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是1840年至1842年由英國對清朝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它標誌著中國近代的來臨。戰士初期，雖然連番受挫，但清軍依舊進行了堅定的抵抗。然而當英國艦船逼近南京下關江面、並揚言進攻南京城之時，清朝政府選擇了妥協退讓，並派遣欽差大臣與英方簽署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簽訂拉開了中國近代向外國各地、賠款、商定關稅的序幕，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那麼，清朝在擁有遼闊疆域和財政支持的情況下，為何不選擇抗擊到底，反而要委曲求和呢？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中英兩國之間的經濟、軍事和技術確實存在較大差距，但這並非清朝求和的主因，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政治層面。

清朝是多元制帝國

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權，清朝從始至終都是一個多元制的王朝。自統一了東北地區女真諸部之後，努爾哈赤逐漸在整頓編制之後確立了滿洲八旗制度。隨後努爾哈赤吃又先後編成了蒙八旗和漢八旗，合稱八旗軍。在入關之前，八旗中的正黃、鑲黃兩旗由汗王直接統領，其它6旗分別由汗王的子侄統領。在)多爾袞死後，順治帝親政，收多爾袞所轄的正白旗歸皇帝統領，於是形成了上三旗與下五旗。也即是說清朝皇帝在漠北草原和東北部族中是以大可汗的身份統御部屬的，並以此獲得草原軍事貴族在武力層面的支持。

與此同時，清朝皇帝鼓勵草原遊牧族群信仰藏傳佛教，並通過聯姻等關係籠絡漠北草原和雪域高原上的部落。此後清朝在征服雪域高原之後，憑藉卓著的政治手段同樣獲得了藏區對其統治身份的認可，並給予清朝皇帝以文殊菩薩轉世的身份。這種頂級活佛的身份讓清朝皇帝獲得了包括藏區、草原等諸多地區一種特殊的影響力。只是不論是漠北草原還是雪域高原，都不是維繫清朝持久統治的根本，能夠提供足夠財政收入的中原農耕地區才是確立清朝官僚體系的關鍵。

在中原地區，清朝打出為明朝復仇的旗號南下攻伐李闖，並隨之進攻張獻忠和南明諸多小朝廷。此後清廷開始按照儒家的統治邏輯維護官僚體系的運轉，並得到絕大多數漢人讀書人認可其中原皇帝的身份。

華夷之辨引發法統不穩

雖然清朝前期的統治者非常善於尋找不同區域與朝廷之間的共通性，並以不同的身份最終凌駕在所有區域之上。但這其中，顯然以提供軍事力量的東北、漠北地區和提供財政收入的中原地區最為重要。然而以儒家思想統治中原的清朝，和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那就是華夷之辨。華夷之辨是禮學大妨，清朝偏偏是“夷”建立的國家，這在法統上就無法自洽。雖然由於軍事上的強勢，士大夫階層整體裝瞎子，但清朝皇室自己卻十分明白這個先天不足，這就導致清朝時刻對內充滿警惕。

正因如此，清朝一直十分重視內部平叛，道光年間尤其如此。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負責前方戰事的一干大員，幾乎都是靠著平叛上位的。後來雖然因鴉片戰爭不利，琦善、伊里布、楊芳、牛鑑等人被治罪或罷黜，但後來依舊憑藉平叛的功績再次獲得朝廷器重，得以東山再起。

貫穿鴉片戰爭的農民起義

其實到了嘉慶朝時，清朝的社會矛盾就已經十分突出。嘉慶道光之交，清朝先後爆發了川陝白蓮教大起義、張格爾之亂，已經將清朝國庫掃平一空。及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清朝各地連續爆發饑荒，促使清軍不得不零散分佈在全國各地以防範農民起義。其實，一直到了鴉片戰爭結束之時，各地都有較大規模的起義爆發。

出於防範內亂的考慮，原本已經被命開赴沿海抗擊英軍的湖北提督劉允孝，卻在半道上被道光帝截了下來，前去鎮壓波及湖北、湖南兩地的鐘人傑起義。正因如此，雖然清朝尚有餘力繼續對抗英軍，卻還是選擇與侵略者媾和，這就不難理解了。

英軍扼守清廷財源

前面已經提及，鴉片戰爭前夕的清朝國庫匱乏嚴重，整個王朝都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當時的江南地區是全國的經濟重心，徽商、浙商更是此時實力強盛的兩大商幫。而英軍在從長江入海口逆流逼近南京城之後，阻斷了京杭大運河，掐斷了漕運，直接威脅到清朝的財源。

當時的英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其艦隊擁有全球制海權。大英帝國的制海權優勢，可以讓英軍迅速在任何地點集結登陸。而清朝在閉關鎖國政策之下，遷移沿海居民的做法，使得中國在面臨英國海軍入侵之時，十分被動。相較於後來的清朝君主，道光帝在抵禦英軍入侵時要顯得積極主動的多。然而在面臨這種軍事層面巨大的差距之時，也只能妥協了。

綜上所述，清朝因華夷之辨導致的法統不穩，防內甚於御外。而在遭遇到一系列饑荒和起義之後，清朝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和叛亂威脅，牽制了一部分精力和實力。最終在面臨英軍強大軍事優勢和扼制住了清廷財源的背景下，選擇了妥協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