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你瞭解中國古代“帝王權術”的奧祕（上）'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八
導言：什麼是“帝王權術”呢？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制制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面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制管理機制，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制體制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裡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八
導言：什麼是“帝王權術”呢？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制制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面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制管理機制，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制體制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裡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秦始皇畫像
歷史文獻中，有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論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術篇》；在《呂氏春秋》中有《恃君覽》；在《淮南子》中有《主術訓》等，講的都是“帝王權術”。李世民親自撰寫了《帝範》，將“帝王權術”傳授給他的子女們；張居正為萬曆小皇帝專門編寫了關於“帝王權術”的通俗教科書——《帝鑑圖說》，等等，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戰國秦漢之間，有一種學說，稱為“黃老之術”，就是將道家的學說演化為“君人南面之術”，這就是一種“帝王權術”。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裡總結說：“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術”的特點。它是一種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為基礎所建立的一種統治術。後來，“君人南面之術”又演化為“黃老之術”，其實，這是道家被演繹為“帝王權術”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帝王權術”之所以發展得特別成熟和精緻，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在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新過程中，從總趨勢看是一個鞏固皇權的過程，期間，皇權專制制度的發展雖有反覆和曲折，但總的發展方向是皇權專制在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專制達到頂峰狀態，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帝王謀略的發展也不斷成熟，“帝王權術”越來越變得完備和精緻；其次，中國古代社會在早期演進的過程中，血緣氏族宗法關係沒有受到過強烈的衝擊，在進入“軸心時代”時，其血緣宗法傳統被延續下來，並與政治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封建政治統治體制，如此一來，帝王統治謀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倫理道義的政治策略，而實質上卻是服務於皇權專制統治的駕馭臣民的手段，於是，明用“道義”暗用“心術”的方式就成了歷代帝王經常使用的統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權術”變得非常發達；再次，由於周公“制禮作樂”的巨大影響，加上後來儒家學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與政治統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很發達的“王道學說”“道統理論”和“王權主義”等，帝王的統治理論成了歷代皆比較盛行的學術論題，帝王統治學說成了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內容，如此一來，對“帝王權術”的研究也明裡暗裡成了古代學術的“顯學”之一。
中國古代有如此發達的“帝王權術”，若具體分析，便會發現其內容非常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經驗總結等都廣泛涉及到“帝王權術”，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經典史書的《資治通鑑》，其實是司馬光編著的政治權謀書，該書總結歷史上統治經驗的成敗得失，為的是“以資皇帝借鑑”，嚴格說，《資治通鑑》是“統治者歷史經驗的總結”，書中能清晰看到編者對於“帝王權術”闡述和評論。再如，盛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大講“縱橫捭闔”的謀略，他們注重劃交戰略和論辯技巧，其實，縱橫家們是在為君王提供“帝王權術”，輔佐君王統治和管理好國家，使他們所輔佐的國家強大起來，併力圖吞併其他弱國，當列國君王採納了縱橫家們提供的“帝王權術”的內容，縱橫家們也得到了權與利方面的回報。還有，古代有很多權謀書，比如《長短經》《鬼谷子》《素書》《權書》等，書中有很多篇幅論述的正是“帝王權術”的內容，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中，關於“帝王權術”的思想內容是多樣而具體的，可以從各方面進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權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即由儒家學說演化而來的帝王“仁政”之術；由道家學說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術”；由法家學說演化而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帝王統治術。
第一，帝王“仁政”之術
先秦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後來，經過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發揮，儒學思想被演化為“儒家帝王術”，即帝王的“仁政”之術。
