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發動了唐代最窩囊的甘露之變,為什麼西安人民還應該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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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動了唐代最窩囊的甘露之變,為什麼西安人民還應該感謝他?

826年十二月的一個深夜,唐敬宗打獵回來,和二十幾個宦官飲酒,半酣之後,燭光搖滅,再點亮時敬宗已經迴歸那世去了。一出弒君大戲這麼快捷的結束,好像做熟了一般。事實上,這樣的劇情在晚唐歷史上一再上演,宦官們都輕車熟路。

在立誰為新帝的問題上,宦官內部分化為兩派,一派以劉克明為代表,擁立絳王李悟,一派以樞密使王守澄為代表,擁立江王李涵。結果是,王守澄等手握神策軍、飛龍兵,將絳王、劉克明等攻滅。而後,江王在群臣三次勸進後“無可奈何”的登基。

李涵在即位前改名為李昂,以一個全新的名字和毫無準備的姿態登上唐帝國的中心舞臺。他就是唐文宗。

樹立形象永遠是第一位的


面對突如其來的帝位,文宗表現的淡定從容,他逐漸適應了安排給自己的角色。本來,按照慣例,帝王在登基前總能顯示出異於常人的稟賦,或者出生時有奇異的自然現象發生。可能晚唐帝王換得太勤,也就無人重視這些宣傳末節。幸好皇帝本人是讀過聖賢書的,知道如何在天下人面前樹立自己的形象。

唐文宗用了三板斧,很快就樹立起鮮明的形象,讓大家看到了希望。

第一板斧,樹立自己重孝的形象。百善孝為先,皇帝更是天下重孝的表率。當時宮中有三位太后,一位是文宗生母蕭太后,一位是穆宗母親郭太后,第三位是敬宗母親王太后,而文宗對待三位太后毫無區別,早晚勤請安問候,有奇珍異寶總是先給三位太后,然後才輪到自己。

第二板斧,毫無懸念的厲行節儉。縱覽中國古代史,幾乎每位新君初上臺時總要強調勤儉治國的理念,放出幾百個宮女,提倡一下樸素的服飾風格,節省一下宮中開支,再找幾個不長眼的作為反面案例基本上是必選動作。文宗在這方面做的遊刃有餘,他將放出的宮女數額加倍,升到3000人。將五坊的鷹犬都放掉,順帶還將1000多冗餘官員的待遇也給停了。雷聲如此之大,足以形成輿論暴雨。

第三板斧是拉攏人心。拉攏的對象主要是朝臣之心,畢竟要靠他們幹活。文宗的前任敬宗在位的時候,一個月上朝不過一兩次,其餘時間都用來吃喝玩樂。文宗恢復前代帝王的優良傳統,每月逢奇數日上朝,每次上朝總是與宰相等朝臣處理政務,氣氛團結緊張又融洽,一派祥和景象。

三板斧使完,無論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一片頌讚之聲,飽受變亂之苦的官員百姓大家都以為太平日子真的不遠了。

但是表面文章畢竟不能當飯吃,解決實際問題還需要真本事。

文宗終究不是太宗、高宗、玄宗,甚至及不上肅宗、代宗。原因在於以上幾個帝王在登基以前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執政經驗,加上父輩的栽培和老師的教誨,只缺機會。文宗在登上帝位之前根本無從積累經驗,他開始樹立的形象很快就不好使了。群臣逐漸發現這位皇帝能進去建議,但是主意不堅決,與宰相剛定好的事情轉眼就變卦,氣得宰相韋處厚要撂挑子。

而唐文宗也發現,自己即便有施政綱領也無法貫徹下去,因為朝廷缺乏強力有效的官僚集團,朝堂早已分裂,主要的兩派正在進行史上有名的牛李黨爭,很少有人真正做事。

牛李黨爭毀掉了可能中興的希望


牛李黨爭發源於憲宗時期,發展於穆宗、敬宗時期,到文宗時期形成鼎沸之勢。

牛黨的領袖李宗閔、牛僧孺出身於庶族平民階層,他們身上寄託了全村人的希望。對他們來說,科舉是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憲宗年間,飽讀聖賢之書又自認為心懷天下的兩個讀書人在試卷中夾帶私貨,批評朝政,犯了當朝的宰相李吉甫的忌。李吉甫在憲宗面前進讒言,沒有取用二人,還把推薦他倆的考官罷了官。此事在朝野引起一片譁然,通過科舉上來的庶族官員們力挺牛、李,而靠蔭封上位的士族官員則力挺李吉甫,此為牛李黨政的發端。

