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夜，三鼓時分（子時，23點到1點之間），風塵僕僕的懷來縣守臣，直趨皇城，叩響了西長安門。

此時城門早已關閉，按制不到早朝是不得開啟的，而此時離上朝前的準備至少還要一個時辰，可來人卻等不了那麼久，執意要立刻入皇城進宮，有天大的事要稟告太后。

不耐煩的守衛軍士從門縫中接過來人塞入的帛書，當看清帛書上的文字及印璽後，守門官如雷轟頂差點嚇死過去，茲事體大！他也顧不上違制與否，當即打開城門，護送來人奔往紫禁城。

十五的月亮十六圓，皇城之上黑黝黝的蒼穹，一輪明月如玉盤高掛，本應是良辰美景，奈何此時的大明王朝卻無福消受，今夜的紫禁城註定無眠！

因為就在昨日（八月十五）下午，大明的皇帝朱祁鎮兵敗土木堡，二十餘萬京營大軍頃刻覆滅，隨扈文武死傷無數，堂堂一國之君更是屈辱被俘！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以天子御國門，威震漠北，怎料想後世子孫竟如此不肖！

大明國恥，直追前宋！

八月十七日早朝，受命居守京師的郕王朱祁鈺，在午門前的闕左門接受群臣例行謁見，孫太后適時公佈了皇帝被俘、傳書索要金帛自贖於瓦剌的消息，百官無不悲慟！

兵部侍郎于謙，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時京師內外可戰之兵，不過老弱十萬，瓦剌勢大，士庶震怖，南逃之聲四起。

好在於謙等有識之士極力主戰，並在之後的京師保衛戰中力挫瓦剌，這才將險些墜向深淵的大明王朝拉回正軌。

我們今天再看土木堡之變，都清楚這是明代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深刻影響了明廷北部邊疆的策略，軍事日趨轉於保守。

但時至今日，圍繞在土木堡之變上的疑點依然重重，“全盛之天下”的大明怎麼就輕易的敗了？真就如史書說言全是權閹王振一人的過錯？帶著這些疑問，我們重新覆盤整個土木堡之戰。

土木之變前因

1、瓦剌的崛起

自從明朝建立後，元廷北逃大漠，經過洪武朝的多次軍事打擊，北元瓦解，分裂為韃靼、瓦剌東西兩部。韃靼部以勢力強大的阿魯臺為尊，瓦剌部則是以馬哈木為主。

在永樂時期，明成祖朱棣五徵大漠，分別對韃靼和瓦剌進行了強力的軍事打擊，馬哈木、阿魯臺先後歸順大明。但由於阿魯臺叛服無常，多次受到明廷重創，瓦剌因此得到快速壯大。

宣德九年（1434年），馬哈木之子脫歡襲殺阿魯臺，之後數年又逐步吞併蒙古諸部，基本上統一了草原，並立元室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丞相。

正統四年，脫歡死後，其子也先繼位，自立太師稱淮王，聯合可汗脫脫不花部，東西擴張，瓦剌勢力越發強盛。

從正統八年開始，也先圍攻哈密，強迫大明屬臣哈密王順服他，在逐步控制了哈密衛之後，又先後將沙洲、赤斤、罕東三衛收入囊中，大明西北嘉峪關外再無屏蔽。正統十二年，兀良哈三衛也為也先所掌控。

這一時期的瓦剌在也先的統治下達到極盛，志得意滿、咄咄逼人的也先自然生出南侵大明的想法，而促成這一計劃成行的誘因，卻是朝貢貿易。

2．朝貢貿易

所謂朝貢，原指諸侯或屬國定期朝拜天子，進獻地方特產。

明代立國後，恢復古來已有的華夷觀念：“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作為華夏正朔的大明王朝，昭告天下，凡四方臣服者，俱可來朝建立朝貢關係，一時間東南夷、東北夷，北狄、西戎百十多地紛紛入貢，朝廷按例給予厚賞。而國初退往大漠的蒙古各部，也在永樂時期強大的軍事碾壓下，入貢臣服。

蒙古的韃靼、瓦剌兩部每次入貢，除了能得到遠遠大於貢品價值的封賞外，蒙古使臣還可以在京師會同館進行商品貿易，以草原馬匹、皮毛等特產換取中原豐富的物產。

此外，凡入貢的蒙古使團往返京師的起居飲食都有朝廷負責，而且朝廷的回賜是以來朝的人數和地位來給賞的，對人數並沒有明確限制。這種薄來厚往的朝貢制度，讓蒙古諸部感到有利可圖，極大刺激他們不斷擴大使團的規模。

在土木堡之變爆發前的十四年裡，瓦剌來京朝貢的人數從最初的不滿百人，猛增至千，正統十二年，入貢人數高達2472人！儘管瓦剌入貢的馬匹和毛皮都有大幅度增長，可遠遠不如明廷的回賜豐厚。

