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背後的權力合謀：王莽篡漢和漢代儒學的神化傾向

公元8年，初始元年十二月，西漢正室最後一位皇室子嗣孺子嬰在他還未成年之時，就把皇位“禪讓”給了當時如日中天的王莽。54歲的王莽終於得償所願，當上了漢代皇帝，坐上了權力寶座。

有人說，王莽是一個權謀之士，對於王位覬覦已久，這次能夠當上皇帝，全憑他的蠱惑和表演。

也有人說，王莽是集權制度下的一個“民選皇帝”，他展現了集權制度下民選皇帝一次失敗的嘗試。

但是，無論如何，王莽當上皇帝，和當時一眾人等是脫不了干係的，這幫人就是儒生。可笑的是，後來罵王莽最厲害的也是這幫儒生，真是“成也儒生，敗也儒生”。

王莽在即位之前，就已經有很多“戲精”儒生開始了他們的表演。元始四年，當時有九百位儒生上書朝廷，要求加賞王莽。後來，中央王朝看王莽如此深得儒生喜愛，就封賞王莽九錫。

九錫可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被封賞的，這是中國古代皇室對於臣下最高的禮遇了。

九錫在中國儒生經典書目《禮記》中被記載為九種禮物：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

這九種禮物的接受者從王莽以後，就沒有斷絕過，後來楊堅和李淵都接受過當時王朝給他們的封賞，可見九錫禮遇之高。

除了九錫之外，儒生還有更絕的招數，那就是“裝神弄鬼”。

雖說儒生共同的老師孔子從一開始就教導他的弟子，“敬鬼神而遠之”，但是在漢代儒生的話語體系中，鬼神、上天和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為什麼這些儒生會捨棄孔夫子教導而去言“鬼神”之事呢？

實際上，這要從中國權力的制衡說起。漢代初期，吸取了秦朝教訓，實行黃老之術，黃老之術雖然對百姓和統治者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對於儒生來說，他們賴以建立的儒家君臣系統就全然沒有了作用，因此他們的地位也不可能高。

再加上黃老之術的推行者多是漢代開國的老一輩，所以黃老之學逐漸成為他們鞏固權力的工具。如竇太后。

但是王朝新生一代力量與老一輩的矛盾就逐漸突出了，例如漢武帝，他在還沒當上皇帝之前，其實是很被動的，權力基本上掌握在老一輩手中，自己則勢單力薄，難以和強大的舊貴族鬥爭。

所以，漢武帝選來選去，就挑中了這幫儒生，他們和漢武帝一樣，在當時王朝話語體系中處於弱勢，而且不受當時統治者待見，他們也急於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話語權所在。所以，漢武帝時期，漢代接受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生對於皇帝自然感激涕零，因此當時很多儒生寫的文章，都是拍漢武帝的馬屁，吹噓漢武帝的功績，後來，這些“馬屁文章”因為有較高的文學成就，所以被後人稱之為“賦”，當然賦成為一種文體之後，就不單單是對於當權者的誇讚這麼簡單了。

但是，這幫儒生卻沒有完全臣服於皇權腳下，他們在為漢武帝爭奪權勢的時候，還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下留下了一個制衡皇權的利器，這個利器就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應”。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就把自己的《舉賢良對策》獻給了漢武帝，得到了他的賞識。

漢武帝所看重的，就是董仲舒在書中提倡的大一統思想，這迎合了漢武帝統一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願望。但是這套思想背後，所存在的最大隱患就是“天人感應”說。

大一統思想不用多解釋，從名字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提倡的是中央集權的大政府，霸天下權力收歸中央。

而“天然感應”說卻值得我們細細品味。這一套思想對於中國曆代王朝都有很深遠的影響，即便是他不作為國家意識形態主流而存在，但是在中國曆代君臣心中，他是作為潛意識的概念存續者。漢代人更是把這一原則視為最高信條。

所謂天人感應，其實就是你做了啥事，上天就會給你一個反應，而這個人就能根據這個反應來判斷自己行為的得失。

我們今天看來這套思想實在是荒唐的、是唯心的。但是對於漢朝人而言，它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的。

董仲舒在的到漢武帝賞識之前，他還幹過另外一個工作，那就是講授《公羊春秋》。《春秋》我們都知道，是孔子編撰的史書，據說孔子在裡面寄寓了他的人生政治理想。

所以後世對於《春秋》格外重視，甚至比《論語》還要重視，歷代對於《春秋》的解讀有很多，以至於留下了《春秋》三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