牛、李二人經過此次事件,讀書人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心算是涼了,政治主張、為官的責任更加無從談起。他倆不再謀求政治功業,而是從此恨上了李吉甫,進而也恨上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一輩子都跟他作對。

文宗即位以前,牛僧孺本在中樞,但因害怕敬宗可能降下的災禍,趕緊躲到武昌任節度使。李德裕也在浙西任節度使。

相比牛僧孺的逃避,李德裕則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無論是穆宗、敬宗還是現在的文宗,李德裕都積極進言,無論在地方任職還是朝中為相,他都積極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一切固然與李德裕個人抱負有關,也與他的出身有關。李德裕來自貴族之家,自有其看重的榮譽和責任。父親是當朝宰相,他不用去參加考試即能入朝為官,更不用擔心生計問題,只需要集中精力去實現理想抱負就可以了。李德裕一生除了與牛黨過不去之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太和三年,文宗先召李德裕入京擔任兵部侍郎,隨後在元老裴度的推薦下,李德裕拜相。不就,李宗閔在宦官的幫助下也順利為相。

此時的朝堂不以個人能力判高下。有裴度支持的李德裕第一回合就被宦官支持的李宗閔打敗,不久就被貶為成義節度使,後改為四川節度使。李宗閔趁勝鞏固自己的地盤,第二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入朝擔任宰相,牛黨全面得勢,李黨全線敗退。

文宗雖對兩黨之爭早有耳聞,但他自己沒有分辨的能力,太容易被左右,後來索性也作壁上觀,似乎與己無關。

孤軍奮戰李德裕和攪屎棍牛僧孺


李德裕在四川,首先想的不是反擊牛黨,而是想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積極加強四川的防禦。他招募少壯,訓練士卒、打造兵器、修葺城堡、儲備糧食,以防備西邊的吐蕃和南邊的南詔的突然襲擊。到太和五年,李德裕在四川的第二年,各項準備已經初具規模,四川人心稍稍安定下來。

這一年,李德裕的機會來了。吐蕃轄下的維州副使悉怛率領部屬來到成都請降,李德裕很高興,一方面派將領接受並駐守維州,另一方面制定了直搗吐蕃腹地的計劃上報朝廷,準備擴大戰果,一雪此前大唐遭受的恥辱。結果,報告打上去,牛僧孺卻說這麼做違背了大唐與吐蕃立下的約定,可能遭到吐蕃的反撲。沒打過仗的文宗竟然同意了,就讓李德裕歸還佔據的維州,遣返投誠的人員,導致悉怛等人被吐蕃殺害於邊境。

本來可以提振國威、振奮士氣,轉眼變成了丟人現眼,李德裕雖然照辦,到底意難平。

可笑的是,這件事結束之後,聽了在四川監軍的宦官的彙報,文宗發現這麼做等於斷了今後來降人員的指望。他後悔了,不怪自己沒有主見,缺乏決斷,而是怪牛僧孺失策。他問牛僧孺,什麼時候天下才能太平?你有什麼辦法?牛僧孺除了給人穿小鞋外哪裡有什麼策略,他只能含糊回答:現在周邊不至於入侵,百姓不至於流離失所,已經算是小康了。陛下所求的其他太平,不是我能做到的。

這次問責之後,牛僧孺趕緊上表開溜,又到地方任節度使去了。

牛僧孺走後,李宗閔獨木難支。太和六年,李德裕順利從四川調入中央,任兵部尚書,第二年,再次擔任宰相。而李宗閔隨即也離開中央,出任節度使。又一年,李宗閔再為相,李德裕再貶黜,朝局又是一變。

牛李兩黨如蹺蹺板,你來我往,導致朝廷的天平一會倒向牛黨,一會倒向李黨。幾輪迴合下來,文宗也暈了,他實在處理不了,只能嘆氣道:“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不過,有一幫人很喜歡看到如此局面,這給他們創造了很好的渾水摸魚的機會。他們就是以鄭注、李仲言(後改名為李訓)為代表的無形小人。

鄭注——小人中的極品


鄭注並不是讀書人,沒有那麼多聖賢之道和規則的限制。他身材矮小,眼睛還有點下視(“眇小、目下視”——《資治通鑑》),以醫生的身份雲遊四方,非常貧窮。鄭注最大的長處在於揣摩人心,加上他關鍵時刻就靈驗的醫術,讓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均非常吃得開。