逐漸增多的使臣，讓大明一時不堪重負，從正統七年起，明英宗就曾曉諭邊將嚴格控制入關的瓦剌人數，但效果並不明顯。於是明政府開始將每次入貢的賞賜固定下來，以此變相削減賞額。

並且正統年間瓦剌大規模的入貢，也帶來很多政治問題，比如有使臣刺探城防邊情，違禁買賣兵器等等。

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永年先生，曾在《土木之變與也先稱汗》一文中指出：“正統年間的朝貢已經脫出貿易常規，成為也先訛詐的一種手段。”

正統十三年，再次入貢的瓦剌聲稱使團數三千多人，實際兩千多人，這是故意在虛報數目討要賞賜。因為之前瓦剌和大明已經發生過多次朝貢貿易衝突，這次大明態度強硬，在會同館官勘實瓦剌人數後，禮部驗口給賞，虛報者不予賞賜。

索求得不到滿足，而相對之前的封賞也有所削薄，大失所望的也先不由惱怒，此時正值瓦剌全盛，兵強馬壯，耀武邊關脅迫大明成了也先的首要選擇，於是戰爭爆發了！

土木之變

1. 親征的決議

正統十四年七月，秋高馬肥之際，也先恩威利誘蒙古諸部，分軍四路大舉入寇。東路由脫脫不花汗，攻遼東；中東路則由阿喇知院統領，攻宣府；而中西路由也先親率精銳大軍，攻大同；另一支則進犯西北甘州。

實際上，早在六月十七日，明廷已經獲悉瓦剌意欲攻掠大同的情報，英宗皇帝當即差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相機剿殺。

到了六月三十日，英宗皇帝更是命京營馬步精銳3萬駐守大同，1萬5千協助宣府。

七月初二，關於瓦剌入侵的確切消息傳來，為了備戰，英宗一面派人到邊鎮犒賞大軍，激勵邊軍迎戰，一面下令補足京營馬匹，做戰前準備。

可以看出，明廷上下對瓦剌入侵是嚴陣以待，相當重視的，就軍事而言，這些戰前措施也都非常正確，至少此時大明還沒做出錯誤的決策。

但儘管準備充足，可現實的情況卻比預想的還要糟糕！

七月十一日，也先進攻大同，右參將吳浩率部迎戰於貓兒莊，這一戰以明軍慘敗告終，吳浩力戰而死。緊接著阿喇知院也入寇宣府，圍攻赤城堡。

軍情緊急，當日就傳到北京，英宗皇帝按捺不住，和王振計議決定親征。

由於此時司禮監太監王振把持朝政，因攝於王振威勢，對親征之事，朝會之上沒有人當場提出異議。

到了十二日，皇帝下達動員令，給京營官軍操練者，每人賜銀一兩，胖襖褲各一件，鞋二雙，發一月的行軍糧食，以及兵器、負輜重的驢等。

按道理，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可明英宗和王振並沒這麼做，而是隻準備了一個月的行軍口糧，這擺明了是要速戰速決。一方面是軍情緊急，另一方面也是王振和明英宗存了大軍恫嚇也先，逼退瓦剌軍隊的心思。

而後來英宗皇帝領軍出征從出發到回師，如果沒有土木之變，前後一個月恰巧正是實際日程，所以這次親征雖說倉促，卻也是提起制定好行程計劃的，準備一個月內解決也先，然後班師。

親征計劃既然已經下達，那百官們在幹什麼呢？

按照《明英宗實錄》記載，到十四日前的三天內，百官還真就沒什麼動靜，也許是在觀望，發現皇帝確實下定決心親征，這才施施然的在七月十四日，由吏部尚書王直領銜，率廷臣合章上奏，勸諫皇帝不可躬履險地。此外，兵部尚書鄺野和侍郎于謙，單上一本，勸諫皇帝以社稷為重。

這兩本奏疏並不能說服英宗皇帝，英宗回覆道：卿等所言皆忠君愛國之意，但虜賊逆天悖恩，已犯邊境，殺掠軍民，邊將累請兵救援，朕不得不親率大兵以剿之。

接下來百官們便沒有再次勸諫，畢竟從太宗皇帝（即明成祖）遷都後，前三代帝王，除了仁宗在位日短，哪一個沒親自領軍親征過？況且京師三大營設立以來，還沒有出現過有任何武臣代天子統御出征的情況，前朝先例在，大臣根本無從阻攔。

而更加讓百官無力反駁的是，十五日，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和監軍太監郭敬與瓦剌軍戰於陽和後口，此戰明軍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郭敬躲入草叢倖免，石亨隻身跑回了大同。

