一文字後的“今文”，與以往“古文”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根據以上論述以及戰國竹簡的發現而漸趨明朗的“古文”實態來看，單以記錄“古論語”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並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的“論”字。如上所述，在“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如，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失、
→圖、
→焉等，兩者之間字體元素截然不同之亦極多。總之，若以“今文”的字體作基準，“古文”的文字結構元素尚未固定。
在戰國時代，君主、中央政府為推動官僚組織而進行文書往來時，如果在文字使用方法上不謀求一定程度的統一，恐造成文書的發件人和收件人之間在溝通上的困難。如果任文字在民間被隨意使用，亦可能導致由形、音、義三個方向派生所謂假借字、異體字、別體字等狀況，最終難免不斷擴散之宿命。
能夠阻止這種情況並實行文字統一者，唯有國家權力。唯有中央政府以統治為由強制統一使用文字，方可勉強防止文字使用的混亂。由此推測，戰國時期各國亦曾實施一定程度的文字統一政策。而上海博物館所購得的名為《字析》之字書，可視作楚國中央政府為了向地方行政機關顯示文字的標準體，以國庫支出製作並分發的規範本。
儘管如此，統一文字畢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程。以標準字體作為全國性統一規範文字的目標，直至漢代後期楷書體的出現才得以實現。因此，在“古文”範圍裡的用法也會有相當的搖擺。更何況，經過秦始皇徹底統一文字後的“今文”，與以往“古文”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根據以上論述以及戰國竹簡的發現而漸趨明朗的“古文”實態來看，單以記錄“古論語”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並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的“論”字。如上所述，在“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如，
→治、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失、
→圖、
→焉等，兩者之間字體元素截然不同之亦極多。總之，若以“今文”的字體作基準，“古文”的文字結構元素尚未固定。
在戰國時代，君主、中央政府為推動官僚組織而進行文書往來時，如果在文字使用方法上不謀求一定程度的統一，恐造成文書的發件人和收件人之間在溝通上的困難。如果任文字在民間被隨意使用，亦可能導致由形、音、義三個方向派生所謂假借字、異體字、別體字等狀況，最終難免不斷擴散之宿命。
能夠阻止這種情況並實行文字統一者，唯有國家權力。唯有中央政府以統治為由強制統一使用文字，方可勉強防止文字使用的混亂。由此推測，戰國時期各國亦曾實施一定程度的文字統一政策。而上海博物館所購得的名為《字析》之字書，可視作楚國中央政府為了向地方行政機關顯示文字的標準體，以國庫支出製作並分發的規範本。
儘管如此，統一文字畢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程。以標準字體作為全國性統一規範文字的目標，直至漢代後期楷書體的出現才得以實現。因此，在“古文”範圍裡的用法也會有相當的搖擺。更何況，經過秦始皇徹底統一文字後的“今文”，與以往“古文”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根據以上論述以及戰國竹簡的發現而漸趨明朗的“古文”實態來看，單以記錄“古論語”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並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的“論”字。如上所述，在“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如，
→治、
本文來源：南國學術
·思想者沙龍·
《論語》書名應叫《侖語》
——為流傳兩千年的儒學經典正名
[日本] 淺野裕一
[作者簡介] 淺野裕一（あさのゆういち），1971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專業，1976年在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期滿；其後歷任島根大學講師、副教授，東北大學教養部教授、國際文化學科教授，2009年退休；現為東北大學名譽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黃老道的成立與展開》《孔子神話——作為宗教之儒教的形成》《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的生存熱情和構想力》《古代中國的言語哲學》《古代中國的文明観——儒家・墨家・道家之論爭》《戰國楚簡研究》《上博楚簡與先秦思想》等。
摘 要
有關《論語》一書的成書過程，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作過細緻的考察。他認為，“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均非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是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至於《論語》的書名，《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是，鑑於《論語》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記述上的不斷重複等現象，反映出《論語》並非是直傳弟子將所記錄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的。所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不能成立。