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盧作孚與他指揮的“中國版敦刻爾克”

1939年9月24日，盧作孚在漢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試航典禮上發表演講。

民國時期的宜昌港口。

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輪船“民生”輪。

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舊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可能是世界軍事史上最為人所熟知的撤退行動，這次行動用9天時間把33萬盟軍撤至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國。

其實，早在敦刻爾克大撤退發生前的1938年，地處長江三峽的中國江城宜昌已經上演了一出同樣驚心動魄的大撤退，親歷這次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稱其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

與敦刻爾克類似，搶運了無數人員和物資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大後方建設的有生力量以及中國民族工業的元氣，這些都成了中國抗戰最終勝利的堅強後盾。不同的是，敦刻爾克依靠整個英國的力量、由軍事部門指揮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指揮者，卻是一位民營船運公司的實業家。

他就是被譽為“中國船王”的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談到中國民族工業發展時曾說過，實業界有四個人不能忘記，盧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阻塞的長江咽喉

1937年底，葉聖陶帶著家眷從武漢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時沒有買到繼續前行的船票，無處落腳，他和家人住進了江輪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輪，葉聖陶有感而發：“對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輪作旅人家。故宮古物兵工械，並逐遷流頓水涯。”

詩中“如金字塔”的山，是與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宜昌依長江北岸而建，站在宜昌中心城區的大公橋碼頭，抬頭可見對岸江邊依次排開的大小六座山峰，其中最高的一峰便是磨基山。

磨基山下游約2公里處的十三碼頭，是長江中上游的分界點。以此為分界，下游是江漢平原，水面開闊，流勢緩慢，上游則是三峽高山，航道狹窄，灘多浪急。正因如此，1876年宜昌被闢為通商口岸後很長一段時間，這裡都是長江輪船上行的終點。宜昌至重慶的航線開闢後，宜昌則成為重要的轉運港，從下游駛來的輪船行至宜昌碼頭一律要停船，人和貨物必須下船，換乘能穿越長江三峽和川江（宜昌以上的長江上游河段）航道的輪船，方可繼續西行進入四川。宜昌江邊甚至為此專門立了石碑：“川船至宜不下行，湘船至宜不上駛。”

這一切，都讓宜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長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這個關鍵的“咽喉”部位卻逐漸開始阻塞。

1937年11月中旬，淞滬戰場失利，南京形勢嚴峻，國民政府公開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辦公宣言》，並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後方。一時之間，上海、南京等地的機關、團體、學校紛紛向後方撤退，長江上游的四川，是這支浩浩蕩蕩的人流遷移的方向。

宜昌市地方誌辦公室原主任、史志專家朱復勝告訴記者：“當時的中國飛機少得可憐，公路運輸因為汽車少、公路少，運量有限，鐵路更是被日軍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長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黃金水道’。”

向西的人流抵達武漢時，隊伍中的設備、機械多了起來——那是幾個月前淞滬會戰爆發後，陸續從上海搬遷至武漢的兵工企業和工廠物資。可是，還沒來得及在武漢鬆口氣，這些企業、工廠的老闆和員工們又要踏上西遷之路。

隊伍中還有葉聖陶詩中的“故宮古物”。這些來自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早在1933年就開始從北平南遷，陸續抵達南京。南京危急後，這些文物再次上路，其中數量最大的一批與人流西遷的路線一致，經武漢沿江入川。

1937年底，人流、工廠物資、故宮文物，源源不斷地來到宜昌。所有西遷入川的人員和物資不得不在此下船，等待換乘能夠穿越三峽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葉聖陶那樣等待7天就能購得船票的，已經算是幸運，很多人等上半個月都無法上船。

文物鑑定家吳瀛一家也在候船的人群中，吳瀛的女兒吳徠後來在《珍藏文物歷難記》一書中這樣回憶：“在上船的碼頭上，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讓人繃緊心絃的‘逃難’場景，人山人海，扶老攜幼，萬頭攢動，一望無邊。前面的大駁船上，擠滿著的人群黑壓壓一片，站在船邊的更是不敢動彈，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在江水之中，濛濛秋雨無情落下，人多，傘難以撐開，不少人只好聽憑雨淋。聽說就是這樣登船，不少人已熬了一兩天……”

幸運地買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後看到的場景是，“彷彿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板上，連煙囪上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著一排候補員呢……”

