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中難得的清醒者！日本共產黨為反對侵華戰爭都做了什麼？'
【軍武次位面】： 楊樹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
是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
是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西里龍夫，他活到了1987年
上法庭受審，二人長篇大論，猛烈批判侵略戰爭。中西功斷言，只需三年，日本必敗，到時候“我要大搖大擺地從這裡出去！”現場眾人啞口無言，法官只得打斷：“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閉庭，閉庭……”，西里龍夫還得了一個尊稱“教授”。
後來，特高課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兩人是在拖時間耍我吧？正打算要動手，日本投降了……
戰後，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的鬥爭本色。
日本政府於1994年開始實行“政黨交付金”制度，每個日本人每年交250日元，總共約合19億人民幣，然後根據得票數和議員數發給各政黨。但日共不要，因為這“違反憲法‘思想及信條的自由’，這些臭錢我們不要！”
那麼日共的經費從哪裡來呢？大頭是“賣報”，就是《赤旗》，其餘靠黨費和捐贈。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
是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西里龍夫，他活到了1987年
上法庭受審，二人長篇大論，猛烈批判侵略戰爭。中西功斷言，只需三年，日本必敗，到時候“我要大搖大擺地從這裡出去！”現場眾人啞口無言，法官只得打斷：“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閉庭，閉庭……”，西里龍夫還得了一個尊稱“教授”。
後來，特高課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兩人是在拖時間耍我吧？正打算要動手，日本投降了……
戰後，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的鬥爭本色。
日本政府於1994年開始實行“政黨交付金”制度，每個日本人每年交250日元，總共約合19億人民幣，然後根據得票數和議員數發給各政黨。但日共不要，因為這“違反憲法‘思想及信條的自由’，這些臭錢我們不要！”
那麼日共的經費從哪裡來呢？大頭是“賣報”，就是《赤旗》，其餘靠黨費和捐贈。
▲新一代日共黨員的代表人物池內紗織
曾當選眾議院議員，入黨前是搖滾歌手
《赤旗》也向大眾發行，是日本第12大報。由於反對天皇制，《赤旗》中不會對皇室使用敬語（就像在漢語中只用“你”，不用“您”），堅持使用公元紀年。在有關犯罪事件的報道中，一般不刊登嫌疑人的真名，但黑社會和右翼分子除外……
日共的黨章對現狀直言不諱：“我國……事實上是美國的從屬國……日本極度異常地跪拜在美國腳下，美國……是把日本的主權和獨立踩在腳下的帝國主義。”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
是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西里龍夫，他活到了1987年
上法庭受審，二人長篇大論，猛烈批判侵略戰爭。中西功斷言，只需三年，日本必敗，到時候“我要大搖大擺地從這裡出去！”現場眾人啞口無言，法官只得打斷：“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閉庭，閉庭……”，西里龍夫還得了一個尊稱“教授”。
後來，特高課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兩人是在拖時間耍我吧？正打算要動手，日本投降了……
戰後，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的鬥爭本色。
日本政府於1994年開始實行“政黨交付金”制度，每個日本人每年交250日元，總共約合19億人民幣，然後根據得票數和議員數發給各政黨。但日共不要，因為這“違反憲法‘思想及信條的自由’，這些臭錢我們不要！”
那麼日共的經費從哪裡來呢？大頭是“賣報”，就是《赤旗》，其餘靠黨費和捐贈。
▲新一代日共黨員的代表人物池內紗織
曾當選眾議院議員，入黨前是搖滾歌手
《赤旗》也向大眾發行，是日本第12大報。由於反對天皇制，《赤旗》中不會對皇室使用敬語（就像在漢語中只用“你”，不用“您”），堅持使用公元紀年。在有關犯罪事件的報道中，一般不刊登嫌疑人的真名，但黑社會和右翼分子除外……
日共的黨章對現狀直言不諱：“我國……事實上是美國的從屬國……日本極度異常地跪拜在美國腳下，美國……是把日本的主權和獨立踩在腳下的帝國主義。”
在歷史問題上也毫不含糊：
“瞭解侵略戰爭和支配殖民地的事實，並且學習在此反省之上編撰的日本憲法。本黨絕對不允許美化戰爭的歷史逆流行為。”
