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權運動起始於19-20世紀之交，“五四”時期的雨後春筍已屬第二代。張竹君（1879-1964）是第一代女權運動領袖之一。作為科班出身的女西醫，張竹君從廣州來到上海，充分利用“粵滬新人網絡”，從鼓吹女權主義轉到腳踏實地的女性公益活動，對上海近代社會的形成貢獻甚巨。
張竹君
近代知識女性被公開稱作“先生”的，張竹君是極早一例。1909年7月19日，《申報》報道：“六月初二日上海醫院行落成禮，……次由育賢女學生陳衡哲演說，上海醫院系李平書先生與女醫張竹君先生費盡心力始得成立，為我中國第一特創之醫院，願大眾扶助等語。”
陳衡哲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當時就讀於張竹君創辦的育賢女校。十幾年後，她就任北大講席，也榮登“先生”寶座。從清末民初語境分析，“先生”用來稱呼女性，主要是指新式學校女教師，也用在女醫生身上。張竹君身兼教師、醫生兩個身份，這個“先生”稱謂似很恰當。
近代珠三角地區的“不嫁主義”
中國最早一批女權主義者當中，張竹君與秋瑾都屬於坐言起行者，與單純從事輿論工作者有別，而張竹君從事鼓吹與實踐，比秋瑾還要早一些。1900年1月，張竹君畢業於中國最早男女同校的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學堂，次年即集資創辦南福醫院，為女性患者服務。
張竹君在行醫之暇，召集官紳眷屬和相知志士，集名園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以為女人不可徒恃男子讓權，須自爭之；爭權之術，不外求學”。希望女子能夠“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發現極新之學”，“竹君持不嫁主義，以為當舍此身以擔今日國家之義務。若既嫁人，則子女牽纏，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馬君武：《女士張竹君傳》，1902年《新民叢報》第七號）。
張竹君高標脫俗的行為，首先是個性所造就，但也與家庭及社會環境有極大關係。馬君武稱張氏“故為世家”，馮自由說“父曾任顯宦”，均不準確，有人甚至說其父為“三品京官”，大誤。直到廣州番禺學者何潤霖1993年發表《“中國第一個南丁格爾”——張竹君》一文（《番禺文史資料》第22期），才首次弄清了她的家庭背景。
張竹君出身於十三行富商家庭，家在廣州番禺沙灣螺陽鄉岐山村。曾祖父張達才以經營絲茶起家。叔祖父張殿銓，少孤，由張達才教養成人，入十三行鉅商潘家當夥計，後往蘇州營商，結識一批安徽茶商。張殿銓敏銳地捕捉到歐美人飲茶口味的轉變，發明松蘿茶新制法，指導安徽茶商進行加工，回廣州十三行開設隆記洋行，囤積巨量安徽綠茶，待外商雲集時，開倉拍賣，一夜暴富（《張克慎堂家譜》）。
張家作為十三行茶商，與外商頻繁接觸，眼界非一般人家可比，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教育，不以科舉為目標。張竹君父親張世蒸，原名泮藻，字典麗，號季霞，分省試用縣丞（八品官）；精通數學，著有《弧三角法》《測量備要》等書。二伯父張世熙，號少壁，對機器製造工藝深有研究，同治十二年起任廣東機器局幫辦，後任石井兵工廠監工等職。從叔父張世鑑，畢業於中國第一家西醫院博濟醫院，為獨立開業的的西醫。大哥張圻，畢業於南洋荷活士汽機專門學校工科，任製造西局幫監工；二哥張焱，畢業於廣東軍事學校步兵科，充製造西局管料；三哥張鑫，香港皇仁書院英文科畢業（《張裕慶堂族譜》）。
《張裕慶堂族譜》中的相關記載
張竹君幼年時患病，經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醫生精心醫治，漸漸痊癒，對西醫十分信賴，遂於1895年入博濟醫院學習。她家中前輩及兄長，多有西學背景，她學習西醫並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張竹君奉行“不嫁主義”，主張女性自立自強，跟她出生成長的地域有重要關係。沙灣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區，與相鄰的順德、南海、香山各縣，乃是“不落家”、“守清”與“自梳”風氣最為盛行的地區。所謂“不落家”，是指女子名義上成婚以後，不與丈夫同房，回門後即長居母家，出錢給丈夫納妾以解決傳宗接代問題；“守清”，指與已死青年男子的“神主牌”舉行結婚儀式，然後回孃家生活；“自梳”，是指女孩子梳起髮髻立志不嫁（區別於一般未婚女子扎辮子），與同樣梳起的“姐妹”居於“姑婆屋”。