顯然，主城區只有2平方公里的宜昌城，早已人滿為患。到了1938年10月，國民政府下令放棄武漢時，向西湧入宜昌的人流更是達到頂峰。“當時僅有10萬多人口的小縣城，流動人口最多時猛增到50萬。”朱復勝告訴記者。

和這些難民一起急需入川的，還有各種大型設備、器材和軍工物資。據民生公司老員工周仁貴《在盧作孚先生身邊工作的時候》一文的回憶：“那時，從宜昌一馬路起，直到現在的十三碼頭止，沿河兩岸都堆滿了器材，僅有極少數裝了箱，其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赤裸裸的、亂七八糟地堆置在荒地上，你壓我，我壓你，已經全部生鏽。而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材、輕重工業器材，約有八九萬噸，可說是國家之寶——國家僅有的一點元氣。”

八九萬噸，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什麼概念？研究宜昌大撤退二十餘年的重慶民生公司（一般稱為“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原總經理鄭新解釋說：“當時宜昌與重慶間輪船的總運量，每個月不過六千噸，如果按部就班地運輸，這些器材至少要運一年多。”

然而，此時的武漢已被國民政府放棄，宜昌與武漢的直線距離僅300公里，日軍的飛機不停地飛臨宜昌轟炸。誰也不知道，留給宜昌的搶運時間還有多少。一旦宜昌保不住，難民會遭日軍屠戮，物資則很可能落入敵手，大後方的軍事工業、民族工業要想重建，難度也將大大增加。

位於三峽入口處的宜昌，此刻成了關乎全中國命運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長江上游就要進入長達4個多月的漫長枯水期。鄭新介紹說：“枯水期與豐水期的水位相差足有20米，水位降低後大量處於深水中的礁石會進入淺水區，甚至成為明礁，這時不僅航行更加危險，而且稍大點的輪船都無法行駛，大型設備也就根本沒法入川。”這就意味著，所有滯留人員和物資必須趕在40天內運完。

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落到了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身上。

臨危受命

盧作孚，1893年出生於四川省合川縣（今重慶市合川區）。幼年家境貧寒，全家僅靠父親挑賣麻布維生，盧作孚小學畢業後便不得已輟學，但渴望知識又聰穎過人的他，不僅自學了數學、英語等，還先後編著了《應用數題新解》等多本教材。在自學過程中，盧作孚接觸到孫中山的革命學說，深受影響。1910年，17歲的他加入了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這個年輕的同盟會員和四川的廣大群眾和罷課學生一起，為革命奔走呼號。

可惜，辛亥革命並未取得最終的成功，已經被革命啟蒙的盧作孚決定隻身前往上海，尋求救國真理。滬上之行使他逐漸認識到，要使民眾覺醒，就必須廣開教育，“教育救國”的思想由此形成。為此，盧作孚在四川做過教師，當過記者，並在四川軍閥楊森的邀請下，開展過建設“新川南”和籌建成都通俗教育館的教育試驗。沒想到，兩次教育試驗都在紅火一陣後，最終因軍閥混戰無疾而終。挫折再次改變了盧作孚的想法，“紛亂的政治無可憑依”，如果缺乏雄厚的經濟支撐，僅憑軍閥支持來進行社會改革太無保障。他的思想開始從“教育救國”向“實業救國”轉變。

1925年，懷著實業救國的理想，盧作孚和朋友一起在重慶創辦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靠著鄉親、朋友、地方士紳的支持，東挪西湊到8000元資本後，他親自去上海訂購了一艘載重僅70.5噸的淺水鐵殼小輪船，開始了民生公司的航運之路。憑藉廢除買辦制、提升服務水平、禁止船工向旅客索要小費等措施，民生公司很快成為長江航運界的一顆新星。

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川江，外國船隻橫行，在外國輪船公司的排擠下，力量分散的中國輪船公司經營蕭條，一個接一個地破產倒閉。面對這種局面，盧作孚深感中國輪船公司只有結束各自為政的現狀，化零為整，聯合起來才能與外國輪船公司競爭。為此，1931年起，盧作孚開始聯合、合併長江上游的各家輪船公司。到抗戰爆發前，民生公司已經將大部分外國輪船公司的勢力擠出了川江，當時頗具實力的美國捷江公司甚至在與民生公司的競爭中倒閉了。擁有46只輪船的民生公司，成了長江上游的航運龍頭。而這些輪船和被譽為“中國船王”的盧作孚，也成了1938年10月宜昌的難民和物資入川的希望。