在這三傳之中，《春秋公羊傳》是董仲舒著力宣揚的一個。《公羊傳》中對於歷史的解讀是從建立一個大一統王朝為基本出發點的，然後對於各個國家諸侯的興衰變遷的解釋、闡述，除了具有道德化的因素之外，它還有神祕化的因素，而這一點，正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說的以據。

既然一個人的行為和上天的反應是聯繫在一起的，那麼作為一個帝國的統治者——皇帝，它的行為得失則更和上天緊密聯繫在一起。如果這位皇帝治理之下國家太平、長治久安，那麼他就是一位好皇帝，相反，如果他治理之下天災人禍頻頻發生，那麼就說明這位皇帝治理有疏漏，而且上天是皇帝權力的來源，皇帝自稱“天子”的原因，也是因為它是上天選中的子民，也就是說，如果皇帝不好，他們是有權利換皇帝的。

這樣一套邏輯系統推演開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而後代的儒生，他們未必真的相信這一套說法，但是這套說法的魅力在於，他全憑儒生一人之口、一支筆就可以完成對於皇帝的約束了。這是他們用來制約皇帝最有力的武器。如果皇帝的政令、行為讓他們感到不合適，那麼他們隨時隨地就可以拿起筆來，用這套說法來規勸皇帝。

再加上漢朝疆域這麼廣闊，想要各地不發生災禍簡直是痴人說夢。從概率上來說，即便是明君在位，也不一定完全避免他在位期間一點災異都沒有。

東漢末年的皇帝漢桓帝就曾經受到臣下劉陶的勸諫。雖然漢桓帝確實做法不周，但是劉陶上書的理由不是據實論事，而是先說天下災禍不斷，警告漢桓帝失德，上天已經以災害警示人但漢桓帝卻不聽勸阻，控訴漢桓帝只知道享樂毫不關心民間疾苦。

對於王莽來說，只要抓住了這一點嗎，贏得了儒生的信任，想不當皇帝都難。

長期以來儒生依靠這套“天人感應”說，在中國古代集權制度下找到了和皇帝權力制衡的籌碼，所以他們本身就有了隱性的“廢皇帝”的權利。而漢代的霍光，更是直接將皇帝廢掉了，雖然留下了一代權臣的罵名，但是霍光廢昌邑王的細節卻很有趣。

東漢班固所寫的《漢書 霍光傳》中說：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當廢。……皇太后詔曰：“可。”……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所謂“王行自絕於天”，其實就是說昌邑王的行為上天不允許他這樣。但是當時上天是怎麼不允許的呢？霍光和其他大臣沒有說，只是一再強調，如果讓昌邑王當皇帝，那就有愧對大漢社稷的危險。

而考察他們廢皇帝前後的舉動，也並沒有什麼上天授意，全都是他們自己在談論：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這段正是記載霍光廢皇帝前後過程的文字，可以見到，霍光沒有受到所謂“天” 的授意，全憑他們幾個人在討論罷了。或許昌邑王確實該廢，但是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對於當時的文官大臣來說，如果君上不符合他們的預期，那麼他們是可以以“天”的理由、國家社稷的理由廢立皇帝的。

初始元年，公元八年，王莽改國號為“新”，坐上權力寶座的他開始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

但是他的即位，並沒有給當時的漢朝帶來些許的改變，也沒有出現儒生期望的安定局面。

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時，各地農民紛起，其中形成了赤眉軍和綠林軍兩大軍事勢力。對於王莽恨之入骨。

公元23年，王莽更是在在南郊舉行哭天大典。所謂哭天大典，其實就是對上天哭訴了。當時在他的統治下，民眾苦不堪言，國家進一步混亂。對於當時的儒生來說，他們似乎早在15年前就選好了他們認為上天眷顧的有德之人——王莽，但是王莽的執政卻沒有帶來預期變化。

大典結束後不久，王莽就被推翻，這一位在漢代諸位儒生幫助、推舉下產生的“神授”皇帝，終於結束了他的一生。王莽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漢代畸形的制度體系產生的一次意外。但是，從歷史發展趨勢而言，儒生在這場荒唐的表演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王莽上位僅靠他一人之力，恐怕還沒有可能發生，本應該覺察到這樣危險政變的儒生，卻在“天人感應”的思想下被麻痺了神經。這是一場儒生和權力的合謀，而國家和民眾，無形之中吃下了最為痛苦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