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一次與領導會面中，錢學森問到“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一問直擊中國教育百年來的痛點。

2009年秋天，錢老離去，“錢學森之問”開始多見網絡媒體。

此後，幾乎每當有大事件發生，這一問就會被擺上來。中國的教育成為矛頭所指，從小學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學術科研，批評之聲四起。彷彿到處都是毛病，到處都有改造的空間。

通常教授在提問的時候，他已經有了答案

那些年特別流行一句話叫做“圍觀改變世界”，我們的教育就這樣一絲不掛的被圍觀了。公眾的興奮點從諾獎、留學考研、大學生賣豬肉一路轉移到小學課外班，最終指向了家庭教育。

“孩子的起跑線就是父母自己！”

這樣一個標題終於激發了父母們的憤怒，連不是父母且工作與教育無關的我，第一反應也是：

“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難不成責任都在孩子爹媽！？”

當時的我無法體會各中苦澀，憤怒體現出的更多是一種憤青的本質。

而現在，開始從事教育工作，每個月都在期待“中獎”的準爹，再看這個標題時總是透著一絲憂慮。

如果咱家的娃最終沒能成為“傑出人才”，最後鍋豈不是都要自己背？

（瞬間特能理解教師媽媽們的心理壓力。）

立場不同果然看問題的角度就不同，我想，現在是時候站出來為中國的教育說句公道話了。

大師的標準

錢學森之問到底戳了誰的脊樑骨?歸根結底是教育，但是既然是背鍋，就不能背的一口糊塗鍋。

這個世界上萬物都在變化，教育是如此、人才是如此、大師更是如此。

1904年清政府公佈癸卯學制，以日本學制為藍本重新擬定學堂章程，確立了中國現代學制的基本模式與框架。

1905年中國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廢除，教育逐漸與“入仕”分離開來。1977年恢復高考，我們重新開始尊重知識與人才。

像他們一樣，面對科學，多一些敬畏

在每一個歷史節點的前後，對於教育、人才的認知都是不同的。民國時期的大師應該如何評價？和現在科學家的成就如何比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錢老所說的民國時期的大師確實不少，兩彈一星功勳陳芳允、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胡先驌、現代微分幾何之父陳省身，還有中國解析數論創始人華羅庚、中國地質力學創立者李四光，粗略的數一數能有20多位，當然還有李政道和楊振寧，這兩位諾獎得主。

縱觀他們的研究大多體現出兩個特點，其一是符合時代的要求，並且具有很強的開創性。其二是，研究成果超越了時代，成為了寶貴的人類遺產。

以世界之所需、改變人類命運和民族發展的軌跡是他們被世人銘記的重要原因（並不是因為獎項）。

從這兩點來看，在高考恢復之後，我們取得的成果實在不多，在許多學科上我們一直在追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難有創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難以接觸到基礎學科的前沿。

站在前沿、攀登珠峰

基礎學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歷史上我們曾經因不重視它而吃了大虧，近十年來情況有所好轉。

無論是從SCI論文數量等各個指標來看，我國基礎研究的增長速度較快。在2008-2012年間，我國基礎科學引文增速達到了160.7%。

但是學術的影響力發展相對滯後，我們的基礎科研成果很少受到科技強國的關注。

來源：《國家創新指數報告》，部分國家SCI論文數量佔世界總量比重

量在增加，真正有影響力的、有開創性的“重大發現”還太少，並且還有點偏科。要想解決這幾個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人才的問題。

我們的大學能夠大面積的培養出能夠將終生奉獻給基礎科學研究的人才嗎？這是在回答錢學森之問前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下“珠峰計劃”應運而生。

“珠峰計劃”的全稱是《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

從2009年開始，20所中國頂尖大學率先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五個學科上開始試點。

從形式上來看，並沒有給各所學校設置模板，充分發揮各所大學的特點，最終達到不拘一格“拔”人才的目的。

此後，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清華學堂人才培養計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英才班、浙江大學求是科學班、中山大學逸仙班、山東大學泰山學堂等實驗班相繼湧現。

