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毛澤東關於《不怕鬼的故事》一書致何其芳批示（中央檔案館藏）
有關毛澤東與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當事人何其芳的回憶在內（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詳述，此處不贅。但該書編寫的其他參與者，坊間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此書的真正操刀者並非何其芳，而是時任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副主任的陳友琴（1902-1996）。據陳氏晚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編《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當時我正在文學資料室內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負責編輯的責任，我就從古代筆記小說中加以選擇抄摘。所內許多同志為我指示線索，蒐集資料，才使此書得於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得到所內外許多同志的指正。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集體編成的。（見陳友琴，《關於〈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說在出版後提供“指正”的“所內外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語文學家呂叔湘。對這段往事，現有呂叔湘大事年表與文集均不見記載。近日，筆者偶得一本陳友琴本人舊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陳氏的一段題記：
這一本是我請呂叔湘同志提意見的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後經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筆者案：此係陳氏誤記，應為十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
"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毛澤東關於《不怕鬼的故事》一書致何其芳批示（中央檔案館藏）
有關毛澤東與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當事人何其芳的回憶在內（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詳述，此處不贅。但該書編寫的其他參與者，坊間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此書的真正操刀者並非何其芳，而是時任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副主任的陳友琴（1902-1996）。據陳氏晚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編《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當時我正在文學資料室內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負責編輯的責任，我就從古代筆記小說中加以選擇抄摘。所內許多同志為我指示線索，蒐集資料，才使此書得於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得到所內外許多同志的指正。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集體編成的。（見陳友琴，《關於〈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說在出版後提供“指正”的“所內外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語文學家呂叔湘。對這段往事，現有呂叔湘大事年表與文集均不見記載。近日，筆者偶得一本陳友琴本人舊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陳氏的一段題記：
這一本是我請呂叔湘同志提意見的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後經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筆者案：此係陳氏誤記，應為十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
陳友琴藏《不怕鬼的故事》第一版
此外，在封面上亦可見紅筆題寫的“呂叔湘讀”四字。由此觀之，此書正是當年陳友琴送請呂叔湘指正的底本。而呂叔湘素以超乎常人的“認真”聞名，據張中行回憶，凡是送請呂叔湘過目的書稿，哪怕只是禮節性的，他都不會馬虎對之，必要從頭到尾仔細審閱（見張中行，《月旦集》，191頁）。對這本頗有政治分量的書，自然也不會例外。果不其然，筆者在扉頁上發現了呂叔湘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選目所寫的一段四百字批語，其中特別提到了他對所選清代三大志怪小說的看法：
關於取捨，我以為當看作此態度。首先選的該是揭穿鬼的本質或當作寓言來寫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點存疑而寫得樸素的。為說而說鬼，鋪張揚厲，甚至帶些欣賞氣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論，清朝三大名家中，紀、袁即遠在蒲留仙之上。（儘管以描繪技巧上說蒲有勝過之處。）
