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是在改革開放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中生成與發展的,與之前相比具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更豐沛的人文情懷，更專業的學術品格，以及更積極的開拓精神。
一、文學功能：審美與政治
在探討文學的功能時，審美與政治的糾結對中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者而言都很難完全繞開，審美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因此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論最核心的命題之一。這個命題早在20世紀20年代文論建設剛剛發軔時就已經被提出來，所謂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逐漸成為20世紀前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立場。
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論對文學審美性的張揚，雖然不少人指出其表達的是一種政治訴求，但至少從理論形態上看，凸顯文學的審美功能，反對把文學當成政治的工具，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文論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是，單向度地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進而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否定文學與政治的關聯，顯然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基本立場的。國內有學者提出了用“審美意識形態”界定文學性質的主張，得到了比較廣泛的認可。
正當文學審美論作為一種文學理論變得越來越精緻的時候，中國的文論界卻突然間又產生了返回政治的衝動。這使得文化研究很快成為中國當代文論研究與文學批評中的十分重要的理論模式，中國文學理論的整體價值取向因此又一次發生轉移，以至於到了21世紀初，“審美意識形態”論也受到了質疑，並再次引起學術界的論爭。
中國當代文論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裡，先是試圖從政治走向審美，接著又很快從審美返回政治，其間的邏輯關係耐人尋味。它讓後來的學者一方面充分認識到了不顧文學自身規律，將文學完全當成政治的附庸與工具時對文學可能產生的傷害；另一方面也認識到了文學完全脫離政治之不必要與不可能，以及僅僅從審美立場看待文學問題時的偏執與狹隘。經歷了這個過程之後，今天從事文論研究的學者再次面對這一問題時，其理論態度已經顯得更加從容與自信。
二、研究對象：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
文學研究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之爭，是發生在“新時期”中國文論研究中的一場著名論爭。
“新時期”之初，為了擺脫“工具論”文學觀，許多學者開始強調文學自身的獨立性和文學研究的獨立性。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引入，確實給文論界帶來許多新鮮的、富有啟發性的影響。但是，其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立場之間的對立，也很快引起了理論界的警覺，並開始對它進行反思性的批判。這可以看作是20世紀80年代文學研究“內外之爭”的一種邏輯延伸。
20世紀90年代文化研究的興起，不僅針對文學研究中的審美主義思潮，同時也是為了校正形式主義文學研究所產生的偏頗，它代表了中國當代文論重新向政治、社會、文化這些“外部研究”開放的努力。然而，到了21世紀初，一些文化研究學者又提出了文學研究進一步向外拓展邊界的主張，試圖建立一種沒有邊界的文學理論。也有學者對他們認為的傳統文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傾向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提出了“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等極端主張。對形式主義文論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化”改造，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最近十來年裡，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無論是強調形式主義文論通過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對話參與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建構，還是強調後來的一些形式主義文論家已經從對純文本形式的關注走向了對文本與意識形態、文本與歷史之間關係的關注，上述理論研究實際上都多少有著為文化研究興起之後在中國文論界受到質疑與批判的形式主義文論進行辯護的意圖。在此過程中，他們採用的策略，就是通過學術史的研究證明形式主義文論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為整合了文學的“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的理論，既能夠通過形式分析切入文本內部，又能夠在文本形式中發現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等外部研究關注的內容。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糾結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對立，在這樣的思考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三、研究方法：思想與學術
20世紀80年代的文論界在熱鬧繁榮的背後，也存在許多問題，其中突出的問題就是隻重視觀點的標新立異，而不重視學術表達的規範性。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一些學者對這種情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導致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與其他人文學術研究一起，風氣出現明顯轉向，李澤厚曾經把這種轉向稱為“思想淡出，學術凸顯”。
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而言，由注重思想觀點的表達到重視學術過程的嚴謹與規範，這一轉向最直接的表現是學術史研究的興起。不少學者開始由引介國外理論觀點、提出新的理論命題、建構新的理論體系，轉向圍繞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上一些具體的文本、學者與學術事件進行資料的蒐集整理與細節的比較辨識。
近年來，思想與學術的關係問題再次被重提，而這一次更多的是對學術研究中思想性匱乏的反思。狹隘“學術化”，既割裂了文學批評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統一性，也使文學批評退縮為疏離於文學現實的“文學研究”。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者進而提出必須改變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路徑，將理論研究與文學現實相聯繫，增強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有效性。而對馬克思主義文論自身實踐品格的強調，成為這種反思的一個最重要的理論支點。
四、研究目的：理論與實踐
很明顯，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包含著理論建構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體系性是許多研究者追求的理論目標。但是，馬克思主義也十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關聯性，特別是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意義。因此，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理想境界，但在具體的研究中，怎樣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仍然會成為一個問題。
“新時期”中國文學在追求作家創作獨立性的同時，也出現了追求文學研究的科學性的主張。然而，這一“科學主義”傾向也使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出現許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理論與具體的文學實踐之間的隔膜。文學研究的這種理論取向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顯然是衝突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特定的理論是在特定的實踐過程中，在觀察與研究特定對象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理論最主要的價值，則體現在能夠返回現實之中，指導人類在特定領域展開新的實踐活動。
當代中國社會處在急劇的發展變革之中，中國文學也處在一個急劇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近年來馬克思主義文論實踐品格的迴歸，是文藝理論研究者使命感的體現，為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
五、言說方式：“西化”與話語主體的重建
中國當代文論實質性的改變發生在最近幾年，其標誌性的事件，是2014年底以來張江教授在其系列文章中，以“強制闡釋”這一概念為突破口對西方文論富有學理性的批判，以及接下來構建中國當代闡釋學——“公共闡釋論”的努力。他對西方文論“強制闡釋”特徵的指認，引發了中國文論界對西方文論在解釋文學問題時有效性的質疑。與提出中國古代文論話語轉換的學者指責西方文論話語遮蔽了中國人的審美經驗相比，張江採取的策略是首先從西方文論生成的內在邏輯入手，對其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認為現代西方文論往往以“強制闡釋”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理論觀點。接下來，張江提出了闡釋的“公共性”問題，試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基礎上，從中國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建構當代中國的闡釋學——“公共闡釋論”。張江的“公共闡釋論”意在糾正20世紀西方主流闡釋學“以非理性、非實證、非確定性為總目標”的偏頗，倡導“以普遍的歷史前提為基點，以文本為意義對象，以公共理性生產有邊界約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闡釋”。
理論界出現這種積極的變化，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提出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有關。習近平關於文藝問題的系列講話為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建設指明瞭方向。從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學者充分意識到，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確立自己的話語主體地位，一方面要借鑑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的概念、融匯中國古典美學精神、吸收中國古代哲學智慧，另一方面也要繼承20世紀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並密切結合中國當代社會與文藝發展的實踐。一種“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必然是建立在中華民族自身歷史與文化根基之上的，同時也必然是開放的，能夠吸收世界先進文藝思想，能夠與世界展開對話的文論體系。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心。原題《探索 選擇 超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近四十年研究歷程回顧》,《中國文學批評》2018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王禧玉/摘）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2018年第4期 作者：泓峻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於“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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