最早,鄭注的關係網僅限於徐州牙將,因他的藥術好,被推薦給徐州節度使李愬,擔任牙推。在徐州擔任監軍的宦官王守澄聽說鄭注在軍中胡作非為,建議李愬將其除掉。李愬不以為然,讓王守澄自己決定。王守澄本不願意去接觸鄭注,但一接觸之下,大喜過望,與鄭注相見恨晚。後來,王守澄入京擔任樞密使也將鄭注帶在身邊,隨時參謀,逐漸成為他的心腹。在此後的一次彈劾事件中,鄭注用他的卑躬屈膝的奴態和花言巧語征服了韋元素,避過了滅頂之災。

彈劾風暴過後,鄭注的大運終於來了。有一天文宗得了風疾,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薦了鄭注,這位還真行,很快治好了文宗,成了他的寵臣。

到太和八年(834年),鄭注日後的搭檔李仲言入京賄賂鄭注,鄭注將其介紹給王守澄,王轉手介紹給文宗。李仲言此人人長得帥,有一口好口才,能言善辯,又懂得權謀,很得文宗的喜愛。自此,王守澄、鄭注、李仲言三人狼狽為奸,一方面拉攏李宗閔,另一方面打擊李德裕,同時還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

然而,三人的蜜月期並不長久。

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的王守澄


對宦官,唐文宗有說不出的苦衷:憲宗是被宦官殺害的,敬宗也是被宦官殺害的,而殺人者現在就在他的左右,自己隨時也可能性命不保。這種擔憂導致文宗坐臥不安,除掉宦官是他給自己定的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鄭注、李訓(李仲言改名)揣測到文宗有這層意思後,通過各種方式不斷進行試探。本來這件事深藏心底,不敢對任何人透露,無奈心思單純的文宗遇到了玲瓏剔透的人精鄭注李訓,那點心事哪還能藏得住。文宗看到李訓有辯才,誤以為他能成大事,就將心腹事和盤托出。鄭、李二人興奮異常,認為這將是一個極大的富貴,他們開始以剷除宦官為己任,經常一起密謀。

太和九年(835年),王守澄成為第一個被開刀的目標。他對鄭注和李訓有恩且無比信任的,結果這種信任卻被二人利用來對付自己。

為了拿下王守澄,鄭注、李訓制定了四步走策略。第一步,提拔了與王守澄不對付的仇士良,讓王守澄將注意力轉移到仇士良身上。第二步,將王守澄身邊掌管軍權的宦官韋元素等四人調到地方任監軍,隨後逐個殺害。第三步,給王守澄升官,讓他成為神策軍左右軍的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實際剝奪了王守澄的軍權。前期鋪墊都做好後,最後一步很簡單了,稟明文宗,直接派一中使賜給光桿司令王守澄一壺毒酒就解決了。

王守澄表示死不瞑目。

二人猜疑難成事


文宗一步一步看過來,覺得二人真行,就不斷的給李訓、鄭注升職,李訓一路從翰林侍講學士最後升到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成為宰相。鄭注也升到工部尚書,卻沒有擔任宰相。原因竟是李訓起了嫉妒之心,刻意打壓鄭注,在王守澄死後就將鄭注派回自己鎮守的鳳翔。

李訓自己還玩了一手漂亮的轉身,他將素有名望卻也老朽無用的裴度、令狐楚等人放到令人尊崇的地位上,這些人之前經常被人扔在地方不管不顧,現在能得特殊照顧,李訓自然贏得輿論一片贊聲,收割了大量粉絲。不光文宗被迷惑了,整個士大夫階層均天真的以為李訓能給他們帶來太平。這樣,李訓的名望不知高出鄭注多少倍。

本來按照計劃,鄭注在鳳翔軍中選取壯士數百人以為親兵,讓他們身藏利刃,藉著在滻水安葬王守澄的機會,將仇士良等各個宦官頭目一併殺之。但是李訓害怕鄭注因此立下頭功,就瞞著鄭注,與自己的黨羽商量新的提到方案,準備提前動手。

文宗大概被李訓之前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也沒有好好驗證一下他的計劃可行不可行,稀裡糊塗就同意了。

甘露之變被反殺


十一月的一天,文宗在紫宸殿朝會,李訓的心腹韓約奏稱,有金吾衛報告後園石榴樹晚上生了甘露。天降甘露是盛世吉兆,一時間群臣興奮不已。李訓和舒元輿趁機讓文宗親自去看。朝會散後,文宗至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大臣去看。李訓裝模作樣的看完彙報:“恐怖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讓仇士良等宦官都去看。宦官去後,李訓馬上讓心腹王璠、郭行餘上前領命。王璠膽子小,兩腿打顫不敢上前,還是郭行餘拜在殿前。而他們原定的兩路人馬只到了一路,實力有點跟不上。

