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京城接到奏報，民間有白蓮教教徒正在密謀作亂，公開反清。朝廷聞訊後，立刻下旨剿滅白蓮教，對民間進行大肆搜捕，準備將隱患消除在搖籃中。
可是，現實並沒有按照預料中的發展進行。因為朝廷的搜捕，直接逼迫白蓮教內部提前起義。
次年正月，湖北一帶，白蓮教公開作亂。三月時，湖北其他地區陸續有白蓮教教徒按照原定時間掀起義旗。面對不斷掀起聲勢的起義軍，朝廷自然不會坐視不管。
官府開始出動軍隊，鎮壓白蓮教起義。官兵對上農民軍，勝算肯定更大。可是，一兩場戰役的勝利，卻無法扭轉整個戰略格局的翻盤。
起義軍雖然在正面打不過官兵，可是，他們如果潛往深山，官兵也沒辦法。而且，起義軍的聲勢蔓延的越來越厲害。
嘉慶二年時，起義軍已經從湖北延伸到四川、河南、陝西等地。朝廷越是圍剿，起義軍的數量就越多，範圍也越來越廣。京城一下子有些無可奈何。
當時嘉慶皇帝雖然已經在位，乾隆也主動禪讓為太上皇。可是，京城真正的掌權人，還是乾隆。嘉慶元年，乾隆禪讓嘉慶不久，太上皇召見各國使臣時曾坦言：‘朕雖然歸政於皇帝，大事還是我辦。’
可是，乾隆畢竟歲數大了。朝廷事務，基本都是交給和珅處理。和珅並非無能之輩。而且，當時國庫實力仍在。對於白蓮教的鎮壓，也有一定的成績。
嘉慶三年時，白蓮教起義的首領王三槐被擒殺，和珅還因此升了公爵。但是，這場動亂卻還在延續，並沒有結束。直到嘉慶四年，乾隆皇帝去世，白蓮教的動亂，依然是朝廷的心腹大患。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很多。既有八旗、綠營兩支軍隊的衰敗，無法再戰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乾隆在位後期以來，清朝社會本身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乾隆在位時，雖然被譽為“康乾盛世”，也留下一個較為富足國庫，對外戰爭也多次勝利。可是，乾隆在位後期，皇帝愈加好大喜功，對別人的吹捧十分受用。
官員變得諂媚，只懂得迎合上面。對於下面百姓死活，完全不放在眼裡。三年清知府，十年雪花銀，撈銀子成了官場正道。和珅成了典型代表。
從朝廷到地方，官吏對百姓窮盡勒索的辦法。便是衙門裡級別最低的差役，也把自己手上那點權力發揮得無所不至。最初白蓮教起義時，官吏就想著趁著這個機會，多敲詐百姓，這才逼得更多人造反。
一些不願造反的百姓，也會乾脆拋棄土地，跑到山裡躲避，希望可以躲避追命地地索，繁重的賦稅。所以，對於白蓮教的起義者來說，真正目的只是為了活下去。而乾隆只是採取粗暴的打壓。
而這場起義最終會在四川、湖北一帶爆發，並非沒有緣由。康熙時期以來，四川、湖北一帶湧入大量外來人口。原本地廣人稀的川楚地區，一下子變得人口稠密起來。
如果引導得當，那麼多人口，其實也有機會變成一個個繁榮的城市。可是，官府並沒有採取安撫策略，反而各種勒索盤剝。導致百姓淪為赤貧，生活無所依靠。
依然官府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了。這種情況下，給了白蓮教最大的機會。對於那些投無路的人來說，白蓮教就等於給他們一種依能夠繼續活下去的希望。
相比之下，同樣在乾隆末期，像江蘇、廣東這些富裕地區，白蓮教根本就沒有什麼壯大的機會。可見只要能夠安穩生活，誰也不願意去幹造反這種賣命的事情。
當時清朝對於四川一帶的駐軍，又不是特別多。清軍主要駐紮在川東地區，四川中心地帶的駐軍，還是非常有限。而四川、湖北一點的情況，地形又特別複雜。清朝雖然有在地方常年駐紮八旗、綠營兩支軍隊。
可是，八旗在康熙時期，就已經衰敗不堪。綠營在乾隆後期，因為缺乏實戰訓練，也沒有多少戰鬥經驗。白蓮教起義軍又是流動作戰，官兵難以適應，只能節節敗退。
這場白蓮教起義一直到嘉慶九年的時候，乾隆去世五年後，才被徹底鎮壓。期間清朝耗費兩億兩白銀，陣亡400多名將領，包括總兵、提督等高級別武將。清朝因此國力大傷，再也沒能恢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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