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錢穎一*
【摘 要】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但是經濟學不是數學；現代 經濟學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其研究範圍已經擴展到經濟問題的幾乎所有領域；研究中國改革，既需要瞄準中國現實，瞭解中國國情，還需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 原理和分析方法。方興未艾的轉軌經濟學正是如此來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轉軌經濟中的新現象。
【關鍵詞】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經濟學與數學；發展中的經濟學；轉軌經濟學
Absrtact:Modern economics represents an analyticalmethod or framework for studying economic behaviors and phenomena; an obviousfeature of modern economics is the increasing use of mathematics (includingstatistics), but economics is not mathematics;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ofmodern economics, its scope of the study has been extended to almost all areasof economic problems; to study China's reform, it both needs targeting Chinesereality and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but also using thebasic principles and analytical methods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emergingtransition economics is just the way to study new phenomena in the transitioneconomy including China.
Keywords:Modern Economics;Analytical Methods;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s; Developing Economics; TransitionEconomics
三、不斷髮展的現代經濟學
除了抱怨它的數學化，常見的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還有以下兩種。第一種批評是認為它的研究領域狹窄，並由此把它歸為一種或一類觀點。比如，認為現代經濟學只研究市場運作不研究非市場組織（如企業和政府）的行為；只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只探討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現代經濟學起源於新古典經濟學，側重的是市場中的資源配置問題。資源配置問題當然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其本身的研究範圍並不包含經濟學的其他許多領域。現代經濟學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擴展到經濟問題的幾乎所有領域。我們從當前國際經濟學界的一些熱門研究課題便可見一斑。比如，公司內部組織結構的設計、經濟政策的形成與政治利益集團的關係、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演變的關係、社會資本對經濟行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響效率等等。下面舉兩個例子來具體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正在迅速擴充。
第一個例子有關公司金融學(corporatefinance)內容的大幅度擴展。在20世紀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後的20多年裡，公司金融學中的主要內容——公司融資結構的確定——不外乎是取決於公司和個人的不同稅率以及公司破產（包括瀕臨破產）成本。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從公司經理的激勵問題出發來研究公司股權和債權的結構問題，使得公司金融學的理論有了新的發展方向。這一方向性轉變的核心是經濟學超越傳統上只研究市場的侷限，把公司作為一種非市場的組織來進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問題，比如代理人問題，激勵機制問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等等。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信息與合同理論就成為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羅斯曼、哈特和穆勒又進一步運用不完全合同理論這一新的分析工具來研究公司融資和治理結構問題，取得了理論上的新突破。在經驗實證方面，施萊佛(AndreiShleifer)和維什尼(Robert 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對公司的融資結構、經理行為和公司業績之間的關係做了大量的研究，對實際中的公司治理結構提供了不少經驗實證論據。比如，他們發現，現實中重要的代理人問題並不是簡單地發生在股東和經理之間，而是在於大股東夥同經理一起侵犯小股東們的利益。90年代末，他們及其合作者又進一步從經驗數據中比較世界各國的法律體系，研究各國公司法和證券法在保護小股東方面的差別，並由此確定法律對公司融資的影響。最近，他們正在比較法庭裁決和行政監管這兩種執行規則的方式在維護金融市場有效運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來，公司金融學深受微觀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其內容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個例子是現代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中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正在興起。新古典經濟學為了集中探討市場的資源配置問題，撇開了一切對政治因素的考慮。但是人們在實際中發現，脫離政治因素是無法解釋許多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特別是那些明顯低效率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比如，經濟學理論早已論證了關稅保護的低效率性，但是許多國家仍然高築關稅壁壘。經濟學家們很清楚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造成不穩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國家的宏觀穩定政策卻不斷被拖延。經濟體制的改革、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和經濟結構的調整經常出現的放慢、停滯甚至倒退，都很難從經濟效率角度來理解。於是，經濟學家們把政治因素引入他們的經濟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經濟學或稱現代政治經濟學至少在兩點上不同於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第一，它的出發點不是“規範的”(normative)，即研究“應該怎樣”，而是“實證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樣”。具體地說，它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先理解在現實社會中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決定的形成和實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體地說，它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政治因素的。
第二種對現代經濟學的批評是關於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論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論的成立也都會有侷限條件。自然科學（如物理）如此，社會科學（如經濟學）也是如此。歷史表明，任何科學都是在對現有理論的批評中發展的，但是歷史還表明，建設性的批評最有價值。僅僅指出和批評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與現實的差距是不夠的，關鍵是看能否提出新的體系，不僅它的假定與現實更相符，而且還能解釋更多的現象，並能夠包涵已有理論。舉一個物理學的例子。當年人們之所以接受愛因斯坦相對論，是因為它既能比牛頓力學解釋更多的現象，而且還能把牛頓力學作為它的特例。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斷髮展和擴充。下面我舉兩例說明現代經濟學如何不斷修改基本假定使之與現實更接近，同時修改後的理論不但能更好地解釋現實，並且能夠包涵已有理論。
第一個例子是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崛起。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對稱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阿克爾洛夫(GeorgeAkerlof)發表的關於“次品市場”的論文開創性地把非對稱信息引入對市場的研究，帶來70年代信息經濟學突飛猛進的發展。有趣的是阿克爾洛夫在完成該文後向經濟學期刊投稿，連續被四五家雜誌拒絕，包括美國經濟學會的《美國經濟評論》、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期刊》、歐洲的《經濟研究評論》等一流經濟學雜誌。幾經周折終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上發表，立刻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引入非對稱信息改變了不少已有的結論，但是阿克爾洛夫的模型是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下發展的，並將對稱信息作為一種特例。而且，它的結論可以用實證方法檢驗。事實上，在不同市場，非對稱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也不同。在對稱信息假設下的理論並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擴展和補充了。因此，非對稱信息的理論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併成為其一部分，為信息經濟學作出奠基性貢獻的阿克爾洛夫、史賓斯(MichaelSpence)和斯蒂格利茨一起榮獲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便是明證。