基本立場是，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慰安婦，反對篡改教科書，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每有右翼大放厥詞，日本共產黨必定第一個出來硬懟，剛正面。
所以，無論是什麼人，都能得出日本共產黨的立場更接近中國的結論，日本極右勢力也抓住這一點攻擊日共“媚中”、“賣國”。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
是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西里龍夫，他活到了1987年
上法庭受審，二人長篇大論，猛烈批判侵略戰爭。中西功斷言，只需三年，日本必敗，到時候“我要大搖大擺地從這裡出去！”現場眾人啞口無言，法官只得打斷：“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閉庭，閉庭……”，西里龍夫還得了一個尊稱“教授”。
後來，特高課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兩人是在拖時間耍我吧？正打算要動手，日本投降了……
戰後，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的鬥爭本色。
日本政府於1994年開始實行“政黨交付金”制度，每個日本人每年交250日元，總共約合19億人民幣，然後根據得票數和議員數發給各政黨。但日共不要，因為這“違反憲法‘思想及信條的自由’，這些臭錢我們不要！”
那麼日共的經費從哪裡來呢？大頭是“賣報”，就是《赤旗》，其餘靠黨費和捐贈。
▲新一代日共黨員的代表人物池內紗織
曾當選眾議院議員，入黨前是搖滾歌手
《赤旗》也向大眾發行，是日本第12大報。由於反對天皇制，《赤旗》中不會對皇室使用敬語（就像在漢語中只用“你”，不用“您”），堅持使用公元紀年。在有關犯罪事件的報道中，一般不刊登嫌疑人的真名，但黑社會和右翼分子除外……
日共的黨章對現狀直言不諱：“我國……事實上是美國的從屬國……日本極度異常地跪拜在美國腳下，美國……是把日本的主權和獨立踩在腳下的帝國主義。”
在歷史問題上也毫不含糊：
“瞭解侵略戰爭和支配殖民地的事實，並且學習在此反省之上編撰的日本憲法。本黨絕對不允許美化戰爭的歷史逆流行為。”
基本立場是，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慰安婦，反對篡改教科書，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每有右翼大放厥詞，日本共產黨必定第一個出來硬懟，剛正面。
所以，無論是什麼人，都能得出日本共產黨的立場更接近中國的結論，日本極右勢力也抓住這一點攻擊日共“媚中”、“賣國”。
▲日共27大（2017年），場面很日本
但他們真的是在“賣國”嗎？
正相反，他們才是日本真正的愛國者！正如我們愛自己的孩子，就要想方設法糾正他的錯誤，改正他的缺點，而不是包庇縱容一樣，這正是他們與右翼的分野。
【軍武次位面】： 楊樹
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是一群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一般印象中，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對戰爭狂熱到失去理智，日軍更是凶狠殘暴，幹下了無數反人類的惡行。的確，二戰時的日本就像一個巨大的瘋人院，內部基本都是瘋子，在外都是屠夫。
但是瘋人院中，也有少數清醒者，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是日本共產黨人，這是一群幫著中國打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是日本歷史最老的政黨（沒有之一）。歷史上日本比中國更早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潛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是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
▲日本共產黨的黨旗是“齒輪麥穗”旗
中國漢語裡的“革命”、“精神”、“社會主義”等名詞，就來自於日本社會主義學者的研究和翻譯。中共早期領導人中不少都有日本的留學經歷，廖承志生於日本，李大釗、周恩來、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學，從而接觸到這種思想。
▲軍國主義者解決窮困和社會矛盾
的方案是侵略擴張，轉嫁危機
在日共的黨章中，開篇就回顧了1920年代的歷史：
“天皇掌握統治國家的全權，施行專制政治……日本作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了侵略亞洲各國和戰爭的道路。黨的任務就是打破這種情況，以民主主義革命為手段，實現日本的和平與民主……”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和天皇制的暴力……黨的活動遭遇了重大困難和挫折，但許多黨員不屈服於迫害，很多黨員為之獻身……日本共產黨舉著和平和民主主義的旗幟，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這對日本的和平，以及民主主義事業具有不朽的意義。”
