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向中國派出的第一位紅色使者，策劃了在黨史上留下惡名的“上海談判”，對中國革命有功有過'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為了將來輸送中國幹部赴蘇俄學習，維經斯基於同年秋，在上海創辦了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鬆任祕書的外國語學社。維經斯基夫婦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李震瀛教英語。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維經斯基指導下，楊明齋還在上海設立了由黨組織領導的華俄通訊社，報道翻譯了關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消息；同時將中國的重要消息用俄文發往莫斯科。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7月19日，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召開了建黨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堅決主張加緊工作，建立共產黨。9月，上海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共產黨問題。會後，上海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幫助各地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成了中共的發起組織和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釗在維經斯基工作組成員馬邁耶夫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至1921年春，繼上海、北京、廣州之後，在濟南、長沙、武漢等工人比較集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好的城市，都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為了將來輸送中國幹部赴蘇俄學習，維經斯基於同年秋，在上海創辦了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鬆任祕書的外國語學社。維經斯基夫婦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李震瀛教英語。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維經斯基指導下，楊明齋還在上海設立了由黨組織領導的華俄通訊社，報道翻譯了關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消息；同時將中國的重要消息用俄文發往莫斯科。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7月19日，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召開了建黨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堅決主張加緊工作，建立共產黨。9月，上海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共產黨問題。會後，上海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幫助各地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成了中共的發起組織和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釗在維經斯基工作組成員馬邁耶夫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至1921年春，繼上海、北京、廣州之後，在濟南、長沙、武漢等工人比較集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好的城市，都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人員合影（左二為維經斯基）。
1920年夏秋開始醞釀召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2月，陳獨秀在廣州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黨章轉往上海。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開了有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代表參加的會議，討論這個黨章。會後發表共同聲明，闡明瞭中共的奮鬥目標、綱領和工作原則，對於黨與工會、共青團、軍隊和文化團體的關係，也作了說明。這次重要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了準備。
1921年春，維經斯基奉調回國，擔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祕書。他在中國一年間的工作熱情與謙和作風，給中國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路過北京時，與李大釗、張國燾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進行過幾次座談，涉及共產黨員的基本理念、黨的組織原則、共產國際以及俄國革命等方面的問題。維經斯基還建議李大釗，應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迅速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然後加入共產國際。
再度來華，促進國共合作
1923年11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馬林擔任第二任駐中共代表，其使命是作張國燾的工作，勸說他支持國共合作。
11月中旬，維經斯基抵達北京後約見了張國燾，在俄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斯列帕克家裡進行會談。他針對張國燾不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思想，反覆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勸說。他說，共產國際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左派，反對國民黨中的不革命分子，推進國民革命，實現黨的目標。
維經斯基之所以首先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前任馬林提出的，且經共產國際批准的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在中共中央內部遇到以張國燾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別會議上，張國燾的態度尤其激烈。張國燾不願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觀點，在1923年6月間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評，並因此丟掉了中央執行委員的職務。
之後他離滬回京，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但他畢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打通他的思想，對於促成黨內接受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是有重要作用的。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為了將來輸送中國幹部赴蘇俄學習，維經斯基於同年秋，在上海創辦了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鬆任祕書的外國語學社。維經斯基夫婦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李震瀛教英語。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維經斯基指導下，楊明齋還在上海設立了由黨組織領導的華俄通訊社，報道翻譯了關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消息；同時將中國的重要消息用俄文發往莫斯科。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7月19日，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召開了建黨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堅決主張加緊工作，建立共產黨。9月，上海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共產黨問題。會後，上海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幫助各地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成了中共的發起組織和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釗在維經斯基工作組成員馬邁耶夫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至1921年春，繼上海、北京、廣州之後，在濟南、長沙、武漢等工人比較集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好的城市，都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人員合影（左二為維經斯基）。