這三者具體形式雖不同，共同點是女性擁有獨立的生存空間。這種婚俗在漢族各族群中獨樹一幟，其起源問題迄今未得到解決。有學者認為，蠶業繅絲業使得她們能保持經濟上的獨立，以此來解釋自梳女隊伍的壯大則可，當作起源則不能成立，因為繅絲業同樣發達的江南地區並無類似現象。蕭鳳霞、石峰等學者的研究開闢了新的空間，認為這是珠江三角洲沙田區地方精英有意構建的“象徵符號”，以與被視作“賤民”的疍家（船民）相區隔，成為“文化排斥”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家族男性成員也是此種婚俗的“共謀”者。自梳女分佈範圍，與珠三角沙田地區高度重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筆者認為，珠三角沙田地區女性為配合家族利益而作出“犧牲”，作為交換，自梳女獲得了獨立的財產權和姓名權。清代珠三角自梳女群體的湧現，可看作傳統社會中女性權利的一場“革命”。
番禺沙灣鑑湖張大夫家廟（餘國基攝）
這種獨特風俗，給了張竹君以寬鬆的社會環境。張竹君成長於這個環境中，在接受了西式教育之後，轉化為更加積極進取的態勢。為彰顯“男女平等”之義，她經常西裝革履，乘坐四抬開篷藤轎，“前呼後擁，意態凜然，路人為之側目”（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頁）。
移師上海
出生成長於廣州的張竹君，為何在1904年移師上海？迄今為止的記述，都未能洞悉實情。
張竹君（1904年第9期《女子世界》）
庚子事變後，沙俄侵佔我國東北，上海等地發起了拒俄運動。1903年，日俄兩國為爭奪我國東北摩擦激化。1904年2月，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爆發。當時的中國人，多認為日本的挑戰對中國有利。居留日本的各國人士，包括中國留學生，組織了赤十字社（紅十字會），準備開赴東北戰場救援。張竹君上書兩廣總督要求赴日參加赤十字社，得到批准，抵達上海準備東渡，因故未能成行。在上海同志懇求下，她留滬組織衛生講習會，傳播醫學知識（《大陸》雜誌1904年第3期）。
當年4月，有感於女子在當時社會狀況下面臨多種風險，張竹君在滬發起成立“女子興學保險會”，揭示女性無學、無業、夫喪、子不肖等11種危險，提出“欲聯合海內諸女士為一大群，取數千年之惡習掃除而更張之，舉此十一險者芟夷而平蕩之，……修智育以求自治，習工藝以求自養，聯同志以求自鏡……”（張竹君：《女子興學保險會序》，《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第327頁）。
張竹君在上海創辦育賢女工業學堂，成績斐然，但初期因經費來源不足，幾陷絕境。這時，她碰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
張竹君創辦的育賢小學（尚賢堂校舍）
滬上名紳士李平書，原名李鍾鈺，晚號“且頑老人”，寶山人，優貢生，接觸洋務較早，在廣東為官多年。十月下旬，李平書聽友人說起育賢學堂行將解散，即前往察看，發現債主已準備封門。李平書對債主說，一切由我負責，讓學生安心。不久張竹君回校，交談中，李平書發現張氏竟是老相識張少壁的侄女。竹君伯父張少壁，在石井兵工廠任監工，是李平書同學張逸槎的同事（李平書：《且頑老人七十歲自敘》）。
乖巧的張竹君立即提出拜李平書為義父。粵俗好結拜金蘭，也流行拜義父義母，稱為“上契”，通過這種擬親屬關係拓展社會網絡。新春過後，張竹君假座上海愚園舉行過繼儀式，邀請地方紳董、粵籍鉅商前來觀禮，男女賓到者達100多人（李平書：《且頑老人七十歲自敘》）。
李平書精通中醫，張竹君則是出身科班的女西醫，兩人一拍即合，商定創辦女子中西醫學院。1905年1月23日，李平書、張竹君聯名在《申報》發佈《女子中西醫學院章程》，聲明：“一切經費及中醫教術，由李平書擔任；西醫教術及宿舍事宜，由張竹君擔任。六年之內，李平書不出仕，不赴他省當差；張竹君不回粵辦事，不往他處。各盡心力，務底於成。特訂合同，以堅信約。”