46艘輪船中，能夠在川江行駛的有22艘。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公司老員工晏天錫之子晏承華告訴記者：“民生公司的很多輪船都是為川江量身打造的，馬力大吃水淺。那時很多輪船公司主要走長江中下游，他們的輪船為減少阻力，底部結構是尖的，而民生公司走川江的船底部是平的，這種船吃水比較淺，加上大馬力，才能在航道狹窄、灘多水急、暗礁林立的川江行駛。”

事實上，民生公司的這22艘船幾乎是當時中國能夠勝任川江運輸的全部輪船，除此之外，只有兩艘其他中國公司的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

然而，即便是這22艘輪船，也差點未能倖存。幾個月前，為阻止敵艦沿長江西上進犯，國民黨軍政當局決定沉船阻敵，命令各輪船公司都把船開到武漢下游田家鎮附近沉沒，以封鎖航道，民生公司也接到了命令。但盧作孚深知，能在長江上游航行的船不多，一旦予以鑿沉，必將嚴重損害川江航運，戰時的撤退工作及未來大後方的運輸將無法進行。他堅決要求把民生這批能走川江的船保留下來。經過再三週旋，這批船最終保了下來。1938年8月，國民黨軍政當局選擇用新造的鋼筋水泥船沉入江底。

船保下來了，盧作孚肩上的擔子卻一點都沒有減輕。早在這年1月，他已經被任命為交通部次長，主管戰時水陸運輸事務。盧作孚本身對做官並無興趣，1926年四川軍閥楊森許諾出每月500大洋的薪酬請他出任萬縣市政佐辦，他絲毫不為所動。1937年抗戰前夕，國民政府曾請他擔任交通部次長，也被其婉拒。抗戰全面爆發後，面對戰時水陸交通運輸的重任，熟悉長江航運的盧作孚這才接受了任命。

朱復勝告訴記者，廣義的宜昌大撤退從1937年下半年就已開始，一直持續到宜昌淪陷前夕，人們聽說最多的“40天大撤退”，只是這次撤退中最高峰的一段。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也早已開始了對戰時大撤退的準備工作。

1937年夏天，盧作孚正準備赴歐洲考察，盧溝橋事變爆發，他當即放棄了去歐洲的打算，並電告民生公司全體職工：“民生公司應首先動員起來參加這場戰爭！”“一切工作迅速地轉移到戰爭的軌道上來，以滿足戰時運輸的緊迫需要！”

那時，盧作孚就意識到儲備運輸燃料、輪船配件的重要。他動員公司各地的機構和人員，從香港、廣州和長江沿岸盡力採購，總共購得柴油4000多噸，各種五金鋼材2000多噸。後來宜昌大撤退最緊張的40天中，所需的柴油幾乎全都來自這些儲備。

一邊忙著儲備運輸，一邊已開始搶運物資。1937年冬，民生公司調派“民元”等輪船，搶運在南京、蕪湖等地的兵工器材到重慶。12月15日，民生公司與兵工署簽訂搶運漢口軍工器材的合同，調派“民本”等6輪，擔任漢宜段搶運；又調派“民主”等6輪，擔任宜昌重慶段搶運，兩個月時間搶運撤退物資12900餘噸。

及至擔任交通部次長，盧作孚更是迅速集中船隻，召集兵工署、經濟部、資源委員會以及各航運公司，研究搶運辦法。而其中最艱難的一役，莫過於1938年10月開始的40天大撤退。

三段航行法

1938年10月23日，盧作孚飛抵宜昌。當他來到懷遠路的民生宜昌分公司，看到的是混亂和擁塞。後來他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文中這樣回憶：

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遍街皆是人員，滿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復相互責罵。

所謂“交涉”，是指託人、說情、拉關係，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能夠早日買到船票。據朱復勝介紹，當時一些武裝押運貨物的軍官氣勢洶洶，甚至有人掏出手槍威脅要船。時任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業務組組長的林繼庸在上世紀80年代的訪談中也曾提到，為了杜絕各機關搶船，當時駐宜昌的鄂湘川黔邊區綏靖公署甚至下令“凡搶船者予以就地槍決”，並且“殺數人示警”，還派了憲兵維持秩序。