1920年夏秋開始醞釀召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2月，陳獨秀在廣州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黨章轉往上海。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開了有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代表參加的會議，討論這個黨章。會後發表共同聲明，闡明瞭中共的奮鬥目標、綱領和工作原則，對於黨與工會、共青團、軍隊和文化團體的關係，也作了說明。這次重要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了準備。
1921年春，維經斯基奉調回國，擔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祕書。他在中國一年間的工作熱情與謙和作風，給中國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路過北京時，與李大釗、張國燾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進行過幾次座談，涉及共產黨員的基本理念、黨的組織原則、共產國際以及俄國革命等方面的問題。維經斯基還建議李大釗，應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迅速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然後加入共產國際。
再度來華，促進國共合作
1923年11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馬林擔任第二任駐中共代表，其使命是作張國燾的工作，勸說他支持國共合作。
11月中旬，維經斯基抵達北京後約見了張國燾，在俄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斯列帕克家裡進行會談。他針對張國燾不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思想，反覆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勸說。他說，共產國際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左派，反對國民黨中的不革命分子，推進國民革命，實現黨的目標。
維經斯基之所以首先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前任馬林提出的，且經共產國際批准的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在中共中央內部遇到以張國燾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別會議上，張國燾的態度尤其激烈。張國燾不願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觀點，在1923年6月間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評，並因此丟掉了中央執行委員的職務。
之後他離滬回京，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但他畢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打通他的思想，對於促成黨內接受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是有重要作用的。
◆維經斯基
共產國際之所以派維經斯基來華，有兩個原因。一是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受阻，特別是受到張國燾的強烈反對，多次發生當面爭吵，關係很緊張。如果馬林再在中國工作下去會遇到許多困難，需要換人；二是維經斯基1920年—1921年春在華幫助籌建中共時，與張國燾有許多接觸，關係融洽，互有好感，算是老朋友。而且，1923年10月24日，維經斯基還以好友的身份和語氣，從海參崴寫了一封長信，勸他轉變態度，支持國共實行“黨內合作”。張國燾心懷感激地回了信。所以，在馬林工作受阻時，共產國際便派維經斯基再次來華，以他當年在華工作的威望，推動國共合作。
維經斯基與張國燾談話後，張表示同意維的意見，贊成國共合作，但表示對一些問題尚需再加考慮。1923年11月下旬，維經斯基抵達上海會見陳獨秀，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指示，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意見，做陳獨秀的工作。因為陳對“黨內合作”也有不少疑慮，曾表示過反對這種合作方式。經過多次交談勸說，陳獨秀接受了維經斯基的觀點，願意積極推進國共合作。於是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召開，決定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一併加入”。維經斯基參加大會，並宣講國共合作思想和意義。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維經斯基圓滿完成了任務，於12月下旬回蘇聯。1924年1月4日，留在中國的鮑羅廷寫信向維經斯基報告說，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已經開始，國共合作形勢良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維經斯基在遠東局聞知，異常高興。他的第二次不足一個月的中國之行，終有成果。
三度來華，主張實行右傾策略
1924年春，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第三次來中國工作。5月10日至15日，他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導大會對許多問題作出正確決議，如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正確處理同國民黨左、右兩派關係等，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
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北方區委，專門負責華北和東北地區黨的工作，李大釗任書記，譚平山任副書記。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成立的中央派出機構。維經斯基是一個組織觀念很強的人，他12月19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此事專門作了報告。他說，這個局成立後工作完成得不錯。
1924年末，在中國革命、國共合作等具體問題上，出現了鮑羅廷、瞿秋白為一方，與陳獨秀、蔡和森為另一方之間的激烈爭論。維經斯基對於這一衝突的解決，起到了重要的調解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維經斯基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介紹各國共運經驗，並對中國黨的工作提出意見，寄予厚望。他的報告激情洋溢，氣勢磅礴，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維經斯基還對大會進行了指導，幫助會議在加強黨對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宣傳、組織和群眾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確決議。但會議忽視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