觀察“古文”與“今文”在戰國至秦漢之間的變化，以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土的戰國楚簡為依據，可以發現，單純以記錄“古論語”的“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是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論”字的。因為，“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找到不少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證。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尤其是在孔子稱呼上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缺乏統一性，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而已公佈的郭店楚簡有儒家文獻十種，上博楚簡有儒家文獻十七種，其中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說明當時並非是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從《論語》的內容和形成方式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為《侖語》的可能性較大，因而該書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
”，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關鍵詞
《論語》 《侖語》 正名
孔子言：“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這可以被視為正名思想的開端。本文在此遵循孔子（前551—前479）遺訓，試為《論語》名稱正其名。
一 文本的傳承
作為《論語》的文本，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述及“六藝略”中的《論語》時，共錄有“《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三種。有關“《論語》古二十一篇”，班固（32—92）又自注道：“出孔子壁中，兩《子張》。”此即漢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時期，漢景帝之子魯共王劉餘為了擴建宮殿而拆除孔子舊宅時，從牆壁裡發現的壁中書“古文論語”。由於該文本在《論語·堯曰》“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一句以下獨立成篇，故有“子張篇＂和“子張十九篇＂兩種。
有關“齊二十二篇”，班固也自注道：“多《問王》、《知道》。”換言之，即與“魯二十篇”相比較，多出《問王》、《知道》兩篇。至於“魯二十篇”，在班固自注中則無任何相關記載。
武內義雄（たけうちよしお，1886—1966）在《論語之研究》（東京：巖波書店，1939）一書中有以下論述：在漢武帝以前，由《學而》《鄉黨》組成的齊魯二篇本，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組成的河間七篇本，以及由《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子張》《堯曰》七篇組成的“齊論語＂的原始形態等其他孔子語錄，已經有流傳。
其後，在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發現了由先秦古文寫成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而流傳至今的《論語》，就是根據“古論語”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漢隸重新抄寫的。理由是：如果查看傳承《論語集解》何晏序以及《漢書·藝文志》“齊論二十二篇”的學者——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貢禹等六人的背景，可以發現，其中只有王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漢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時期的人物。
以同樣方法再檢視承襲“魯二十篇”的龔奮、魯扶卿、韋賢、韋玄成、夏侯勝、蕭望之、張禹等七位學者，龔奮生卒年不詳，只有魯扶卿生活於漢武帝時期，其他五人均為漢昭帝（前87—前74年在位）、漢宣帝時期的人物。
由此觀之，鑑於“齊論”“魯論”的學者都是生活於漢武帝以後的人，所以《漢書·藝文志》所記“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只能是以今文重新抄寫漢武帝時期出現的“古論語”的古文之異本。由此可知，傳世的《論語》文本均基於“古論語”而成。
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一書考察詳細精密，其觀點和結論當可充分肯定。說明“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均非自漢初出現，亦不存在傳授其學問的學派。傳世的《論語》文本，應視為將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作為祖型的文本。
二 書名的由來
《論語》書名究竟出現於何時？在漢武帝時期，還未見有《論語》名稱。由此推測，此一名稱，是自漢昭帝、宣帝之後才逐漸開始使用的。武內義雄《論語之研究》指出，從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見“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的內容推測，“古論語”的文本由孔安國傳至魯扶卿，魯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時方開始稱之為《論語》。因而，《論語》此書名應起源於“古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等文本均基於“古論語”這一點，亦可印證此事。換言之，由於漢武帝時期於孔子舊宅所發現的“古論語”二十一篇裡已記有《論語》此書名，據此可推論，《論語》乃漢昭帝、宣帝時期才開始被廣泛使用的。