第二個例子是20世紀90年代行為經濟學的起步。心理學的經驗結果發現，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經濟學的理性假定有系統性偏差。行為經濟學（包括行為金融學）結合經濟學和心理學，吸收現代心理學中的經驗證據，修改經濟學中某些有關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這種修改後的理性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由此得出很多與已有理論不同的結論，並能夠解釋一些令人困惑的經濟現象。行為經濟學之所以正在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也正是因為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並且將通常的理性假設的情況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設在某些情況下是合適的，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修改後的理性假設下的理論更能解釋現實。20世紀90年代，行為經濟學在理論和實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行為金融學方面，塞勒(Richard Thaler)和施萊佛對人的有限度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為經濟學方面，阿克爾洛夫又有新貢獻。但最有意義的事件是2001年美國經濟學會將該學會的最高獎——克拉克獎章(ClarkMedal)——頒發給為行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做出開創性貢獻的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雷賓(Matthew Rabin)。這是該獎首次被授予一位研究基礎理論的經濟學家，它說明了經濟學界對行為經濟學的一種認可。同時它也表明，行為經濟學的興起恐怕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基礎理論發展歷程中最有意義的事件。
四、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是一個歷史性事件。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並不是孤立的，它是當今世界範圍內經濟體制向市場轉軌、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國與其他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著很多相似的問題。當然，由於歷史、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各國具體經歷和路徑會表現出不同。這些年來各國在轉軌和改革中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採取的類似的和不同的解決辦法，對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我們不難發現，雖然不少已有的經濟學理論適用於改革時期的中國，但不能一概而論。一些在成熟和常規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學“常識”在轉軌過程中並不成立，有些改革時期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甚至與已有理論的預測背道而馳，比如東歐國家在市場自由化後出現的生產大衰退和中國在產權尚未規範化前的經濟持續增長便是已有經濟理論事先沒有預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現代經濟學已有理論的結論很難或不能完全解釋由計劃向市場轉軌過程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這並不奇怪，一來現代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對象偏重於成熟經濟和規範市場中的經濟問題，二來由計劃向市場的大規模的制度轉型在歷史上尚屬首次。
什麼是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可取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準中國的現實，經濟學家要懂得中國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環境條件的歷史和現狀，研究就很容易產生困難：第一，很難識別和確定改革和發展中的主要問題和癥結；第二，不易做出與現實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難提出既遵照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因此，懂得中國的事情是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必要條件。但是，僅僅懂得中國的事情是不夠的。為了研究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並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還需要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們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和現象的知識的結晶。方興未艾的轉軌經濟學正是如此來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轉軌經濟中的新現象。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羅蘭(GerardRoland)的新書《轉軌與經濟學》概括了在這一領域中到目前為止的主要的理論和實證的研究成果。事實上，現代經濟學正是在對新的經濟問題的探索中發展的。
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為什麼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而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正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關現代市場經濟的參照系，使我們在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軌問題時能夠站在這一參照系的高度來觀察貌似紛亂無序的現象。有了現代經濟學提供的這一參照系，我們就可以把中國的情況放在國際比較中合適的位置上，以便準確地識別中國的情況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則，無論是對現實的分析還是對政策的建議，我們在研究中國改革時就會缺乏方向感，喪失大視野。
進一步說，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方法和框架適用於研究中國改革。這可以分別從它的三個組成部分來看。第一，中國的消費者、企業家、經理和政府官員同其他國家的經濟人一樣，在資源、技術和制度的約束條件下受利益驅動。用現代經濟學的這一視角看問題，我們可以在分析中國正在經歷的複雜的轉軌問題時，對人的行為作出一致的和近合實際的假定。第二，由於中國的改革大趨勢是納入國際通行的市場經濟體系，所以，把現代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參照系作為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理論參照系不僅合適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級階段，引用現代經濟學的一些名詞、概念和結論的確能幫助研究人員擴展思路。但是，由於改革是錯綜複雜的過程，任何比較系統、深入、精細和經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須超越概念的解釋和措辭爭論的層次。深入的分析需要藉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現代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各種數學模型提供了這樣的分析工具。雖然它們本身並不是為研究中國改革而發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經過適當的修改，考慮進中國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運用來分析中國改革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的。