1909年，李平書約集梅問羹、虞洽卿、沈縵雲、王一亭等紳士，創辦上海醫院（今上海第二人民醫院前身），以張竹君為監院（院長）。“當日國人自辦之醫院，以該院為最完備”（史魚：《記婦女運動之開山始祖——張竹君》，《七日談》1947年第17期）。上海醫院除日常診病治病外，還定期舉辦義診，協助市政當局遏制傳染病。二次革命後，李平書因與孫中山、陳其美關係密切，被迫流亡日本。張竹君獨力難撐，維持至1916年，無奈交給上海縣政府接收。
1927年12月，李平書在崑山逝世。李氏自清末以來，對上海市政建設、慈善事業著有勞績，深受市民敬仰。病重期間，張竹君數次前往探望；出殯之日，張竹君“撫棺慟哭，兩目至於紅腫”。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李平書成就了張竹君的事業，而張竹君也盡心盡力回饋上海社會。上海各界為表彰李平書的貢獻，集資為之樹立銅像，1946年移置老城隍廟九曲橋畔，1960年代被毀。
1928年，因學童激增而學位不敷，張竹君借用霞飛路尚賢堂舊址（前上海商科大學）作為育賢小學校舍，招生數達到600名之多。1932年初，淞滬抗戰爆發，張竹君年過半百，仍自告奮勇出任紅十字會義務醫師，冒著日軍炮火前往車站搬運傷兵。當她們打著紅十字會旗幟迂迴前行時，日軍不顧國際法，悍然射擊，所幸未能命中。2月1日，張竹君將其所辦滬西健華頤疾園（療養院）讓出，用作傷兵醫院，後編為紅十字會後方醫院第六院。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張竹君再次出任傷兵醫院籌備委員。
張竹君終身未婚，然而每到星期日或公共假期，她的家裡，總有二十個少男少女喊她“爸爸”。這些“兒女”，都是她撫養的孤兒。她特地讓孤兒喊她“爸爸”，是因為只有撫養教育的責任，而沒有經過生產的辛勞（陸丹林：《女權運動前輩張竹君》，《三民主義》半月刊1945年6卷第5期）。
1964年，張竹君壽終於上海，享年86歲。她在一生中，先後創辦廣州南福醫院、育賢女學校、女子興學保險會、女子中西醫學院、上海醫院、中國赤十字會、健華頤疾園、滬西時疫醫院，培養女性醫學人才無數，參與救災、防疫、戰地救傷、保護受害女性等社會公益活動，有造於社會者甚多。她的胞妹張湘紋，自幼被張竹君帶到上海，於1917年在香山路創辦人和醫院、人和產科學院，是上海著名女醫生和女界領袖之一。
張竹君胞妹張湘紋
從女權到“女益”
作為中國女權主義先驅，張竹君理論與實踐同時並舉，與偏重一面者有別。到上海之後，隨著與滬上士紳合作的加深，她逐漸從激進的女權主義，轉向注重實效的女性公益活動。
當時的博濟醫院為北美長老會在廣東的大本營，師生幾乎都信教。張竹君在1901年，已經敢於批駁教會教義，並堅決主張必須先輸入新學術，然後可言自立，直言：“保羅謂女子不當施教，此謬論。男女平權，豈有女子不當施教之理。”（馬君武：《女士張竹君傳》）
激進女權主義者多宣揚男女對立的觀念，以樹立旗幟，吸引聽眾，早年張竹君也未能免俗。“夫吾女子之險若此，豈天生女子必與以若是之厄境乎？抑吾人自造之孽乎？推原其故，半由於男子之壓制，半由於女子之放棄。彼男子之肉，其不足食矣”（張竹君：《女子興學保險會序》）。女子欲求自立，“望諸男子，殆無望也”（張竹君：《衛生講習會演說》）。隨著與李平書的合作日益緊密，張竹君逐漸調整了調子，不再將同處清廷、外國勢力壓迫下的男子相對立，從原來注重向男子“爭權”，轉而與主張平權的男子合作，共同推進“女益”，以實事代空言。
武昌起義後，徐宗漢姐姐徐慕蘭組織廣東女子北伐隊，其它省份也有類似組織。經歷過武漢戰場槍林彈雨的張竹君，對只圖虛名不顧實效的做法大不為然，公開表示反對：“民國新立，百務待興，凡我女界，苟有志於輔助國家社會，其功最偉，其事正多。而惟組織女子軍隊一節，甚非鄙人所樂聞。……縱今日所編之女子軍隊，俱能挑選合格，而就生理上切實言之，比較男子，相差終遠。”（張竹君：《論組織女子軍隊》）張竹君以女醫生身份，客觀承認男女在體力、速度上仍有差距，不顧情面加以規箴，立言中肯。