再說仇士良等人跟隨韓約前去看甘露。韓約此人外強中乾,在這種陣仗下竟然臉色更變,冒了虛汗。仇士良很奇怪,就問他為什麼如此。也是仇士良命不該絕,此時突然颳起一陣風,吹起幕布,露出很多手持兵器的武士。仇士良反應很快,立即衝出門去,趕緊向文宗報告,沒想到這本是文宗授意安排的。仇士良等人誤打誤撞,本想保護皇上變成了以皇上為人質。他們將文宗抬上軟輿一路奔入宮門。李訓見大事不妙,穿了一個官吏的衣服趁機逃出宮去。其他士兵和官員就遭了殃了,被反應過來的仇士良等人調集的禁軍一頓砍殺,千餘人中倒有六百人被殺。

事情敗露,文宗僅能自保,無法救人。李訓、鄭注及黨羽王涯、王璠等人無一倖免,均被殺,親屬也大多遇害。

最離奇的故事發生在小人物身上


王涯有個遠房弟弟叫王沐的,家裡很窮,聽說王涯發達了,就巴巴的趕來投靠他。結果王涯根本沒將這位親戚放眼裡,兩年也不見一下。王沐最後走的王涯奴才的門路才得了個小官,從此早晚在王涯門上等候。結果他沒趕上榮華富貴,倒遇上抄沒王涯家的士兵,最後與王涯一起被腰斬。

還有一個小人物是舒元輿的族子,人很聰明,舒元輿也很喜歡他,把他帶在身邊十年。有一天,不知因為何故,舒元輿就罵了這位族子,奴僕也來仗勢欺人。這位族子很難過,就想回江南去,舒元輿也不留他。他一路傷心離去,到晚上,聽到舒元輿一家被逮捕,不禁大呼僥倖。

可見冥冥中自有天定。

甘露之變後文宗變身憂鬱青年


再說唐文宗,甘露之變失敗後,仇士良等人把持了整個朝政,宰相成為擺設。宦官氣焰更加囂張,視朝臣為草芥。

文宗無事可幹,宴會也不辦了,體育運動也不參加了,經常一個人閒坐或者眺望遠處,要不就是自言自語,完了一聲嘆息。

文宗寫了一首詩,傳神的描述了那種空白、寂寥的心情: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

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班時間,文宗與宰相鄭覃談論一下詩歌,被鄭覃勸諫不要學隋煬帝。他要找存在感,對朝臣誇耀自己節儉,衣服洗了三次還捨不得扔,結果被柳公權給懟回去了,說這都是細枝末節。

吃過李訓、鄭注大虧的唐文宗再也不敢敞開心扉說心事,只是偶爾稍微透露一下真正的心緒。

有一次,唐文宗在思政殿,召值班的學士周樨對飲。

酒酣之際,唐文宗問周樨:我能和前代那個君主比?

周樨只能說:陛下是堯舜那樣的君主。

文宗自己反駁道:我和周赧王、漢獻帝是一樣的。

周樨嚇壞了,忙說:他們都是亡國之君。

文宗情緒激動,說:周赧王、漢獻帝受制於強諸侯,我受制於家奴,比較起來,我還不如那二位呢!

說完,文宗忍不住哭泣起來,周樨不敢說話了,只能伏在地上陪著哭。

這次對話之後,唐文宗不再上朝。第二年,到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仇士良等人擁戴文宗弟弟穎王李瀍為帝,就是歷史上的唐武宗。

西安碑林發端於唐文宗


仇士良等人又立了擁戴大功,繼續把持朝政。牛李黨爭繼續在武宗朝展開,一切好像沒有發生,唐文宗好像沒有存在過一樣。

不過,唐文宗應該不必遺憾,他給長安和後世的西安留下了最寶貴最厚重的遺產,就是開成二年(837年)刻成的十二經刻石,史稱開成石經。830年,在“甘露之變”還未發生時,唐文宗接受了國子監鄭覃的建議,歷時4年完成,石經內容涵蓋《周易》、《詩經》、《春秋三傳》等十二種經典《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228面,共六十五萬餘字。每一經篇標題為隸書,經文為正書,刻字端正清晰,按經篇次序銜接,卷首篇題俱在其中,一石銜接一石,不易凌亂。在主要靠抄的唐代,這成為最優的教材,影響了無數的學子。原碑本立於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在宋代轉移至現在的三學巷,經歷代不斷移入其他碑石,逐漸發展成現在名震世界的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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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動了唐代最窩囊的甘露之變,為什麼西安人民還應該感謝他?

