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外交傳奇結束了。
5月9日，錢其琛辭世，享年90歲。
過去30多年中，中國外交最困難的時候就是錢其琛主掌中國外交的時候，憑藉著靈活的手腕，他沉著冷靜左右騰挪，展現了高超的外交功夫，極大地改善了中國“黑雲壓城”的外交困境。
所以，新華社的報道，評價他是中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而在西方人眼裡，他則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外交教父”級人物。
他也是除周總理外，中國級別最高的外交官。他是職業外交官不假，他後來更是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副總理、政治局委員。
錢其琛之後，中國外交更加精彩。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領袖外交的成功，運籌帷幄，折衝樽俎，大開大合，但有時又不拘一格，由此開創了中國外交的全新局面。
但領導人也格外得忙碌，格外得辛苦。在這個大變局時代，既需要大放異彩的領袖外交，其實也呼喚著錢其琛式的超級外長，而不是亦步亦趨的外交匠和免費的鈣片。只有這樣，中國外交才會更加順暢，取得更大成就。
但有意思的是，有朋友就調侃說，在其他國家外事活動中，外長是當仁不讓的主角，懶一點的，也是僅次於最高執政者的第二號實權人物；但在中國，有的時候，外長活動，要在“等”字來尋找。
比如，在新聞聯播中，重要新聞的最後一句，經常是是“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同志、中央辦公廳主任慄同志、國務委員楊同志等”出席會見，實際出場的外長，就濃縮在這個“等”字中。
這自然是基於中國的特殊國情，雖然外交部在政府系統中列頭牌，外長在各部長中也是頭號出場，但在整個政治架構中，外長只是部級，上面還有眾多的副國級——包括副總理、國務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也包括實際影響力相對較小的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
中國講究論資排輩，級別低的排到級別高的前面，古代稱僭越，嚴重的可以殺頭抄家；在我們鄰國，也是重罪，張成澤被殺，一條罪狀就是拍手不積極、走路要走到前面；當然，我們國家不會這麼封建僵化，但搞錯官場順序，總也是一種政治幼稚病。
所以，在外交場合，外長名字出現在“等”中，也就順理成章。
當然，在外長之上，還有主管外交工作的國務委員，即王毅外長之上，還有楊潔篪國委，他才是真正的外交一把手。但在錢其琛之後，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在政治序列中，低於眾多的政治局委員，包括北京、上海、重慶、廣東等地的一把手。
也就是說，如果與這些地方首長共同會見外賓，外賓首先要握的，是這些地方首長的手，然後才是楊國委的手，至於王外長，您彆著急，還得多等一會。
（二）
中國的國情，此文不作討論，自有其合理之處。
但當前國際風雲變幻，東海南海一度風高浪急，“一帶一路”正影響世界格局，半島局勢更空前緊張，外交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還要吃重。不然，一把手也不會在國內事務纏身之際，還抽出大量時間從事國際外交，真的不是一般的努力和辛苦！
缺乏一個超級外長的結果，造成的是外交的實際不對等，讓外賓們也吃夠了苦頭。
比如，在美國，主管外交的國務卿，在整個政治序列中是僅次於總統、副總統、和眾議長的第四號人物，實權上更只在總統之下，屬於美國最高決策層，如果放在中國，至少也是常委級人士。
中美外長會談，表面看很對等，都是主管外交的兩國部長級官員在會談；但實際則好像是美國的常委級人士，在與中國的部長會談。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在這樣的會談中取得重大成果。
當年的“中國通”保爾森出任美國財長後，正是看到中國政治的特殊性，搞出了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後演變成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現在的全面經濟對話）。
說起來，保爾森還真是貼心，這樣一來，這樣主管工作的副總理、國務委員都包含在內，也省去了中國部長在會談後再去請示彙報，自然也更容易取得成果。
中美之間如此，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舉凡當今世界的其他大國，除了一把手外（總統制是總統，議會制是總理或首相），在政治上最有影響力的，往往都是外長。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現在已是德國總統了），都是國際政壇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中國王外長，不是說他沒有能力，卻更多時候默默無聞，有時領導人會談的長條桌，他只能坐在最靠邊的位置，在新聞中也只能被概括在“等”裡。
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決策緩慢，層層請示，最後往往還得最高領導拍板。這也意味著第一把手會格外勞累，幹了本應其他人幫助乾的活。
這在一般時期，弊端可能還不明顯；但在國際大變局、中國迴歸世界中心舞臺之際，中國雖然領袖外交大放光彩外，其他外交領域顯得過於保守和缺少亮點，這不僅與中國的國際外交地位不相稱，也成了中國外交的一個軟肋。
前一段時間，有一篇文章熱傳，說外交部都是一幫翻譯在掌權，所以中國外交表現得很窩囊。據說，以前外交部還經常能收到免費的鈣片。
這完全是不懂裝懂、胡口亂言。中國畢竟不是美國，中文聽得懂的外國政要，全世界也沒幾個。沒有好的外文功底，就顯然不能是一個出色的外交家。
但時代呼喚中國的大外交家，而不是外交匠，這是對的，但這與外語沒什麼關係，與體制機制則有一定淵源。
建國60餘年來，堪稱中國大外交家的最多隻有兩個，一個是周總理，他的風采和能力，很多外國領導人都仰慕不已，但他是總理身份兼任外交部長；另一個，就是剛去世的錢其琛，他雖然是外長，但還是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
他們能在外交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其中既與他們傑出的外交才能有關，也不能說與他們特殊的超級外長身份沒有一點關係。
在中國成為世界強國之際，外交屆如果都是庸碌之輩，顯然是愧對於這個時代的。這就需要對外交體制進行深層次改革，催生出中國的超級外交部長、大外交家。
所謂超級外長，在其他國家也就是常識而已。
（三）
當然，如果要說目前的外交體制的優點，也是明顯的。
不管王外長還是楊國委，如果訪美，對應的官員只有一個——國務卿！
但美國國務卿來華，對應的官員，卻能讓他們傻眼。
比如在奧巴馬時代，好幾次美國國務卿克里來訪，短短一兩天的行程，需先會見中國的外長（職務上對等），然後是負責外交的國務委員（實際事務對等），然後是總理（政治地位接近），然後拜見最高領導人，有時考慮到敏感的軍事關係，還得會見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
重要的話雖說要說三遍，但克里的車軲轆話，說了遠不止三次，到最後，他能口吐蓮花的舌頭，應該都要說麻木了。
本來還想要抬高要價，一看這批鬥架勢，我好歹還是聰明一點，先軟下來吧。
估計，離開中國之時，美國國務卿心裡都在犯嘀咕：你們中國人真是存心的，每次都有這麼多不得不見的官員，這是在搞車輪戰啊！
唯一的遺憾，現在的中國外交官，好像很少能收到免費的鈣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