"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毛澤東關於《不怕鬼的故事》一書致何其芳批示（中央檔案館藏）
有關毛澤東與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當事人何其芳的回憶在內（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詳述，此處不贅。但該書編寫的其他參與者，坊間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此書的真正操刀者並非何其芳，而是時任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副主任的陳友琴（1902-1996）。據陳氏晚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編《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當時我正在文學資料室內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負責編輯的責任，我就從古代筆記小說中加以選擇抄摘。所內許多同志為我指示線索，蒐集資料，才使此書得於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得到所內外許多同志的指正。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集體編成的。（見陳友琴，《關於〈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說在出版後提供“指正”的“所內外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語文學家呂叔湘。對這段往事，現有呂叔湘大事年表與文集均不見記載。近日，筆者偶得一本陳友琴本人舊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陳氏的一段題記：
這一本是我請呂叔湘同志提意見的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後經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筆者案：此係陳氏誤記，應為十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
陳友琴藏《不怕鬼的故事》第一版
此外，在封面上亦可見紅筆題寫的“呂叔湘讀”四字。由此觀之，此書正是當年陳友琴送請呂叔湘指正的底本。而呂叔湘素以超乎常人的“認真”聞名，據張中行回憶，凡是送請呂叔湘過目的書稿，哪怕只是禮節性的，他都不會馬虎對之，必要從頭到尾仔細審閱（見張中行，《月旦集》，191頁）。對這本頗有政治分量的書，自然也不會例外。果不其然，筆者在扉頁上發現了呂叔湘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選目所寫的一段四百字批語，其中特別提到了他對所選清代三大志怪小說的看法：
關於取捨，我以為當看作此態度。首先選的該是揭穿鬼的本質或當作寓言來寫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點存疑而寫得樸素的。為說而說鬼，鋪張揚厲，甚至帶些欣賞氣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論，清朝三大名家中，紀、袁即遠在蒲留仙之上。（儘管以描繪技巧上說蒲有勝過之處。）
呂叔湘批語
具體而言，《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第一版總共從蒲松齡《聊齋志異》中選入《捉妖射鬼》《妖術》與《耿去病》三篇文章，而呂氏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後兩篇。其中，《妖術》的內容大致是於公找卜者算命，卜者稱其將為妖術所害，於公不信，卜者遂以妖術三襲之，終為於生所敗。在呂叔湘看來，這屬於“破鬼”而“立妖”，與輯書宗旨不符：
這裡所選聊齋三篇，只《捉妖射鬼》一篇還可取。《妖術》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把卜者能興妖做實了，而且形容盡致，似不足取。
"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毛澤東關於《不怕鬼的故事》一書致何其芳批示（中央檔案館藏）
有關毛澤東與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當事人何其芳的回憶在內（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詳述，此處不贅。但該書編寫的其他參與者，坊間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此書的真正操刀者並非何其芳，而是時任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副主任的陳友琴（1902-1996）。據陳氏晚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編《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當時我正在文學資料室內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負責編輯的責任，我就從古代筆記小說中加以選擇抄摘。所內許多同志為我指示線索，蒐集資料，才使此書得於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得到所內外許多同志的指正。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集體編成的。（見陳友琴，《關於〈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說在出版後提供“指正”的“所內外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語文學家呂叔湘。對這段往事，現有呂叔湘大事年表與文集均不見記載。近日，筆者偶得一本陳友琴本人舊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陳氏的一段題記：