826年十二月的一個深夜,唐敬宗打獵回來,和二十幾個宦官飲酒,半酣之後,燭光搖滅,再點亮時敬宗已經迴歸那世去了。一出弒君大戲這麼快捷的結束,好像做熟了一般。事實上,這樣的劇情在晚唐歷史上一再上演,宦官們都輕車熟路。

在立誰為新帝的問題上,宦官內部分化為兩派,一派以劉克明為代表,擁立絳王李悟,一派以樞密使王守澄為代表,擁立江王李涵。結果是,王守澄等手握神策軍、飛龍兵,將絳王、劉克明等攻滅。而後,江王在群臣三次勸進後“無可奈何”的登基。

李涵在即位前改名為李昂,以一個全新的名字和毫無準備的姿態登上唐帝國的中心舞臺。他就是唐文宗。

樹立形象永遠是第一位的


面對突如其來的帝位,文宗表現的淡定從容,他逐漸適應了安排給自己的角色。本來,按照慣例,帝王在登基前總能顯示出異於常人的稟賦,或者出生時有奇異的自然現象發生。可能晚唐帝王換得太勤,也就無人重視這些宣傳末節。幸好皇帝本人是讀過聖賢書的,知道如何在天下人面前樹立自己的形象。

唐文宗用了三板斧,很快就樹立起鮮明的形象,讓大家看到了希望。

第一板斧,樹立自己重孝的形象。百善孝為先,皇帝更是天下重孝的表率。當時宮中有三位太后,一位是文宗生母蕭太后,一位是穆宗母親郭太后,第三位是敬宗母親王太后,而文宗對待三位太后毫無區別,早晚勤請安問候,有奇珍異寶總是先給三位太后,然後才輪到自己。

第二板斧,毫無懸念的厲行節儉。縱覽中國古代史,幾乎每位新君初上臺時總要強調勤儉治國的理念,放出幾百個宮女,提倡一下樸素的服飾風格,節省一下宮中開支,再找幾個不長眼的作為反面案例基本上是必選動作。文宗在這方面做的遊刃有餘,他將放出的宮女數額加倍,升到3000人。將五坊的鷹犬都放掉,順帶還將1000多冗餘官員的待遇也給停了。雷聲如此之大,足以形成輿論暴雨。

第三板斧是拉攏人心。拉攏的對象主要是朝臣之心,畢竟要靠他們幹活。文宗的前任敬宗在位的時候,一個月上朝不過一兩次,其餘時間都用來吃喝玩樂。文宗恢復前代帝王的優良傳統,每月逢奇數日上朝,每次上朝總是與宰相等朝臣處理政務,氣氛團結緊張又融洽,一派祥和景象。

三板斧使完,無論廟堂之上還是江湖之遠,一片頌讚之聲,飽受變亂之苦的官員百姓大家都以為太平日子真的不遠了。

但是表面文章畢竟不能當飯吃,解決實際問題還需要真本事。

文宗終究不是太宗、高宗、玄宗,甚至及不上肅宗、代宗。原因在於以上幾個帝王在登基以前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執政經驗,加上父輩的栽培和老師的教誨,只缺機會。文宗在登上帝位之前根本無從積累經驗,他開始樹立的形象很快就不好使了。群臣逐漸發現這位皇帝能進去建議,但是主意不堅決,與宰相剛定好的事情轉眼就變卦,氣得宰相韋處厚要撂挑子。

而唐文宗也發現,自己即便有施政綱領也無法貫徹下去,因為朝廷缺乏強力有效的官僚集團,朝堂早已分裂,主要的兩派正在進行史上有名的牛李黨爭,很少有人真正做事。

牛李黨爭毀掉了可能中興的希望


牛李黨爭發源於憲宗時期,發展於穆宗、敬宗時期,到文宗時期形成鼎沸之勢。

牛黨的領袖李宗閔、牛僧孺出身於庶族平民階層,他們身上寄託了全村人的希望。對他們來說,科舉是唯一改變命運的途徑。憲宗年間,飽讀聖賢之書又自認為心懷天下的兩個讀書人在試卷中夾帶私貨,批評朝政,犯了當朝的宰相李吉甫的忌。李吉甫在憲宗面前進讒言,沒有取用二人,還把推薦他倆的考官罷了官。此事在朝野引起一片譁然,通過科舉上來的庶族官員們力挺牛、李,而靠蔭封上位的士族官員則力挺李吉甫,此為牛李黨政的發端。

牛、李二人經過此次事件,讀書人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心算是涼了,政治主張、為官的責任更加無從談起。他倆不再謀求政治功業,而是從此恨上了李吉甫,進而也恨上了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一輩子都跟他作對。

