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顆氫彈究竟是什麼時候爆炸的？'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作者陳能寬（原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職副主任、中科院院士、金屬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首先談點個人情況。我在美國耶魯大學學的是物理冶金專業，我原來做金屬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屬於小科學的。1955年我從國外回來後還想做這個工作，就到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現在改為物理所)工作。以後因為中央要調我到九所來，就先到瀋陽金屬研究所過渡了一段，於1960年調到九所。我沒有想到做這方面的工作。當時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從應用物理研究所調出後，物理研究所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從金屬研究所調出後，金屬研究所也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來到九所後我才知道讓我做的工作是“原子能在國防工業中的軍事運用”，那時不能講“原子彈”三個字。我調來後，任第二研究室即爆轟物理室的主任，邊幹邊學。當時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非常好。像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科學家，當然還是有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愛國主義思想的，但是要把從前自己比較熟悉的、有發言權的科學領域放棄，是要過一個很大關口的。另外，因為我所從事的工作非常保密，所以對家裡人也不能講，他們都不知我到哪裡去了!有一段時間我“失蹤”了很久。有一個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美國人，給我寫了很多信都被打回去了，他曾認為中國科學院真不負責任。改革開放以後，1979年他才得到允許到中國來。他剛下飛機，看到我上來擁抱他時，都流淚了。他說：現在才知道為什麼你不回信了。當時他對我說，首先懷疑是不是中國還在搞運動，你沒放出來；還有就是經歷那麼多年的政治運動，可能你已不在人世了；另外一個可能是做軍事保密工作。由此可見，當時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自己的專業、家庭、社會關係都犧牲了。我們單位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李覺部長經常講，彭桓武能夠從英國回來，問他為什麼，他就說：“我回國還要什麼理由嗎?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講得很好！我們這代人受抗日戰爭的影響比較深，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自豪感，所以要轉行做這件工作也還比較容易。當時我們的領導說：要是你沒做過，中國還有誰做過這件事？我就轉到做爆轟物理。中國科學院從1955年到60年代初也有很多運動，但有幾位領導像張勁夫等提出，基礎研究還要搞，要保證科研人員5/6的時間搞研究，讓科學工作者能自由地工作等，這就是後來出臺的“科研工作十四條”的內容之一。

關於“兩彈一星”，應該說黨中央的戰略決策是十分正確的，也是非常及時的。假如不是黨中央作出這個重大決策，我們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單獨靠哪一個科學家、哪一個行政領導都不可能成功，因為這個決策的涉及面太寬了。花這麼多錢研製原子彈，必然要佔用搞經濟建設的資金。因此當時有這樣一種看法：搞原子彈雖然不會把國家的錢都花光，但至少要花掉一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會受影響！10年以前我在寫一篇回憶文章時也曾提到這個問題。我認為，研製原子彈這個決心不僅是中央下的，而且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我接觸的人不多，在科學家中，比如王淦昌在核物理上是很有成就的，郭永懷在力學方面是與錢學森齊名的，彭桓武從英國回來，也很了不起。只要我跟他們談起這件事，他們也有這種認識。我們過去搞小科學，寫了文章馬上就可以發表，突然從事原子彈的研製工作，既不能馬上出名，更談不上利啦！我們完全是從國家的利益、國家的需要出發，當時我們確實擁護黨中央的決策！在這個問題上當時有一些爭論，但是大家從全局上都是擁護黨中央的決策的。爭論在哪裡呢?就是我們在前期準備的基礎上，設想兩年搞出原子彈，有人就說：你們在吹牛，自欺欺人，欺騙中央。我們認為中央的決策正確，是因為大家都瞭解當時的國際形勢，也知道我國的經濟很困難，科技水平很低。我們中國人，過去被日本人、西方人瞧不起，但從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出發，我們認為中國人也是人，也有那麼悠久光榮的歷史，為什麼就不行呢！所以，為國家、為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揚眉吐氣，我們決心竭盡全力做這件事。

現在回過頭看，我們也不完全是憑著個人勇氣從事這個工作的，還有一個一個現實的技術難關要闖啊!當時毛主席鼓勵我們要大膽地闖，他說：原子彈不過那麼大個東西，沒有這個東西，別人說你不算數。那麼就搞吧!那時，在科學技術人員當中是蔑視困難的。搞那麼一項工作，我們都是外行，再找一些年輕的，實行老中青三結合。我們所裡也有比較內行的，有好多過去搞過常規武器的，搞炸藥的，誰是內行誰就是我們的老師，好多老一輩的科學家，像王淦昌、郭永懷過去也沒搞過炸藥，也都是這種虛心求教的態度。當時的學術氣氛很濃厚，有時同志間可能有很多爭論，但大家都不強調你是我非，都是想怎樣快點把原子彈這項工作完成。

