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壓力促成了“西方”的進一步成型，那麼反過來講，歐洲對“東方”的看法，也在同一過程中得以塑造。
如果說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壓力促成了“西方”的進一步成型，那麼反過來講，歐洲對“東方”的看法，也在同一過程中得以塑造。
東方與西方，藝術的想象
東方與西方的概念很早就有了，早到什麼時候難以確證，但不乏線索。英語裡有兩個詞都有東西方的意思，來源卻完全不一樣。East和West來自古代日耳曼語，Orient 與Occident則來源於拉丁語。稍有歷史觀的讀者就明白，後兩個詞是文明世界的通用語，前邊那一對詞語比較“野蠻”，廣泛運用應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故而相對來說，Orient 與Occident包含的文化意義大於地理意義，從而成為我們討論東西方的基礎。
在羅馬帝國晚期，不少人已經開始用Orient 和Occident來指代帝國的東部與西部，而東西方的分界線，劃定在亞平寧半島的最東端。也就是說，從那個時候起，“西方”這個概念就不再包含意大利以東的地區，即便是希臘，也屬於東方而非西方。到了中世紀，這樣的劃分沒有多大變動，無非更加確切一些。譬如教會就把羅馬城當成東西方的分野，羅馬以西屬於西方教會，以東歸東方教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外部壓力的變化，對於歐洲人來說，西方的內涵變得越來越確定。反之，東方的範圍越來越大，內涵也變來變去。羅馬時代，東方就是蠻族。中世紀，東方包括希臘，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阿拉伯人也包括在內。再後來，當奧斯曼帝國成為東方的主體，西方與東方的對立也潛入歐洲人的深層文化，塑造著他們的敵我意識。
如果說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壓力促成了“西方”的進一步成型，那麼反過來講，歐洲對“東方”的看法，也在同一過程中得以塑造。
東方與西方，藝術的想象
東方與西方的概念很早就有了，早到什麼時候難以確證，但不乏線索。英語裡有兩個詞都有東西方的意思，來源卻完全不一樣。East和West來自古代日耳曼語，Orient 與Occident則來源於拉丁語。稍有歷史觀的讀者就明白，後兩個詞是文明世界的通用語，前邊那一對詞語比較“野蠻”，廣泛運用應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故而相對來說，Orient 與Occident包含的文化意義大於地理意義，從而成為我們討論東西方的基礎。
在羅馬帝國晚期，不少人已經開始用Orient 和Occident來指代帝國的東部與西部，而東西方的分界線，劃定在亞平寧半島的最東端。也就是說，從那個時候起，“西方”這個概念就不再包含意大利以東的地區，即便是希臘，也屬於東方而非西方。到了中世紀，這樣的劃分沒有多大變動，無非更加確切一些。譬如教會就把羅馬城當成東西方的分野，羅馬以西屬於西方教會，以東歸東方教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外部壓力的變化，對於歐洲人來說，西方的內涵變得越來越確定。反之，東方的範圍越來越大，內涵也變來變去。羅馬時代，東方就是蠻族。中世紀，東方包括希臘，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阿拉伯人也包括在內。再後來，當奧斯曼帝國成為東方的主體，西方與東方的對立也潛入歐洲人的深層文化，塑造著他們的敵我意識。
亞洲不等於東方
因此，至少到17世紀末，在歐洲的殖民勢力尚未在更遠的亞洲地區立足之前，“東方”根本不包括印度，更別提更遠的中國了。這樣的認識基本維持到了下一個世紀。即便在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掀起“中國熱”的時期，中國也是單獨列出的，與“東方”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在那時候，東方仍然主要指的是奧斯曼帝國的勢力範圍。甚至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政府為巴黎和會準備的一系列資料彙編中，所謂的《東方問題歷史》討論的內容依舊以奧斯曼帝國為核心，包括帝國的興起與衰落、俄羅斯對帝國的覬覦，以及帝國崩潰後巴爾幹地區的紛爭等等。