來源：清華大學新聞網，照片來看，拔尖人才男生居多

人才的選拔日漸科學

最大化教育資源聚焦於拔尖人才之上，是計劃的一大特點，成敗的關鍵在於遴選人才。

什麼樣的人才符合進入”拔尖計劃”的要求？在選拔方式上各所學校都做出了嘗試。

不單純追逐高考分數高的學生是遴選人才時一個特點。

以“清華學堂人才培養計劃為例”，從2009年開始，高考成績就不再主導選取結果。2016-2017年，學校530名學堂計劃獎學金學生整體高考成績稍高於非學堂計劃學生，且在入學時的數學、物理成績略低於非學堂班。

這些學生中，保送生佔了很大一部分，他們並沒有為了通過高考進行高強度的答題訓練，最大程度減少“應試”的元素。後期發現，這些學生的整合性學習能力、反思性學習能力、自信程度、內驅動機明顯高於非學堂班的學生。

為不同領域人才制定不同的遴選標準是另一個特點。

比如在復旦大學，數學和物理實驗班人才選拔時對課程學習和學術研討能力較為看重。化學人才選拔則更看重實際科研能力。此外學生的思維方式、思想高度也是學校較為看重的。

來源：大眾網-山東新聞，2010年，14歲的秦小婷被山東大學泰山學堂物理專業錄取，畢業後留校讀博

全面發展是人才遴選過程中的第三個特點。

以山東大學為例，起初學校希望找到真正有“天賦”的學生。高分、奧賽一等獎免除筆試，選拔了很多“偏才“。

但在後期的培養中學校發現，偏才、怪才的學習能力並不一定出色，性格上的缺陷往往是阻礙人才培養的關鍵，此後學校不斷優化人才遴選的方式，採用“專家面試小組＋學生面試官＋綜合組”自大化人才選拔的科學性。

同時，流動退出機制則是把遴選貫穿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武漢的學弘毅學堂每年400多名學生，75%的學生按照高考成績招收，四分之一的學生在大二進行選拔。如果學生興趣減弱、能力不足、缺乏自律將會被淘汰，優秀的學生進行遞補，流動率每年在20%左右。

使命感最為重要

這樣的選拔方式已經成為目前許多學校試驗班人才遴選的標準方式。

清華學堂葉企孫物理班朱邦芬教授認為“主動性、興趣、使命感是選拔拔尖創新人才的三個重要維度。”

注：通常傑出人才所要具備的素質通常包括以下7個方面

1、 學術背景要全面（博雅教育）

2、 專業背景要豐富（促進交叉）

3、 視野要廣闊（國際化）

4、 有極強的發散、聚合思維能力（高階思維）

5、 擁有極強的使命感（國家貢獻）

6、 擁有很強的內在熱情（內驅力）

7、 善於學習（學習能力）

8、 高度自信

能夠主動思考問題、有極強的興趣是拔尖人才的基本素質，而更為重要的是拔尖人才的使命感。

眾所周知，基礎科學研究是一項“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出成果非常不容易。與眾多科學相比，它有著最強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一個嚴密的理論體系，需要長期艱苦的科學勞動。其次它很少能直接用與實踐，與“收入”很難沾邊。此外，成果容易被人們忽視、一經公開發表即成為“共同財富”。

出成績難、成果不被認可、沒什麼收益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清貧科學家這樣的形象。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和對科學的追求，想做出基礎科研成果簡直是不可能的。

在歷史上，一流的人才放棄基礎研究轉向更有“錢途”的先例已有不少。

1978年的春天，全國人民都在關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來自全國的21名少年通過選拔進入中國科大，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14歲。

在畢業後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一流的科研工作者，但快速的社會發展環境、價值觀的快速變化同樣讓許多少年班畢業生成為了名企CEO。

如果說這是時代的潮流，學校只應為過程負責，那麼到了當代，我們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拔尖人才引領創業呢？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電影《少年班》劇照，2015，他們既是天才也是孩子

注：截止2018年，“少年班”共培養出4140名畢業生，其中90%繼續深造。超過200人成為海內外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教授，包括2名美國科學院院士、1名中國科學院院士、1名加拿大工程院院士、1名澳大利亞工程院院士，7人當選美國物理學會會士、5人當選美國電子電氣工程師學會會士。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堅持收穫了成效。