如此混亂的秩序，無疑更加劇了運輸效率的低下。面對亂局，盧作孚只對那些爭吵不休的各單位負責人說了一句話：“請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見！”接著，他趕往江邊，查看沿江兩岸遍地堆放著的設備和器材，登上各輪船檢查艙位和輪機狀況。隨後，回到民生宜昌分公司，立即召集各輪船公司的負責人、各輪船的駕引人員和宜昌港內的技術人員徹夜開會，商討辦法。

一夜無眠後，盧作孚和工作人員醞釀出了一份緊急運輸計劃。10月24日早上，他首先向大家表示，有把握在40天內把擁塞在宜昌的物資和人員運完，但要求各單位必須服從命令聽指揮。此話一出，會場上的人都熱烈狂呼，有人甚至激動得流淚。

盧作孚緊接著說，他本人親自掌控運輸計劃，分配各個交運單位的運輸噸位。各單位根據分到的噸位，將自己的設備器材分出輕重緩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啟運，不重要的另行安排，實在來不及運走的甚至準備放棄。至於什麼單位的人員、物資何時由何輪船運輸，全部由盧作孚親自分配。他還特別強調，各單位人員、物資的運轉順序一旦排定，必須堅決執行，絕不允許提前加塞，否則挪後裝運。

不過，只是強調運輸秩序，40天內還是無法完成如此之大的運輸量，盧作孚計劃中最關鍵的法寶是“三段航行”。這個辦法並非一時興起，而是來源於民生公司1937年初的創新。

朱復勝介紹說，1937年初，長江上游遇到了數十年來不曾有過的江水大落，水位過低，以致中外輪船公司都不得不停航，民生公司行駛川江的船最多，若停航幾個月，受到的影響將尤其嚴重。與此同時，1936年剛剛遭遇一次大旱災的四川，也急需省外糧食的救濟。

為此，盧作孚與民生公司的技術人員反覆研究，並組織一個駕駛考察團前往三峽各險灘進行實地考察，最終研究出了三段航行法——將宜昌與重慶間的航線分成三段：宜昌至廟河為第一段，這段河道狹窄，必須用小船行駛，就調120英尺以下的“民福”等輪行駛；廟河至萬縣為第二段，險灘甚多，所以派馬力強大的“民主”等輪行駛；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此段淺灘最多，就安排吃水相對更淺的輪船。如此，每一艘船無法獨立完成的宜渝航道，便可以採用不同船隻接力航行的方式完成，雖然運輸成本高了，但總算使枯水期的交通不致中斷。

如今，盧作孚就將三段航行的經驗，靈活地用在了宜昌大撤退的計劃中。他演示了自己的計劃：從宜昌到重慶，上水航行需要4天，下水航行需要2天，加上裝貨卸貨，來回一趟至少要一週。為了加速宜昌的人員和物資撤離，可將宜昌與重慶的航道進行分段，最重要和最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由宜昌直接運到重慶；次要的、較輕的設備就縮短一半航程，運到萬縣就卸下，交由其他輪船轉運；更輕、更不緊要的物資，則再縮短航程，只運到奉節、巫山或巴東，甚至只運進三峽即卸下，留待以後再轉運。

“這樣一來，宜渝航程一下子就縮短了一半甚至一多半，航程最短的船隻甚至可以做到朝發夕至，這就大大加快了宜昌的船隻週轉。而運離宜昌的人員和物資，只要進入三峽大門，有了高山峽谷為屏障，也就相對安全了。”朱復勝說，最初一些單位和人員並不理解三段航行，但後來親眼看到船隻週轉速度加快，都對這個計劃越來越信服。

就這樣，亂哄哄的宜昌碼頭，終於逐漸恢復了秩序。戰時運輸最緊張的40天，正式拉開了帷幕。

最緊張的40天

10月24日早上，第一艘滿載人員和物資的輪船緩緩駛出了宜昌港。船上有急需搶運的物資，還有幾百名無家可歸的難童——他們由戰時兒童保育會在各地收容後，輾轉來到宜昌。盧作孚親自護送這些難童上船後，隨著輪船的汽笛聲響起，孩子們趴在欄杆上放聲高歌，揮手向岸上的人群告別。

緊張有序的搶運，伴隨著稚嫩的歌聲開始了。從這天起，包括民生公司的22只船在內的24艘輪船開始不停地往返於宜昌與長江上游各港口之間，民生公司的員工幾乎全天候地投入了這場戰鬥。