我們對每項工作都堅持一絲不苟。核武器出廠前，我們鼓勵大家回頭看，找問題，因為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會造成大問題。我們採取鼓勵的辦法：誰查出問題，不是被批評，而是受到表揚。研製一線指揮者張愛萍、李覺宣佈：如果誰還覺得自己負責的那一部分有問題，儘管講，“現在講出來是立功的”。在爆炸以前，我們都坐在一個控制室裡。王淦昌、郭永懷經常講：啊呀!還有沒有問題?我說問題是說過了，我已經檢查了。他們說：你按檢查的方法再檢查一下。這真是要反覆檢查保證質量、保證安全。我覺得這個經驗是很不錯的。實際上這些經驗都是我們從周總理那裡學來的，他就一直要求我們找問題。我們彙報什麼事情，假如只談一個方案，他就要求我們談兩個，甚至將幾個方案放在一起比較。有時彙報工作，我們說這次試驗之前還有幾個問題，他就很高興。周總理總是一絲不苟，閱讀我們的報告時都拿著鉛筆，一個字一個字甚至連標點符號都圈了。這種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是我們黨從過去戰爭年代一直到搞“兩彈一星”留給我們的很寶貴的經驗。

除了黨中央的決策正確，還有中央的組織和集中領導，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李覺部長他們這些人，雖然過去只打過仗，沒搞過科學研究，包括聶帥自己也是這樣講的(他留過學，但也是很短的時間)。但我覺得他們有很大的特點和優勢，就是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積累了經驗，對戰略問題，對敵我形勢的分析，各個方面都得心應手，知道怎麼樣知己知彼。我們不可能像美國在搞第一顆原子彈時那樣，把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流的專家集中起來。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從事這項工作是需要有點勇氣的，但沒有黨中央自上而下的集中統一領導組織是不行的。

自力更生不僅僅是口號，它是我們走過的成功之路。現在有時看到一些盲目引進，我們心裡也很難受。花了國家很多錢，今年引進、明年引進、後年引進；今年落後20年、明年落後20年、後年還是落後20年。有些媒體還自我感覺很好，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黨史方面寫“兩彈一星”精神主要從這方面來寫，要使人有自信，要突出我們所走過的自力更生之路。實際上我們自力更生也不是關著門的。當年參加這項工作的科技人員，其中大都分別會英語、俄語、德語等外語的，只要有一點點相關信息，都抓住不放，並且大家在一起研究，所以自力更生並不是傻幹。現在很多引進的東西，怎樣才能實現周總理講的“引進、消化、提高，創立自己的品牌”的目標，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條件下要有所創新，這是很重要的，很值得研究。

關於“兩彈一星”成就的影響，過去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但隨著世界形勢的發展，覺得過去的體會還不夠深刻。現在我們國家強盛了，所以體會也就更加深刻。每當我看1999年9月18日中央頒佈“兩彈一星”獎章時的一些結論性的話，就想：為什麼要把“兩彈一星”提得那麼高?我認為不是隨便提的，也不是針對某個人或某一個方面，主要還是體現在黨的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人民的大力協同、無私奉獻、勇攀高峰這種精神。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我很擁護錢學森、朱光亞同志提出的加強對“兩彈一星”精神的宣傳、發揚“兩彈一星”精神這方面的建議，這個建議是有好處的，是對歷史負責的。而且從今後的發展來看，在黨史研究中科學技術史研究會越來越被重視。回顧過去，當時大家一起將理論與實際結合，各個學科交叉，的確對科學技術的發展起了比較好的作用。在軍事技術上、外交上、國際上的影響都是比較明顯的。從技術這一點說，科學發展從打基礎到上水平，到能夠創新、跟上前沿，非得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可。

國外有一個學者，寫《中國是怎樣製造原子彈的》這本書，也把它當科學研究。他蒐集了各方面的報紙，包括地方的，然後把它歸在一起進行研究。他說好像中國很保密，外人不大知道這些事情，其實你們的信息還是不少的。我想搞黨史工作的同志掌握的情況可能比一般人還多。如果我對今後寫黨史發表點意見的話，就是多做些研究工作，使得大家可以從黨史這一比較高的層次上看問題。這已經不是在報紙上寫一篇文章，或者哪一個人說點體會可以替代的了，這個責任就更重大了。

最後再補充一點情況，將來寫黨史可能會遇到這些問題。大家都知道，原子彈是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的。但第一顆氫彈究竟是什麼時候爆炸的，曾有兩個版本：一種說法是在1966年12月，一種說法是在1967年6月17日。後面這種公開說得多一點。因為當時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出於宣傳我們所做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需要這樣說，我們完全擁護，也理解。“兩彈一星功勳”授獎的時候，江澤民總書記把兩個都提到了。1966年底那一次是氫彈原理試驗(原理探索，把數據搞清楚)，是在塔上爆的，叫塔爆。假如算這一次的話，從第一個原子彈試驗到氫彈爆炸，實際上用了兩年零兩個月的時間(報紙上一般採用第二種說法，即兩年零八個月)。實際上第一次雖說是塔爆，但等於我們已掌握了氫彈。不過，它沒有上百萬噸或兩三百萬噸的當量，只是一二十萬噸的當量。作為科學技術，那是中國第一次氫彈試驗，我覺得這是有科學依據的。不僅如此，這也和美國、英國、蘇聯的說法一致，他們所講的第一顆氫彈不一定都是要用導彈、飛機運載的，也有是在塔上或者在大船上爆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