1907年，由劉師培妻子何震（何殷震）領銜發起的激進女權主義組織——女子復權會，在日本創辦《天義》雜誌，高調宣揚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女權主義。“天義派”的女權主義，以罵倒一切、專事破壞為宗旨。8月10日，《天義》發表《男盜女娼之上海》，署名“志達”，以誣陷手段對張竹君發動惡毒攻擊：“新黨之好淫者，必借婚姻自由為名而縱其淫慾；女子稍受教育者，亦揭‘自由’二字以為標，視旁淫諸事不復引為可羞。由是，無娼妓之名，而有娼妓之實。厥後，張竹君以偽學之名，獻媚上海之紳商；以淫惡導其生徒，曾不稍恥，而風俗之壞，遂不可明言。……張竹君諸人之罪，固將上通於天；即效法張竹君諸人之行者，已將為豺虎所弗食矣。”（劉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上冊第284-285頁）
何震辦《天義》雜誌，為虛張聲勢，有些文章用筆名發表，“志達”即是其中之一。1907年12月30日，《天義》發表《女子教育問題》，文章署名“志達”，目錄標註的是“震述”；同一期還有一篇《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文章署名“震述”，目錄標註的是“志達”。“志達”即是何震筆名。
何震在上海與日本之間穿梭，應知張竹君所辦育賢女工業學堂所為何事。這篇奇文通篇沒有指出張竹君所做的任何具體事實，直接進行汙名化，何震的投機性由此暴露無遺。1907年，何震、劉師培夫婦認為自己最“革命”，罵倒一切維新、立憲派人物，然而到1908年底，兩人卻迅速投入兩江總督端方幕下，甚至有出賣同志之嫌，與張竹君興辦女學、提高女子自立能力的持續努力相比，兩者孰高孰下，世人自有明斷。
辛亥女傑
早年，張竹君只在廣州、上海有較大影響。1911年創立中國赤十字會，則讓她名滿全國。
張竹君與立憲派士紳關係密切，內心卻對革命黨寄予同情。1901年她在廣州辦南福醫院時，出身名門的奇女子徐宗漢就已慷慨捐資，兩人成為無話不談的“閨密”。張竹君定期舉辦演說會，吸引了胡漢民、馬君武等男青年前來聽講。1907年，徐宗漢在南洋加入同盟會，後回廣州，與高劍父、潘達微等負責廣東同盟會工作。
1911年初，孫中山、黃興集合同盟會精英，發動“三•二九起義”（俗稱“黃花崗之役”），黃興力戰受傷，潛往河南溪峽街徐宗漢負責的機關療傷。恰巧張竹君回穗，陪同徐宗漢護送黃興往香港動手術，黃興、徐宗漢由此而喜結良緣（《辛亥革命時期的廣東名人傳略》第246頁）。
辛亥時期的張竹君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張竹君緊急聯絡在滬革命黨人和士紳，於10月18日發起成立中國赤十字會，會董有伍廷芳、宋耀如、虞洽卿、李平書、王一亭、沈縵雲等。張竹君出任會長一職。此時清軍反撲武漢，情況危急，急需同盟會領導前往指揮調度。張竹君毅然決定，讓黃興、宋教仁、陳果夫、朱家驊等化裝混入赤十字會救援隊伍之中，躲過清廷檢查，及時抵達武漢。在她出色組織領導下，整個會務井井有條，第一批120人準時出發，又讓後方急需組織第二批隊伍跟進。10月24日，張竹君率第一隊“同至怡和碼頭，登瑞和輪船首途。行時道旁觀者皆驚為未見，而西人皆肅然尊敬”。
上海原有沈敦和組織的官方紅十字會，張竹君用“赤十字會”以示區別，以老外交官伍廷芳領銜壓陣，避開清廷的嚴密搜查。這個計劃在武昌起義後短時間內即成功實施，張竹君決策之果斷、行事之勇往、謀事之周密，在當時女界中無出其右者。
1912年4月，孫中山在《致李曉聲函》中，稱讚宋耀如為革命“隱君子”，“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清末中國社會，在清廷與列強的夾縫中，生長出一個具有西學、洋務背景的“新人”階層，尤以香港、廣州、上海為多。這些“新人”不以科舉為目標，主要從事外交、西醫、傳教、外貿、洋務企業工作，不再效忠清廷。他們結成一個密切交往圈，不少人從維新轉向革命，成為革命黨在國內的潛在力量。革命黨雖主要在海外活動，但通過這個“新人網絡”進行了有效的滲透。伍廷芳、李平書、宋耀如、張竹君等人，可以說是這個“粵滬新人網絡”的重要棋子。這些有西學、洋務背景的人士，平時通過慈善、公益活動互相聯結，一旦時機成熟即投身革命。近代公益事業與革命的關係，有必要通過深入研究加以重構。
（按：本文所引用史料，除註明出處者外，均來自《申報》，為免繁瑣，不再一一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