這“儒家帝王術”其明裡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要“內聖”而“外王”，強調“修齊治平”，推崇以德治國，強調帝王首先要讓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並以身作則，推行其仁義之道，以仁德佈於天下，以帝王的賢明來影響政局，以推行仁德來造就國泰民安。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將儒者與道家作比較時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這雖然是從道家角度在批評儒家，但卻指出了“儒家帝王術”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其實，這只是儒家關於政治管理的一種願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實質上，只是“儒家帝王術”所表現出來的“陽謀”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卻是大有“陰謀”的，帝王們明裡講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裡用的計謀和手段是不顧仁義的，是非常毒辣的，為了達到其維護皇權專制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明裡一套，暗裡又是另一套，這是“儒家帝王術”的一個基本特徵。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八
導言：什麼是“帝王權術”呢？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制制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面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制管理機制，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制體制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裡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秦始皇畫像
歷史文獻中，有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論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術篇》；在《呂氏春秋》中有《恃君覽》；在《淮南子》中有《主術訓》等，講的都是“帝王權術”。李世民親自撰寫了《帝範》，將“帝王權術”傳授給他的子女們；張居正為萬曆小皇帝專門編寫了關於“帝王權術”的通俗教科書——《帝鑑圖說》，等等，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戰國秦漢之間，有一種學說，稱為“黃老之術”，就是將道家的學說演化為“君人南面之術”，這就是一種“帝王權術”。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裡總結說：“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術”的特點。它是一種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為基礎所建立的一種統治術。後來，“君人南面之術”又演化為“黃老之術”，其實，這是道家被演繹為“帝王權術”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帝王權術”之所以發展得特別成熟和精緻，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在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新過程中，從總趨勢看是一個鞏固皇權的過程，期間，皇權專制制度的發展雖有反覆和曲折，但總的發展方向是皇權專制在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專制達到頂峰狀態，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帝王謀略的發展也不斷成熟，“帝王權術”越來越變得完備和精緻；其次，中國古代社會在早期演進的過程中，血緣氏族宗法關係沒有受到過強烈的衝擊，在進入“軸心時代”時，其血緣宗法傳統被延續下來，並與政治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封建政治統治體制，如此一來，帝王統治謀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倫理道義的政治策略，而實質上卻是服務於皇權專制統治的駕馭臣民的手段，於是，明用“道義”暗用“心術”的方式就成了歷代帝王經常使用的統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權術”變得非常發達；再次，由於周公“制禮作樂”的巨大影響，加上後來儒家學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與政治統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很發達的“王道學說”“道統理論”和“王權主義”等，帝王的統治理論成了歷代皆比較盛行的學術論題，帝王統治學說成了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內容，如此一來，對“帝王權術”的研究也明裡暗裡成了古代學術的“顯學”之一。
中國古代有如此發達的“帝王權術”，若具體分析，便會發現其內容非常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經驗總結等都廣泛涉及到“帝王權術”，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經典史書的《資治通鑑》，其實是司馬光編著的政治權謀書，該書總結歷史上統治經驗的成敗得失，為的是“以資皇帝借鑑”，嚴格說，《資治通鑑》是“統治者歷史經驗的總結”，書中能清晰看到編者對於“帝王權術”闡述和評論。再如，盛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大講“縱橫捭闔”的謀略，他們注重劃交戰略和論辯技巧，其實，縱橫家們是在為君王提供“帝王權術”，輔佐君王統治和管理好國家，使他們所輔佐的國家強大起來，併力圖吞併其他弱國，當列國君王採納了縱橫家們提供的“帝王權術”的內容，縱橫家們也得到了權與利方面的回報。還有，古代有很多權謀書，比如《長短經》《鬼谷子》《素書》《權書》等，書中有很多篇幅論述的正是“帝王權術”的內容，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中，關於“帝王權術”的思想內容是多樣而具體的，可以從各方面進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權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即由儒家學說演化而來的帝王“仁政”之術；由道家學說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術”；由法家學說演化而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帝王統治術。