2月，維經斯基寫成《中國革命的趨勢與國民黨》一文，全面表達他對當時國共合作中許多問題的看法。他主張中共應該向國民黨左派作某些讓步，聯合國民黨左派，通過掌握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孤立右派，最終使右派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的綱領和政策左傾，實現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為了實現這一幻想出來的藍圖，維經斯基還主張，共產黨人應該放棄在國民黨決策機構中的職位，以換取國民黨內左派同右派鬥爭的策略。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為了將來輸送中國幹部赴蘇俄學習，維經斯基於同年秋，在上海創辦了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鬆任祕書的外國語學社。維經斯基夫婦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李震瀛教英語。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維經斯基指導下，楊明齋還在上海設立了由黨組織領導的華俄通訊社，報道翻譯了關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消息；同時將中國的重要消息用俄文發往莫斯科。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7月19日，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召開了建黨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堅決主張加緊工作，建立共產黨。9月，上海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共產黨問題。會後，上海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幫助各地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成了中共的發起組織和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釗在維經斯基工作組成員馬邁耶夫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至1921年春，繼上海、北京、廣州之後，在濟南、長沙、武漢等工人比較集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好的城市，都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人員合影（左二為維經斯基）。
1920年夏秋開始醞釀召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2月，陳獨秀在廣州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黨章轉往上海。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開了有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代表參加的會議，討論這個黨章。會後發表共同聲明，闡明瞭中共的奮鬥目標、綱領和工作原則，對於黨與工會、共青團、軍隊和文化團體的關係，也作了說明。這次重要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了準備。
1921年春，維經斯基奉調回國，擔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祕書。他在中國一年間的工作熱情與謙和作風，給中國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路過北京時，與李大釗、張國燾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進行過幾次座談，涉及共產黨員的基本理念、黨的組織原則、共產國際以及俄國革命等方面的問題。維經斯基還建議李大釗，應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迅速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然後加入共產國際。
再度來華，促進國共合作
1923年11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馬林擔任第二任駐中共代表，其使命是作張國燾的工作，勸說他支持國共合作。
11月中旬，維經斯基抵達北京後約見了張國燾，在俄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斯列帕克家裡進行會談。他針對張國燾不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思想，反覆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勸說。他說，共產國際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左派，反對國民黨中的不革命分子，推進國民革命，實現黨的目標。
維經斯基之所以首先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前任馬林提出的，且經共產國際批准的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在中共中央內部遇到以張國燾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別會議上，張國燾的態度尤其激烈。張國燾不願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觀點，在1923年6月間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評，並因此丟掉了中央執行委員的職務。
之後他離滬回京，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但他畢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打通他的思想，對於促成黨內接受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是有重要作用的。
◆維經斯基
共產國際之所以派維經斯基來華，有兩個原因。一是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受阻，特別是受到張國燾的強烈反對，多次發生當面爭吵，關係很緊張。如果馬林再在中國工作下去會遇到許多困難，需要換人；二是維經斯基1920年—1921年春在華幫助籌建中共時，與張國燾有許多接觸，關係融洽，互有好感，算是老朋友。而且，1923年10月24日，維經斯基還以好友的身份和語氣，從海參崴寫了一封長信，勸他轉變態度，支持國共實行“黨內合作”。張國燾心懷感激地回了信。所以，在馬林工作受阻時，共產國際便派維經斯基再次來華，以他當年在華工作的威望，推動國共合作。
維經斯基與張國燾談話後，張表示同意維的意見，贊成國共合作，但表示對一些問題尚需再加考慮。1923年11月下旬，維經斯基抵達上海會見陳獨秀，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指示，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意見，做陳獨秀的工作。因為陳對“黨內合作”也有不少疑慮，曾表示過反對這種合作方式。經過多次交談勸說，陳獨秀接受了維經斯基的觀點，願意積極推進國共合作。於是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召開，決定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一併加入”。維經斯基參加大會，並宣講國共合作思想和意義。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維經斯基圓滿完成了任務，於12月下旬回蘇聯。1924年1月4日，留在中國的鮑羅廷寫信向維經斯基報告說，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已經開始，國共合作形勢良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維經斯基在遠東局聞知，異常高興。他的第二次不足一個月的中國之行，終有成果。
三度來華，主張實行右傾策略
1924年春，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第三次來中國工作。5月10日至15日，他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導大會對許多問題作出正確決議，如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正確處理同國民黨左、右兩派關係等，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
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北方區委，專門負責華北和東北地區黨的工作，李大釗任書記，譚平山任副書記。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成立的中央派出機構。維經斯基是一個組織觀念很強的人，他12月19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此事專門作了報告。他說，這個局成立後工作完成得不錯。
1924年末，在中國革命、國共合作等具體問題上，出現了鮑羅廷、瞿秋白為一方，與陳獨秀、蔡和森為另一方之間的激烈爭論。維經斯基對於這一衝突的解決，起到了重要的調解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維經斯基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介紹各國共運經驗，並對中國黨的工作提出意見，寄予厚望。他的報告激情洋溢，氣勢磅礴，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維經斯基還對大會進行了指導，幫助會議在加強黨對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宣傳、組織和群眾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確決議。但會議忽視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
