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
土木之變亦稱土木堡之變、土木之禍，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的兵敗事變。史書上的記載是：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明朝的瓦剌太師也先率兵兩萬餘人侵犯明朝領地，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不顧群臣勸阻，把年僅兩歲的皇子朱見深立為皇太子，令異母皇弟朱祁鈺留守，親率大軍出征。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行軍路線屢變，士兵疲憊不堪。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入居庸關，以保安全，但王振不準。後勤不續退至土木堡時王振下令移營，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進攻。
土木堡遺址
明軍倉促應戰，所以兵敗，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戰死，明朝死傷50餘萬人。
當時京師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于謙力排眾議請郕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人心漸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開門，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並親自守城拒絕也先送英宗回京。
土木之變只是一場戰役的失利，明朝當時正處“全盛之天下”，各方面實力遠在瓦剌之上。
土木堡之變的影視劇
但是細細考慮之下，這裡面彷彿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關於土木堡之變的起因，多數材料並沒有說，只是簡單說一句：瓦剌太師也先犯邊。
有一種記載是：馬哈木之子脫歡立成吉思汗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受明朝封為太師，掌瓦剌部實權。
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草原大半，盡為其所制。
朝貢
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後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明朝太師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嚮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
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由於明朝統治者一向持有“華尊夷卑”的民族偏見，在處理與蒙古的關係時，一直持有蒙古對於明王朝的威脅，甚至時常將這種威脅刻意擴大。在史書中，蒙古人被描述成勒索錢財不成才大舉犯邊。
讓我們分析一下，事實是否如此呢？
明洪武時期，“嚴交通外夷之禁”，對蒙古實行經濟封鎖，明朝和蒙古部落之間除了政治性很強的朝貢往來，其他正常經濟貿易都被嚴格限制。
蒙古人放駱駝
明朝永樂時期，因為明成祖朱棣起兵得到了蒙古人和女真人的幫助，在永樂間，明朝和邊境的少數民族的關係還是很好的。朝廷“擇其邊外近地，各設守市官兵”，允許“番以金、銀、牛馬、皮張、馬尾等物”與明貿易，以資邊用，解決馬匹之需，另一方面，蒙古也可以換取糧食、手工藝品等農工生活物資。以通貢、互市為主要形式的明蒙關係得到重新的穩定和發展。
永樂元年五月，明成祖敕諭兀良哈官軍人等：但來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歲時貢獻、經商、市貿，一從所便。後兀良哈人遣230人來貢馬，這是最早的蒙古貢使團。
永樂五年二月，明成祖朱棣敕諭遼東保定侯孟善（保定侯為毛跑到遼東去？）：緣邊韃靼、女直野人來朝及互市者，悉聽其便。為維護同蒙古各部的友好關係，明成祖分別封瓦剌馬哈木等為順寧三王，阿魯臺為和寧王，允許允許每年一貢或再貢。
一匹絹
蒙古各部的貢品主要是馬。明朝回賜的是什麼呢？是紙鈔和絹！（明洪武八年（1375），印造、發行大明通行寶鈔。鈔額面分6種：即一貫、500文、400文、300文、100文。後又加發10文至50文小鈔5種。寶鈔四周有龍紋花樣 ，上面題有“大明通行寶鈔”6字 。明寶鈔中的一貫鈔，票面長一尺 ，寬六寸，明成華時，鈔一貫不值一文錢。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紙幣。弘治以後，公私收付幾乎全部改用銀（小交易用錢），鈔法無形中廢止不行。絹在絹紗綺綾羅錦緞緙絲等絲織品中是最賤的品種之一）。
大明寶鈔
在這之前，就有蒙古人對於回賜的物品的質量和數量價值不對等提出抗議，提出索要其他物品，而不接受回賜的物品。當蒙古人在初次感到受到愚弄的時候，在來年朝貢的時候就探視地朝貢一些價值較低的玉石，而明朝並不接受，認為其價值地，令其自行銷售。這種朝貢實際上是有貿易性的，是一種交換關係，只是被掩蓋在了朝貢體系形勢之下。
除了剛開始的幾次給與官職（虛銜而已，沒有俸祿、沒有食邑）、冠帶，襲衣（給一身衣服）、鈔幣外，之後朝貢的回賜，幾乎都是清一色的鈔幣。這些鈔幣只能在明朝境內消費，而且時常面臨貶值的風險。明朝對於這種事情的描述是給與厚賜。而這種所謂的厚賜是不是還要面臨太監和官員的盤剝呢？這個不得而知。反正在明朝開設的馬市實行“馬市抽分”制，將“抽分”銀兩作為撫賞之費，獎勵恪守條規的守市人員，以此調動他們維持互市秩序的積極性。