第一，帝王“仁政”之術
先秦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後來，經過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發揮，儒學思想被演化為“儒家帝王術”，即帝王的“仁政”之術。
這“儒家帝王術”其明裡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要“內聖”而“外王”，強調“修齊治平”，推崇以德治國，強調帝王首先要讓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並以身作則，推行其仁義之道，以仁德佈於天下，以帝王的賢明來影響政局，以推行仁德來造就國泰民安。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將儒者與道家作比較時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這雖然是從道家角度在批評儒家，但卻指出了“儒家帝王術”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其實，這只是儒家關於政治管理的一種願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實質上，只是“儒家帝王術”所表現出來的“陽謀”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卻是大有“陰謀”的，帝王們明裡講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裡用的計謀和手段是不顧仁義的，是非常毒辣的，為了達到其維護皇權專制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明裡一套，暗裡又是另一套，這是“儒家帝王術”的一個基本特徵。
董仲舒畫像
當然，“儒家帝王術”還可以從幾個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的理論特徵便是主張“仁義”，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義”來施政的，把倫理與政治統一起來，以倫理來服務於政治。所以，歷代帝王幾乎都喜歡講“王道”，把“以德為政”視為是其統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學說延伸為“德政學說”，構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國方略。孔子的“仁學”變成了帝王們以德治國的理論依據，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國同構”的政治倫理一體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將宗法關係納入政治統治的基本依據，於是，對於帝王來說，整個國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國土被認為屬於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稱為“趙家天下”，國是皇帝的家。與此相應，家也就是國，政治倫理結構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一個家族猶如一個“國家”，在一個家族裡，族權大於政權，族長的權力非常大，家族成員都必須絕對服從於族長，家庭成員必須服從於家長，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維護皇權專制的重要社會單位，家規、族規成了鞏固皇權的倫理政治規則，皇權利用族權來鞏固其專制統治，宗法體制對於維護政治專制體制的穩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們玩轉著十分有效的“德治”統治術。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論，輔助甚至代替法規成了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強調的是君、父、夫的絕對主導作用；而“五常”即將“仁、義、理、智、信”作為處理社會關係的準則，所強調的是“愛之仁，正之義，君之禮，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鋼”的關係中，“父為子綱”是基礎，其所訴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即“盡孝”；而“君為臣綱”是最重要目的，所訴求的是“忠”，即對君主的絕對忠誠，這就是通常說的“盡忠”，正像朱熹所說的“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而“夫為妻綱”是規範家庭人倫的基礎，其訴求的是“節”，如朱熹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守節”成了規範古代女子道德繩索。其實，這“三綱五常”其實是極為厲害的統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規則為手段，推行專制統治的重要方式，說的是尊“德性”道德規範，行的卻是強化專制之實。所謂的“德政”，說白了其實就是讓“德”為“政”服務，將倫理綱常用來維護皇權統治。顯然，當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綱五常”，那麼，皇帝的統治也就太輕鬆了，臣民們都成了順從統治的“小綿羊”，在帝王看來就是“政通人和”了，這正是古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青睞的“仁政”的社會政治理想狀態，也是“仁政之術”所要達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內仁外禮”的倫理道德學說，即：內心的“仁”如果修養好了，被認為能“隨心所欲不逾矩”，讓行為都能符合“禮”，於是，眾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問題在於，歷朝歷代的帝王，絕大多數不是自己內修仁德，外遵禮儀的，他們是把“仁”和“禮”這一“內”一“外”道德原則用來規範和教育臣民的，他們的目的是讓臣民們都能在心理和行為循規蹈矩，能順從統治秩序，而帝王們自己玩的是權術，用的是陰謀和心術。“內仁”“外禮”是對臣民的要求和約束，是帝王用來維護皇權專制的手段。