這一本是我請呂叔湘同志提意見的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後經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筆者案：此係陳氏誤記，應為十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
陳友琴藏《不怕鬼的故事》第一版
此外，在封面上亦可見紅筆題寫的“呂叔湘讀”四字。由此觀之，此書正是當年陳友琴送請呂叔湘指正的底本。而呂叔湘素以超乎常人的“認真”聞名，據張中行回憶，凡是送請呂叔湘過目的書稿，哪怕只是禮節性的，他都不會馬虎對之，必要從頭到尾仔細審閱（見張中行，《月旦集》，191頁）。對這本頗有政治分量的書，自然也不會例外。果不其然，筆者在扉頁上發現了呂叔湘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選目所寫的一段四百字批語，其中特別提到了他對所選清代三大志怪小說的看法：
關於取捨，我以為當看作此態度。首先選的該是揭穿鬼的本質或當作寓言來寫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點存疑而寫得樸素的。為說而說鬼，鋪張揚厲，甚至帶些欣賞氣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論，清朝三大名家中，紀、袁即遠在蒲留仙之上。（儘管以描繪技巧上說蒲有勝過之處。）
呂叔湘批語
具體而言，《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第一版總共從蒲松齡《聊齋志異》中選入《捉妖射鬼》《妖術》與《耿去病》三篇文章，而呂氏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後兩篇。其中，《妖術》的內容大致是於公找卜者算命，卜者稱其將為妖術所害，於公不信，卜者遂以妖術三襲之，終為於生所敗。在呂叔湘看來，這屬於“破鬼”而“立妖”，與輯書宗旨不符：
這裡所選聊齋三篇，只《捉妖射鬼》一篇還可取。《妖術》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把卜者能興妖做實了，而且形容盡致，似不足取。
顏梅華為《妖術》所作配圖
而《耿去病》一篇，通常只提及其末段，即耿去病塗面以退鬼的段落（“生笑，染指硯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但實際上，全篇大部分內容講的是耿去病夜遊故園，遇一家鬼夜飲，後對鬼女動情（“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的故事。呂叔湘認為，這一篇不僅文字冗長，且其中耿去病與鬼女調情一節文字格調低下，尤不足取：
《耿去病》選自《青鳳》，所取僅在末一小段，而前面贅一大段，不僅喧賓奪主，且如“隱躡蓮鉤……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惡劣之至。最好只節錄末數十字。
在上述對《妖術》與《耿去病》兩篇的批評之外，呂叔湘亦就書中個別其他篇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八十七頁《道士作祟自斃》與《妖術》篇同類，亦宜刪。一〇四《殺鬼》交代不清，“呼葉於後”者為上文之婦人，則美少年是幹什麼的，豈縊鬼還須人誘之投繯？抑是在搬演故事？如後來者為上文之美少年，則作者已予否定。此篇本無甚可取，刪之為是。末篇亦無可取，而“重整雲鬟”、“春風滿面”之類亦是惡札。
除了對選目提出自己的詳盡意見，善於“咬文嚼字”的呂叔湘更是為全書註釋做出了大大小小近百處修改，並特意在封面上寫到——“發現注音誤者不少，請再逐一核查”。鑑於呂氏對書稿的訂正之處甚多，此處無法一一呈現，暫且轉錄兩處以表明其審閱文稿之細緻與知識儲備之寬廣。
如第五篇選自《太平廣記》的《崔敏殼》，呂叔湘認為標題中的“殼”字不應用簡體，而宜保留繁體“殼”：
查廣記原作“殼”，此字廣雅有“善也”意。人名取義，想非果皮。此字是否可不從簡體？最好寫作“殼”。（雖然果皮之“殼”原亦作“殼”）
如果說這種修改尚屬呂叔湘之本行，那麼他對選自《括異志》的《茅處士》一篇的修改，則透露出其對古代典章制度的熟稔。文中提到，劉燁的“長子庫部又卒”，原注對“庫部”二字解為：“兵部所屬機關庫部的主官的簡稱，管理兵器、儀仗和乘輿。這裡用官名作人的代稱，原來的人名省略了。”對此，呂叔湘指出：
宋朝兵部有四個司，庫部是其一。司的主官是郎中。此人任庫部郎中。無所謂省略，從來不說“庫部某某”。
上述這般細緻、專業的修改意見自然不能不引起原書編者的重視。從前文陳友琴的題記可知，1961年10月《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便參考了呂氏的修改意見。而細緻比對1961年2月第一版與10月第二版則會發現，雖然呂叔湘對原書註釋的絕大多數修改意見都被接受，且其批語中所提及的末篇《大膽秀才》與《道士作祟自斃》也俱被刪去（另兩篇被刪去者為《範汝輿》與《五郎神》），但他特別批評的蒲松齡《妖術》與《耿去病》兩篇卻被完整保留了下來，這不免使人有些生惑。
"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毛澤東關於《不怕鬼的故事》一書致何其芳批示（中央檔案館藏）