今天的長江上游，高峽出平湖，早已成為千里通衢，進出三峽的輪船晝夜不息。八十年前，“川江不夜航”卻是所有船隻奉行的金科玉律，民生公司的船也不例外。但夜晚的時間也不能閒著，盧作孚要求各船利用夜間裝卸，白天則儘量加快航行。

於是，繁忙的宜昌碼頭，每天早上總有六七艘船開出，船上的貨物，早在前一天夜裡已經裝載完畢。每天下午至傍晚，總有五六艘船從上游開回，緊接著，便是夜幕中爭分奪秒地裝貨。1938年在民生宜昌公司任主管會計的王廷琳曾回憶，夜裡照明沒有電燈，就用煤氣燈，工人們徹夜趕工，煤氣燈的需求量太大，就連宜昌專門供應煤氣燈的公司都供應不上了。

對於這段搶運，盧作孚也曾有過生動的描述：

當輪船剛要抵碼頭的時候，倉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了，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夜映在江上。岸上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所有這些，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動員起來的中國人反抗敵人的力量。

朱復勝介紹說，舊時宜昌港水淺沙多，輪船都不能貼岸停靠，只能在江心拋錨，客貨上下輪船則要依靠小木船或駁船轉送，俗稱“遞漂”。盧作孚回憶中的“駁船”，就是將物資從岸邊運送到江心輪船上的轉送工具。為了充分利用每一分鐘，他要求準備運載的器材必須在輪船抵達前一個小時裝到駁船上，以便於輪船到港就能迅速裝貨；若提前一個小時沒準備好，哪怕只差幾十噸，也不裝這批器材，而先裝其他機關已備好的東西。

此外，盧作孚還通過改進機械和通訊設備，加快運輸效率。比如，民生公司輪船上的起重吊杆最大負載量原來只有17噸，而西遷的設備中有的重達30噸。他就帶領職工們一起加班加點，終於設計出了負載30餘噸的吊杆，安裝在“民樂”輪上，專門起吊重型機器。又如，民生公司的輪船中原本只有10艘安裝有無線電臺，沒有電臺的輪船隻能依靠旗語、燈語及鳴笛等傳統方式與其他輪船及各碼頭聯絡。為了適應搶運的緊急需要，盧作孚提出在輪船和川江沿岸的各碼頭、港口增設無線電臺。當時重慶市場上買不到電臺，他就鼓勵職工自行研製，最後成功地增加了十餘臺電臺，大大增加了調度指揮和搶運的效率。

物資運輸有條不紊，對於亟待入川的人流，盧作孚也有應急措施。民生公司制訂的《非常時期客運救濟辦法》規定，所有旅客一律按照抵達宜昌的先後順序登記，依次購票上船；將所有艙位全都改成座票，平日可以睡1人的鋪位，改成座票後就可以坐5人，大大增加了客運量；對於公教人員實行半價優惠，對於孤兒難童則完全免費。

大撤退的日日夜夜，盧作孚始終在一線親自指揮。他的次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一書中這樣回憶：“他的指揮中心設在懷遠路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二樓上，在這裡，收發報機一天24小時響個不停；從上游各港口和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他對長江上游全線的運輸情況瞭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時有多少噸物資正在被運走和什麼船在運它們，知道每一隻船什麼時候航行在什麼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資正在哪一個港口卸貨，知道哪一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上駁船……”

但盧作孚不只是整體指揮和調度，他還喜歡在深夜時分去江邊碼頭和船上檢查貨物裝運情況。周仁貴記得，盧作孚經常穿著粗布衣服去裝運現場，“遇到困難問題，立即就地解決，裝卸工人、船員看見盧先生不辭辛苦，深夜到河下關心他們工作，深受感動，幹勁倍增……”因為穿著太過樸素，有一次，一位報關行的工作人員不認識盧作孚，在他面前指手畫腳，沒有禮貌，盧作孚也只是一笑置之，毫不計較。

如此苦戰40天后，1938年12月初，當江水水位低落時，曾經混亂不堪的宜昌城已經安靜了許多，擁塞在宜昌的3萬多名待運人員早已運完，九萬多噸器材也運走了三分之二。又過了20天，剩餘的三分之一器材也消失了，盧作孚回憶：“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器材……不知到哪裡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干零碎廢鐵拋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中最緊張的一幕終於結束了。事後統計發現，10月24日至12月初的運輸量，竟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運量。

