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縱橫」林毅夫：我不是樂觀主義者，我是客觀主義者

我不是樂觀主義者，我是客觀主義者

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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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了，經濟發展上的成績是全國上下共同推動改革開放的結果，但經濟學家提出經濟理論、給出政策建議，我想也有一份貢獻，並且應當在未來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是1987年從美國回來的，先是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後來長期在北京大學工作。我是改革開放之後第一位學成歸國的留美經濟學博士，也是第一位歸國的社會科學博士。就像《西遊記》中去西天取經的唐僧，我過去總相信西方發達國家所以發達，必然擁有一部真經，只要學會，帶回國應用，就可以幫助祖國實現現代化，走向繁榮昌盛。更何況，我是在被稱作現代經濟學殿堂的芝加哥大學，向包括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大師學習經濟學。4年寒窗拿到博士學位，又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謝絕了幾所大學和世界銀行的邀請，我滿懷信心回到改革開放事業正如火如荼的祖國，準備奉獻所學。

可接下來的1988年，就遇到兩件事，讓我對在國外學到的那一套邏輯嚴謹、看似完美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在中國的應用產生了疑惑。

1988年，經過1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首次遭遇到了兩位數水平的通貨膨脹，18.5%。一般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無論哪個流派，都會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過熱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可是中國政府選擇進行所謂的“治理整頓”，以行政手段砍投資、砍項目，大量的在建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按經濟學理論這是很不理性的。可如果中國政府無知，是怎麼保持經濟增長的？從1978年到1987年連續9年9%的增長，一定不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那一年的另一件事是，5月，我應邀到印度訪問，其中一項安排是到印度國家計劃委員會座談，談怎麼調配水泥、鋼材。我很奇怪，印度不是市場經濟嗎，而且是私有制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制度，怎麼也有國家計委，並且關心的問題和中國的計委相同？

對這兩件事結合起來的思考，促成了我在學術上的“頓悟”。我豁然發現，許多大型國有企業的生存依賴於低利率貸款和其他人為扭曲提供的隱性補貼，它們大多是中國政府20世紀50年代“趕超戰略”的產物，資本密集，卻違反當時中國資本短缺、勞動密集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國情。如果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治理通脹，將會導致它們大量虧損，這些企業關係到就業與國防安全，不能讓其破產就只能增加財政補貼，導致赤字增加，靠增發貨幣來彌補赤字的結果將使通貨膨脹更為惡化。印度同樣是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去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現代化工業，和中國一樣只能依靠政府的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建設，也就必然會出現計委，與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無關。

西方的完善市場中不存在大量的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他們給出了看似更“理性”的政策建議，實則前提根本不同。若真按照他們的理論去辦，結果可想而知。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採取“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的蘇東國家，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動盪，而被西方主流理論認為是最糟糕的“雙軌制”的中國，取得了經濟發展的驚人成績。

想通這一點，以後再碰到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我就不特別關心西方理論的意見了，而是自己進行思考。我明白了不能簡單照搬教科書中的現成理論，必須深入中國經濟現實，根據中國實際的約束條件，進行理性分析，自己建立理論模型，才能對症下藥。循著這樣的思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蹟》這本書，分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道理，預測了這個增長是否可持續，以及如何深化改革才能將其保持下去。

今天很多人說我對中國經濟的形勢過於樂觀。可我不是樂觀主義者，我是客觀主義者。我不迴避問題，但同時也看到我國的潛力。有些人只看到問題，自然會顯得悲觀。1994年，我們第一次使用“中國奇蹟”這個詞，可當時中國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我們卻預測，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2015年會超過美國，按市場匯率計算，2030年超過美國。當時大家覺得這是天方夜譚，痴人說夢。但第一個預測我國實際上在2014年時就提前一年達到了。更重要的是，現在回顧這20年，實際改革中的成績、問題，以及怎樣創造條件解決，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也和我們當時的分析高度一致。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也“水漲船高”，於2008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有幸成為第一位任此國際經濟學界最高職位的發展中國家學者。那年的5月31日，我出席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畢業典禮，演講中我對臺下的800多名畢業生說：“你們選擇的是110年前為了國家民族的復興而建立的大學，在北大讀書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名、利……只要民族還沒有復興，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完成，只要天下還有貧窮的人，就是我們自己在貧窮中。”當天下午，我飛往華盛頓任職——21年前我從美國回到中國，曾以為帶回的是“真經”，此刻我從中國又去往美國，已經是要把中國的經驗推廣至世界。

上任第一週，我就到非洲訪問了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和南非，後來一共去了14次非洲。在世行的工作，讓我既有機會跟各國的最高決策層接觸，也可以和最普通的工人、農民交談。我深切地體會到，所有發展中國家、所有貧困人的追求都是一樣的，執政者都想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知識分子都有奉獻所學於民族現代化的責任感，老百姓也都有經由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子女過上好日子的願望。我小時候在臺灣接觸到的人是這樣，1979年到大陸是這樣，作為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去到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發現都是這樣。當我看到那些貧窮的孩子，內心裡就有一種衝動，覺得中國曾經也貧窮過，而我們是幸運的，所以也想幫助他們成為幸運的人。

可就在此時，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世界金融危機突然爆發了。國內工作時養成的“常無”心態，也就是不以現成的理論，而是如初生嬰兒般不帶偏見地看待世界，對我理解這場危機的來龍去脈有很大幫助。在2008年七八月時，當時糧食、物價高漲，是否接下來會出現通貨緊縮，9月份出現危機以後，到底這場危機是長期還是短期，是發失業救濟就夠了，或是應該以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作為反週期的措施等，我和世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專家進行了幾場辯論，後來都證明我的判斷正確。

世界銀行在1945年成立時，最大的部門是基礎設施建設部，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風氣的影響，我任職世行時這個部門已經被取消，因為他們對基礎設施的理解是投資，而既然是投資，有利潤的話企業家自然會去做，不需要政府額外干預。但我在危機之初就提議進行全球協同的、反週期的、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啟動全球需求，消化全球過剩產能，我將其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Beyond Keynesianism）。我很高興看到後來這一主張在全球輿論和政策界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政策倡導方向，2013年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10餘年來的中非合作等，均與此觀念相契合。

被我總結為“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從1988年的“頓悟”開始形成，成熟於日後國內外的工作，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者的重視和接納——比如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坦桑尼亞、塞內加爾，以及2016年正式以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礎並取得顯著成效的波蘭。

王陽明曾講“知行合一”，他說的是道德哲學，我認為社會科學應當再向前一步，“知成一體”，只有能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發展中國家在思想認識上一直還沒有擺脫西方發達國家理論、經驗的影響。如果中國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高收入國家——我認為中國有望在2025年實現這一點——由於同為發展中國家，那麼來自我國的理論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會有很大的參考借鑑價值。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中國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當大的程度取決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我們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不辜負這個時代，提出總結於自己經驗的理論，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擺脫貧困。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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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韓昀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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