有關毛澤東與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當事人何其芳的回憶在內（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詳述，此處不贅。但該書編寫的其他參與者，坊間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此書的真正操刀者並非何其芳，而是時任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副主任的陳友琴（1902-1996）。據陳氏晚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編《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當時我正在文學資料室內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負責編輯的責任，我就從古代筆記小說中加以選擇抄摘。所內許多同志為我指示線索，蒐集資料，才使此書得於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得到所內外許多同志的指正。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集體編成的。（見陳友琴，《關於〈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說在出版後提供“指正”的“所內外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語文學家呂叔湘。對這段往事，現有呂叔湘大事年表與文集均不見記載。近日，筆者偶得一本陳友琴本人舊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陳氏的一段題記：
這一本是我請呂叔湘同志提意見的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後經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筆者案：此係陳氏誤記，應為十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
陳友琴藏《不怕鬼的故事》第一版
此外，在封面上亦可見紅筆題寫的“呂叔湘讀”四字。由此觀之，此書正是當年陳友琴送請呂叔湘指正的底本。而呂叔湘素以超乎常人的“認真”聞名，據張中行回憶，凡是送請呂叔湘過目的書稿，哪怕只是禮節性的，他都不會馬虎對之，必要從頭到尾仔細審閱（見張中行，《月旦集》，191頁）。對這本頗有政治分量的書，自然也不會例外。果不其然，筆者在扉頁上發現了呂叔湘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選目所寫的一段四百字批語，其中特別提到了他對所選清代三大志怪小說的看法：
關於取捨，我以為當看作此態度。首先選的該是揭穿鬼的本質或當作寓言來寫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點存疑而寫得樸素的。為說而說鬼，鋪張揚厲，甚至帶些欣賞氣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論，清朝三大名家中，紀、袁即遠在蒲留仙之上。（儘管以描繪技巧上說蒲有勝過之處。）
呂叔湘批語
具體而言，《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第一版總共從蒲松齡《聊齋志異》中選入《捉妖射鬼》《妖術》與《耿去病》三篇文章，而呂氏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後兩篇。其中，《妖術》的內容大致是於公找卜者算命，卜者稱其將為妖術所害，於公不信，卜者遂以妖術三襲之，終為於生所敗。在呂叔湘看來，這屬於“破鬼”而“立妖”，與輯書宗旨不符：
這裡所選聊齋三篇，只《捉妖射鬼》一篇還可取。《妖術》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把卜者能興妖做實了，而且形容盡致，似不足取。
顏梅華為《妖術》所作配圖
而《耿去病》一篇，通常只提及其末段，即耿去病塗面以退鬼的段落（“生笑，染指硯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但實際上，全篇大部分內容講的是耿去病夜遊故園，遇一家鬼夜飲，後對鬼女動情（“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的故事。呂叔湘認為，這一篇不僅文字冗長，且其中耿去病與鬼女調情一節文字格調低下，尤不足取：
《耿去病》選自《青鳳》，所取僅在末一小段，而前面贅一大段，不僅喧賓奪主，且如“隱躡蓮鉤……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惡劣之至。最好只節錄末數十字。
在上述對《妖術》與《耿去病》兩篇的批評之外，呂叔湘亦就書中個別其他篇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八十七頁《道士作祟自斃》與《妖術》篇同類，亦宜刪。一〇四《殺鬼》交代不清，“呼葉於後”者為上文之婦人，則美少年是幹什麼的，豈縊鬼還須人誘之投繯？抑是在搬演故事？如後來者為上文之美少年，則作者已予否定。此篇本無甚可取，刪之為是。末篇亦無可取，而“重整雲鬟”、“春風滿面”之類亦是惡札。
除了對選目提出自己的詳盡意見，善於“咬文嚼字”的呂叔湘更是為全書註釋做出了大大小小近百處修改，並特意在封面上寫到——“發現注音誤者不少，請再逐一核查”。鑑於呂氏對書稿的訂正之處甚多，此處無法一一呈現，暫且轉錄兩處以表明其審閱文稿之細緻與知識儲備之寬廣。
如第五篇選自《太平廣記》的《崔敏殼》，呂叔湘認為標題中的“殼”字不應用簡體，而宜保留繁體“殼”：
查廣記原作“殼”，此字廣雅有“善也”意。人名取義，想非果皮。此字是否可不從簡體？最好寫作“殼”。（雖然果皮之“殼”原亦作“殼”）
如果說這種修改尚屬呂叔湘之本行，那麼他對選自《括異志》的《茅處士》一篇的修改，則透露出其對古代典章制度的熟稔。文中提到，劉燁的“長子庫部又卒”，原注對“庫部”二字解為：“兵部所屬機關庫部的主官的簡稱，管理兵器、儀仗和乘輿。這裡用官名作人的代稱，原來的人名省略了。”對此，呂叔湘指出：