18世紀的黑格爾對東西方對立的論述非常有影響。他在《歷史哲學》中認為，人類的自由精神起步於東方，完善於西方。在這個進程中，西方越來越文明，東方越來越落後。然而他論述的東方，不管多麼貧窮、混亂或腐敗，基本上只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描繪和想象，因為他勾勒的進步路線，起點就在小亞細亞。在黑格爾之後，西方人寫自己的文明史，多半從東方寫起。講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對西方的影響和塑造，背後的邏輯沒多少變化。
如果說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壓力促成了“西方”的進一步成型，那麼反過來講，歐洲對“東方”的看法，也在同一過程中得以塑造。
東方與西方，藝術的想象
東方與西方的概念很早就有了，早到什麼時候難以確證，但不乏線索。英語裡有兩個詞都有東西方的意思，來源卻完全不一樣。East和West來自古代日耳曼語，Orient 與Occident則來源於拉丁語。稍有歷史觀的讀者就明白，後兩個詞是文明世界的通用語，前邊那一對詞語比較“野蠻”，廣泛運用應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故而相對來說，Orient 與Occident包含的文化意義大於地理意義，從而成為我們討論東西方的基礎。
在羅馬帝國晚期，不少人已經開始用Orient 和Occident來指代帝國的東部與西部，而東西方的分界線，劃定在亞平寧半島的最東端。也就是說，從那個時候起，“西方”這個概念就不再包含意大利以東的地區，即便是希臘，也屬於東方而非西方。到了中世紀，這樣的劃分沒有多大變動，無非更加確切一些。譬如教會就把羅馬城當成東西方的分野，羅馬以西屬於西方教會，以東歸東方教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外部壓力的變化，對於歐洲人來說，西方的內涵變得越來越確定。反之，東方的範圍越來越大，內涵也變來變去。羅馬時代，東方就是蠻族。中世紀，東方包括希臘，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阿拉伯人也包括在內。再後來，當奧斯曼帝國成為東方的主體，西方與東方的對立也潛入歐洲人的深層文化，塑造著他們的敵我意識。
亞洲不等於東方
因此，至少到17世紀末，在歐洲的殖民勢力尚未在更遠的亞洲地區立足之前，“東方”根本不包括印度，更別提更遠的中國了。這樣的認識基本維持到了下一個世紀。即便在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掀起“中國熱”的時期，中國也是單獨列出的，與“東方”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在那時候，東方仍然主要指的是奧斯曼帝國的勢力範圍。甚至到了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政府為巴黎和會準備的一系列資料彙編中，所謂的《東方問題歷史》討論的內容依舊以奧斯曼帝國為核心，包括帝國的興起與衰落、俄羅斯對帝國的覬覦，以及帝國崩潰後巴爾幹地區的紛爭等等。
18世紀的黑格爾對東西方對立的論述非常有影響。他在《歷史哲學》中認為，人類的自由精神起步於東方，完善於西方。在這個進程中，西方越來越文明，東方越來越落後。然而他論述的東方，不管多麼貧窮、混亂或腐敗，基本上只是對奧斯曼帝國的描繪和想象，因為他勾勒的進步路線，起點就在小亞細亞。在黑格爾之後，西方人寫自己的文明史，多半從東方寫起。講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對西方的影響和塑造，背後的邏輯沒多少變化。
伊斯坦布爾景象
反倒是中國人一廂情願地對號入座，搶在西方人前面把自己納入了“東方”的窠臼。 而這種自己給自己“挖坑”的心態和舉動，背後仍然是奧斯曼帝國的巨大陰影。
例如對近代中國有巨大影響的梁啟超，他發明“東亞病夫”一詞，毫無疑問借鑑的就是奧斯曼帝國的蔑稱“歐洲病夫”。
他的老師康有為對奧斯曼帝國的關注更早。1898年，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書，稱“突厥”（奧斯曼帝國）乃中國的殷鑑，“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中國要從奧斯曼帝國那裡汲取教訓，立憲救國，切不可像突厥那樣，“廢憲法，復守舊”，以至於一敗塗地。1908年，康有為還到了伊斯坦布爾，近距離考察了奧斯曼土耳其人的自我拯救——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兵變，恢復1876年憲法，建立君主立憲制。自那以後，隨著中土兩國在國運上出現更多的相似之處，“東方”漸漸統攝了中國。而西方與東方的對立，也悄然發生著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