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想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結構——政治、經濟、文化，其中佔首位的便是經濟結構，最突出的外在表現則是政治結構的“大一統”，還要從中國歷史的內在因素和地理等外在因素進行探討。
長存於中華大地的農業經濟
農奴
政治、經濟、文化結構是構成一個社會的基本屬性，三者相互滲透，互為表裡，聯繫極緊密。
古代中國是一個基於農業文明發展的農業國家，同時，從戰國以來地主經濟和自耕農經濟一直很發達，農業自然經濟居於主導地位。
這種農業經濟的發達，不僅使國家的發展依託於它，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新生力量的產生，和西方固化的農奴制、采邑制不同，中國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和農產品的流通，由此在一定程度也解放了農民，弱化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係，個體農業和自耕農大量出現了。中國大一統帝國便建立在個體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發達的農業必然要求一個與之匹配的管理政府，由於和農業經濟的適應，這個政府理所當然的具有奉守循環的保守性和高度的專制組織性，它的首要任務也是保證農業生產，其餘如商業和手工業，如對海洋的開拓和探索，似乎無足輕重，不在這個大一統政府必須的任務之內。這個政府建立在農業基礎上，奉守的組織架構和政治原則也難免帶上了農業宗法制的烙印。
大一統的秦帝國
大量的個體自耕農以及封建地主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他們通過出售農產品換取生活必需品，由此，中國的商品交換和市場流通發展也很早，“耐藥性”使商品交換無法動搖自然經濟的根本地位。這些個體經濟單位，尤其是個體地主家庭，還是供養“士”階層的根源。這種經濟在兩千多年間始終主導著中國社會。
西歐采邑制
郡縣制
宗法制
大一統專制帝國和郡縣制，以及皇權下的嫡長子繼承製，是這個社會的政治結構。大一統專制帝國是與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也是古代中國和其它國家的重大不同之處，這種大一統專制的國家形式維持了兩千多年，反過來，又進一步維護著農業經濟。郡縣制以及科舉選拔制的產生和發展則和“士”階層的產生與發展密不可分。
嫡長子繼承製下的繼承人循序
統治這樣的一個大帝國，需要足夠的有文化和技術修養的官僚，同時，還要確保地方勢力不至於過強，防止地方割據，廢封建而設郡縣。“士”作為新興知識階層，便充當著這個國家的管理者和主要維護力量，他們多來源於地主家庭，為了不致使其在地方做大，朝廷多使用“流官”制，並規定，官員不可在家鄉任職。官員們多來自士，士又是地主農業經濟的產物，先天便有維護自身政治和經濟地位的需要，他們又接受著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儒家文化指導，在維護這個社會穩定的同時，其基於農業文化而來的重實際求穩定、保守色彩和排異心理是十分明顯的。（待續）
士大夫
士大夫
參考文獻：
《封建考論》
《興盛與危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