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志恆

“理”是歐陽中石先生學術思想的重要範疇之一，先生常常用“理”、“文”、“化”這三個範疇，指導我們理解“文化”所含的真諦，筆者受業先生多年,常常思考這一思想的重要意義，現整理成文，或許可以貼近先生學術思想的一點邊際。

先生將書法置於中國文化的沃土上進行觀察研究，視書法為中國文化中特殊的一部分，是中國文化展現出的一朵奇葩。先生這一關涉書法定位的思想,取得了學界的一致認同與廣泛的追隨，“中國書法文化”的思想給書學研究圈定了一個正確明析的理論範圍,使書學研究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然而，什麼是“文化”？“書”與“文化”的關係怎樣描述？是先生鍥而不捨一直研究著的大課題。先生指出:“古今中外關於‘文化’的定義不下幾百種，它們從不同角度對‘文化’這一概念進行了詮釋，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認為理解‘文化’，中國哲學中‘理’、‘文’、‘化’這三個概念和範疇具有非常重要的內容和意義。”（注：未注出處者都是源自筆者聽課錄音或筆記，如與先生原義有出入屬本人粗疏所致。下同。）先生還說：“人生活在自然界中，生活在人與人之間。從有人類以來，人類總是一步步往前、往‘好’處走的，他們總是在提出願望，延伸願望，擴大願望中生活過來的。也可以說人類一直在往‘好’處追求，追求的是越來越‘美好’。為此人類在不斷地提出想法，想盡辦法去實現這些想法，創造新生活。”

先生又說：“起初我們的古人就是用‘文’來表示美好的，甲骨文字形象正立人形，胸部有刻畫之紋飾，是人追求美好形象的表示。”“文而化之，使事物都美好起來，這樣的過程，就是文化。”

歐陽先生說：“我們常把人類的學問分成文、理兩大類。‘理’是客觀規律的總結，‘文’是規律痕 跡的展現；文是理的反映。”（見《書法教育》，中國書法家協會培訓中心主辦，2006年月10月27日，第十期，第一版），先生指出：“我們人的臉，長成一個鼻子在中間、底下橫著一張嘴、上邊分開兩個眼睛、兩邊兩個耳朵（而且都對稱）這個樣子，這是客觀規律。嘴要說話，要吃飯，就要上下開合。大家是否想過，它為什麼是上下開合，而不是左右開合？如果左右開合的話，嘴就成豎的了，喝水就會順著流下來。嘴要哭要笑，要開合，就要上下動，臉要往兩邊展，這就是客觀規律。要把這個規律反映出來，就留下了它活動的痕跡，也就是鼻子旁邊的這兩條紋。這兩條紋非常科學，上邊從鼻窪上部出來，而沒有順著鼻子出，形成一個彎，這叫做‘騰蛇紋’，這個紋就是嘴一開一合形成的痕跡。如果沒有這個紋，臉就不會動。再如眼的兩旁有魚尾紋，是為了閉眼，為了閤眼；抬頭有抬頭紋，抬頭不會出豎紋，也是上下關係，所以這些紋的反映也都是客觀規律的痕跡。當然這是原始的‘理’和‘文’的形成。那麼擴而大之來看，人的活動也必須遵循規律。凡可以靈活活動的地方，也都會留下痕跡，留下反映。”（見《書法教育》，中國書法家協會培訓中心主辦，2006年10月27日，第十期，第一版）

我認為先生所說“理”是指客觀事物規律，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意識自身所固有規律性的特質，這種特質是可以認識和掌握的，人們認識和掌握這一特質，所依據的往往就是“理”這一內容所展現的形式——“文”，通過人類的認識和歸納，“文”就有了客觀規律性和美的形式，同時，“文”也就具有了按照客觀規律和美（不僅僅是藝術美）的要求影響或改造客觀世界的價值，這種影響或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就是“化”，亦即，以“理”成“文”，以“文”行“化”。

先生上世紀5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嚴密的邏輯訓練，養成了他十分嚴謹的學風，對概念的釐定常常是一絲不苟。再有，先生在釐定概念時十分注意掌握漢字本義所包涵的思想內核，以此為基因探尋其引伸義，準確把握引伸義與本義的關係。因此，他的論斷常常不落窠臼，準確鮮明，語出驚人。

先生是從“理”概念的原始涵義起步的。先生說，“‘理’是中國哲學精神的核心範疇，從現有材料看，最初見於《詩經》，後經先秦諸子百家引發，形成了抽象的哲學概念，出現了不同的派別，此後並且出現了玄理、性理、直至宋明理學的形成。但‘理’最初所涵有的紋理、治理這些規律性的意義到現在也並沒有改變，而且經過哲學語言的提煉而更加明顯。”先生的見解是建立在他對深厚的中國文化的理解之上的，現在我們略引幾例即可清楚地理解先生學術思想的淵源所在。