2月，維經斯基寫成《中國革命的趨勢與國民黨》一文，全面表達他對當時國共合作中許多問題的看法。他主張中共應該向國民黨左派作某些讓步，聯合國民黨左派，通過掌握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孤立右派，最終使右派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的綱領和政策左傾，實現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為了實現這一幻想出來的藍圖，維經斯基還主張，共產黨人應該放棄在國民黨決策機構中的職位，以換取國民黨內左派同右派鬥爭的策略。
◆上海蘇聯領事館舊址。
1925年夏，戴季陶連續出版小冊子，公然反共。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張繼等人在北京西山開會，大肆進行反共和分裂統一戰線的活動。周恩來、陳延年等主張對西山會議派進行反擊，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卻反對這樣做。他以維護統一戰線為由，極力主張向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右派讓步，以挽救革命。12月23日晚，維經斯基在上海邀請國民黨右派分子孫科、邵元衝、葉楚傖，到上海蘇聯領事館會談，表示團結友善願望。第二天，又在維經斯基促動下，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作為中共代表，同孫科、葉楚傖、邵元衝在上海進行國共關係談判，達成包含妥協內容的7項協議。這就是在黨史上留下惡名的“上海談判”。
12月，維經斯基登船回國前還找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談話，要他們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作出讓步。結果，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36名執委時，共產黨只佔了7名，蔣介石、胡漢民、孫科等右派分子則當選；在12名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只佔了1名，而且連被開除黨籍的反共先鋒戴季陶，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就為蔣介石奪取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造成了有利條件。
1926年初，維經斯基奉調回國。但他依然關注中國革命，發表意見。5月6日，他發表了《中國形勢和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再次否認蔣介石3月20日製造的中山艦事件的反革命政變性質。5月底，莫斯科得知國民黨5月15日至22日的二屆二中全會，通過限制和打擊中共的《整理黨務案》的消息，聯共（布）中央開會討論事態的發展。維經斯基向會議提出三點建議：設法與國民黨討論職務分工的可能性；身份已經公開的共產黨員可以從國民黨一切機構中撤出來；現在還不是兩黨分離的時候。這些建議為會議採納，要求中共委曲留在國民黨內，維護名存實亡的統一戰線。
四度來華，設立遠東局，以不圓滿的結局結束使命
1925年5月，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建議，應當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便領導中、朝、日國家的黨和革命。當時，斯大林未置可否。（共產國際曾在俄國的伊爾庫茨克和海參崴設立過遠東局，1922年2月撤銷。）一年後的3月中山艦事件後，斯大林才表示可以在上海設立遠東局。共產國際責成熟悉中國情況的維經斯基牽頭籌備。
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迫使共產黨人全部退出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級職務，蔣介石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在這雲譎波詭的時刻，共產國際又派維經斯基於6月來華，一則在上海設立遠東局，一則糾正中共黨內因對蔣義憤而日漸明顯的退出國民黨傾向，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為了將來輸送中國幹部赴蘇俄學習，維經斯基於同年秋，在上海創辦了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鬆任祕書的外國語學社。維經斯基夫婦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李震瀛教英語。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維經斯基指導下，楊明齋還在上海設立了由黨組織領導的華俄通訊社，報道翻譯了關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消息；同時將中國的重要消息用俄文發往莫斯科。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7月19日，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召開了建黨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堅決主張加緊工作，建立共產黨。9月，上海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共產黨問題。會後，上海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幫助各地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成了中共的發起組織和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釗在維經斯基工作組成員馬邁耶夫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至1921年春，繼上海、北京、廣州之後，在濟南、長沙、武漢等工人比較集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好的城市，都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人員合影（左二為維經斯基）。
1920年夏秋開始醞釀召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2月，陳獨秀在廣州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黨章轉往上海。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開了有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代表參加的會議，討論這個黨章。會後發表共同聲明，闡明瞭中共的奮鬥目標、綱領和工作原則，對於黨與工會、共青團、軍隊和文化團體的關係，也作了說明。這次重要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了準備。
1921年春，維經斯基奉調回國，擔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祕書。他在中國一年間的工作熱情與謙和作風，給中國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路過北京時，與李大釗、張國燾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進行過幾次座談，涉及共產黨員的基本理念、黨的組織原則、共產國際以及俄國革命等方面的問題。維經斯基還建議李大釗，應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迅速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然後加入共產國際。
再度來華，促進國共合作
1923年11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馬林擔任第二任駐中共代表，其使命是作張國燾的工作，勸說他支持國共合作。
11月中旬，維經斯基抵達北京後約見了張國燾，在俄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斯列帕克家裡進行會談。他針對張國燾不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思想，反覆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勸說。他說，共產國際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左派，反對國民黨中的不革命分子，推進國民革命，實現黨的目標。