那麼，“古論語”裡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為何意？《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六藝略”時有如下闡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班固認為，此乃孔子死後，其直傳弟子就各自所錄孔子之言進行議論和驗證，確定為孔子的語錄之後，而稱之為《論語》的。此言妥當與否，還需考證。
狩野直喜（1868—1947）在《論語孟子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中指出，《論語》錄有比孔子年輕四十六歲的曾子（前505—前435）的臨終之言，因此可知此書非孔子直傳弟子編輯而成。事實上，《論語·泰伯》就記述了曾子臨終前與弟子以及孟敬子的如下對話：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上述內容只能是由曾子門人所記錄，而《漢書·藝文志》中有關《論語》乃孔子死後由直傳門人所編而成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既然如此，《漢書·藝文志》所言經由孔子門人議論而確定的《論語》，其編輯形態又如何呢？就此，《論語》中如下重複之處頗值得關注：
（1）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篇）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里仁篇）
（2）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篇）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篇）
（3）子入大廟，每事問。 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八佾篇）
入大廟，每事問。（鄉黨篇）
（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
（5）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篇）
（6）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篇）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堯曰篇）
此類重複的現象表明，《論語》並非經過周密細緻的議論編輯而成。假若直傳弟子將各人所紀錄孔子之言彙集並逐一討論確定，上述現象決無可能出現。因此，《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的說法，應無法成立。
三 “古文”與“今文”
假若《漢書·藝文志》有關《論語》書名的說法無法成立，不過是事後附會之說，那麼，壁中書“古論語＂所記載的《論語》書名究竟是何意？解開此謎團的關鍵，就隱藏在先秦古文記載之中。
作為統一大業中的一環，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禁止一直沿用的地處崤山以東的舊六國（齊、楚、燕、韓、趙、魏）的東方系文字，強制全國一律使用承襲西周正統字體，名為小篆、隸書的秦國字體。隸書是秦國官吏書寫公文書時用的標準字體，通過行政機關之間的字處理迅速普及全國。即使時至公元前206年秦朝滅亡，經過楚漢戰爭，至公元前202年漢朝成立，人們仍然繼續使用隸書。然而，漢朝的人卻視之為現代文字，並稱其為“今文”。同時，將舊六國沿用東方系文字視為古代文字，稱之為“古文”。
秦帝國時期，為免遭焚書，無視公元前213年頒佈的禁令——“挾書之律”而藏匿於民間的書籍均以“古文”書寫。秦亡漢立後，“挾書之律”依然有效，直至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方正式宣告廢除。然而，由於漢皇帝並未嚴格執行“挾書之律”取締禁書，故漢以後不少學者公然持有所剩無幾之“《詩》《書》百家＂的書籍，並開始傳授其學問。
在此過程中，為避免打壓，藏匿的書籍亦由“古文”轉換為“今文”。由於漢初學者中有不少人出生於戰國時代，既懂得“古文”書寫，又在秦朝習得“今文”，屬於通曉“古文”“今文”者，因此有可能將“古文”書籍以“今文”重新抄寫。而免遭焚書之厄傳至漢代的先秦書籍，也因之均被轉換為“今文”文本。然而，到了漢朝成立三四十年後，那些出生於漢朝、只懂得“今文”的一代人開始佔居了學者中的大多數，因此，雖然一部分人保有“古文”的知識，但“古文＂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遠去。
在此背景下，古文書籍卻時有出現。漢武帝的異母弟河間獻王劉德（前171─前130）因好學，致力於收集書籍，為蒐羅先秦書籍投入了大量金錢。更有人按獻王需求，從墳墓中發掘出先秦書籍。他收集得到的書籍範圍，《漢書·河間獻王傳》中有記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由《雍也》《公冶長》《為政》《八佾》《里仁》《述而》《泰伯》七篇組成的“河間七篇本”的文本，亦於此種情況下出現。此類書籍，皆由通曉“古文、今文”的學者逐一轉換成“今文”文本。
漢武帝時代，他的異母兄弟魯共王在擴建宮殿期間拆毀孔子位於曲阜的舊宅時，於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孝經》《論語》等先秦古籍。其中，《論語》之名，此時亦記載於“古文”文本之中，隨後被轉換為“今文”。
四 原書之名
漢武帝時期發現了“古文”先秦古籍，被作為一個著名事件記載於《漢書》。因此，“古文”與“今文”在字體上有明顯不同之認識，亦作為一般常識為後人所知曉。然而，由於無法看到用“古文”書寫的書籍，今人對“古文”的形態一直無從瞭解。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號楚墓出土了八百餘枚竹簡。其中，七百三十枚有文字記載。此墓興建於戰國中期的楚懷王二十九年（前300），竹簡文字乃舊六國使用的東方系古文。郭店竹簡其後經過整理解讀，最終確定內含《老子》等其他十六種文獻。
