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形容為亞洲國家崛起的“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是受美國的限制。以此來反觀今天的中國，日本的崛起對中國的教訓是多方面的。
1979年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在美國出版了題為《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的著作。這本書馬上被翻譯成日文，於1980年出版。在日文版出版之後，這本書一直是日本最暢銷、由一位西方學者寫日本的著作。
不過，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日本在短短一段時間裡便經歷了從股市、房市經濟的“騰飛”到經濟泡沫破滅的全過程，驚心動魄。1991年，另一位西方學者瓊恩•沃羅諾夫(Jon Woronoff)寫了另一本書來回應傅高義的《日本第一》，書名叫《日本什麼都是，但就不是第一》(Ja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也就是說，日本是否是一個成功的故事，至少是否如傅高義所說的那樣成功，在西方一直是有爭議的。
傅高義在談到為什麼要在20世紀70年代末寫《日本第一》時說，主要是“為了讓美國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國做得好，而當時美國人並不瞭解日本人取得了這麼大成績。”他舉了很多例子，如日本的普及教育很成功;社會治安很好，犯罪率較低;貧富差距不大;培養了非常能幹的官員，而且官員腐敗不那麼嚴重;公司內部非常合作、團結，產品質量提高得很快等等。傅高義認為，總結戰後日本發展經驗的真正目的是“對美國的啟示”，讓“美國人一看書名嚇一跳，認真去了解日本，學習日本的長處”“讓那些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的美國人警醒，亞洲文化也是可以創造奇蹟的!”
日本的商界在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變得洋洋得意起來，一些人藉著日元升值勢頭狂妄地聲稱“要把美國買下來!”。不過好景不長，隨著經濟泡沫的破滅，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度過了“失去的二十年”。之後，與其說是經濟穩定下來，但不如說處於長期的“滯漲”階段。
誠然，對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也是可以討論的。傅高義本人對此很不以為然。雖然他也認為日本亟須改革，但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教育、知識、國民素質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會比美國人更節儉，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產業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領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強勁，日本企業制度雖然有所改變或改進，但並沒有被完全拋棄。
一些人批評說傅高義“忽悠”了日本。不過，總體上，傅高義對日本的評價是客觀的。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人們尤其是在亞洲對日本總有過高的期望。很多對日本的批評就來自這種過高的期望。今天的日本的確面臨很多問題，尤其是人口老化和社會慾望低下，但所有發達經濟體都面臨著嚴峻的問題，日本並不例外。實際上，較之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問題並非那麼嚴峻。對大多數人來說，日本仍然是一個非常適宜居住的“美好社會”。
傅高義本人也認為中國更須學習日本，特別是學習日本在發展過程中“做得比美國好的地方”，而不要“學美國不好的地方”。日本人總的來說富而不奢，不像美國人那樣過度消費;日本在社會公平與和諧方面雖然不如過去，但仍然比美國做得好，特別是企業內部比較平等。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時間裡，中國的確是向日本學習的;或者說，日本是中國重點學習對象之一。但隨著國家的繼續崛起，很多中國人變得自傲起來，覺得日本經驗不值得一看了。在一些人眼中，甚至連美國都不須要重視了。直到近年來大批中國消費者蜂擁至日本購買各種日本製造品，直到這次中美貿易戰開始，他們才發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竟然缺失了這麼多東西。傅高義有關中國向日本學習的這些觀點，都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傅高義一直關切中、美、日之間的關係，論著不少。最近，他完成了一本中日關係的大作，從隋唐講到現在。如果人們仔細閱讀傅高義的諸多作品，不難從中得出中國可以從日本的崛起中學到怎樣的教訓。這些教訓不僅僅是上述內部方方面面的發展，同樣重要的是如何應付本身崛起的環境。
日本從二戰的廢墟中崛起，很快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後來被中國所超越)。日本的崛起可以說是和平的崛起，這不僅因為日本二戰之後沒有和其他國家發生衝突，而且其他國家也是接受日本的崛起的。崛起、和平、讓其他國家接受等，這些都是人們在借鑑日本時須要思考的。
較之其他國家，戰後日本人是謙卑的、低調的。1955年到1973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達到10%。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間，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0倍。1968年，日本便超越西德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同時，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1950年代，在世界的眼中，“日本製造”仍然是“廉價”的代名詞，但很快日本成為製造業強國，在很多領域名副其實地趕上和超越了西方和美國。日本也成為西方學者稱之為“發展主義型國家”的原型和典型。