維經斯基之所以首先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前任馬林提出的，且經共產國際批准的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在中共中央內部遇到以張國燾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別會議上，張國燾的態度尤其激烈。張國燾不願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觀點，在1923年6月間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評，並因此丟掉了中央執行委員的職務。
之後他離滬回京，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但他畢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打通他的思想，對於促成黨內接受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是有重要作用的。
◆維經斯基
共產國際之所以派維經斯基來華，有兩個原因。一是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受阻，特別是受到張國燾的強烈反對，多次發生當面爭吵，關係很緊張。如果馬林再在中國工作下去會遇到許多困難，需要換人；二是維經斯基1920年—1921年春在華幫助籌建中共時，與張國燾有許多接觸，關係融洽，互有好感，算是老朋友。而且，1923年10月24日，維經斯基還以好友的身份和語氣，從海參崴寫了一封長信，勸他轉變態度，支持國共實行“黨內合作”。張國燾心懷感激地回了信。所以，在馬林工作受阻時，共產國際便派維經斯基再次來華，以他當年在華工作的威望，推動國共合作。
維經斯基與張國燾談話後，張表示同意維的意見，贊成國共合作，但表示對一些問題尚需再加考慮。1923年11月下旬，維經斯基抵達上海會見陳獨秀，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指示，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意見，做陳獨秀的工作。因為陳對“黨內合作”也有不少疑慮，曾表示過反對這種合作方式。經過多次交談勸說，陳獨秀接受了維經斯基的觀點，願意積極推進國共合作。於是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召開，決定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一併加入”。維經斯基參加大會，並宣講國共合作思想和意義。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維經斯基圓滿完成了任務，於12月下旬回蘇聯。1924年1月4日，留在中國的鮑羅廷寫信向維經斯基報告說，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已經開始，國共合作形勢良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維經斯基在遠東局聞知，異常高興。他的第二次不足一個月的中國之行，終有成果。
三度來華，主張實行右傾策略
1924年春，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第三次來中國工作。5月10日至15日，他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導大會對許多問題作出正確決議，如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正確處理同國民黨左、右兩派關係等，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
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北方區委，專門負責華北和東北地區黨的工作，李大釗任書記，譚平山任副書記。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成立的中央派出機構。維經斯基是一個組織觀念很強的人，他12月19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此事專門作了報告。他說，這個局成立後工作完成得不錯。
1924年末，在中國革命、國共合作等具體問題上，出現了鮑羅廷、瞿秋白為一方，與陳獨秀、蔡和森為另一方之間的激烈爭論。維經斯基對於這一衝突的解決，起到了重要的調解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維經斯基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介紹各國共運經驗，並對中國黨的工作提出意見，寄予厚望。他的報告激情洋溢，氣勢磅礴，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維經斯基還對大會進行了指導，幫助會議在加強黨對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宣傳、組織和群眾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確決議。但會議忽視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
2月，維經斯基寫成《中國革命的趨勢與國民黨》一文，全面表達他對當時國共合作中許多問題的看法。他主張中共應該向國民黨左派作某些讓步，聯合國民黨左派，通過掌握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孤立右派，最終使右派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的綱領和政策左傾，實現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為了實現這一幻想出來的藍圖，維經斯基還主張，共產黨人應該放棄在國民黨決策機構中的職位，以換取國民黨內左派同右派鬥爭的策略。
◆上海蘇聯領事館舊址。
1925年夏，戴季陶連續出版小冊子，公然反共。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張繼等人在北京西山開會，大肆進行反共和分裂統一戰線的活動。周恩來、陳延年等主張對西山會議派進行反擊，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卻反對這樣做。他以維護統一戰線為由，極力主張向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右派讓步，以挽救革命。12月23日晚，維經斯基在上海邀請國民黨右派分子孫科、邵元衝、葉楚傖，到上海蘇聯領事館會談，表示團結友善願望。第二天，又在維經斯基促動下，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作為中共代表，同孫科、葉楚傖、邵元衝在上海進行國共關係談判，達成包含妥協內容的7項協議。這就是在黨史上留下惡名的“上海談判”。
12月，維經斯基登船回國前還找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談話，要他們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作出讓步。結果，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36名執委時，共產黨只佔了7名，蔣介石、胡漢民、孫科等右派分子則當選；在12名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只佔了1名，而且連被開除黨籍的反共先鋒戴季陶，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就為蔣介石奪取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造成了有利條件。
1926年初，維經斯基奉調回國。但他依然關注中國革命，發表意見。5月6日，他發表了《中國形勢和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再次否認蔣介石3月20日製造的中山艦事件的反革命政變性質。5月底，莫斯科得知國民黨5月15日至22日的二屆二中全會，通過限制和打擊中共的《整理黨務案》的消息，聯共（布）中央開會討論事態的發展。維經斯基向會議提出三點建議：設法與國民黨討論職務分工的可能性；身份已經公開的共產黨員可以從國民黨一切機構中撤出來；現在還不是兩黨分離的時候。這些建議為會議採納，要求中共委曲留在國民黨內，維護名存實亡的統一戰線。
四度來華，設立遠東局，以不圓滿的結局結束使命
1925年5月，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建議，應當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便領導中、朝、日國家的黨和革命。當時，斯大林未置可否。（共產國際曾在俄國的伊爾庫茨克和海參崴設立過遠東局，1922年2月撤銷。）一年後的3月中山艦事件後，斯大林才表示可以在上海設立遠東局。共產國際責成熟悉中國情況的維經斯基牽頭籌備。
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迫使共產黨人全部退出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級職務，蔣介石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在這雲譎波詭的時刻，共產國際又派維經斯基於6月來華，一則在上海設立遠東局，一則糾正中共黨內因對蔣義憤而日漸明顯的退出國民黨傾向，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