此外，上海博物館1994年於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枚戰國楚簡。這些上博楚簡於1997年開始被解讀整理，總字數約為三萬五千字，確定其中有包括《易》等其他八十多種文獻。該竹簡文字亦屬楚系文字的東方系古文。
其後，北京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入二千三百枚戰國簡。這些清華簡內含有《尚書》、由二十三章組成被命名為《系年》的歷史書以及記錄歷代楚都所在地的《楚居》等文獻。
上述相繼發現，使得只有名稱而實態不詳的“古文＂數據大量出現在人們面前。由於這些戰國竹簡均為當時的人們用筆墨在竹簡上書寫的古文資料，從而可以瞭解“古文”文字為何種書體。
根據戰國竹簡的新發現，基於“今文”的字體來觀察，“古文”呈現的特徵為過多的偏旁，字蓋或右旁等元素，或缺乏結構要素。此類例子甚多。如：
→家、
→鬼、
→爭、
→旱、
→明、
→來、
→夷、
→屯、
→資、
→因、宔→主、
→升、
→宰、
→中、
→刑、
→且等，為過多結構的例子。相反，古→故、可→何、女→如、ム→私、旨→稽、未→味、中→仲、白→伯、羊→徉、
→衡、勿→物、立→位等，為缺乏結構因素之例證。
此外，“古文”與“今文”中，亦可看到部首種類不同之例。如→連、
→答、
→始、
→作、
→徒、
→聞/問、
→識、
→發、
→性/姓、
→復。亦有“古文”“今文”字體完全不同之例，如→漫、
→席、
→道、
→吾、
→願、
→趙、
→通、
→失、
→圖、
→焉等，兩者之間字體元素截然不同之亦極多。總之，若以“今文”的字體作基準，“古文”的文字結構元素尚未固定。
在戰國時代，君主、中央政府為推動官僚組織而進行文書往來時，如果在文字使用方法上不謀求一定程度的統一，恐造成文書的發件人和收件人之間在溝通上的困難。如果任文字在民間被隨意使用，亦可能導致由形、音、義三個方向派生所謂假借字、異體字、別體字等狀況，最終難免不斷擴散之宿命。
能夠阻止這種情況並實行文字統一者，唯有國家權力。唯有中央政府以統治為由強制統一使用文字，方可勉強防止文字使用的混亂。由此推測，戰國時期各國亦曾實施一定程度的文字統一政策。而上海博物館所購得的名為《字析》之字書，可視作楚國中央政府為了向地方行政機關顯示文字的標準體，以國庫支出製作並分發的規範本。
儘管如此，統一文字畢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工程。以標準字體作為全國性統一規範文字的目標，直至漢代後期楷書體的出現才得以實現。因此，在“古文”範圍裡的用法也會有相當的搖擺。更何況，經過秦始皇徹底統一文字後的“今文”，與以往“古文”之間有巨大的差別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
根據以上論述以及戰國竹簡的發現而漸趨明朗的“古文”實態來看，單以記錄“古論語”古文書中有“論語”和“言”字偏旁，並不能斷定此即“今文”中的“論”字。如上所述，在“古文”中，有無偏旁、偏旁之位置、部首之種類等文字的結構元素尚未穩定，如，
→治、
→始、說→悅，即便“古文”有“言”字旁，在“今文”中亦可轉變成無“言”字旁之例。考慮到上述《論語》的內容和形成過程，《論語》的書名應該叫《侖語》才對。所謂“侖（侖）”，是由“亼”與“冊”組成的會意字——。“亼”的意思是收集，“冊”表示竹簡用繩編綴之形態。合起來的意思是：收集竹簡併按順序編輯。
武內義雄的《論語之研究》推斷，傳世《論語》所本“古論語“，是由河間七篇本、齊論語七篇、齊魯二篇本，以及後人收集所得《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問》《子罕》五篇等組成。姑且不論此推斷正確與否，《論語》是由來歷各異的孔子語錄聚集而成是毋庸置疑之事實。無論是河間七篇本，還是齊論語七篇，由戰國時期書籍均以篇幅為單位流傳觀之，可以推測《論語》本身是各種數據的合輯本。尤其是在孔子的稱呼上缺乏統一性，有“子”“夫子”“仲尼”“孔子＂等，也印證《論語》是各種文本合輯的產物。
從已公佈的郭店楚簡中可以看到，儒家文獻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十種。而在上博楚簡中，已發現的儒家文獻有《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徒政》《昔者君老》《周易》《仲弓》《內禮》《相邦之道》《季康子問於孔子》《君子為禮》《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天子建州》十七種。其中，雙方共通的只有《緇衣》和《性自命出》。此一現象說明，當時並非以十篇二十篇的固定形態流傳，而幾乎都是以一篇為單位流傳的。
在上博楚簡中，也內含大量收錄於《論語》的語錄，如《弟子問》《君子為禮》《季康子問於孔子》《孔子見季桓子》等孔子與門人及魯貴族等的對話。此一現象說明，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曾有大量孔子語錄。可以推測，時至第二代、第三代門人，在將彙集蒐集而來的孔子與門人對話材料編輯成書之際，以收集竹簡順序編輯而成之語錄而名之為《侖語》的可能性極大。因此，拋棄《漢書·藝文志》就“論”字做牽強附會之論，其中包含曾子臨終之言以及屢見重複之處等問題就可自然消解。
自漢昭帝至漢宣帝時期，《論語》書名基本穩定之後，兩千年來，還未曾有過質疑。《荀子·正名篇》言：“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指出名稱並不存在正確與否，正名的關鍵在於是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
《論語》此名稱已被沿用了兩千年，已經完全習俗化，作為約定而根深蒂固。雖然拙文遵循“必也正名乎”之言，闡述了《論語》的“論”實為“侖”而非“論”，但如今並沒有改變書名的必要，這裡還須以“守名約”（《荀子·正名》）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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