文宗即位以前,牛僧孺本在中樞,但因害怕敬宗可能降下的災禍,趕緊躲到武昌任節度使。李德裕也在浙西任節度使。

相比牛僧孺的逃避,李德裕則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無論是穆宗、敬宗還是現在的文宗,李德裕都積極進言,無論在地方任職還是朝中為相,他都積極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一切固然與李德裕個人抱負有關,也與他的出身有關。李德裕來自貴族之家,自有其看重的榮譽和責任。父親是當朝宰相,他不用去參加考試即能入朝為官,更不用擔心生計問題,只需要集中精力去實現理想抱負就可以了。李德裕一生除了與牛黨過不去之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太和三年,文宗先召李德裕入京擔任兵部侍郎,隨後在元老裴度的推薦下,李德裕拜相。不就,李宗閔在宦官的幫助下也順利為相。

此時的朝堂不以個人能力判高下。有裴度支持的李德裕第一回合就被宦官支持的李宗閔打敗,不久就被貶為成義節度使,後改為四川節度使。李宗閔趁勝鞏固自己的地盤,第二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入朝擔任宰相,牛黨全面得勢,李黨全線敗退。

文宗雖對兩黨之爭早有耳聞,但他自己沒有分辨的能力,太容易被左右,後來索性也作壁上觀,似乎與己無關。

孤軍奮戰李德裕和攪屎棍牛僧孺


李德裕在四川,首先想的不是反擊牛黨,而是想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積極加強四川的防禦。他招募少壯,訓練士卒、打造兵器、修葺城堡、儲備糧食,以防備西邊的吐蕃和南邊的南詔的突然襲擊。到太和五年,李德裕在四川的第二年,各項準備已經初具規模,四川人心稍稍安定下來。

這一年,李德裕的機會來了。吐蕃轄下的維州副使悉怛率領部屬來到成都請降,李德裕很高興,一方面派將領接受並駐守維州,另一方面制定了直搗吐蕃腹地的計劃上報朝廷,準備擴大戰果,一雪此前大唐遭受的恥辱。結果,報告打上去,牛僧孺卻說這麼做違背了大唐與吐蕃立下的約定,可能遭到吐蕃的反撲。沒打過仗的文宗竟然同意了,就讓李德裕歸還佔據的維州,遣返投誠的人員,導致悉怛等人被吐蕃殺害於邊境。

本來可以提振國威、振奮士氣,轉眼變成了丟人現眼,李德裕雖然照辦,到底意難平。

可笑的是,這件事結束之後,聽了在四川監軍的宦官的彙報,文宗發現這麼做等於斷了今後來降人員的指望。他後悔了,不怪自己沒有主見,缺乏決斷,而是怪牛僧孺失策。他問牛僧孺,什麼時候天下才能太平?你有什麼辦法?牛僧孺除了給人穿小鞋外哪裡有什麼策略,他只能含糊回答:現在周邊不至於入侵,百姓不至於流離失所,已經算是小康了。陛下所求的其他太平,不是我能做到的。

這次問責之後,牛僧孺趕緊上表開溜,又到地方任節度使去了。

牛僧孺走後,李宗閔獨木難支。太和六年,李德裕順利從四川調入中央,任兵部尚書,第二年,再次擔任宰相。而李宗閔隨即也離開中央,出任節度使。又一年,李宗閔再為相,李德裕再貶黜,朝局又是一變。

牛李兩黨如蹺蹺板,你來我往,導致朝廷的天平一會倒向牛黨,一會倒向李黨。幾輪迴合下來,文宗也暈了,他實在處理不了,只能嘆氣道:“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不過,有一幫人很喜歡看到如此局面,這給他們創造了很好的渾水摸魚的機會。他們就是以鄭注、李仲言(後改名為李訓)為代表的無形小人。

鄭注——小人中的極品


鄭注並不是讀書人,沒有那麼多聖賢之道和規則的限制。他身材矮小,眼睛還有點下視(“眇小、目下視”——《資治通鑑》),以醫生的身份雲遊四方,非常貧窮。鄭注最大的長處在於揣摩人心,加上他關鍵時刻就靈驗的醫術,讓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均非常吃得開。

最早,鄭注的關係網僅限於徐州牙將,因他的藥術好,被推薦給徐州節度使李愬,擔任牙推。在徐州擔任監軍的宦官王守澄聽說鄭注在軍中胡作非為,建議李愬將其除掉。李愬不以為然,讓王守澄自己決定。王守澄本不願意去接觸鄭注,但一接觸之下,大喜過望,與鄭注相見恨晚。後來,王守澄入京擔任樞密使也將鄭注帶在身邊,隨時參謀,逐漸成為他的心腹。在此後的一次彈劾事件中,鄭注用他的卑躬屈膝的奴態和花言巧語征服了韋元素,避過了滅頂之災。