◆維經斯基在上海居住過的地方。
6月18日，遠東局正式在上海設立，由俄共代表團4人和中朝日三國各推薦的一名共產黨幹部組成，維經斯基任主席。中共參與其工作的代表是陳獨秀，副代表是彭述之和瞿秋白。6月19日，俄共駐華代表團決定，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進入中共中央，參加日常工作。另一位俄共人員拉菲斯參加中共刊物《嚮導》（1922·9—1927·7·18）的編輯工作。
7月12日，根據維經斯基的提議，中共中央召開四屆三次執委擴大會議，討論是否退出國民黨問題，會上發生激烈爭論。陳獨秀、彭述之主張退出；瞿秋白及多數代表主張留在國民黨內。最後，會議接受了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提出的“應當留在國民黨內”的意見。會後，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把主要精力放在維持已經變質的統一戰線方面，處處對蔣介石讓步。
7月28日，遠東局組成以維經斯基為團長的三人調查團。為配合這次行動，由瞿秋白、張國燾組成中共中央考察團，一起赴廣州調查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在“三二0事件”後對蔣實行的“左”傾政策及國共關係，以制定新的對策。這兩個團與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的陳延年、周恩來舉行了多次聯席會議，9月上旬回到上海。最後，維經斯基形成了共產黨過於“拋頭露面”導致“三二0事件”的錯誤結論，主張對蔣實行妥協退讓政策。9月21日，中共中央與維經斯基舉行聯席會，討論目前形勢，決定對蔣介石遷就退讓。維經斯基認為，廣州的同志對蔣犯了嚴重的政策錯誤。9月22日，他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建議撤回鮑羅廷（鮑不久也轉向右傾）。11月，維經斯基的意見被否決，共產國際反而重用並確定鮑羅廷為駐華的主要政治代表。12月之後，在遠東局工作的蘇共人員不斷寫信回國，批評維經斯基在領導方法和作風上的一些錯誤，並認為他應對中共的機會主義負責。維經斯基遭到多數人的反對。他多次給莫斯科寫信，要求允許他在中共五大之後回國彙報工作。
文/孫國林
維經斯基（1893—1953）,亦譯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又名查爾欣，中國名字伍廷康，筆名魏琴。生於俄國一個林業職員家庭，當過印刷工。1913年去美國謀生，加入美國社會黨。1918年回到蘇俄，加入俄共（布）。國內戰爭時期，從事地下工作，後被捕流放。1920年1月，在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處工作，4月，被俄共派遣來華工作。1921年春回國後任遠東局祕書（負責人）。此後，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華工作，是來華次數最多的人。1927年回國後，他離開共產國際，擔任全俄農業合作社中央園藝部副主席。1929年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1935年夏，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53年病逝。生前寫了許多研究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問題的論著。
首次來華，幫助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躍，新思想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節節勝利，蘇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
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並不很清楚。於是，派人來華瞭解中國思想和政治動向，試探與中國的進步組織建立聯繫，幫助他們建立共產黨。起初，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亞局（遠東局）遠東民族事務處（1919年夏在海參崴設立）代管。1920年春之前，由於蘇俄國內戰事頻繁，俄共代表同中國革命者的聯繫時斷時續，內戰平息後才逐步正常起來。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派海參崴處27歲的維經斯基，率其妻庫茲涅佐娃、祕書馬邁耶夫和翻譯楊明齋（祖籍山東，俄籍華人，俄共黨員，海參崴華僑聯合會負責人）來華。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中國進步組織取得聯繫，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維經斯基的共產國際登記表。
在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兩個在北大教俄語的俄國教師，與李大釗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聯繫，並舉行了多次座談。維經斯基向他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情況及對外政策，這使李大釗等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他還同李大釗等在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討論了建黨問題，雙方都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李大釗還建議並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與陳獨秀會見，討論建黨問題。
維經斯基欣然同意，攜工作組成員及翻譯楊明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釗介紹，他們途經濟南時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那裡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濟南學生運動骨幹王盡美（濟南省立一師學生）、鄧恩銘、王翔千（濟南省立一中學生）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5月初，他們到達上海後，首先會見了陳獨秀。陳獨秀又介紹他們與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進行座談。不久，張東蓀和戴季陶因不贊同維經斯基的觀點而退出座談。此間，維經斯基還與上海學生聯合會正副議長狄侃、程天放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禎等人進行過座談，也因觀點差距太大，沒有收到成效。在交談中，維經斯基向他們講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義和俄國社會新貌，談了關於中國社會改造的意見，還介紹了共產國際和俄共的情況。
經過多次交談，維經斯基和陳獨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都認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儘快組建共產黨。
1920年7月，在維經斯基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陳公培（不久赴歐洲）、楊明齋、袁振英等人。會上討論擬定出了具有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推選陳獨秀為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擔負起與各地共產主義者聯繫，籌備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
為了將來輸送中國幹部赴蘇俄學習，維經斯基於同年秋，在上海創辦了由楊明齋任校長、俞秀鬆任祕書的外國語學社。維經斯基夫婦教俄語，李達教日語，李漢俊教法語，李震瀛教英語。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柯慶施、李啟漢、任弼時、蕭勁光、汪壽華、王一飛等。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在維經斯基指導下，楊明齋還在上海設立了由黨組織領導的華俄通訊社，報道翻譯了關於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消息；同時將中國的重要消息用俄文發往莫斯科。它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建黨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7月19日，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在上海召開了建黨積極分子會議，陳獨秀、李漢俊等堅決主張加緊工作，建立共產黨。9月，上海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在全國建立共產黨問題。會後，上海黨組織做了許多工作，幫助各地建立黨的早期組織，成了中共的發起組織和全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釗在維經斯基工作組成員馬邁耶夫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至1921年春，繼上海、北京、廣州之後，在濟南、長沙、武漢等工人比較集中、馬克思主義傳播較好的城市，都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人員合影（左二為維經斯基）。