下面從市場、企業和政府這三個不斷深入的改革層面來具體說明運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個例子是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問題，它是改革中“計劃”與“市場”之爭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照系。這一理論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不受管制的價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並在市場經濟中起到調節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個人的自利經濟行為通過沒有政府幹預的市場可以實現社會的經濟效率。它對於以市場取代計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估以往改革的路徑和目前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議，凡是探討資源配置問題，這一理論都是討論的基礎。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於缺乏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認知，單純強調行政性放權，結果導致改革嘗試的失敗。到了20世紀80年代，一般均衡理論被介紹到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即使在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已經確立之後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後果、提出改進的方法，都離不開基於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看上去儘管很抽象和不現實的理論參照系，在研究中國改革時卻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第二個例子是20世紀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熱點問題的企業問題。一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價格的理論，不是關於企業的理論。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合同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對企業的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現代的企業理論以激勵問題為出發點展開對企業內部經理層、大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和調節機制的分析，而基於這一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很多現實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正在蓬勃發展的理論和實證結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時地介紹到中國，對於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的企業改革方向是同發達經濟中的現代公司模式接軌，所以現代經濟學對發達經濟中公司的研究有助於在比較中發現中國企業改革中的問題，並提出具有遠見的政策性建議。另一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性和所處環境上的重大差別，而這些差別又不易在短期內消除，已有企業理論中的現成結論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業問題的本質。運用這些工具，對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人，產權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無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執行），就會得出既符合中國現實又有分析深度的結果。這樣就可把對轉軌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並對症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性建議。這一例子說明了現代經濟學中那些關於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結果，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或可被直接應用，或可被修改和發展後運用。
第三個例子是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為及對經濟影響的問題。這是較前兩例——市場和企業——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行為對市場功能的發揮和企業活力的展現都有著基本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不同於前兩例的是，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的研究相對有限，遠不如對市場的資源分配和企業問題的研究那樣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市場經濟以法治為基礎，政府的任意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使得它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而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而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情況非常不同：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於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於政府對待本地新興非國有企業的行為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這往往決定了某地經濟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並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衰盛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而現代經濟學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現代經濟學提供了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同其他經濟人一樣其行為與所提供的激勵緊密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中的集權、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配置關係，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估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並進而解釋在轉軌過程中各地甚至各國經濟表現的不同。
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權和財政包乾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它們所管轄的地方經濟的影響。一方面，眾所周知，財政包乾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它給予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成率。實證研究發現，在實行財政包乾制期間，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就越高，它們的自身利益與本地的經濟繁榮就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表現出更願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本地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結果本地的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於俄羅斯的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與本地的經濟發展幾乎不掛鉤，地方政府沒有財政激勵發展本地區經濟，相反卻不斷騷擾、掠奪新興的私有經濟。俄羅斯地方政府的這一行為被認為是阻礙新興私有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這一例子說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國改革中特有的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為研究其他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分析工具。反過來，不僅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意思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軌和中國改革還豐富和發展了現代經濟學。由於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是轉軌經濟中最突出的和最受關注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深層次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自然而然地成為近年來轉軌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內容。而轉軌經濟學的這一研究也影響和刺激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它對發展經濟學有直接的影響——畢竟在制度環境方面發展中經濟與轉軌經濟有相似之處——比如推動了研究政府行為與民營經濟發展的關係。它還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一些新的經濟學（包括金融）的研究熱點，比如比較世界範圍內（包括髮達國家）的財政體制、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體制並分析它們對政府行為、企業融資和經濟表現的影響，而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焦點。由此看出，對轉軌經濟和對中國改革的研究的確也會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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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獲得過2009年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16年度首屆中國經濟學獎。責任編輯：王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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