宋朝兵部有四個司，庫部是其一。司的主官是郎中。此人任庫部郎中。無所謂省略，從來不說“庫部某某”。
上述這般細緻、專業的修改意見自然不能不引起原書編者的重視。從前文陳友琴的題記可知，1961年10月《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便參考了呂氏的修改意見。而細緻比對1961年2月第一版與10月第二版則會發現，雖然呂叔湘對原書註釋的絕大多數修改意見都被接受，且其批語中所提及的末篇《大膽秀才》與《道士作祟自斃》也俱被刪去（另兩篇被刪去者為《範汝輿》與《五郎神》），但他特別批評的蒲松齡《妖術》與《耿去病》兩篇卻被完整保留了下來，這不免使人有些生惑。
《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
事實上，這兩篇之所以絕不能刪去，乃是由於最高領袖“欽點”之故。在1961年1月4日與何其芳討論《不怕鬼的故事》一書“序言”修改時，毛澤東便特別提到了《妖術》這篇文章的“戰術”意義：
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你們編的書上，就有這樣的例子。《聊齋志異》的那篇《妖術》，如果那個於公戰術上不重視，就可能被妖術謀害死了。（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
"在整個新中國出版史上，《不怕鬼的故事》都可以說是一本相當獨特的書——它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並參與編寫的一個文言文選本，累計銷量達二十餘萬冊，影響甚巨。它的誕生與1959年春中國國際形勢惡化直接相關。當時，中美關係尚未走出前一年金門炮戰的陰影，中印之間則正處於西藏叛亂的風口浪尖，而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蘇聯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間的分歧也日趨明顯。面對所謂“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的“反華大合唱”，毛澤東指示胡喬木找到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意在以此鼓舞全國人民與美、印、修等“妖魔鬼怪”相鬥爭（見《不怕鬼的故事》，“序言”）。
毛澤東關於《不怕鬼的故事》一書致何其芳批示（中央檔案館藏）
有關毛澤東與何其芳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往來，特別是毛澤東親自修改“序言”的故事，包括當事人何其芳的回憶在內（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已有不少文章詳述，此處不贅。但該書編寫的其他參與者，坊間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此書的真正操刀者並非何其芳，而是時任文學研究所圖書資料室副主任的陳友琴（1902-1996）。據陳氏晚年回憶：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編《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當時我正在文學資料室內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負責編輯的責任，我就從古代筆記小說中加以選擇抄摘。所內許多同志為我指示線索，蒐集資料，才使此書得於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又得到所內外許多同志的指正。因此，這本書也可說是集體編成的。（見陳友琴，《關於〈 不怕鬼的故事〉》）
而上文所說在出版後提供“指正”的“所內外諸多同志”中，就有著名語文學家呂叔湘。對這段往事，現有呂叔湘大事年表與文集均不見記載。近日，筆者偶得一本陳友琴本人舊藏《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2月第一版），封面上有陳氏的一段題記：
這一本是我請呂叔湘同志提意見的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後經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筆者案：此係陳氏誤記，應為十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
陳友琴藏《不怕鬼的故事》第一版
此外，在封面上亦可見紅筆題寫的“呂叔湘讀”四字。由此觀之，此書正是當年陳友琴送請呂叔湘指正的底本。而呂叔湘素以超乎常人的“認真”聞名，據張中行回憶，凡是送請呂叔湘過目的書稿，哪怕只是禮節性的，他都不會馬虎對之，必要從頭到尾仔細審閱（見張中行，《月旦集》，191頁）。對這本頗有政治分量的書，自然也不會例外。果不其然，筆者在扉頁上發現了呂叔湘就《不怕鬼的故事》一書選目所寫的一段四百字批語，其中特別提到了他對所選清代三大志怪小說的看法：
關於取捨，我以為當看作此態度。首先選的該是揭穿鬼的本質或當作寓言來寫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點存疑而寫得樸素的。為說而說鬼，鋪張揚厲，甚至帶些欣賞氣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論，清朝三大名家中，紀、袁即遠在蒲留仙之上。（儘管以描繪技巧上說蒲有勝過之處。）
呂叔湘批語
具體而言，《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第一版總共從蒲松齡《聊齋志異》中選入《捉妖射鬼》《妖術》與《耿去病》三篇文章，而呂氏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後兩篇。其中，《妖術》的內容大致是於公找卜者算命，卜者稱其將為妖術所害，於公不信，卜者遂以妖術三襲之，終為於生所敗。在呂叔湘看來，這屬於“破鬼”而“立妖”，與輯書宗旨不符：