草原馬群
在互市交易中，馬匹的價格由明朝控制，而並非是市場價格，永樂四年的馬價是：上馬米十五石，絹三匹。永樂十五年馬價：上馬米四石，絹布四匹。
在明蒙貿易中，明朝處於主導地位，蒙古是為了解決經濟需求，要繼續擴大交易量，而明朝是懷有政治目的，企圖以有限的經濟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從這點來說，明蒙貿易難以平等 。而明朝官員卻認為這種行為並不是不平等的，蒙古人的抗議就是不識好歹。
對於邊境貿易官定價格是否合理，我們還沒有直接的證據。但之後有一件事可以稍作佐證。
公元1572年，10歲的明萬曆皇帝剛剛登基。朝廷的政務由首輔大臣張居正主持。當時的茶葉貿易為官方壟斷，由於官方所制定的交易價格太高（也就是說明朝官定茶價是遠遠高於市場價格的，相對的蒙古的馬價就是被貶低了），於是民間私茶、黑茶興起（民間也有出售茶葉的需求）。私茶、黑茶產量多，質量也更好，這對官茶貿易衝擊很大，首輔張居正上任後決意打擊民間走私，於是以萬曆皇帝的名義發出了一份暫停茶葉邊境貿易的詔書。
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關閉邊貿茶市的同時嚴查販茶私商和懲辦違法官員，然而這些嚴厲的措施，卻導致邊貿茶葉供給完全斷絕。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頓時陷入了一片混亂中，紛紛上書要求明王朝馬上重開邊境茶葉貿易。各部族並非沒有進行過和平解決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領王兀堂甚至嚮明朝遼東巡撫張學顏提出，只要能開放清河茶馬互市，他情願“請得納為質子”，也就是說，把自己當作開放茶市的人質（作為已經對於明朝稱臣的少數民族，遇到問題首先肯定是想到的和平解決）。連這個要求都被斷然拒絕，何況其他部落領袖嚮明朝提出互市貿易的請求了。
中原民族作為生活調劑品的茶葉，對於北方的少數民族就像糧食和鹽巴一樣，成為生活必需品，一天沒有都沒法生活。卡斷了茶葉的供應，幾乎能斷絕少數民族的生命。
於是終於爆發了一場歷時三年的清河堡戰爭，這是一場典型的北方遊牧民族攻擊中原邊境軍事要塞的戰爭。進攻方是蒙古汗圖們札薩克圖率領的蒙古各部，以及女真族的建州部。打了三年，戰爭沒有勝利者，蒙古各部死傷慘重，明軍雖然最後守住了清河堡，但是主將裴成祖戰死，軍民傷亡不計其數。
明王朝宣佈重開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鬥志被徹底瓦解。硝煙散盡後的清河堡再次成為茶馬邊貿重鎮。在明朝的歷史中的記載是：蒙古與女真屢次犯邊，劫掠我大明子民。
桑蠶絲
正統景泰年間，在互市交易時，對於馬匹的定價採用四個等級：上等馬綵緞四表裡，絹八匹；中等馬綵緞二表裡，折鈔絹二匹；下等馬每匹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下下等馬絹六匹，折鈔絹一匹。這是回賜定的標準，是按照馬匹的數量和質量，不是按照人頭。蒙古使臣對於這個標準不滿意，認為是不平等的交易。
馬匹的等級由明朝官員說的算。景泰元年，瓦剌使臣進貢馬329匹，經過明朝官員定級：下等馬2匹，下下等馬327匹！然後明朝說：這樣吧，你們也不容易，千里迢迢來進貢，就都按照下等馬給你們算吧，每匹給你們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你看你們多賺。還不趕快跪下給皇上謝恩…………（這個話不好說，又沒有當時馬匹的照片，我們不知道蒙古是否會帶的全部都是下等馬來進貢。）
正統八年，瓦剌使臣十四人不接受明朝給與的素紵絲、退還綵緞表裡、絹女衣及下下等馬價絹（就沒有估過上等馬）。請求換織金衣物。經勸說，有十人接受賞賜，有三人未接受。
綵緞
另外，明朝規定來朝貢的人和馬是要成比例的，一個人允許帶乘馬一匹，路費馬一匹，也就是說一個人只准帶兩匹馬。明正統三年，朝貢的使臣有上千，駝馬的數量也是上千，另有貂鼠皮、銀鼠皮上萬張。假如馬的價格一直被削減，回去的時候還要騎馬，就只能賣掉一匹以及所帶的物品，那麼很有可能，來朝貢一次路費都不夠，更談不上賞賜豐厚了。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虛報人口，多帶馬，才能保證朝貢不賠本。
這個就導致2000餘人貢馬，謊報3000人的事件。朝廷對於瓦剌的朝貢賞賜主要是“酬其所貢物值”，只要馬匹和皮貨的數量一致，談不上詐騙，明朝卻因此削減馬匹價格的五分之四，這種行為直接導致了蒙古人的反抗。
於是瓦剌開始發兵侵襲邊境。
這種事情在俺答汗時期也發生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在多次遣使要求開放朝貢貿易未果後兵臨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政府開放邊貿，史稱庚戌之變。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被迫開放宣府、大同等地與瓦剌進行馬匹交易。不久，明朝拒絕瓦剌方面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單方關閉馬市，雙方再次開戰。1570年，雙方開始和談，次年達成協議，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 只要是公平交易，就不會有這種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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