1920年夏秋開始醞釀召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共產黨。1921年2月，陳獨秀在廣州起草了一份中國共產黨黨章轉往上海。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開了有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代表參加的會議，討論這個黨章。會後發表共同聲明，闡明瞭中共的奮鬥目標、綱領和工作原則，對於黨與工會、共青團、軍隊和文化團體的關係，也作了說明。這次重要會議，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了準備。
1921年春，維經斯基奉調回國，擔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祕書。他在中國一年間的工作熱情與謙和作風，給中國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路過北京時，與李大釗、張國燾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的辦公室，進行過幾次座談，涉及共產黨員的基本理念、黨的組織原則、共產國際以及俄國革命等方面的問題。維經斯基還建議李大釗，應將各地的共產主義者迅速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共產黨，然後加入共產國際。
再度來華，促進國共合作
1923年11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馬林擔任第二任駐中共代表，其使命是作張國燾的工作，勸說他支持國共合作。
11月中旬，維經斯基抵達北京後約見了張國燾，在俄華通訊社北京分社社長斯列帕克家裡進行會談。他針對張國燾不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思想，反覆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的解釋和勸說。他說，共產國際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左派，反對國民黨中的不革命分子，推進國民革命，實現黨的目標。
維經斯基之所以首先談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前任馬林提出的，且經共產國際批准的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在中共中央內部遇到以張國燾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別會議上，張國燾的態度尤其激烈。張國燾不願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觀點，在1923年6月間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評，並因此丟掉了中央執行委員的職務。
之後他離滬回京，任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但他畢竟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打通他的思想，對於促成黨內接受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針，是有重要作用的。
◆維經斯基
共產國際之所以派維經斯基來華，有兩個原因。一是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受阻，特別是受到張國燾的強烈反對，多次發生當面爭吵，關係很緊張。如果馬林再在中國工作下去會遇到許多困難，需要換人；二是維經斯基1920年—1921年春在華幫助籌建中共時，與張國燾有許多接觸，關係融洽，互有好感，算是老朋友。而且，1923年10月24日，維經斯基還以好友的身份和語氣，從海參崴寫了一封長信，勸他轉變態度，支持國共實行“黨內合作”。張國燾心懷感激地回了信。所以，在馬林工作受阻時，共產國際便派維經斯基再次來華，以他當年在華工作的威望，推動國共合作。
維經斯基與張國燾談話後，張表示同意維的意見，贊成國共合作，但表示對一些問題尚需再加考慮。1923年11月下旬，維經斯基抵達上海會見陳獨秀，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指示，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意見，做陳獨秀的工作。因為陳對“黨內合作”也有不少疑慮，曾表示過反對這種合作方式。經過多次交談勸說，陳獨秀接受了維經斯基的觀點，願意積極推進國共合作。於是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召開，決定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一併加入”。維經斯基參加大會，並宣講國共合作思想和意義。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維經斯基圓滿完成了任務，於12月下旬回蘇聯。1924年1月4日，留在中國的鮑羅廷寫信向維經斯基報告說，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已經開始，國共合作形勢良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維經斯基在遠東局聞知，異常高興。他的第二次不足一個月的中國之行，終有成果。
三度來華，主張實行右傾策略
1924年春，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第三次來中國工作。5月10日至15日，他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導大會對許多問題作出正確決議，如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正確處理同國民黨左、右兩派關係等，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
在維經斯基幫助下，1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北方區委，專門負責華北和東北地區黨的工作，李大釗任書記，譚平山任副書記。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成立的中央派出機構。維經斯基是一個組織觀念很強的人，他12月19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對此事專門作了報告。他說，這個局成立後工作完成得不錯。
1924年末，在中國革命、國共合作等具體問題上，出現了鮑羅廷、瞿秋白為一方，與陳獨秀、蔡和森為另一方之間的激烈爭論。維經斯基對於這一衝突的解決，起到了重要的調解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維經斯基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介紹各國共運經驗，並對中國黨的工作提出意見，寄予厚望。他的報告激情洋溢，氣勢磅礴，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維經斯基還對大會進行了指導，幫助會議在加強黨對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宣傳、組織和群眾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確決議。但會議忽視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
2月，維經斯基寫成《中國革命的趨勢與國民黨》一文，全面表達他對當時國共合作中許多問題的看法。他主張中共應該向國民黨左派作某些讓步，聯合國民黨左派，通過掌握工人、農民以及知識分子，孤立右派，最終使右派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這樣，就可以使國民黨的綱領和政策左傾，實現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為了實現這一幻想出來的藍圖，維經斯基還主張，共產黨人應該放棄在國民黨決策機構中的職位，以換取國民黨內左派同右派鬥爭的策略。
◆上海蘇聯領事館舊址。
1925年夏，戴季陶連續出版小冊子，公然反共。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張繼等人在北京西山開會，大肆進行反共和分裂統一戰線的活動。周恩來、陳延年等主張對西山會議派進行反擊，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卻反對這樣做。他以維護統一戰線為由，極力主張向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右派讓步，以挽救革命。12月23日晚，維經斯基在上海邀請國民黨右派分子孫科、邵元衝、葉楚傖，到上海蘇聯領事館會談，表示團結友善願望。第二天，又在維經斯基促動下，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作為中共代表，同孫科、葉楚傖、邵元衝在上海進行國共關係談判，達成包含妥協內容的7項協議。這就是在黨史上留下惡名的“上海談判”。
