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落入流寇或農民起義軍手中，對明朝遺民來說，是令人涕泣的日子。中高級官員殉身者不可勝計，宮女約兩百人自溺而死。顯而易見的，明朝並沒有完全失去其軍民的擁戴。但是，面對李自成的攻勢為何卻只有極弱的抵抗呢？
公元1644年，明代流寇李自成向北迂迴至長城經昌平而入北京。當他取得外城將入皇城之際，明帝朱由檢自縊而死。他的遺旨稱：“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今日故宮的景山，亡國之君懸頸之樹已不復在，只是小山坡上有牌匾標明約三百五十年前悲劇終結之處。南望北京城，垂楊與璘瓦相間，旅遊者猶可想見當年情景。
1644年的春天，明軍部隊唯一可能防制這悲劇演出者，為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當北京危急時，曾有旨召吳三桂勤王，只是這計劃尚未能付諸實施，京城業已失陷。吳三桂於是開關讓滿洲兵進入。
各方傳說吳對明朝及崇禎帝朱由檢全不關心，他原有意降李自成，聽說李在北京已奪其愛妾陳圓圓才改變初衷降清，於是影響到數億中國人今後幾個世紀的命運。
這說法逐漸為人所信，甚至登入歷史之門，主要原因是因為有當日名士的一首詩，內稱“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辭意含糊似若影射。作詩人吳梅村自己就降清，後為國子祭酒，亦即新朝代國立大學之校長。
這傳說縱使確實，仍不能解答當前基本的問題，不過和其他傳聞一樣，這種故事倒反映著當日亡明的群眾心理。
當這朝代初建立時，其組織之原則稀少，可是這簡單結構之下的複雜問題，卻不能得到解決。自我抑制和對人謙恕實際上妨礙了合理的爭辯，每個人甚且不能將本身的利益道出。
明代官僚既缺乏技術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問題，轉而以爭辯對付“軟”的問題，於是涉及道德標準與皇位之繼承。而對於朝代覆亡的責任，也以同樣方式對付，亦即避堅而從柔，在各種傳說之中夾雜著理智上取巧之處。
明代覆亡時，其變幻之速超過一般人的意料，事實之演進令人驚詫。當時人可能因為歪曲的報告使他們對實際發生的情形視而不見，或者有意自圓其說，以便甩脫他們的內疚和狼狽。總之，以後人目光批判，這種心理不能算作正常，也不健全。
公元1644年4月25日北京落入流寇或農民起義軍手中，對明朝遺民來說，是令人涕泣的日子。
當日戶部尚書倪元璐在家中懸樑自盡，一門同時殉身者十二人；其他高級官員自殺者有工部尚書，副都御史（監院副院長），刑部侍郎（副部長），大理寺卿（最高法院法官），中級官僚殉身者不可勝計，宮女約兩百人自溺而死。
顯而易見的，明朝並沒有完全失去其軍民的擁戴。可是，何以李自成僅在入北京之前兩個半月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此後渡過黃河，通過山西省的全境，取得長城上的堡壘，如入無人之境，即攻京師也只遇到極弱的抵抗？
滿清入關之後，地方上之抵抗首先在長江下游零星展開，以後又在湖廣與廣西持續進行。看來要是有合適的領導，各地方人士不是沒有犧牲的決心。那麼他們何以當初又如此的短視不慷慨捐囊，籌募適當的人力與物力拒敵於千里之外，及至清兵犯境才倉促舉兵？
這一類的問題沒有簡單直捷的答案。
此悲劇牽涉之廣泛，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討當中主要的幾段發展。歷史家似有公議，認為明代之覆亡由於財政之破產。迄至1644年明軍欠餉達白銀數百萬兩，很多士兵已經年累月領不到餉。
一般看法則又稱，自軍興加餉以來，各地稅收過高，可是實際上並不是賦稅有附加，超過全國納稅人力之能及，而是現有的財政機構本身，力量脆弱，經不起動員的壓力，在執行任務時先已拖垮。
其崩潰有好幾個原因在。
第一，當明帝國兩面作戰的時候，軍費應由比較豐裕的地區擔當，可是既無適當的統計數字，又缺乏執行時的威權，戶部只好將額外徵收數平均分攤在全國各州縣上，其計算則根據各省的耕地。這數字既不正確，且早已過時，結果使某些原來應受接濟的縣份更為不堪。
早在1632年各處繳解中央政府的欠稅數即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以縣計即已為全國縣數的四分之一，當中有一百三十四縣分文未繳。
第二，即在各縣之內，新增稅也是以同等稅率加於所有納稅人頭上。過去捐資納捐可以使某些納稅人一次向政府整數貢獻，之後就得到了優免的特權。迄至朝代覆亡前夕，有些縣份一縣即有如此的特權戶數一千戶以上，所以付稅的責任只有被轉嫁到低門下戶間去，而他們最無力應命。
第三，所有軍費，極少例外，概用白銀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長江以南。每年北運數預計約為兩千萬兩。當日全國民間所有之銀，據時人估計，可能為一點五億兩，所以其賚付之數量過於龐大。
第四，即使此龐大數目之銀兩如計劃北運，其運轉也缺乏民間經濟的支持。在16世紀末期，原來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邊鎮輸銀五百萬兩，接收之地區即用此數購買棉花、棉布以及其他產自南方的物品，使銀兩回籠。可是因軍需而北運銀兩突增的時候，卻沒有另作安排，保證此數目之南還。向從來罕用銀兩之處拋散大批銀兩隻有使物價昂貴。
即在公元1619年，總督熊廷弼已提出在遼陽縱有銀兩亦無法買得所需之衣服裝具，因他親見士兵裸體穿甲，無內衣可言。茲後監察官員報告，發付之銀兩並未正常使用而為將領所中飽，並隨即將銀兩送回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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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摘自《中國大歷史》作者：黃仁宇出版：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作者以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從夏商周開始，闡述了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勾畫了中國歷史數千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經濟體制、軍事戰役、藝術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為重點著眼的則是——政治經濟體制的發展。
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是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繼而形成百年不變的官僚體系，而維繫上下級的管理規則，則是一種以儒家為基礎、幾經修正的道德倫理的意識形態。此種統治形態，歷經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變。此種統治形態，產生於夏，基本形成於宋，而極致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