最後，儒家學說中，也重視一些哲學方法，比如在處事方面講“中庸之道”，強調“執兩用中”等；在對待矛盾方面強調“和為貴”等，而這些方法論，後來被改造為帝王權謀中的“仁術”。比如，“中庸之道”演繹成折中處事，注重雙方互利，強調處事手段不過激，不走極端，講究處事得當。而“和為貴”的原則，變成了在政治鬥爭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對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講“和為貴”，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暫時策略，等到有足夠實力置對方於死地時，帝王的“和善”的臉具便扯下來了，必然是將政治對手置之死地而後快的。
其實，在古代，歷代帝王的“仁政”“德政”大都是表面文章，所謂的“以德感人”，以仁愛之心動人，不以武力相向，不以強凌弱等，說的似乎是以仁義治國，而這大都是假的，帝王們很善於玩弄虛假仁義的手段。有一種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帝王在接受謀士們的建議，往往是明裡一套暗裡一套，當帝王身邊的謀士們提出了種種“陰謀”時，帝王們常常當眾訓斥其不仁不義，可是，在背後卻很高興地按照謀士們的“陰謀”去辦，這就是所謂的“陽斥陰納”。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八
導言：什麼是“帝王權術”呢？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制制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面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制管理機制，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制體制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裡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秦始皇畫像
歷史文獻中，有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論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術篇》；在《呂氏春秋》中有《恃君覽》；在《淮南子》中有《主術訓》等，講的都是“帝王權術”。李世民親自撰寫了《帝範》，將“帝王權術”傳授給他的子女們；張居正為萬曆小皇帝專門編寫了關於“帝王權術”的通俗教科書——《帝鑑圖說》，等等，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戰國秦漢之間，有一種學說，稱為“黃老之術”，就是將道家的學說演化為“君人南面之術”，這就是一種“帝王權術”。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裡總結說：“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術”的特點。它是一種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為基礎所建立的一種統治術。後來，“君人南面之術”又演化為“黃老之術”，其實，這是道家被演繹為“帝王權術”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帝王權術”之所以發展得特別成熟和精緻，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在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新過程中，從總趨勢看是一個鞏固皇權的過程，期間，皇權專制制度的發展雖有反覆和曲折，但總的發展方向是皇權專制在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專制達到頂峰狀態，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帝王謀略的發展也不斷成熟，“帝王權術”越來越變得完備和精緻；其次，中國古代社會在早期演進的過程中，血緣氏族宗法關係沒有受到過強烈的衝擊，在進入“軸心時代”時，其血緣宗法傳統被延續下來，並與政治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封建政治統治體制，如此一來，帝王統治謀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倫理道義的政治策略，而實質上卻是服務於皇權專制統治的駕馭臣民的手段，於是，明用“道義”暗用“心術”的方式就成了歷代帝王經常使用的統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權術”變得非常發達；再次，由於周公“制禮作樂”的巨大影響，加上後來儒家學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與政治統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很發達的“王道學說”“道統理論”和“王權主義”等，帝王的統治理論成了歷代皆比較盛行的學術論題，帝王統治學說成了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內容，如此一來，對“帝王權術”的研究也明裡暗裡成了古代學術的“顯學”之一。
中國古代有如此發達的“帝王權術”，若具體分析，便會發現其內容非常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經驗總結等都廣泛涉及到“帝王權術”，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經典史書的《資治通鑑》，其實是司馬光編著的政治權謀書，該書總結歷史上統治經驗的成敗得失，為的是“以資皇帝借鑑”，嚴格說，《資治通鑑》是“統治者歷史經驗的總結”，書中能清晰看到編者對於“帝王權術”闡述和評論。再如，盛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大講“縱橫捭闔”的謀略，他們注重劃交戰略和論辯技巧，其實，縱橫家們是在為君王提供“帝王權術”，輔佐君王統治和管理好國家，使他們所輔佐的國家強大起來，併力圖吞併其他弱國，當列國君王採納了縱橫家們提供的“帝王權術”的內容，縱橫家們也得到了權與利方面的回報。還有，古代有很多權謀書，比如《長短經》《鬼谷子》《素書》《權書》等，書中有很多篇幅論述的正是“帝王權術”的內容，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中，關於“帝王權術”的思想內容是多樣而具體的，可以從各方面進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權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即由儒家學說演化而來的帝王“仁政”之術；由道家學說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術”；由法家學說演化而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帝王統治術。
第一，帝王“仁政”之術
先秦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後來，經過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發揮，儒學思想被演化為“儒家帝王術”，即帝王的“仁政”之術。