“努力去做一員戰士”

最緊張的40天搶運完成後，宜昌的撤退仍在繼續。事實上，直到宜昌失守，民生公司的員工還在冒著日軍的炮火維持前線與後方的交通生命線。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進犯長沙，湘桂局勢告急。湘桂兵工廠的第1廠、第2廠、第41廠共計3萬噸器材以及兵工署的2000噸機材緊急運到宜昌，由民生公司派船搶運入川。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從宜昌搶運了1.6萬噸器材到大後方。

這一年6月，宜昌失守，但在接近日軍陣地的平善壩、南沱、三鬥坪一帶，還有一部分兵工器材尚未來得及運走，其中的平善壩距離宜昌城僅20多公里。這時，盧作孚親自率船前往平善壩搶運物資，每天傍晚開去，連夜裝船，待天剛矇矇亮就開走。不久，終於把這一帶的2.48萬噸兵工器材搶運到了安全地帶。

盧作孚用行動踐行了抗戰爆發時他對公司職工說的話：“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盡本身職責，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而在他的動員和影響下，民生公司的職工乃至川江沿岸的船工、縴夫，人人都成了宜昌大撤退乃至整個抗戰時期的“戰士”。

民生公司老員工晏天錫就是這樣一名“戰士”。他的兒子晏承華告訴記者，父親常年跑川江航線，1938年日軍開始轟炸宜昌時，母親帶著家人住在重慶，她一直希望父親不要再從事這麼危險的船上工作，每次到碼頭送父親上船，總擔心這是不是就是最後一次見面。父親卻從來沒有放棄，一次次死裡逃生中，他甚至已經習慣了炸彈的聲音。

1943年，晏天錫所在的“民儉”輪到宜昌前線搶運傷兵和物資，航行至三鬥坪太平梁時，突然遭到日機的轟炸，一時全船震動，彈片橫飛。正在輪船底層負責大輪機的晏天錫看不到外面的情況，只聽到了轟炸聲，但他的第一反應是輪機負責全船的動力，一定不能出問題，就一直在船艙內忙碌，確保輪機的油門、溫度合適，直到一位同事匆匆跑來叫他逃命，他才停止工作。跑出艙一看，才發現憑藉最後的動力勉強靠岸的“民儉”輪馬上就要沉了。談起往事，晏承華至今唏噓不已：“太險了，父親不會游泳，又在船的底部工作，船一旦沉了，他肯定活不了……”

晏天錫幸運地死裡逃生了，但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幸運的。整個抗戰期間，除了被敵機炸沉、炸傷的輪船外，民生公司共有116人犧牲，61人傷殘。為戰時交通付出生命的116人的名字，如今鐫刻在大公橋碼頭的宜昌大撤退紀念雕塑上。在這份紀念雕塑英名錄的末尾，還刻著一句話：以上是民生實業公司有記載的名單，還有其他公司員工和宜昌民眾犧牲者無法記載，以此垂悼。

“無法記載”者，人數最多的就是同樣忙碌在川江航道上的碼頭工人、木船船伕和縴夫。碼頭工人主要是裝卸工，木船船伕和縴夫，則是宜昌大撤退期間另一支獨特的運輸隊伍。

據朱復勝介紹，為增加運力，盧作孚曾緊急徵集川江沿岸各縣的2000餘艘木船參加搶運，“大部分木船沒有動力系統，主要靠帆和人工划槳前進，遇到險灘就得有縴夫拉縴才能過去。以一艘載重1.5噸的木船為例，至少需要船伕十餘人，縴夫30人，那麼2000餘艘木船的船伕和縴夫得有幾萬人。”

當時主要負責民營廠礦西遷的林繼庸，曾就木船與縴夫的艱難留下這樣的記錄：“木船編成各組上行，每組由四艘至七艘編成，沿途協助。遇灘時各船上之縴夫合力牽一船過灘，依次以及他船……百餘二百個縴夫迎著鋒利而寒冷的江風，汗流浹背，血向上沸，口噓著熱騰騰的氣，同聲嚷著成調不成調短促而苦痛的歌聲，一行人眾佝僂著，體向前傾，背高於頂，合力往前拉，半小時的掙扎，往往不能前進半尺。”而根據朱復勝的研究，不僅是縴夫，遇到險灘時，船上的乘客有時也得幫忙拉縴。他告訴記者，大撤退期間，劇作家曹禺隨著南京的戲劇專科學校西遷，和一批師生一起乘坐三條大木船入川，船走不動時，曹禺也和縴夫們一起彎著腰拉縴，一邊拉一邊還給學生們鼓勁。