這一場大敗，明軍損失慘重，局勢的惡化極大刺激了英宗皇帝，在加上王振的極力勸成，親征之事已無可避免，這時候沒有人能找到合適理由阻止皇帝效法祖宗的武功。

親征並不算是錯誤的決策，那是外部緊急軍情和明廷歷代君主統軍的內因促成的，唯一錯誤的是，戰爭不是兒戲，它充滿了偶然性，一個長在深宮的帝王，和紙上談兵的太監王振根本沒能力指揮數十萬大軍，從皇帝下達親征的指令後，這場戰爭的走向就充滿了未知，這也是百官所憂慮的地方。

2、回師路線之謎

詔命郕王朱祁鈺居守京師後，在一干文武大臣的扈從下，英宗皇帝親率二十多萬大軍於七月十六日出師，前往大同。

關於出征的兵力一說五十萬，實際上五十萬為號稱，不可能有這麼多，根據李新峰先生考證，實際人數多不過二十萬，甚至可能更少，這也是比較合理數字。

七月二十三日車駕到宣府，二十四日到達雞鳴山。

越近邊地，隨行的大臣越恐懼，而且此時王振的專權跋扈也引起大臣不滿，有人建議殺王振，然後派遣大將領兵前往大同，其餘人和皇帝返回京師，但都懾於王振，人人自危，沒能成行。

七月二十八日，車駕到達陽和城南，來到之前西寧侯宋瑛等全軍覆沒的地方，只見伏屍遍野，極為慘烈，全軍上下無不膽寒恐慌。

八月初一，大軍抵達大同，這時也先的大軍已經退回關外，再加上連日來風雨交加，軍心不穩，隨扈大臣都建議班師，大同鎮守太監郭敬也祕告王振形勢的嚴峻，於是初三日明軍回師。

但回師路線中途存在變更，這便成了後世爭論土木慘敗的焦點。

首先回京的路線有兩條，一條沿邊塞到宣府原路返回；一條經蔚州過紫荊關，迴鑾京師。

紫荊關這條路線因深入內地，相對安全，也是百官所贊同的。按照史書上的說法，初議從紫荊關入，但因王振是蔚州人，開始也存了邀請聖駕到他家鄉炫耀的心思，便同意了，但走到半途，王振又怕大軍踩壞鄉土莊稼，便改變主意重新令大軍改道宣府。正是王振隨意改變行軍路線，讓“軍士紆迴奔走，壬戌始次土木。”兵敗的責任全歸咎於王振，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根據《明英宗實錄》，來看看明軍回師的路線：

初三，車駕次雙寨兒；

初四，車駕次滴滴水；

初五，車駕次洪州方城；

初六，車駕次白登；

初七，車駕次懷安城西；

初八，車駕次萬全峪；

初九，車駕次陽和北沙嶺；

初十，車駕次宣府。

這些地點對應為今天的地名，分別是陽高縣雙寨村、陽高縣滴滴水村、陽原縣、陽高縣大白登鎮、懷安縣懷安城鎮、萬全縣左衛鎮、陽高縣北沙嶺、張家口宣化區。

地點所在如下圖所示：

接著我們按照行軍的順序，將上邊的地點連起來，如下圖所示：

你會發現，這個路線明顯有著巨大的漏洞，初三日到雙寨兒一天行軍一百二十多裡，步騎相合的大軍，又不是純粹的騎兵，一天行軍一百多裡很難想象，而之後的初九和初十更是不可思議，先掉頭兩百多裡，又折回兩百多裡到宣府，太過玄幻，更不可能，只能是實錄記混了幾個地點，畢竟現在的實錄是清初的抄本，謄錄錯誤也有可能，為此筆者重新梳理後，行軍路線如下：

大軍先沿邊牆向北沙嶺，后王振改主意走紫荊關，折回南下滴滴水，至洪州，又改路線經白登、雙寨、懷安城、萬全峪重返宣府，這樣更符合邏輯。

而之所以如此行軍，因為英宗一開始並不想一仗未打便灰溜溜的返京，他和王振便決定沿邊至宣府尋中西路的瓦剌軍至少打一仗，但行至陽和衛的北沙嶺，再見到死難的大軍，軍中騷動，風雨雷電又大作，百官勸說改走紫荊關，而王振心裡也打鼓，便邀請英宗順道到駕臨他蔚州老家，改變路程南下。

可到洪州，不論是否是王振怕踩壞家鄉莊稼，而勸英宗改了主意重走宣府一線，但可以肯定的是，往返的折騰不僅浪費時間，讓也先有時間尾隨而來，更是令軍心士氣大喪，雖說這並不是兵敗的主要原因，可接下來英宗的軍事冒險卻將大軍置於危險境地。