日本是吸取了二戰的深刻教訓的。二戰前，日本統治者被明治維新之後的快速崛起衝昏了頭腦，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共榮圈”，揚言要把西方趕出亞洲，確立日本的霸權地位。但日本帝國主義的做法不僅使本身成為犧牲品(戰敗)，更對亞洲各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二戰後，或許是因為美國掌控了日本的外交環境，日本人埋頭苦幹。在對外方面，日本往往把自己“偽裝”成西方，和西方話語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儘管到1980年代，民間也出現“日本可以說不”的聲音，但整體精英界並沒有出現這種聲音，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的“親美”立場始終沒有變化過。同時，日本主動輔助美國，在提供“國際公共品”方面也盡力而為。
當然，這也是日本“苦楚”的根源，因為即使日本想改變實際上也很難發生。日本畢竟不是一個全部主權國家，很多政策受制於美國。很顯然，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對日本的崛起來說，既有積極面，也有消極面。就積極面來說，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是西方(美國)體系的一部分，西方(美國)容許日本的崛起;就消極面來說，也正是因為同樣的理由，日本的崛起是有限度的。人們經常把日本形容成為亞洲國家崛起的“天花板”，這個“天花板”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國的限制。以此來反觀今天的中國，日本的崛起對中國的教訓是多方面的，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和西方(美國)的貿易衝突不可避免。日本儘管是美國的盟友，但當日本在經濟上的確對美國構成了挑戰的時候，仍然會遭到美國的打壓。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儘管本意是要美國學習日本，但並非所有美國人都這麼看。相反，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他們認為美國為日本提供了軍事保護，並且向日本敞開市場，但日本並沒有真正向美國人開放，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對美不公平貿易的結果。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簽署了廣場協議。當時美國智庫經濟策略研究院院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寫了一本題為《交換場地：我們如何讓日本領先了》的書，這本書第一章就是聳人聽聞的“美國世紀的終結”。正如人們所看到的，《日本第一》之後，接下來很快就是貿易戰、301條款和《廣場協議》等等。
中國和美國不是盟友，當美國認為中國挑戰它的時候，自然會向中國施加莫大的壓力;並且這種壓力不僅僅侷限於經濟貿易，而且會擴展到包括技術、軍事、政治等方方面面。
第二，針對西方和美國，儘管中國不想“偽裝”自己，也“偽裝”不了，但也沒有必要過度張揚。日本當年的經濟和技術的確對美國構成了競爭，美國因此打壓日本。中國經濟儘管量大，但在最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技術方面離美國還很遠。只不過是一些人在近年太高調了，喚醒了美國本來就潛在的“中國威脅意識”。其實，國家和個人是一樣的，低調和謙虛總是促成進步，而自我膨脹、誇大意識會最終導向失敗。這也是二戰前日本的例子，這種心態是一個崛起中的中國所必須避免的。
第三，現在貿易戰發生了，人們也不須要太驚慌失措。諸如此類的問題是任何一個國家崛起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無法逃避;不過人們必須理性面對，任何民族主義的情緒都很難解決問題。較之日本，中國在這方面也具有優勢，即中國不存在日本所面臨的“天花板”。中國的發展是自主的，並且中國有市場、有人才、有其他各個方面的能力。只要中國本身堅持對內的改革和制度建設，對外更加開放，中國還是有希望實現崛起的。
第四，自我認同和普遍性之間要實現統一性。中國儘管不能，也不想把自己“偽裝”起來，但如果否定本身發展的普遍性或者普世性也是不明智的。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否認“西方的是普世的”觀點，但這並不是說所有西方的東西都沒有普世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中國的也一樣。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但中國的很多方面也具有普適性。尤其是今天當中國在努力站在世界中心舞臺的時候，就更加需要有普遍性。鄧小平和西方“求同存異”的態度無疑是正確的。在國際舞臺上，“同”要強調，“異”要承認。今天和西方之間的很多“誤解”和近年來光強調“異”而避談“同”，無疑是有關聯的。
第五，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統一性。作為大國，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可避免。理性的民族主義也是劇變的中國所需要的，因為民族主義代表的是內聚力;沒有民族主義，中國很難作為一個整體站在世界舞臺上。但同樣，作為大國，中國也需要國際主義。各種區域和國際秩序都可以被視為是“公共服務品”，大國必須出更多的力來提供這些公共品。實際上，包括中國本身的“開放”也已經成為“國際公共品”，而並非簡單的內部事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