這“儒家帝王術”其明裡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要“內聖”而“外王”，強調“修齊治平”，推崇以德治國，強調帝王首先要讓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並以身作則，推行其仁義之道，以仁德佈於天下，以帝王的賢明來影響政局，以推行仁德來造就國泰民安。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將儒者與道家作比較時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這雖然是從道家角度在批評儒家，但卻指出了“儒家帝王術”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其實，這只是儒家關於政治管理的一種願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實質上，只是“儒家帝王術”所表現出來的“陽謀”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卻是大有“陰謀”的，帝王們明裡講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裡用的計謀和手段是不顧仁義的，是非常毒辣的，為了達到其維護皇權專制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明裡一套，暗裡又是另一套，這是“儒家帝王術”的一個基本特徵。
董仲舒畫像
當然，“儒家帝王術”還可以從幾個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的理論特徵便是主張“仁義”，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義”來施政的，把倫理與政治統一起來，以倫理來服務於政治。所以，歷代帝王幾乎都喜歡講“王道”，把“以德為政”視為是其統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學說延伸為“德政學說”，構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國方略。孔子的“仁學”變成了帝王們以德治國的理論依據，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國同構”的政治倫理一體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將宗法關係納入政治統治的基本依據，於是，對於帝王來說，整個國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國土被認為屬於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稱為“趙家天下”，國是皇帝的家。與此相應，家也就是國，政治倫理結構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一個家族猶如一個“國家”，在一個家族裡，族權大於政權，族長的權力非常大，家族成員都必須絕對服從於族長，家庭成員必須服從於家長，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維護皇權專制的重要社會單位，家規、族規成了鞏固皇權的倫理政治規則，皇權利用族權來鞏固其專制統治，宗法體制對於維護政治專制體制的穩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們玩轉著十分有效的“德治”統治術。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論，輔助甚至代替法規成了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強調的是君、父、夫的絕對主導作用；而“五常”即將“仁、義、理、智、信”作為處理社會關係的準則，所強調的是“愛之仁，正之義，君之禮，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鋼”的關係中，“父為子綱”是基礎，其所訴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即“盡孝”；而“君為臣綱”是最重要目的，所訴求的是“忠”，即對君主的絕對忠誠，這就是通常說的“盡忠”，正像朱熹所說的“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而“夫為妻綱”是規範家庭人倫的基礎，其訴求的是“節”，如朱熹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守節”成了規範古代女子道德繩索。其實，這“三綱五常”其實是極為厲害的統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規則為手段，推行專制統治的重要方式，說的是尊“德性”道德規範，行的卻是強化專制之實。所謂的“德政”，說白了其實就是讓“德”為“政”服務，將倫理綱常用來維護皇權統治。顯然，當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綱五常”，那麼，皇帝的統治也就太輕鬆了，臣民們都成了順從統治的“小綿羊”，在帝王看來就是“政通人和”了，這正是古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青睞的“仁政”的社會政治理想狀態，也是“仁政之術”所要達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內仁外禮”的倫理道德學說，即：內心的“仁”如果修養好了，被認為能“隨心所欲不逾矩”，讓行為都能符合“禮”，於是，眾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問題在於，歷朝歷代的帝王，絕大多數不是自己內修仁德，外遵禮儀的，他們是把“仁”和“禮”這一“內”一“外”道德原則用來規範和教育臣民的，他們的目的是讓臣民們都能在心理和行為循規蹈矩，能順從統治秩序，而帝王們自己玩的是權術，用的是陰謀和心術。“內仁”“外禮”是對臣民的要求和約束，是帝王用來維護皇權專制的手段。
最後，儒家學說中，也重視一些哲學方法，比如在處事方面講“中庸之道”，強調“執兩用中”等；在對待矛盾方面強調“和為貴”等，而這些方法論，後來被改造為帝王權謀中的“仁術”。比如，“中庸之道”演繹成折中處事，注重雙方互利，強調處事手段不過激，不走極端，講究處事得當。而“和為貴”的原則，變成了在政治鬥爭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對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講“和為貴”，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暫時策略，等到有足夠實力置對方於死地時，帝王的“和善”的臉具便扯下來了，必然是將政治對手置之死地而後快的。