3. 駐蹕土木堡

八月初十，明軍到達宣府，這時已經發現了瓦剌的主力，兵部尚書鄺野兩次建議英宗急趨入關，派重兵殿後，但被王振嚴辭拒絕。

十一日，明軍出宣府東南行軍五十多裡，到了十二日只行軍二十里，駐紮雷家站，十三日更是原地未動。

很明顯明英宗和王振此時在等待尾隨其後的瓦剌大軍，以求決戰。

也正是十三日時，英宗接到後軍被瓦剌襲擊的消息，他立刻派恭順侯吳克忠率軍回擊，而本部大軍在原地展開待敵。

可戰場的變化瞬息萬變，吳克忠的軍隊陷入伏擊，全軍覆滅，只有吳克忠的兒子吳瑾隻身逃回。

這時已到傍晚，英宗大驚之餘又命成國公朱勇領兵四萬救援，可惜大軍在鷂兒嶺再次遇伏，全軍盡遭屠戮，朱勇也戰死。

接連的敗仗，至少七萬大軍覆滅，讓全軍上下膽戰心驚！十四日一早大軍不敢停留，繼續行軍三十多裡，來到了戰役的關鍵地點，土木堡。

這時天色尚早，大軍離懷來城只有20裡，為何不駐蹕城防更優越的懷來城，反而停在了土木堡？

按照《明史紀事本末》上的說法，是王振有一批輜重落在後面，為了等輜重隊趕上，致使明軍不得已在土木堡停下。而有意思的是《明英宗實錄》上卻是另一種說法，稱王振因接連失利，身體抱恙（可能是嚇出病來了），才止與土木堡。

土木堡地勢較高，倒也適合駐軍，可是唯一的缺點就是無水，明軍掘地兩丈也不得水，而最近的水源是南邊十五里處的媯水（永定河），但永定河已被瓦剌佔據。

這時候疑問來了，當時的懷來城就在永定河旁，為何沒有守軍及時制止？

實際上早在七月中旬，阿喇知院圍攻獨石城、馬營時，守備赤城堡的指揮使鄭謙、徐福，以及鵰鶚堡指揮姚瑄聞瓦剌入境，率先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於帶來嚴重的連鎖反應，懷來、隆慶、龍門衛的指揮官易謙等也有樣學樣，望風奔潰，宣府北路、東路幾乎等同無人區！

這些棄城而逃的軍官跑到居庸關，大言不慚的聲稱駐軍居庸，為京師聲援，完全不在意此時皇帝擋在前邊正往大同。

宣府北路、東路的劇變並沒有及時通知英宗的大部隊，直到八月九日，鎮守居庸關的孫斌上奏了邊將棄城逃跑的醜事。

所以這也是瓦剌騎兵可以在宣府周圍來去自如，更能迂迴包抄英宗車駕，扼斷水源，甚至已經接管了懷來的城防，讓明軍陷入被動，不得已停在土木堡。

八月十四日晚，在明軍剛駐紮建立營防後，也先就已領兵連夜猛攻土木堡北的麻峪口。

十五日上午，瓦剌騎兵完成了對土木堡的合圍，明軍情勢危急。

這時候英宗和王振不敢擅動，依託堅固的營防守禦，也先一時也奈何不得，只是此時人馬缺水一天，大軍上下焦慮不安。而也先也怕時間一久，明軍援軍到來，形勢不利，便假意講和麻痺明軍。

陷入危地的英宗自然求之不得，立刻寫好敕書，並派通事隨瓦剌使者返回。

這時合圍的瓦剌軍忽然撤開南面防守，英宗和王振以為議和之事已成，當即命飢渴的大軍移營就水，哪知瓦剌大軍忽然殺了過來，高呼：“解甲投刃者不殺！”

毫無鬥志的明軍立刻崩潰，紛紛放棄抵抗，大軍倒戈，自相蹂踐。

據倖存的大臣李賢事後回憶，此戰“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

扈從的公侯伯和文武大臣戰死無數，王振死於亂軍，英宗也成了瓦剌俘虜，土木堡之戰以明軍徹底覆滅告終，其時情景當真是慘不忍睹！

明軍之所以失敗，除了王振的專權跋扈，把持軍事指揮權造成明軍一再錯失良機外，明英宗的輕敵冒險和宣府武將的懦弱棄城也與此有很大關係。

戰後，于謙、葉盛等大臣就曾氣憤的指出，如果不是宣府東北兩面，獨石、永寧、懷來等十一城守將棄城而逃，六師何至於失陷土木！

也有說法稱土木之變是文官集團的陰謀，這種說法甚為可笑，內閣首輔、兵部尚書、戶部尚書等一大批文官戰死，哪有文官自己算計自己的陰謀？

王振的慫恿，皇帝不懂兵事的盲目冒進，以及貪生怕死的武將棄城逃竄，共同導致了土木堡之戰的慘敗結局。

這是大明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之下，國家和民族的共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