▲因為吃不飽飯，日本爆發了“米騷動”
圖為“在鄉軍人”在維持秩序
可以看出，日共反對侵略擴張，事實上日共也確實在這樣做。
有這種態度，日本帝國豈能容得下？在他們眼中，日共絕對是“非國民”，先是打壓和監視，後來在1928年乾脆取締了。日共成了非法組織，只能搞地下活動，但鬥爭從未停止！
日共建黨元勳德田球一於1928年被逮捕，一共蹲了18年大牢，作家小林多喜二1931年加入已經是非法狀態的日共，兩年後被特高課逮捕，刑訊致死。
▲《赤旗》創刊號，用公元紀年，不用天皇年號
1928年，日共的機關報《赤旗》誕生，日共委員長渡邊政之輔撰寫了《創刊詞》：“日本共產黨將通過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眾、貧農，向最廣泛的群眾宣傳我黨的革命政策……我們的《赤旗》就是在無產階級大軍進攻中飄揚在前鋒的軍旗。”
《赤旗》不斷揭露日本侵略的事實，“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很長時間內對革命中國實施了武力鎮壓，對朝鮮、臺灣地區的革命運動也發動了罄竹難書的迫害和屠殺”，呼籲日本民眾“反對企圖侵略中國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同盟、中國、印度革命”。
希望日本人“不出一分錢軍費，不送一個人當兵……工人和貧農要拒絕一切租稅和血稅（兵役），不為帝國主義做任何事情”，甚至還在一些部隊出征中國時，向士兵開展反戰宣傳。
1931年9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致士兵諸君》的小冊子，號召士兵反對侵略戰爭。此外，還出版刊物《士兵之友》，號召士兵反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日共在東京、大阪等地散發了大量傳單，以“救濟出征士兵家屬”的名義，組織“索子索夫團”，動員了東京附近某村莊的士兵妻子、姐妹在車站臥軌“請願”，迫使當局做出了一些讓步。
在戰爭進入高潮的1938年至1944年，日共還在三菱飛機制造廠、神戶川崎造船廠等軍工廠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怠工運動，日本軍需工廠的缺勤率長期達到15-20%。
▲沒有日共暗中破壞軍工生產，還會有更多人遭殃
考慮到當時普遍的戰爭狂熱，以及軍部和社會的強力控制打壓，處於非法和地下狀態的日共要冒著極大的風險，《赤旗》的發行量每期僅有數百份，但他們依然令“帝國”十分頭痛，恨之入骨，司法大臣原嘉道公開表示：
“不消滅日本共產黨，必然會妨礙對華戰爭，也會對帝國軍人的出征製造麻煩！”
“消滅日本共產黨”的辦法之一就是徵兵——把你們這些“日奸”送上戰場，看你們還怎麼“賣國”！日共的對策卻很有意思——你徵兵我加入！因為可以“掌握武器”、“滲透軍隊”，還可以直接到前線去“起義”……
▲周保中，少數幾個堅持到勝利的抗聯將領
見證了伊田的壯舉
1933年春，周保中領導的“抗日救國遊擊軍”在與日本關東軍鱉剛村一旅團作戰的間隙，意外發現了在嘎呀河邊的松林，有一輛日本軍車，滿載子彈，發動機被破壞，河邊有一具日本兵的屍體，還有一張紙條，上面用日語寫道：
“親愛的中國游擊隊同志們，我看到你們撒在山溝裡的宣傳品……很想和你們會面，但我被法西斯野獸包圍走投無路，我決定自殺。我把我運來的10萬發子彈贈給貴軍，請你們瞄準日本法西斯軍射擊。祝神聖的共產主義事業早日成功！”
落款是：“關東軍間島日本輜重隊 共產黨員 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使得關東軍上層極為惱怒，鱉剛村一被解職，該旅團被集中進行“思想整訓”。但中國人卻記得這個以死相助的“日本共產黨員”，伊田如今被安葬於中國烈士陵園，當地的小學更名為“伊田小學”。
除了像伊田這樣日共黨員，還有受到日共影響反戈一擊的例子。出生於琦玉縣秩父市篠原郡的阪本寅吉，深受身為日共黨員的哥哥影響。他被徵入日軍炮兵部隊，由於上司嫌他出工不出力，於1943年把他撤換到浙江義烏去當了“採伐隊”隊長。
當時有一支抗日遊擊隊“堅勇大隊”正在義烏一帶，阪本設法接上頭，提供情報，暗送物資，還將繼任者黑島誘出，“送”給游擊隊。後來阪本被懷疑並拘捕，他在被押解到杭州的途中跳車逃跑加入抗日武裝，還娶了一名中國姑娘蔣荷菊，自己改名“蔣賢禮”，後來成為華東野戰軍一縱一師的炮兵教官，在淮海戰役中不幸犧牲。
▲野阪參三（左）和周恩來
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等人於1940年3月從蘇聯來到延安，因為中日開戰，他們已無法返回日本，乾脆就直接在延安“反日”了。隨著八路軍俘獲的日軍越來越多，如何處置成了一個問題，野阪參三經過深入調研，建議在延安設立教育改造日俘的專門學校。
這個建議被採納了，“日本工農學校”被建立起來，野阪參三（化名岡野進）就是校長。
經過這個“工農學校”的改造，許多日俘變成了八路軍，通過喊話、在戰場上派送節日禮包、書信、宣傳單等方式，極大的影響了日軍的士氣，有的還直接參戰，犧牲在戰場上。
▲軍博的藏品，“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旗
更為傳奇的日本共產黨，是幾個著名紅色間諜。