12月，維經斯基登船回國前還找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談話，要他們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作出讓步。結果，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36名執委時，共產黨只佔了7名，蔣介石、胡漢民、孫科等右派分子則當選；在12名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只佔了1名，而且連被開除黨籍的反共先鋒戴季陶，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就為蔣介石奪取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造成了有利條件。
1926年初，維經斯基奉調回國。但他依然關注中國革命，發表意見。5月6日，他發表了《中國形勢和帝國主義者的計劃》，再次否認蔣介石3月20日製造的中山艦事件的反革命政變性質。5月底，莫斯科得知國民黨5月15日至22日的二屆二中全會，通過限制和打擊中共的《整理黨務案》的消息，聯共（布）中央開會討論事態的發展。維經斯基向會議提出三點建議：設法與國民黨討論職務分工的可能性；身份已經公開的共產黨員可以從國民黨一切機構中撤出來；現在還不是兩黨分離的時候。這些建議為會議採納，要求中共委曲留在國民黨內，維護名存實亡的統一戰線。
四度來華，設立遠東局，以不圓滿的結局結束使命
1925年5月，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建議，應當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便領導中、朝、日國家的黨和革命。當時，斯大林未置可否。（共產國際曾在俄國的伊爾庫茨克和海參崴設立過遠東局，1922年2月撤銷。）一年後的3月中山艦事件後，斯大林才表示可以在上海設立遠東局。共產國際責成熟悉中國情況的維經斯基牽頭籌備。
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整理黨務案》，迫使共產黨人全部退出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級職務，蔣介石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在這雲譎波詭的時刻，共產國際又派維經斯基於6月來華，一則在上海設立遠東局，一則糾正中共黨內因對蔣義憤而日漸明顯的退出國民黨傾向，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
◆維經斯基在上海居住過的地方。
6月18日，遠東局正式在上海設立，由俄共代表團4人和中朝日三國各推薦的一名共產黨幹部組成，維經斯基任主席。中共參與其工作的代表是陳獨秀，副代表是彭述之和瞿秋白。6月19日，俄共駐華代表團決定，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進入中共中央，參加日常工作。另一位俄共人員拉菲斯參加中共刊物《嚮導》（1922·9—1927·7·18）的編輯工作。
7月12日，根據維經斯基的提議，中共中央召開四屆三次執委擴大會議，討論是否退出國民黨問題，會上發生激烈爭論。陳獨秀、彭述之主張退出；瞿秋白及多數代表主張留在國民黨內。最後，會議接受了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提出的“應當留在國民黨內”的意見。會後，維經斯基和陳獨秀把主要精力放在維持已經變質的統一戰線方面，處處對蔣介石讓步。
7月28日，遠東局組成以維經斯基為團長的三人調查團。為配合這次行動，由瞿秋白、張國燾組成中共中央考察團，一起赴廣州調查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在“三二0事件”後對蔣實行的“左”傾政策及國共關係，以制定新的對策。這兩個團與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的陳延年、周恩來舉行了多次聯席會議，9月上旬回到上海。最後，維經斯基形成了共產黨過於“拋頭露面”導致“三二0事件”的錯誤結論，主張對蔣實行妥協退讓政策。9月21日，中共中央與維經斯基舉行聯席會，討論目前形勢，決定對蔣介石遷就退讓。維經斯基認為，廣州的同志對蔣犯了嚴重的政策錯誤。9月22日，他向共產國際作了報告，建議撤回鮑羅廷（鮑不久也轉向右傾）。11月，維經斯基的意見被否決，共產國際反而重用並確定鮑羅廷為駐華的主要政治代表。12月之後，在遠東局工作的蘇共人員不斷寫信回國，批評維經斯基在領導方法和作風上的一些錯誤，並認為他應對中共的機會主義負責。維經斯基遭到多數人的反對。他多次給莫斯科寫信，要求允許他在中共五大之後回國彙報工作。
◆鮑羅廷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維經斯基和鮑羅廷均出席，中心議題是關於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結果會議集中了過去黨內存在的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錯誤，並發展成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此，維、鮑完全同意。
1927年2月22日，蔣介石為了掩蓋其反共本質，主動邀請維經斯基赴九江面談。他對維經斯基說，他與武漢之間沒有任何衝突，只是與鮑羅廷之間有衝突，是鮑造成南昌與武漢兩個政府的對立。他相信這不是共產國際的方針。23日晨，蔣介石又問維經斯基，共產國際對目前中國問題的方針是什麼？聲明他反對鮑並不是反對共產國際。然後又提出放棄定都南昌意見而遷都武漢的條件：趕走鮑羅廷，黨內嚴格紀律。因為鮑曾堅決主張遷都武漢，阻止了蔣遷都南昌鬧分裂的企圖，蔣對此極為惱恨。這次“蔣維會見”，引起共產國際和中共一部分人的批評。
1927年3月，維經斯基從上海至武漢，與鮑羅廷商談對付蔣介石的政策。鮑主張聯合唐生智反蔣，維希望革命陣營不要分化太快。為此，他由武漢去南昌，企圖與蔣介石再次會談，尋求妥協。但蔣介石已決心反共，維經斯基徒勞而返。
4月2日，共產國際新任命的駐中共代表團團長（亦稱首席代表）羅易抵達武漢，此後維經斯基作為代表團成員仍在中國工作。4月4日，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執委、湖北區委和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的聯席會議，討論召開中共中央全會、中共五大及全國國民會議等問題。4月9日，新任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與維經斯基，在漢口宣佈遠東局解散。這顯然是共產國際的決定。此後，維經斯基只能聽從羅易的指揮而工作了。4月10日，在上述聯席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務委員會，由陳延年、李立三、維經斯基和在上海的周恩來、趙世炎組成，陳為臨時書記。會議要求他們立即赴上海，以應對蔣介石可能在滬發動反革命事件。但還未及開展工作，蔣介石就在上海製造了“四一二政變”。
4月13日至16日，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召開，維經斯基出席會議，參與討論了中央向五大提交的政治組織報告及職工運動、農民土地問題等文件。會中，羅易與鮑羅廷就北伐與土地革命的先後問題發生激烈爭論。維經斯基默不作聲，以避代表團內部矛盾加劇。4月16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出席中央特委與上海區委特委聯席會議，檢討前段鬥爭方針錯誤。4月22日，即四一二政變發生10天后，共產國際代表團才在漢口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是中華民族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工具，表現出奇的遲鈍和軟弱。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維經斯基等共產國際代表出席。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總結蔣介石叛變後党進行鬥爭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緊急時期的方針和任務。在會上，維經斯基發言談了兩個問題，一是為他去九江會見蔣介石作辯解；二是講土地問題，但沒講出什麼明確意見。他依然同意要“維護”統一戰線。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不久，維經斯基奉調離開中國，結束了他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使命。他是唯一一個有自我批評精神的共產國際代表。經過幾年的反思，後來他在《關於中國共產黨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錯誤問題》一文中，檢查了自己在中國大革命時期各個階段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明確承認自己對中共所犯的錯誤要承擔比中共領導更大的責任。但他只檢討自己，不敢說明這些錯誤的根子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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