彈劾風暴過後,鄭注的大運終於來了。有一天文宗得了風疾,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薦了鄭注,這位還真行,很快治好了文宗,成了他的寵臣。

到太和八年(834年),鄭注日後的搭檔李仲言入京賄賂鄭注,鄭注將其介紹給王守澄,王轉手介紹給文宗。李仲言此人人長得帥,有一口好口才,能言善辯,又懂得權謀,很得文宗的喜愛。自此,王守澄、鄭注、李仲言三人狼狽為奸,一方面拉攏李宗閔,另一方面打擊李德裕,同時還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

然而,三人的蜜月期並不長久。

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的王守澄


對宦官,唐文宗有說不出的苦衷:憲宗是被宦官殺害的,敬宗也是被宦官殺害的,而殺人者現在就在他的左右,自己隨時也可能性命不保。這種擔憂導致文宗坐臥不安,除掉宦官是他給自己定的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鄭注、李訓(李仲言改名)揣測到文宗有這層意思後,通過各種方式不斷進行試探。本來這件事深藏心底,不敢對任何人透露,無奈心思單純的文宗遇到了玲瓏剔透的人精鄭注李訓,那點心事哪還能藏得住。文宗看到李訓有辯才,誤以為他能成大事,就將心腹事和盤托出。鄭、李二人興奮異常,認為這將是一個極大的富貴,他們開始以剷除宦官為己任,經常一起密謀。

太和九年(835年),王守澄成為第一個被開刀的目標。他對鄭注和李訓有恩且無比信任的,結果這種信任卻被二人利用來對付自己。

為了拿下王守澄,鄭注、李訓制定了四步走策略。第一步,提拔了與王守澄不對付的仇士良,讓王守澄將注意力轉移到仇士良身上。第二步,將王守澄身邊掌管軍權的宦官韋元素等四人調到地方任監軍,隨後逐個殺害。第三步,給王守澄升官,讓他成為神策軍左右軍的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實際剝奪了王守澄的軍權。前期鋪墊都做好後,最後一步很簡單了,稟明文宗,直接派一中使賜給光桿司令王守澄一壺毒酒就解決了。

王守澄表示死不瞑目。

二人猜疑難成事


文宗一步一步看過來,覺得二人真行,就不斷的給李訓、鄭注升職,李訓一路從翰林侍講學士最後升到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成為宰相。鄭注也升到工部尚書,卻沒有擔任宰相。原因竟是李訓起了嫉妒之心,刻意打壓鄭注,在王守澄死後就將鄭注派回自己鎮守的鳳翔。

李訓自己還玩了一手漂亮的轉身,他將素有名望卻也老朽無用的裴度、令狐楚等人放到令人尊崇的地位上,這些人之前經常被人扔在地方不管不顧,現在能得特殊照顧,李訓自然贏得輿論一片贊聲,收割了大量粉絲。不光文宗被迷惑了,整個士大夫階層均天真的以為李訓能給他們帶來太平。這樣,李訓的名望不知高出鄭注多少倍。

本來按照計劃,鄭注在鳳翔軍中選取壯士數百人以為親兵,讓他們身藏利刃,藉著在滻水安葬王守澄的機會,將仇士良等各個宦官頭目一併殺之。但是李訓害怕鄭注因此立下頭功,就瞞著鄭注,與自己的黨羽商量新的提到方案,準備提前動手。

文宗大概被李訓之前的勝利衝昏了頭腦,也沒有好好驗證一下他的計劃可行不可行,稀裡糊塗就同意了。

甘露之變被反殺


十一月的一天,文宗在紫宸殿朝會,李訓的心腹韓約奏稱,有金吾衛報告後園石榴樹晚上生了甘露。天降甘露是盛世吉兆,一時間群臣興奮不已。李訓和舒元輿趁機讓文宗親自去看。朝會散後,文宗至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大臣去看。李訓裝模作樣的看完彙報:“恐怖不是真的甘露”。文宗又讓仇士良等宦官都去看。宦官去後,李訓馬上讓心腹王璠、郭行餘上前領命。王璠膽子小,兩腿打顫不敢上前,還是郭行餘拜在殿前。而他們原定的兩路人馬只到了一路,實力有點跟不上。

