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光明日報，作者：張守廣。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盧作孚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實業家，而且是一位取得多方面成就的中國早期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由盧作孚傾注大量心血開創的北碚試驗，從鄉村建設開始，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均取得成就，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具有借鑑價值的歷史經驗。
20世紀40年代北碚全景
北碚地處嘉陵江江畔。20世紀20年代中期，這裡約有200戶左右人家，1000多人口，是一個規模較大但較為偏僻的山村。在四川軍閥混戰愈演愈烈的歲月裡，北碚所在的嘉陵江小三峽地區盜匪橫行，民不聊生，被稱為“魔窟中的魔窟”。1927年2月，已經創辦民生實業公司的盧作孚被任命為四川省江（江北）、巴（巴縣）、璧（璧山）、合（合川）四縣特組峽防團務局局長，其職責是清剿所轄峽區內的土匪，解決由匪患引起的嚴重治安問題。北碚成為峽防團務局局址。
到任後，盧作孚迅即採取整飭團務、剿撫並舉等強有力措施，在三個月左右時間內，基本肅清峽區的匪患。鑑於峽區範圍內山多田少，土地所出僅敷農家三個月生活所需的現實，盧作孚決心打破苟安現狀，摸索出一套治理峽區匪患的根本之策。經過細緻的調查和縝密的思考，在5月初召開的峽防團務大會上，盧作孚提出以“化匪為民，寓兵於工”作為治理匪患的根本方案，發起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初步目標是將“這鄉村現代化起來”（凌耀倫、熊甫編：《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頁），“經營成一個燦爛美妙的樂土”（《兩年來的峽防局》，江巴璧合四縣峽防團務局1929年刊，第2頁）。建設主要從三方面著手進行：一是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建設，包括整治環境衛生，拓寬道路，廣植花草樹木。據不完全統計，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統計的植樹量即達7萬餘株；二是大力興辦各種經濟事業，先後投資和參與興辦北川鐵路公司、天府煤礦公司、三峽染織廠、農村銀行等；三是創辦文化事業和社會公共事業，包括地方醫院、圖書館、公共運動場、平民公園、各類民眾學校等。1930年初，盧作孚把自己在北碚試驗中的經驗和思考寫成題為《鄉村建設》的長文，在北碚《嘉陵江報》上發表。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夠看到的20世紀20—30年代鄉村改造運動中第一次明確使用“鄉村建設”提法並對該問題進行系統闡述的文章。
上述這些在數年間因陋就簡草創起來的事業，使當時的北碚呈現出無限蓬勃的生機。1930年12月初，著名學者翁文灝與中國科學社的任鴻雋等人到重慶，併到北碚參觀了中國西部科學院以及其他建設。翁文灝對盧作孚及其在北碚的建設事業讚歎不已：“於此水鄉山國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練兵防匪之餘，修鐵路，開煤礦，興學校，倡科學，良出意計之外。更觀之川中軍界政界，頗多頹敗不振之氣，而能布衣粗實，節餉捐薪於建設之事，無論其將來成績如何，要其不囿於環境，卓然獨立之精神，良足尚焉。”（翁文灝：《四川遊記》，《地學雜誌》第20卷第1期）稍後在1934年5月前後，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到四川實地考察實業期間也參觀北碚的建設試驗，為北碚建設的實際情形和北碚民眾的精神面貌“感動得至於流淚”（杜重遠：《由小問題講到大問題》，《新世界》第12卷第4期），並決心幫助北碚的建設事業及民生實業公司（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頁）。
20世紀30年代中期，盧作孚在中國社會改造問題上又提出一種新的主張，其核心觀點是：建設現代國家的關鍵在於整個社會組織、社會生活、社會道德的改造，使社會由自古以來主要倚賴家庭和親戚鄰里的集團生活，轉變為現代的主要倚靠國家、事業的集團生活，並指出北碚的種種建設就是這樣一種創造現代集團生活的試驗（《盧作孚文集》，第262-263頁）。就北碚試驗而言，盧作孚此時的建設計劃是以北碚鄉為中心，“將嘉陵江三峽佈置成為一個生產的區域，文化的區域，遊覽的區域”。通過建設，使北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使這裡的人民“皆有職業，皆受教育，皆能為公眾服務，皆無嗜好，皆無不良的習慣”，使這裡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皆清潔，皆美麗，皆有秩序，皆可住居，遊覽”（《盧作孚文集》，第282頁）。在這種規劃和建設目標之下，北碚建設事業目標更加明確，內涵更加豐富，成效更加顯著。黃炎培在1936年初實地考察北碚後，不僅盛讚北碚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的突出成就，而且對於“花團錦簇，盛極一時”的北碚生態環境建設給予了高度的讚賞（黃炎培：《蜀道·蜀遊百日記》，開明書店1936年，第119頁）。
抗戰時期，大規模的內遷為北碚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集聚在這裡的教育科學文化界人士，曾多達3000人左右，北碚一躍成為大後方著名的教育科學文化重鎮。就連當時到重慶考察的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也注意到北碚的重要性，在《重慶的科學》中他記述道：“無疑，此地最大的科學中心是在一個小鎮上——北碚，它位於嘉陵江畔。這裡有18所科學和教育機構，他們大多數都有極大的重要性。”（李約瑟：《李約瑟遊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6頁）抗戰時期內遷並在北碚居住的晏陽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場合高度評價了盧作孚的北碚試驗。晏陽初稱讚北碚的建設“很有成績”（宋恩榮主編：《晏陽初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3頁）；陶行知認為北碚的建設“可謂將來如何建設新中國的縮影”（《陶行之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22頁）。到40年代末期，盧作孚仍時刻關注著北碚試驗的進展，並時刻加以指導。他提出北碚的城鎮化建設中要注意住宅區、文化區、工業區的設計和規劃，強調北碚的科學、教育、文化事業，都應該使其處在優美環境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探索已超越鄉村建設的歷史侷限而導入城鎮化建設的新因素，為鄉村建設開闢出城鎮化的新局面。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