這裡所選聊齋三篇，只《捉妖射鬼》一篇還可取。《妖術》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把卜者能興妖做實了，而且形容盡致，似不足取。
顏梅華為《妖術》所作配圖
而《耿去病》一篇，通常只提及其末段，即耿去病塗面以退鬼的段落（“生笑，染指硯墨自塗，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但實際上，全篇大部分內容講的是耿去病夜遊故園，遇一家鬼夜飲，後對鬼女動情（“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的故事。呂叔湘認為，這一篇不僅文字冗長，且其中耿去病與鬼女調情一節文字格調低下，尤不足取：
《耿去病》選自《青鳳》，所取僅在末一小段，而前面贅一大段，不僅喧賓奪主，且如“隱躡蓮鉤……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惡劣之至。最好只節錄末數十字。
在上述對《妖術》與《耿去病》兩篇的批評之外，呂叔湘亦就書中個別其他篇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八十七頁《道士作祟自斃》與《妖術》篇同類，亦宜刪。一〇四《殺鬼》交代不清，“呼葉於後”者為上文之婦人，則美少年是幹什麼的，豈縊鬼還須人誘之投繯？抑是在搬演故事？如後來者為上文之美少年，則作者已予否定。此篇本無甚可取，刪之為是。末篇亦無可取，而“重整雲鬟”、“春風滿面”之類亦是惡札。
除了對選目提出自己的詳盡意見，善於“咬文嚼字”的呂叔湘更是為全書註釋做出了大大小小近百處修改，並特意在封面上寫到——“發現注音誤者不少，請再逐一核查”。鑑於呂氏對書稿的訂正之處甚多，此處無法一一呈現，暫且轉錄兩處以表明其審閱文稿之細緻與知識儲備之寬廣。
如第五篇選自《太平廣記》的《崔敏殼》，呂叔湘認為標題中的“殼”字不應用簡體，而宜保留繁體“殼”：
查廣記原作“殼”，此字廣雅有“善也”意。人名取義，想非果皮。此字是否可不從簡體？最好寫作“殼”。（雖然果皮之“殼”原亦作“殼”）
如果說這種修改尚屬呂叔湘之本行，那麼他對選自《括異志》的《茅處士》一篇的修改，則透露出其對古代典章制度的熟稔。文中提到，劉燁的“長子庫部又卒”，原注對“庫部”二字解為：“兵部所屬機關庫部的主官的簡稱，管理兵器、儀仗和乘輿。這裡用官名作人的代稱，原來的人名省略了。”對此，呂叔湘指出：
宋朝兵部有四個司，庫部是其一。司的主官是郎中。此人任庫部郎中。無所謂省略，從來不說“庫部某某”。
上述這般細緻、專業的修改意見自然不能不引起原書編者的重視。從前文陳友琴的題記可知，1961年10月《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便參考了呂氏的修改意見。而細緻比對1961年2月第一版與10月第二版則會發現，雖然呂叔湘對原書註釋的絕大多數修改意見都被接受，且其批語中所提及的末篇《大膽秀才》與《道士作祟自斃》也俱被刪去（另兩篇被刪去者為《範汝輿》與《五郎神》），但他特別批評的蒲松齡《妖術》與《耿去病》兩篇卻被完整保留了下來，這不免使人有些生惑。
《不怕鬼的故事》第二版
事實上，這兩篇之所以絕不能刪去，乃是由於最高領袖“欽點”之故。在1961年1月4日與何其芳討論《不怕鬼的故事》一書“序言”修改時，毛澤東便特別提到了《妖術》這篇文章的“戰術”意義：
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你們編的書上，就有這樣的例子。《聊齋志異》的那篇《妖術》，如果那個於公戰術上不重視，就可能被妖術謀害死了。（見何其芳《毛澤東之歌》）
《狂生耿去病》
而《耿去病》一篇則更得毛澤東偏愛——他格外欣賞耿去病以鬼之道還治鬼身的“狂氣”。早在1958年10月26日發表《再告臺灣同胞書》的當天，毛澤東便特意找時任新華社社長吳冷西談話，引用《耿去病》的故事來說明炮轟金門、震懾美國的用意所在（見吳冷西《回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的片段》，90頁）。而在1959年4月1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以這個故事來鼓勵黨政高層“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半個月之後，在同蘇聯等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的談話中，毛澤東第三次公開引用了《耿去病》的故事，並在整理成稿後特意批示江青去看相關內容，如“不能看，請林克同志讀給你聽”，足見其對耿去病“以鬼治鬼”的印象之深：
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裡。有一個鬼站在窗外，把頭伸進窗內來，很難看，把舌頭伸出來，頭這麼大，舌伸得這麼長。狂生怎麼辦呢？他把墨塗在臉上，塗得像鬼一樣，也伸出舌頭，面向鬼望著，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望著鬼，後來鬼就跑了。（“毛澤東1959年5月6日同蘇聯等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團和駐外使節的談話”，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而呂叔湘在為《耿去病》一篇寫下“惡劣之至”的評語時，自然不會知悉毛澤東在上述幾次內部談話中對“狂生”耿去病的讚揚。不過細細想來，或許也只有呂叔湘眼中那個對鬼女說出“南面王不易也”“惡劣之至”的耿去病，才敢“灼灼然”與鬼對視，令毛澤東為之擊節。
其實，所謂“鬼事”，從來都最深刻地與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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