“理”字最早出現於《詩經》，在《小雅•信南山》有“我疆我理，東南其畝”的詩句。在此，“理”是做動詞使用，和勞動實踐聯繫在一起，是治理疆界土地的意思。暗含著經過治理，使其條理化，秩序化之義。《說文》從字形上解釋說：“理，治玉也，從玉里聲。”依此，理字的本義是治理玉石，使之成器,“理”最初含義有治理和條分縷析等義。但“理”的這一涵義具有依紋理而治之義，玉之紋理見方可治玉，因此，我認為其名詞性紋理的涵義不會晚於其動詞性治理之義。

在先秦諸子中，唯荀子喜言“理”。“物理”、“文理”和“大理”是荀子“理”之學說的重要範疇。荀子視“物理”為客觀事物的秩序和規律，雖然並沒有嚴格區分“物理”所包含的自然界和社會兩方面的內容，但他更重視社會方面的內容，認為禮是客觀的社會制度和規範，代表一種社會秩序，這就是文理。“禮”即“文理”，是“由人與人相互表現其思想活動行為而成。因而此文理不可說是屬於某一特定之個人，而同時是將社會中之諸個人聯繫組織起來之理。社會之發展由古至今而有歷史，則此文理，同時是由古而通貫到今日與未來者。”（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理•導論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15頁）“文理”雖然是由聖人制定出來的，但其依據則是自然之“大理”。“大理”是一切事物之理，是事物的全面真理，“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黯於大理。”（《解敝》）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子》言理處也很多，並在《解老》篇，為“理”字作一詳細定義，其言可謂淋漓盡致，《韓非子•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有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

孟子是第一個從人性的角度提出並討論“理”問題的思想家，認為人不僅有共同的感性愛好，而且同樣應該有共同的對道德的理性追求，在此，“理”已不是就客觀外物而說，而是就人的修養方面而言，具有了人文方面的內容。孟子將“理”說成是聖人已經早已歸納總結的，人之活動所必應遵守的行為規範，其所指實亦就人文社會某一行為規律而言。 “義理”是內在的，但可以“悅心”，這種和美味一樣的體驗和感受，是建立在自我體驗、自我反思和自我修養之上的。

莊子言理之多僅次於荀子，多見於《外篇》。其理也有治理之義者，如：“治其形理其心”（《則陽》）等，但莊子之理的主要涵義，乃在其言“天理”或“天地萬物之理”。“天理”是莊子首先提出來的，一方面是指客觀存在對象之理，而此正同於韓非子之理，純從客觀對象上說“理”之一淵源所自。另一方面，莊子所謂“天地萬物”並非是指與人主觀相對的客觀世界。其“萬物之理”也不同於韓非子“成物之文”的形式相狀，它指的是一種超於萬物之外的，物之變化存亡死生之道之理。庖丁解牛就是依乎天理，但此天理正不在牛身之實處，而是指牛身之虛路虛理，是無形的。莊子的天理，儘管側重於形而上，然而，正如歐陽先生指出，其理所涵蓋的規律性內容則是十分明顯的，它不可名狀，超然物外，但它終是一種運動或變化的規律。

從以上所引可以看出，“理”的最初涵義作為名詞具有表示客觀物質之紋理、脈理、腠理等涵義；同時，“理”還具有依據紋理條分縷析進行分割治理之動詞詞性的涵義。理的初級概念確立以後，很快為先秦諸子引用為其理論元素，並賦予其抽象的哲學意義，使其成為人文社會、學術思想和意志行為等方面的命題。歐陽中石先生關於文化、藝術性質問題的思索起步於此，可謂根之深矣。根深方可葉茂，方可花豔。歐陽先生認為，“經先秦諸子的奠基，以及各代學者的努力，‘理’由簡單的概念到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的重要命題，其涵義可謂豐富繁雜。但‘理’所具有的這些哲學意義，是在其初意發展而來，並且是以其初意為思想核心的，那就是‘理’所具有的結構的、秩序的，以及思維的、運動的規律性特質，這種規律具有客觀以及制約的性質。因此，辦事要條分縷析，處處應依理行事。”

歐陽先生經過長期研究，在探索文化的本質中，用中國古老的哲學概念“理”、“文”、“化”作為核心範疇，可謂獨闢蹊徑，搔到癢處。又從“理”原始涵義到它成為最高學術理念進行分析，得出“理是客觀規律的總結”的論斷，成為其理論體系的堅強支點，有其獨到而深刻之處，具有“濃縮”“結晶”的理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