人才培養難，環境影響大

不難發現，在拔尖人才成為“傑出人才”的過程中，影響的因素非常多，困難越來越大。上世紀80、90年代在這些天才少年身上發生的事情，如今同樣在發生，並且更加迅速。

在2014年，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李碩豪就表示，在首屆拔尖計劃的500名畢業生中，有196人偏離基礎學科領域，佔比39.2%。如果加上就業人數，畢業生偏離基礎學科方向的比例更高。

其中，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偏離率均在50%以上，西安交通大學更是高達80%。

從社會角度來看，除了家庭的期待之外，生存的壓力、成本同樣再提高，在攀登科學高峰的道路上，人才的包袱越來越重，誘惑越來越多。

“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樣的“理論基礎”深入人心，都是天然的社會壓力。

此外，學校的教學是直接影響成材的關鍵因素。這主要體現在對知識、理念的偏差上，師資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名師出高徒，教授的洞察力、治學品味和思維風格對學生的影響頗深，師徒紐帶與國際關係是學生能否進入前沿科學領域和學派重要因素。

舉個例子，在1972年以前，在美國獲得諾獎的92位科學家當中，有48位曾在前一輩諾獎得主手下當過學生、博士後或研究生。

1945年錢學森在德國考察，師生三代相聚，中間錢學森，右馮卡門，左前戴禮帽者是馮卡門的導師普朗特

拔尖人才培養的環境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一群優秀的學生被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的氛圍所包圍，在世界一流教授的指導下，一流設施的輔助下，進行自主性學習，並嘗試對國際前沿的課題開展研究。

從這一角度來看，集中力量按照科學人才成長的規律。對少數特別優秀人才因材施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嘗試。

拔尖計劃的成果

不知不覺已經十年過去，“拔尖計劃”的效果如何呢？

從數據來看，截至2018年，”拔尖計劃”共培養出4500名本科畢業生，97%的畢業生繼續深造，67%的學生進入了排名前100名的國際知名大學，10%的學生進入排名前10的世界頂尖大學深造。

北京大學前4屆436名學生，平均40.75%進入了三大排名前10名的大學讀研，92.05%的學生進入了前100大學。

這樣的結果似乎有些差強人意，但是如果考慮到20所學校自身的差異，這樣的成績還是比較可觀的。

畢竟不是每所大學都具備清華、北大同樣一流的生源和國際資源。在這樣的條件下，四川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蘭州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2013-2017年“拔尖計劃”畢業生的讀研率達到100%，本身就是一項顯著的成就。

通過“拔尖計劃”院校將優秀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加強了師資配備，教學、管理，開設獨具特點的課程，從學校自身的學科發展來看意義更為深遠。

一些思考

回到錢老那句話，“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字面意義上來看，錢老既沒有說人才的來源也沒有說人才的去向，只強調了教育的過程。

按照這麼說，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外籍學生接受中國大學教育成為了傑出人才，應該體現出教育的成功，一箇中國孩子在國外大學深造成為了傑出人才，同樣應該被視為教育的成功。

錢老提到的那些民國時期的大師，很多人不就是如此？

當錢老所說的“我們的學校”變成了世界的學校，我們的教育就成為了世界的教育。有這樣的教育理想，或許離出現大師就不遠了。

結語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培養出來的人才大多進入了博士後階段，正是開始出成績的關鍵時期。

值得慶幸的是，他們的情況鮮有媒體報道，讓他們可以踏踏實實潛心基礎科研。反過來對於公眾來說，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拔尖計劃在科研成果之外的意義。

它的意義在於肯定了人才差異、肯定了通識教育的重要意義，同時嘗試更加科學的教育方式，將學校的教學、研究服務三項任務統一到人才培養這一中心問題上，將人才培養迴歸到“科學追求”的本源上來。

這不僅僅對於計劃本身是一次昇華，同時也是對高等教育發展的一次推動（雙一流建設）。或許“拔尖”並不是錢學森之問的最優解，但是確是一次結果開放性很大的嘗試。

後記：2018年“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工作研討會上，研討會發布討論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版》(徵求意見稿)，據徵求意見稿“拔尖計劃”將增加10餘所大學，並增加了天文學、地理學、基礎醫學和多個人文學科。

“拔尖計劃”就是為了未來不再拔尖，到時人才輩出、海納百川!

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