其實，在古代，歷代帝王的“仁政”“德政”大都是表面文章，所謂的“以德感人”，以仁愛之心動人，不以武力相向，不以強凌弱等，說的似乎是以仁義治國，而這大都是假的，帝王們很善於玩弄虛假仁義的手段。有一種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帝王在接受謀士們的建議，往往是明裡一套暗裡一套，當帝王身邊的謀士們提出了種種“陰謀”時，帝王們常常當眾訓斥其不仁不義，可是，在背後卻很高興地按照謀士們的“陰謀”去辦，這就是所謂的“陽斥陰納”。
雍正劇照
例如，清代的雍正皇帝就是非常典型的善於“陽斥陰納”的帝王。胤禛登基之前，有一位謀士叫戴鐸，向他提出了種種競爭儲君地位的“對策”，被稱為是“上十啟”。 胤禛聽到了戴鐸的建議之後，義正詞嚴訓斥戴鐸說的是“歪點子”，很不符合道義，但是，當戴鐸走後，胤禛卻背地裡對戴鐸的計策認真琢磨，悄悄地採納了。戴鐸提出的“對策”有四點很重要：一是勸說胤禛要更親近康熙皇帝，並與其他皇子搞好關係；二是勸說胤禛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係，以便積累人脈資源，逐步擴展自己的勢力；三是勸說胤禛不要摻和朝中的是非，不要計較小利，要大處著眼；四是勸說胤禛要多獎勵有才幹的人，積極收攏優秀人才，為未來培養嫡系班底。雍正聽了戴鐸的建議，知道這幾條是奪嫡的妙招，內心喜出望外，但他表面上卻不露聲色，並假惺惺地對戴鐸表示，建議雖好，但對他毫無用處，他若有繼位的想法，也定不會依此行事的，他還表示根本就不在乎皇位，命令戴鐸以後別再胡亂言語。其實，雍親王暗地裡正是依照戴鐸的計策行事的。這就是典型的“陽斥陰納”的帝王權術。
第二，“君人南面之術 ”
老子的《道德經》與《莊子》不同，老子有權謀思想，而莊子更具有藝術家的氣質，老子的學說吸取了不少兵家的思想，是有謀略的。在《道德經》中，能看到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言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的由來。班固講的是道家，而實際上老子確實有帝王的權謀思想。為何叫“南面之術”呢？有一種解釋說，古代宮殿面南而建，君臣相見之時君王南面而坐，而臣子則北面而立，因而有“南面稱君，北面稱臣”之說。“君人南面之術”指的就是“帝王權術”。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七十八
導言：什麼是“帝王權術”呢？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其帝王專制制度也隨之發展得很成熟，而帝王治國理政的謀略和手段也很發達。所謂的“帝王權術”便是古代帝王治國理政的管理謀略的一部分，是帝王的攬權馭臣的計謀和手段。“帝王權術”稱呼不少，比如簡稱為“帝王術”，或稱為“君人南面之術”，或稱“帝王權謀”，或稱“君王馭臣之術”等等。
“帝王權術”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利用皇權至上的專制管理機制，掌控至上權力，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進行駕馭和掌控，驅使他們去為皇權專制體制服務；其二是在管理過程中，巧妙用“術”，這“術”主要是指一種政治權力的運用方法和技巧，而且常是“內暗外明”的，表面上用的是“陽謀”，而背地裡耍的卻是“陰謀”，即明用“仁道”，暗用“心術”。具體說，一方面，帝王冠冕堂皇地以道義、仁政、德治等實施其政治管理；而另一方面，帝王卻用種種見不得光的陰謀和毒辣的手段來掌控朝局，駕馭群臣，掌控文武官員。所以，人們常說：“君心難測”。
秦始皇畫像
歷史文獻中，有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論述，比如，在《管子》中有《心術篇》；在《呂氏春秋》中有《恃君覽》；在《淮南子》中有《主術訓》等，講的都是“帝王權術”。李世民親自撰寫了《帝範》，將“帝王權術”傳授給他的子女們；張居正為萬曆小皇帝專門編寫了關於“帝王權術”的通俗教科書——《帝鑑圖說》，等等，這都是很典型的事例。
戰國秦漢之間，有一種學說，稱為“黃老之術”，就是將道家的學說演化為“君人南面之術”，這就是一種“帝王權術”。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裡總結說：“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指的就是“君人南面之術”的特點。它是一種兼收儒、墨、名、法等各家之所長，而以道家和陰陽家的學說為基礎所建立的一種統治術。後來，“君人南面之術”又演化為“黃老之術”，其實，這是道家被演繹為“帝王權術”的重要表現。
中國古代“帝王權術”之所以發展得特別成熟和精緻，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的：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延續的時間長，在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新過程中，從總趨勢看是一個鞏固皇權的過程，期間，皇權專制制度的發展雖有反覆和曲折，但總的發展方向是皇權專制在不斷強化，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專制達到頂峰狀態，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帝王謀略的發展也不斷成熟，“帝王權術”越來越變得完備和精緻；其次，中國古代社會在早期演進的過程中，血緣氏族宗法關係沒有受到過強烈的衝擊，在進入“軸心時代”時，其血緣宗法傳統被延續下來，並與政治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倫理政治一體化的封建政治統治體制，如此一來，帝王統治謀略就需要有一套很像是符合倫理道義的政治策略，而實質上卻是服務於皇權專制統治的駕馭臣民的手段，於是，明用“道義”暗用“心術”的方式就成了歷代帝王經常使用的統治策略和方式，“帝王權術”變得非常發達；再次，由於周公“制禮作樂”的巨大影響，加上後來儒家學派的努力，造成了文化思想與政治統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很發達的“王道學說”“道統理論”和“王權主義”等，帝王的統治理論成了歷代皆比較盛行的學術論題，帝王統治學說成了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內容，如此一來，對“帝王權術”的研究也明裡暗裡成了古代學術的“顯學”之一。
中國古代有如此發達的“帝王權術”，若具體分析，便會發現其內容非常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人物的經驗總結等都廣泛涉及到“帝王權術”，比如，常常被看成是經典史書的《資治通鑑》，其實是司馬光編著的政治權謀書，該書總結歷史上統治經驗的成敗得失，為的是“以資皇帝借鑑”，嚴格說，《資治通鑑》是“統治者歷史經驗的總結”，書中能清晰看到編者對於“帝王權術”闡述和評論。再如，盛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們大講“縱橫捭闔”的謀略，他們注重劃交戰略和論辯技巧，其實，縱橫家們是在為君王提供“帝王權術”，輔佐君王統治和管理好國家，使他們所輔佐的國家強大起來，併力圖吞併其他弱國，當列國君王採納了縱橫家們提供的“帝王權術”的內容，縱橫家們也得到了權與利方面的回報。還有，古代有很多權謀書，比如《長短經》《鬼谷子》《素書》《權書》等，書中有很多篇幅論述的正是“帝王權術”的內容，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的各種典籍中，關於“帝王權術”的思想內容是多樣而具體的，可以從各方面進行分析，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帝王權術”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即由儒家學說演化而來的帝王“仁政”之術；由道家學說演化而成的“君人南面之術”；由法家學說演化而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帝王統治術。
