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當前教育缺乏人文精神，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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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導讀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中，相對而言，我們更缺乏對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髮展的教育。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應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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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裡，“人才”是一個詞，而且我們經常都把“人才”簡單地落腳為“才”。所謂“拔尖創新人才”、“傑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與“才”兩個漢字組成的。

才有“三力” 人有“三觀”

“才”關注的是“三力”：創造力、分析力、領導力。人有“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度量“才”的詞是成績、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詞則是自由、快樂、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為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

中華文化的傳統、中國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人”的傳統。“四書”中《大學》開頭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幾乎每一箇中國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話，講的是大學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國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這是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

梁啟超1914年到清華演講，題目是“君子”，對應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啟超以“君子”寄語清華學子，強調的是做人：清華學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後才是做才子。

在演講中，他引用了《易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說明的是做君子的條件。他還引用王陽明的話：“治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說明“做人”比“做事”更難。正是由於此篇演講，“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才成為了清華的校訓。

育才不是教育終極目的

但是，這個重“人”的傳統後來發生了變化，使得重“才”逐漸壓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後於西方了。落後就要捱打，因為西方有槍炮，西方有科學技術。

所以我們要科學救國、技術救國、實業救國。因此，教育就轉向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專業知識的傳授，轉向對“才”的培養。不僅在中國，在所有落後國家實現追趕的過程中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種由“人”向“才”的轉向近年來在中國走向了極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經濟增長似乎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

即使當下討論的轉變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也仍然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的。在這種思維中，人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人才就成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育才”也隨之變成了教育的最終目的。

在經濟學中，人有兩個作用：一是作為勞動力，其中包括“才”的貢獻。二是作為消費者，是經濟活動的目的。所以在經濟學中，人不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學使得“人是目的”這一價值更加清晰和突顯。無論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育人有三個目的

教育如何體現“育人”？在我看來，作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個方面。所以，關於人的教育，應該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養成的教育和人生髮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的。龍應臺女士這樣解讀人文：文學使你看見原來看不見的東西，可以讓你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宮的可能；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學讓你看見，哲學讓你定位，歷史讓你連接，這些都是人文的價值。

以人文為基礎的人格是做人的準則。人格養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礎，正直誠實是對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對人格的起碼要求就是人格底線。說話有底線，就是說話講真話；做事有底線，就是做事有原則；做人有底線，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線就是文明人的底線。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經批評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批評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而是那些學過很多知識、善於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

人生既有對人生髮展的夢想，更有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蘇格拉底的這句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應該成為每一個學生用以經常提醒自己和檢討自己的格言。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中，相對而言，我們更缺乏對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髮展的教育。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應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