尾崎秀實，朝日新聞記者，從小在臺北長大，在大學時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名共產黨員。1927年，他被朝日新聞社派往上海，與魯迅等中國左翼人士成了老熟人。因為他熟知中國情況，在日本有“支那通”之名，因此當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能夠接觸到大量機密文件。
▲尾崎秀實
日本的機密文件通過尾崎送到了蘇聯間諜佐爾格手中，有關中國的情報也發給中共中央。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兩個共產黨員塞進了要害部門——中西功進了滿鐵調查部，西里龍夫成了“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分析員。
▲中西功，活到了1973年
因為有他們，日軍的許多大動作屢被中國方面提前獲知，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每每撲空。尾崎秀實還幹了一票大的——他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通過佐爾格傳遞出來，使蘇聯敢於調動遠東部隊投入莫斯科保衛戰，扭轉了戰局。
▲“日奸”的情報通過“德奸”傳遞出去，改變了歷史
這一情報對二戰產生了深遠影響，尾崎和佐爾格也付出了代價——他們先後被捕，於1944年11月7日被處以絞刑，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也暴露了，他們同樣被判了死刑。但他們卻沒死……原來，二人聲稱，咱還要寫東西呢，要是覺得寫出來對你們有用，那就等寫完了再死，行不？
▲特高課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
是日本軍部的特務機關
特高課一琢磨，有道理哈……於是他們就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當然，絕不趕時間。
關押期間，這兩個口才極佳的“日奸”經常把審訊變成上課，每被提審，坐下就說：“今天，我來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然後侃侃而談，審問者老實聽講，還要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西里龍夫，他活到了1987年
上法庭受審，二人長篇大論，猛烈批判侵略戰爭。中西功斷言，只需三年，日本必敗，到時候“我要大搖大擺地從這裡出去！”現場眾人啞口無言，法官只得打斷：“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閉庭，閉庭……”，西里龍夫還得了一個尊稱“教授”。
後來，特高課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這兩人是在拖時間耍我吧？正打算要動手，日本投降了……
戰後，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仍然保持了戰爭時期的鬥爭本色。
日本政府於1994年開始實行“政黨交付金”制度，每個日本人每年交250日元，總共約合19億人民幣，然後根據得票數和議員數發給各政黨。但日共不要，因為這“違反憲法‘思想及信條的自由’，這些臭錢我們不要！”
那麼日共的經費從哪裡來呢？大頭是“賣報”，就是《赤旗》，其餘靠黨費和捐贈。
▲新一代日共黨員的代表人物池內紗織
曾當選眾議院議員，入黨前是搖滾歌手
《赤旗》也向大眾發行，是日本第12大報。由於反對天皇制，《赤旗》中不會對皇室使用敬語（就像在漢語中只用“你”，不用“您”），堅持使用公元紀年。在有關犯罪事件的報道中，一般不刊登嫌疑人的真名，但黑社會和右翼分子除外……
日共的黨章對現狀直言不諱：“我國……事實上是美國的從屬國……日本極度異常地跪拜在美國腳下，美國……是把日本的主權和獨立踩在腳下的帝國主義。”
在歷史問題上也毫不含糊：
“瞭解侵略戰爭和支配殖民地的事實，並且學習在此反省之上編撰的日本憲法。本黨絕對不允許美化戰爭的歷史逆流行為。”
基本立場是，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慰安婦，反對篡改教科書，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每有右翼大放厥詞，日本共產黨必定第一個出來硬懟，剛正面。
所以，無論是什麼人，都能得出日本共產黨的立場更接近中國的結論，日本極右勢力也抓住這一點攻擊日共“媚中”、“賣國”。
▲日共27大（2017年），場面很日本
但他們真的是在“賣國”嗎？
正相反，他們才是日本真正的愛國者！正如我們愛自己的孩子，就要想方設法糾正他的錯誤，改正他的缺點，而不是包庇縱容一樣，這正是他們與右翼的分野。
▲在地鐵門口抗議日本消費稅的日共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日本共產黨也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這並不僅僅因為他們曾經助華抗戰，在歷史問題上與中國立場接近，而是因為有些東西，是超越國界的——
讓自己的國家走向文明
走向和平，走向正義，才是真正的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