第一，帝王“仁政”之術
先秦孔子創立了儒家學說，後來，經過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發揮，儒學思想被演化為“儒家帝王術”，即帝王的“仁政”之術。
這“儒家帝王術”其明裡的目的是推行“仁政”，所強調的是統治者要“內聖”而“外王”，強調“修齊治平”，推崇以德治國，強調帝王首先要讓自己修養成仁義之君，並以身作則，推行其仁義之道，以仁德佈於天下，以帝王的賢明來影響政局，以推行仁德來造就國泰民安。司馬談在《太史公論六家要旨》中將儒者與道家作比較時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這雖然是從道家角度在批評儒家，但卻指出了“儒家帝王術”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其實，這只是儒家關於政治管理的一種願景，是仁政的理想，而實質上，只是“儒家帝王術”所表現出來的“陽謀”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卻是大有“陰謀”的，帝王們明裡講的是仁道、德治，而背地裡用的計謀和手段是不顧仁義的，是非常毒辣的，為了達到其維護皇權專制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明裡一套，暗裡又是另一套，這是“儒家帝王術”的一個基本特徵。
董仲舒畫像
當然，“儒家帝王術”還可以從幾個重要方面去理解：首先，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的理論特徵便是主張“仁義”，把政治管理看成是依照“仁義”來施政的，把倫理與政治統一起來，以倫理來服務於政治。所以，歷代帝王幾乎都喜歡講“王道”，把“以德為政”視為是其統治的基本方式，把儒家學說延伸為“德政學說”，構造了一整套“仁政”治國方略。孔子的“仁學”變成了帝王們以德治國的理論依據，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很管用的道德工具。
其次，儒家“家國同構”的政治倫理一體化理念，使帝王有了將宗法關係納入政治統治的基本依據，於是，對於帝王來說，整個國也就是他的家，“家天下”理念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即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片國土被認為屬於帝王家的。比如，宋王朝，被稱為“趙家天下”，國是皇帝的家。與此相應，家也就是國，政治倫理結構以血緣關係為基礎，一個家族猶如一個“國家”，在一個家族裡，族權大於政權，族長的權力非常大，家族成員都必須絕對服從於族長，家庭成員必須服從於家長，而家族、家庭也成了維護皇權專制的重要社會單位，家規、族規成了鞏固皇權的倫理政治規則，皇權利用族權來鞏固其專制統治，宗法體制對於維護政治專制體制的穩固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帝王們玩轉著十分有效的“德治”統治術。
再次，儒家利用其道德理論，輔助甚至代替法規成了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比如，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就是其中的重要工具之一，“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強調的是君、父、夫的絕對主導作用；而“五常”即將“仁、義、理、智、信”作為處理社會關係的準則，所強調的是“愛之仁，正之義，君之禮，哲思智，情同信”。在“三鋼”的關係中，“父為子綱”是基礎，其所訴求的目的是孝敬，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即“盡孝”；而“君為臣綱”是最重要目的，所訴求的是“忠”，即對君主的絕對忠誠，這就是通常說的“盡忠”，正像朱熹所說的“君待臣以禮，臣待君以忠”；而“夫為妻綱”是規範家庭人倫的基礎，其訴求的是“節”，如朱熹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守節”成了規範古代女子道德繩索。其實，這“三綱五常”其實是極為厲害的統治手段，是帝王以道德規則為手段，推行專制統治的重要方式，說的是尊“德性”道德規範，行的卻是強化專制之實。所謂的“德政”，說白了其實就是讓“德”為“政”服務，將倫理綱常用來維護皇權統治。顯然，當所有的人真的都遵循“三綱五常”，那麼，皇帝的統治也就太輕鬆了，臣民們都成了順從統治的“小綿羊”，在帝王看來就是“政通人和”了，這正是古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所青睞的“仁政”的社會政治理想狀態，也是“仁政之術”所要達到的效果。
此外，儒家提出“內仁外禮”的倫理道德學說，即：內心的“仁”如果修養好了，被認為能“隨心所欲不逾矩”，讓行為都能符合“禮”，於是，眾人皆有“德性”，皆能有“德行”。問題在於，歷朝歷代的帝王，絕大多數不是自己內修仁德，外遵禮儀的，他們是把“仁”和“禮”這一“內”一“外”道德原則用來規範和教育臣民的，他們的目的是讓臣民們都能在心理和行為循規蹈矩，能順從統治秩序，而帝王們自己玩的是權術，用的是陰謀和心術。“內仁”“外禮”是對臣民的要求和約束，是帝王用來維護皇權專制的手段。
最後，儒家學說中，也重視一些哲學方法，比如在處事方面講“中庸之道”，強調“執兩用中”等；在對待矛盾方面強調“和為貴”等，而這些方法論，後來被改造為帝王權謀中的“仁術”。比如，“中庸之道”演繹成折中處事，注重雙方互利，強調處事手段不過激，不走極端，講究處事得當。而“和為貴”的原則，變成了在政治鬥爭中注意不激化，不欺人太甚，不把對手逼死等方法。可惜的是，帝王講“和為貴”，常常只是表面文章或暫時策略，等到有足夠實力置對方於死地時，帝王的“和善”的臉具便扯下來了，必然是將政治對手置之死地而後快的。
其實，在古代，歷代帝王的“仁政”“德政”大都是表面文章，所謂的“以德感人”，以仁愛之心動人，不以武力相向，不以強凌弱等，說的似乎是以仁義治國，而這大都是假的，帝王們很善於玩弄虛假仁義的手段。有一種事例很能說明問題，帝王在接受謀士們的建議，往往是明裡一套暗裡一套，當帝王身邊的謀士們提出了種種“陰謀”時，帝王們常常當眾訓斥其不仁不義，可是，在背後卻很高興地按照謀士們的“陰謀”去辦，這就是所謂的“陽斥陰納”。
雍正劇照