再說仇士良等人跟隨韓約前去看甘露。韓約此人外強中乾,在這種陣仗下竟然臉色更變,冒了虛汗。仇士良很奇怪,就問他為什麼如此。也是仇士良命不該絕,此時突然颳起一陣風,吹起幕布,露出很多手持兵器的武士。仇士良反應很快,立即衝出門去,趕緊向文宗報告,沒想到這本是文宗授意安排的。仇士良等人誤打誤撞,本想保護皇上變成了以皇上為人質。他們將文宗抬上軟輿一路奔入宮門。李訓見大事不妙,穿了一個官吏的衣服趁機逃出宮去。其他士兵和官員就遭了殃了,被反應過來的仇士良等人調集的禁軍一頓砍殺,千餘人中倒有六百人被殺。

事情敗露,文宗僅能自保,無法救人。李訓、鄭注及黨羽王涯、王璠等人無一倖免,均被殺,親屬也大多遇害。

最離奇的故事發生在小人物身上


王涯有個遠房弟弟叫王沐的,家裡很窮,聽說王涯發達了,就巴巴的趕來投靠他。結果王涯根本沒將這位親戚放眼裡,兩年也不見一下。王沐最後走的王涯奴才的門路才得了個小官,從此早晚在王涯門上等候。結果他沒趕上榮華富貴,倒遇上抄沒王涯家的士兵,最後與王涯一起被腰斬。

還有一個小人物是舒元輿的族子,人很聰明,舒元輿也很喜歡他,把他帶在身邊十年。有一天,不知因為何故,舒元輿就罵了這位族子,奴僕也來仗勢欺人。這位族子很難過,就想回江南去,舒元輿也不留他。他一路傷心離去,到晚上,聽到舒元輿一家被逮捕,不禁大呼僥倖。

可見冥冥中自有天定。

甘露之變後文宗變身憂鬱青年


再說唐文宗,甘露之變失敗後,仇士良等人把持了整個朝政,宰相成為擺設。宦官氣焰更加囂張,視朝臣為草芥。

文宗無事可幹,宴會也不辦了,體育運動也不參加了,經常一個人閒坐或者眺望遠處,要不就是自言自語,完了一聲嘆息。

文宗寫了一首詩,傳神的描述了那種空白、寂寥的心情: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

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班時間,文宗與宰相鄭覃談論一下詩歌,被鄭覃勸諫不要學隋煬帝。他要找存在感,對朝臣誇耀自己節儉,衣服洗了三次還捨不得扔,結果被柳公權給懟回去了,說這都是細枝末節。

吃過李訓、鄭注大虧的唐文宗再也不敢敞開心扉說心事,只是偶爾稍微透露一下真正的心緒。

有一次,唐文宗在思政殿,召值班的學士周樨對飲。

酒酣之際,唐文宗問周樨:我能和前代那個君主比?

周樨只能說:陛下是堯舜那樣的君主。

文宗自己反駁道:我和周赧王、漢獻帝是一樣的。

周樨嚇壞了,忙說:他們都是亡國之君。

文宗情緒激動,說:周赧王、漢獻帝受制於強諸侯,我受制於家奴,比較起來,我還不如那二位呢!

說完,文宗忍不住哭泣起來,周樨不敢說話了,只能伏在地上陪著哭。

這次對話之後,唐文宗不再上朝。第二年,到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死,仇士良等人擁戴文宗弟弟穎王李瀍為帝,就是歷史上的唐武宗。

西安碑林發端於唐文宗


仇士良等人又立了擁戴大功,繼續把持朝政。牛李黨爭繼續在武宗朝展開,一切好像沒有發生,唐文宗好像沒有存在過一樣。

不過,唐文宗應該不必遺憾,他給長安和後世的西安留下了最寶貴最厚重的遺產,就是開成二年(837年)刻成的十二經刻石,史稱開成石經。830年,在“甘露之變”還未發生時,唐文宗接受了國子監鄭覃的建議,歷時4年完成,石經內容涵蓋《周易》、《詩經》、《春秋三傳》等十二種經典《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228面,共六十五萬餘字。每一經篇標題為隸書,經文為正書,刻字端正清晰,按經篇次序銜接,卷首篇題俱在其中,一石銜接一石,不易凌亂。在主要靠抄的唐代,這成為最優的教材,影響了無數的學子。原碑本立於長安務本坊國子監,在宋代轉移至現在的三學巷,經歷代不斷移入其他碑石,逐漸發展成現在名震世界的西安碑林。


他發動了唐代最窩囊的甘露之變,為什麼西安人民還應該感謝他?



唐文宗真正做了一件利在千秋的好事,也對得起他諡號上的“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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