八十年過去了，那些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在川江艱難前進的船伕和縴夫，不曾留下一個名字，但這些無名“戰士”們在宜昌大撤退中留下的功績難以磨滅：木船在宜昌轉運的輕件器材和設備，佔了高峰時期搶運總量的三分之一，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中國工業的命脈

1940年5月，日軍集結重兵向宜昌發動進攻，張自忠率部從右翼打擊進犯的日軍主力，日軍調集部隊折回反撲，經過七八天的苦戰，張自忠部減員甚重，彈盡糧絕，最終於5月16日壯烈捐軀。

一個月後的6月12日，宜昌失守。

不過，當日軍進入這座鄂西重鎮時，看到的卻是一座空城。面對空空如也的宜昌城，日本軍事專家在戰後曾檢討：“漢口失陷時，重慶政權先將東部的工廠設備暫時運至宜昌，然後用了很長時間以小型船隻運往重慶，建設長期抗戰的基礎。”他們甚至追悔莫及地做了一個假設，“假定在昭和13年（1938年）攻佔武漢作戰時，同時攻佔宜昌，其戰略價值就更大了。”

日本侵略者為何沒有在攻佔武漢後立即攻打宜昌？朱復勝認為，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日本天皇的猶豫；另一方面則是兵力的限制，日軍要全力攻打長沙，以便儘快打通京廣線，因此對於宜昌只是派遣空軍頻繁轟炸。

日軍的作戰計劃不可能為當時的中國所知，但無論如何，阻塞不堪的宜昌總算獲得了更多的搶運時間。截至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從宜昌轉運的部隊、傷兵、難民等人員達150餘萬，貨物多達100餘萬噸，其中包括2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

150餘萬人中，不乏工程、兵工、機械、造船、紡織、化工等各行各業的科學技術人員，教育、文化等各領域的人才以及學生、難童等，他們入川后，成了大後方各條戰線的有生力量和後備人才。

多達100餘萬噸的物資則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業區，尤其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鍊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根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的調查，途經宜昌緊急搶運入川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在大後方的工業生產能力，僅軍用品一項，“每月即可製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各式炸彈炮彈引信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機槍零件千套，大小圓鍬30萬把，十字鎬20餘萬把，地雷引信千餘個，軍用鈕釦500萬個，以及陸軍測量儀器、軍用炮表、子彈機等。”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統計則表明，抗戰期間全國械彈有三分之二是在重慶製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後一年多，法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發生了。這次世界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撤退行動，用9天時間把33萬盟軍撤至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國，成為盟軍最終走向勝利的關鍵轉折。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將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但在朱復勝看來，宜昌大撤退甚至比敦刻爾克的撤退更加艱難，敦刻爾克依靠整個英國的力量、由軍事部門指揮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主力，卻是實業家盧作孚和他的民營船運公司。

1945年，抗戰勝利，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為抗戰期間的貢獻，多次受到國民政府的嘉獎。

1949年，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盧作孚應周恩來的邀請於1950年6月出席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並被補選為第一屆政協委員。隨後，盧作孚又向周總理提出，通過“公私合營”的辦法將民生公司交給國家。孰料，1952年初，盧作孚竟不幸逝世了，終年僅59歲。得知消息後，毛主席、周總理都深感悼惜，毛主席曾說：“盧作孚先生要是不死，他要負責的工作要大得多啊。”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為盧作孚先生作出結論:“盧作孚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而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公司在交給國家後，也於1984年重新組建，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家既有江運又有海運及綜合物流的大型企業集團，重慶和宜昌人一般稱之為“新民生公司”。

十年前的2008年，宜昌大撤退70週年時，宜昌大撤退紀念園在大公橋碼頭落成。巨大的紀念雕塑矗立江邊，雕塑上的一組數字“1938”“10”“11”，銘記著那場大撤退從1938年10月到11月的最高峰時期；雕塑上的花崗岩浮雕，則定格著工人們日夜忙碌、縴夫們拉船過險灘的歷史畫面。在這裡，每年清明節紀念盧作孚、紀念大撤退的活動，已經成了宜昌市民從來不會忘記的慣例。（楊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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