例如，清代的雍正皇帝就是非常典型的善於“陽斥陰納”的帝王。胤禛登基之前，有一位謀士叫戴鐸，向他提出了種種競爭儲君地位的“對策”，被稱為是“上十啟”。 胤禛聽到了戴鐸的建議之後，義正詞嚴訓斥戴鐸說的是“歪點子”，很不符合道義，但是，當戴鐸走後，胤禛卻背地裡對戴鐸的計策認真琢磨，悄悄地採納了。戴鐸提出的“對策”有四點很重要：一是勸說胤禛要更親近康熙皇帝，並與其他皇子搞好關係；二是勸說胤禛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係，以便積累人脈資源，逐步擴展自己的勢力；三是勸說胤禛不要摻和朝中的是非，不要計較小利，要大處著眼；四是勸說胤禛要多獎勵有才幹的人，積極收攏優秀人才，為未來培養嫡系班底。雍正聽了戴鐸的建議，知道這幾條是奪嫡的妙招，內心喜出望外，但他表面上卻不露聲色，並假惺惺地對戴鐸表示，建議雖好，但對他毫無用處，他若有繼位的想法，也定不會依此行事的，他還表示根本就不在乎皇位，命令戴鐸以後別再胡亂言語。其實，雍親王暗地裡正是依照戴鐸的計策行事的。這就是典型的“陽斥陰納”的帝王權術。
第二，“君人南面之術 ”
老子的《道德經》與《莊子》不同，老子有權謀思想，而莊子更具有藝術家的氣質，老子的學說吸取了不少兵家的思想，是有謀略的。在《道德經》中，能看到不少關於“帝王權術”的言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的由來。班固講的是道家，而實際上老子確實有帝王的權謀思想。為何叫“南面之術”呢？有一種解釋說，古代宮殿面南而建，君臣相見之時君王南面而坐，而臣子則北面而立，因而有“南面稱君，北面稱臣”之說。“君人南面之術”指的就是“帝王權術”。
老子畫像
此外，自戰國到西漢初，在帝王權謀方面，流行著所謂的“黃老之術”，即把傳說中的黃帝和先秦時的老子作其該權謀之術的創始人，其實這這是假託黃帝和老子之名，所推崇的理論是一種改造了的“道家”思想，被稱為漢朝“新道家”，這一學派以道家思想為理論基礎，兼收法家、陰陽家和儒家的一些思想，在理論實質上，是把道家學說推演至政治權謀方面，形成了“道家帝王術”。“黃老之術”在漢初的政治實踐中取得成功的應用，漢初的帝王以“黃老之術”作為治國的謀略，在社會政治方面，出現了“文景之治”，所以，後代的政治家對於“黃老之術”還是比較重視的。可是，東漢時，黃老之術逐漸與讖緯之說相結合，便演變為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而在政治上似乎起再也沒有起到像漢初那樣的積極作用了。
其實，如果要比較全面地瞭解“道家帝王術”，不只是要關注“黃老之術”，還應該結合道家的理論和謀略，對所謂的“君人南面之術”做比較詳細的解讀和分析。
首先，對於道家理論可以從兩個基本的理論原則去理解：其一是“順其自然”；其二是“以柔克剛”。先說第一個原則，道家堅持以“道”為本，主張一切皆應順應天道，因而，只有順其自然才是符合道之本性的。而這一原則被引申到帝王謀略方面，便是主張政治管理要順其自然，治國理政應該堅持“無為而治”的原則，治國，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細越糟糕。而“黃老之術”的最基本的政治策略也就是體現在“無為而治”方面。很多積極推崇“道家帝王術”的政治家們都把劉邦之後漢初的“文景之治”看成是依照“黃老之術”治國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所以，在主張“黃老之術”的政治家們認為，在政治管理上，管多不如管少，管得細不如管得粗，處處去管不如放手少管。
再說說道家的第二個原則，就是堅持以柔克剛。這也不難理解，既然要順應自然，那就不能以硬碰硬，不能逆勢而行，不能背道而馳，而是要善於借勢發揮，順勢而行，那麼，順勢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克剛，或是教以雌應雄，以退為進，以柔弱勝剛強等。其實這是道家學說被應用到政治謀略方面的非常厲害的政治權術。而帝王管理謀略，就是被認為要善於以柔弱的方式來應對剛強，對於強勢的政治勢力，硬碰硬顯然是不行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以柔的方式來對待，猶如“滴水石穿”，水之柔能勝石之強。所以，順勢而行，以柔克剛，這便是“道家帝王術”的重要方略。
其次，道家提倡內智修養，十分重視從虛、靜、忍、讓等方面進行自我心理養練。道家歷來主張要堅持修養心性，堅持以法天地、法自然為不二法門，注重修道、悟道和明道，認為這是踐行道學的實踐功夫。道家認為人通過修養能夠達到一種虛靜狀態，達到虛懷若谷境界。老子強調修養心性要“至虛極，守靜篤”，這就是要讓心境達到一種空明狀態，心不受外物擾動，能去私慾心虛靜，存心篤實，不求浮華，歸於素樸而順其自然，至虛至靜，豁然了悟。而道家老子的這種“虛靜”說，被推演至“帝王權術”方面，便成了帝王的一種政治智慧的修養，一種統治者的冷靜心態的培養，於是，當統治者能心胸寬廣，能冷靜處事，能清晰理政，那麼，便能嫻熟自如地管理國家，所以，帝王若修養到高的境界，那麼，就能像老子所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
再次，道家雖堅持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原則，但這些原則被運用於帝王謀略時，並非是指不用任何策略的，其實，從《道德經》中可以看出，老子是諳熟權謀之術的。古代史學家已經指出了老子學說能被引申為“君人南面之術”，成了“帝王權術”，所以，“無為而治”既是道家的哲學原則，也是古代政治家們所青睞的“君道”，是帝王權謀。老子講“無為而無所不為”，講“以柔克剛”，而這一思想其實就像是兵家的“詭道”，是有其以退為進的謀略智慧的。老子比莊子更狡猾的那些權謀方面內容，被歷代政治家們所重視，比如“欲擒故縱”的處事之術，就是一種智謀，《道德經》曰：“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奪之，必故與之。”這不就是“帝王權術”嗎？
最後，老子的思想中，有關於相反相成的很重要的理論，老子非常重視“物極必反”的現象，比如，老子說：“反者道之動”“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強調對立面的轉化，強調要注意事物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老子還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衝，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見《道德經》） 關注完滿與殘缺、充盈與空虛、直的與彎的、靈巧與笨拙等之間的相通性和轉化的可能性，這也常常被歷代政治家們吸取而應用，成了“帝王權術”中政治危機管理術，成了成功時要警惕隱藏著失敗因素等謀略。
老子的道家思想，後來被演繹為“君人南面之術”“黃老之術”等，這並不奇怪，大史學家司馬遷曾認為：《老子》為“後世陰謀者法”，這便是指明瞭老子思想中有權謀之術的內容，是後世的搞陰謀的人所喜歡效法的。
當然，從基本立場來看，老子雖然也講權謀，也闡述了一些權術妙招，但老子是反對過度用智術的，他強調說：“智慧出，有大偽”，主張“絕巧去利”，可見，他對於搞陰謀還是不讚賞的，但是，在老子著作中，畢竟有論述權謀之術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後來被謀略家們、陰謀家們所發揮了，成了權謀之術。比如，老子的“奪予之道”“以柔克剛”的策略，老子的“守弱圖強，以退求進，以雌應雄”的處世哲學等，後世被納入了帝王權謀的內容，成了帝王們所青睞的政治權術，這也正是“黃老之術”曾經盛行和被推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